吳鈎

　　宦官，即太監，最早的稱呼叫“閹”、“寺”、“豎”，這三種稱呼的含義差不多。閹，“豎也，宮中閹閽閉門者”(《說文》)，閹豎互義;寺，《周禮》解釋說， “寺人掌王之內人”，可見宦官不過是替帝王管理內廷門戶的皇室家奴，本沒有什麼權力。但是，宦官因為離皇帝最近，又非常容易盜竊權力。

　　漢時，宦官常被叫做“小黃門”，意即看守宮門的奴才，但到東漢後期，宦官與外戚交替擅權亂政;唐初，太宗明詔規定宦官“不任以事，惟門閣守御、廷內掃除、稟食而已”，但晚唐的宦官，竟手操對皇帝的廢立生殺之大權;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宮門中立了一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但晚明還是權閹輩出、禍亂朝政。

　　然而，宦官的下賤身份始終未改變，“閹”、“豎”、“寺”也成了包含有侮辱意義的蔑稱，可以說，弄權的宦官，即使能權傾朝野，成為“九千歲”、“立皇帝”，他們的權力也是完全缺乏合法性、遲早將被清算的“黑權力”。這是宦官權力與尚書權力的不同之處。

　　自秦漢以降，歷代皇權專制王朝中，應該說，清代在防患太監亂政上，是做得最為用心的。清室入關之後，“鑒明代之敝，汰宦官，設內務府”。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政權的根基是被宦官掏空的，到滿清鐵騎兵臨城下之際，又是太監曹化淳開門迎降。這個前車之轍，清王朝的統治者看得清清楚楚。順治十年，皇帝下了一道詔書： “凡系內員(宦官) ，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結;不許假弟侄等人名色置買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擾害人民。其在外官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內外交結者，同官覺舉，部院察奏，科道糾集，審實一併正法!”嚴申宦官不得進入的權力領域。

　　順治十二年，又命工部鑄立鐵牌，立於後宮：“(太監)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劣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這個鐵牌作為祖宗法度，傳之後世，成為一柄架在清代太監後脖子上的無形利刃。

　　乾隆年間，曾有個叫高雲從的太監，因為交接外官，私自向朝臣泄露皇帝評價道府的硃批，“以賤役無忌憚”，被皇帝處以磔刑，幾名向高雲從行賄打探消息的大臣，也被革職。道光五年，又有太監馬長喜，私出京城，“假冒頂戴，捏寫奉旨進香黃旗，標插坐船，招搖恣肆”，結果被就地正法。

　　但，儘管制度層層設防，家法嚴厲，不過太監既是離後宮權力中心最近的家奴，有時又得到帝王或后妃的寵信，根據權力可以在私人關係網絡中流動的法則，皇帝的權威畢竟很容易傳遞給他們，在他們身上形成隱權力。大清立國二百年後的同治—光緒朝，就出現了兩個自恃得勢、飛揚跋扈的大權閹——安得海與李蓮英。

　　甚至大清的滅亡，也是陰差陽錯地由另一名太監——小德張一手促成。話說光緒皇帝駕崩之後，三歲的宣統繼位，由生父載灃攝政監國。服侍隆裕太后的太監小德張艷羨李蓮英之權勢，盼望着隆裕能像慈禧那樣垂簾聽政，自己也可狐假虎威。恰好辛亥兵變，袁世凱臨危受命，回京入主內閣，因攝政王監國如故，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大受掣肘，袁也有心逼攝政王下台。小德張探知袁世凱的心事，竟自作主張引薦袁入覲太后，並請袁吃了一頓飯，袁則出手甩給了小德張一萬兩銀票，砸得小太監腦袋發暈，心想：吃一頓飯就得萬金，若助袁總理擠走攝政王，豈不是富貴無可限量?

　　於是乎，小德張極力慫恿隆裕太后採納袁世凱所請，撤銷攝政王監國而恢復垂簾聽政的舊制。隆裕聽信其言，便下詔令攝政王退歸藩邸。詔既下，小德張再屁顛屁顛跑去找袁世凱，要他上疏提請垂簾，卻遭袁世凱一通教訓：“內監不得出宮招搖，違制者罪無貸。”這才知道受了袁的欺騙。而大權在握、再無掣肘的袁世凱，則日日以危言要脅太后，威迫小皇帝遜位。最後的結局眾所周知：大清亡了，袁世凱變成了袁大總統。

　　記錄這段掌故的清末人金梁不無諷刺地感嘆道：“昔明之亡也，太監曹化淳首迎降;今則功在小德張。何內監之多偉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