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1917年11月，在從俄羅斯逃出的猶太移民的遊說下，英國政府害怕美國政府在猶太人鼓動下會支持德國，發布了含糊的Balfour宣言，許願猶太人可以在尚在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包括現在約旦，有112平方公里）建立Jewish homeland猶太故鄉。戰爭結束後，League of Nations國聯1922年追認了英國的Balfour宣言，發布巴勒斯坦Mandate命令，同意由英國來管理成立Jewish national home猶太民族家園。按照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如果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個國家，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會立即民主地投票要求停止猶太人移民，所以國聯把約旦河東邊的3/4巴勒斯坦土地劃出為Transjordan[1]，約旦河西邊的27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作為猶太民族家園，向建國的方向大大推進了一步。猶太人開始籌募建設基金，幫助移住人口，national home初具規模。如果猶太人主流（特別是財界）真的鼎力支持（包括資助阿拉伯人也成立民族家園），猶太建國會減少面臨當地居民阿拉伯人的強烈抵抗。雖然猶太建國運動主流只以受害者的心態向列強交涉，無視軟弱的阿拉伯駐民的人權，有遠見的美國的猶太改革運動拉比（猶太教牧師）Judah Magnes (1877-1948)和受到安那祺主義者德國猶太學者Gustav Landauer[2]影響的Martin Buber[3]開始提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阿拉伯雙民族國家[4]，國際上也開始關注猶太-阿拉伯衝突，甘地就強烈譴責猶太建國運動。

同時，新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為猶太人帶來希望：一、蘇聯法律宣布各民族平等、排猶主義anti-Semitism是犯罪；二、蘇聯專門為猶太人設立national home宣布在Birobindzhan建設工業-農業複合體的猶太自治區將吸引15萬猶太人。對於前者，對比烏克蘭的命運，普通猶太人的地位確實得到改善，而關於整個蘇聯“鐵幕”的情況直到二戰以後才逐漸為外界所知[5]，但後者以可笑的失敗收場，無法掩飾：從1928年到1933年只有8千猶太人在這個遠東地區移住下來，不到當地人口的1/5[6]。在猶太人中曾傳出希望，以為斯大林計劃把克里米亞劃給猶太人自治。這可以接收、吸引歐洲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才智、金錢和商業網絡，建成蘇聯的加利福尼亞或香港。可惜，這位蘇聯的“民族問題權威”在政治上要打倒猶太人[7]，猶太人放棄了建設民族家園的夢想。

又來了一次世界大戰，讓猶太建國運動的命運時來運轉。二戰爆發時，為了討好阿拉伯世界，英國1939年發布白皮書，實際上放棄了Balfour宣言，限制猶太移民到巴勒斯坦。二戰結束後，失去世界帝國地位的英國把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在這個關鍵時刻，猶太人的救主出現了！這個救主不是美國，而是一貫敵視猶太建國運動的蘇聯。如果再聯想到以色列建國後蘇聯馬上回到過去的敵視政策至今，蘇聯此時支持猶太人建國的巴勒斯坦分割方案只能再用fantastic奇異來解釋了。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蘇聯覺得阿拉伯世界還將處於英國（或新來的美國）支配之下，撒下一顆以色列的苦果在中東會消耗英美的勢力[8]。總之，如果沒有蘇聯的“臨門一腳”推動，猶太人建國運動就徹底破產了[9]。國家呀國家，多少詭秘由此產生！國際政治中固然充滿意外，但機會也不會落到沒有準備的人們頭上。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了將巴勒斯坦分割成一個阿拉伯國家和一個猶太國的議案（耶路撒冷成為國際託管）。美國在猶太人遊說下[10]勉強同意，英國棄權，阿拉伯世界群起抗議。在演變為猶太-阿拉伯[11]戰爭的槍炮聲中，1948年5月14日，雖然並不滿足聯合國的決議，猶太建國運動畢竟“大功告成”，機不可失，在巴勒斯坦宣布建立以色列國[12]。問題在於：促成猶太建國的1917年Balfour宣言和1922年國聯巴勒斯坦命令中明確提到的“必須確保的所有巴勒斯坦的非猶太人的公民與宗教權利”[13]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以色列的建國不是Zionism的最後的勝利，而是對猶太民族新的考驗的開端。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1月29日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