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日本的戰敗紀念日﹐特別是1995年的“終戰”五十周年紀念﹐在日本政府多年誘導下的日本人只提及廣島﹑長崎﹐美國使用原子彈的罪行成為新聞以及部份“學者”討論“那場戰爭”[1]的中心議題﹐很少人提到那場戰爭的全面性質。

其實﹐即使只討論作為戰術運用的原子彈的使用﹐如果日本統治階層真正為日本民眾的生命財產着想﹐在早已徹底失敗的命運下應該及早接受波斯坦宣言﹑結束戰爭。但當時統治日本的國家權力集團最大的關心卻是如何保存“國體”(天皇的國家統治大權)。他們篡改英文翻譯﹐企圖把天皇的“國體”逃避出改變之外，而僅僅變更作為“御前會議”執行機構的“日本政府”。日本的軍部[2]分裂成一切服從天皇的“承詔必謹派”與“神州防衛派”﹐後者堅持認為﹕即使暫時違背昭和天皇裕仁[3]的意圖﹑在更大的意義上維護皇祖皇宗建立的“國體”才是真正的忠誠。正是後者才構成維護支配日本民眾的天皇制度的現實政治勢力。沒有不惜以身犯“法”的自殺行為(如“神風隊”)﹐日本統治階層也就失去了最後的鎮壓威力。

有時候﹐極端軍國主義的少壯派也成為上層統治集團推行全面專權的“犧牲品”﹐作為“曹操的糧草官”把頭顱供天皇制度使用。神格化了的作為制度的天皇必須有一個極端，才顯出自身的“中庸之道”來。1936年2月26日發生的“二﹑二六事件”就是這樣的典型﹐作為制度的天皇用幾個下級軍官的頭顱確立了絕對的專權﹐取消了本來就附庸的反對政黨和新聞自由﹐為投入即將到來的全面侵略戰爭做好了準備。

在戰爭中被宣揚為神的天皇並沒有能阻擋日本全面投降的命運﹐我們從裕仁對於掌握他命運的麥克阿瑟的奴從心態可以完全看透他沒有絲毫超越凡人之處。今天的許多日本文人為了替天皇推脫戰爭責任﹐撰文說天皇在戰爭期間深具人性﹐不忍見到生靈塗炭等等[4]。或許﹐作為個人﹐裕仁與希特勒﹑墨索里尼有不同的性格﹐但是﹐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首腦﹐他們負有同樣的罪行。對於日本的戰爭處理﹐首先必須懲罰裕仁﹑廢除天皇制度。正如剛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德田球一等在《告日本人民書》(1945年10月10日)中呼籲的那樣﹕

“我們的目標是打倒天皇制﹑樹立起基於人們總意的人民共和政府。長期以來的基於封建意識形態的軍事警察專制﹑把人民不如牲口地來對待的殘暴政治﹑毆打拷問﹑監獄﹑伴隨着屠殺的殖民地榨取等﹐與軍國主義侵略﹑在中國﹑菲律賓等地的侵略暴行、以及世界天皇的妄想﹐都內在地密切相關。正是天皇的本質﹑他們的自家廣告﹐反而暴露了其欺騙性。這樣的天皇制﹑即天皇與宮廷﹑軍事官僚﹑行政官僚﹑貴族﹑寄生地主以及獨占資本家的結合體﹐如果不一掃而光的話﹐人民就不會獲得民主主義的解放﹑世界就不會獲得和平”。[5]

可惜﹐德田以及普通日本民眾的要求沒有實現的基礎﹐因為日本戰敗的結果並不直接意味着日本民眾與亞洲民眾的解放﹐凌駕於日本民眾之上的新的軍事力量首先是為新起的大國(美﹑蘇以及蔣介石政權)的“國家”(統治階層)利益服務。直接占領日本的美國所制定的對日政策決定利用天皇共同對付新的敵人﹐日本失去了廢除天皇制的歷史時機[6]。殘存的天皇逐漸誇張起“文化傳統”以掩飾其主要的政治上的歷史角色。讓我們來看看這個“文化傳統”吧！

作為“文化傳統”的天皇制度

以神道為名稱的意識形態﹐本是與日本文明進步無關的皇統文化﹐除了如何支配民眾之外並沒有什麼物質或精神的內容﹐其起源與別的民族的原始社會並沒有太大差別[7]：發源於巫術鬼怪。《魏志》中倭人傳部份記載邪馬台國的女王卑彌呼“能事鬼道以惑眾”﹐即說明日本小國群立的王權首先出自巫術能力。日本的天皇制度﹐大致是在容忍小國王權支配的基礎上間接支配民眾﹐並吸收中國大陸的文化來強化中央集權性的古代官吏體制而形成的。在皇權還沒有發達起來之際﹐天皇也繼承了最高司祭的祭祀大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當皇權興旺的時候﹐沒有用處的天皇的祭祀職能就被忘掉﹐是自從彌生時代以來天皇“國體”不發達的﹑沒有清算掉的“隔代遺傳”﹔每當皇權衰落時﹐天皇的祭祀職能又顯得重要起來。在戰後﹐當皇權的直接政治角色被取消後﹐作為“文化傳統”的天皇的祭祀職能才顯現出來﹐成為天皇繼續發揮政治功能的最重要形式。

再具體地看﹐由天皇充任最高司祭的神道雖然被封為日本的“民族宗教”﹐好像與佛教﹑儒教以及後來進入日本的基督教相當﹐其實神道既沒有教義﹑經典﹐又沒有組織結構﹐只不過繼承了一些舊有的巫術禮儀，在鎌倉時代以後人為地製造出來﹐成了為天皇政治統治服務的精神工具。

這些巫術禮儀中﹐最有社會意義的是春耕開始時的祈年祭和秋收時的新嘗祭。這種民族宗教只是一種村落的農耕行為﹐沒有固定的設施或強制規範。到了明治(1868年)以後﹐天皇絕對主義的國家官僚專制統治形成﹐日本國家開始從制度上保護﹑強化作為“國教”的神道。例如﹐在每一次大規模地動員民眾生命﹑資源投入與外國的戰爭之後就在神社裡設置醒目的紀念碑供民眾參拜﹐完全脫離了宗教的本色[8]。得到政府資助的神社，配合日本的皇權國民教育﹐在日本迅速現代化的國家體制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最終成為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國權手段[9]。而帶有神秘威勢的靖國神社就是日本國權神道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