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改善猶太人地位的首先是法國大革命。本來，天主教中心法國1394年就驅趕猶太人出境了，但境內的一小塊教皇領地和後來被兼併的三塊領土中生活的4萬名猶太人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得到（至少在法律紙面上）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法國革命的成果波及到法國以外的歐洲，雖然程度不同，擊敗拿破崙的反法同盟也不可能恢復舊制度、回收這些公民權利[1]。猶太人逐漸融入歐洲“文明”社會，在經濟等方面比別的種族更具優勢。在assimilation同化過程中，除了經濟上的顯著優勢，在政治上，猶太人Benjamin Disraeli擔任到英國首相、Leon Blum、Pierre Mendes-France、Rene Mayer擔任到法國首相、Luigi Luzzatti擔任到意大利首相、Bruno Kreisky擔任到奧地利首相[2]，而猶太人Louis Brandeis在美國擔任到最高法官。1894年發生在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可能刺痛了一些猶太知識分子的激情，但德雷福斯在左拉等作家的支持下很快被釋放並恢復名譽，倒是廣為流傳的“暴露”猶太人統治世界的“錫安長老議定書”[3]助長了排猶主義，使猶太裔奧地利公民赫茨爾1896年出版《猶太國》的小冊子得到較大範圍的猶太人回應，幫助他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了第一次猶太建國運動大會，成立了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不過，多數歐洲和美國的猶太人並沒有感到需要一個猶太故土，而更實際地以平等公民身分安居住於本地國家[4]，一般人對猶太建國運動無動於衷。

當然，整個西方社會在邁向近代化的過程中正經歷着政治劇痛，具有獨特宗教背景和社會地位的猶太人感受到獨特的歷程，這正是猶太人在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人才輩出的原因，這特別表現在德國和俄國：工人運動的創始人拉薩爾、馬克思、伯恩斯坦、盧森堡、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五人中的三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等。實際上，早期國際勞工協會的代表多數是猶太人，但他們都不認為自己的猶太背景有什麼意義，因為國際主義才是社會主義的方向，而民族主義（除了波蘭的例外）幾乎都是反動、落後、瀕於滅亡的命運。馬克思寫於1843年10-12月、載於1844年2月《德法年鑑》的“論猶太人問題”是對同樣的猶太裔德國公民布·鮑威爾《猶太人問題》（1843年）一書的哲學繁瑣批判，集中在宗教、國家、法律等抽象領域，對作為民族主義的猶太人政治問題不屑一顧，就是一個例子。

在俄國的Syrkin等人提倡Socialist Zionism，對於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貧窮猶太人（主要來自俄羅斯）有所影響，特別是作為猶太人移民的主要經濟組織--集體農莊kibbutz，奠定了以色列建國運動的經濟、政治生活中的猶太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礎條件[5]。在主流社會主義運動中，主要是由於1897年成立的Bund[6]用東歐普通猶太人日常通用的意第緒語（而不是猶太建國運動領導人物喜歡的希伯萊語），至少作為猶太文化的民族主義顯示出積極意義[7]，馬克思的高徒考茨基才開始認真考慮猶太建國運動的性質和方向。他1914年發表的Rasse und Judentum仍然把猶太教和猶太建國運動定義為歷史的反動，和（基於阿拉伯的人口優勢）趨於滅亡的悲劇命運[8]，這成為後來列寧、托洛茨基和“新左派”對猶太人問題的論調。[9]

1903年英國表示願意在東非的烏干達為猶太人提供了一塊土地，這是外部世界第一次對猶太建國運動的反應，赫茨爾欣然接受，但遭到別的成員的抵制，未果。赫茨爾死後，猶太建國運動也快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