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宋彬彬的道歉，突破了官方多年來抽象“徹底否定”文革、但又絕口不許再提的禁令，極大地促進了對文革真相的反思，推動了更多的人講述自己刻骨銘心的親歷親見。從這個意義上看，不管對他們道歉的動機有多少質疑、對他們檢討道歉的深度如何不滿意，他們對這一場文革反思熱潮，大大有功


　　老高按：文革中的一些紅衛兵頭面人物，例如前北京八中學生、陳毅之子陳小魯和前師大女附中學生、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先後為他們當年的迫害行為道歉，並被媒體刊登出來，成為海內外最近爭議的熱點之一。
　　文革的親歷者們如我輩，對這一令人不無突然之感的道歉行為，以及相關的許多問題，例如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被害究竟真相如何，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為何不接受宋彬彬道歉，誰還應該、更應該、最應該道歉謝罪，等等，幾乎都有各自的解讀。幾個月來的事實表明，北京這些前紅衛兵的道歉行為，突破了官方“徹底否定”文革、但又絕口不許再提文革的多年禁令，極大地促進了對史無前例的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推動了更多的人講述自己刻骨銘心的當年親歷親見。從這個意義上看，不管對陳小魯、宋彬彬他們的動機有多少質疑，不管對他們檢討道歉的深度如何不滿意，甚至抨擊其“名為道歉，實為洗刷（抵賴）”，他們對這一場方興未艾的文革反思熱潮，是大大有功的。
　　我一直十分關注由文革施暴者道歉引發的大討論，拜讀了許多著名學者和普通人發表的文章。我覺得，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實在值得轉貼於此，讓萬維的眾多讀者從更多角度、更多層面，來深化和擴展我們對文革的剖析、對今天中國問題的洞察。這些文章，作者的經歷和立場各異，有的從宏觀着眼，有的從微觀落墨，各有執着，也各有側重。儘管我不是很贊成其中某些看法，但它們都啟發了我。
　　這些文章是：
　　韓福東：《文革受難者》作者獨家回應宋彬彬道歉
　　丁東：道歉是推動反思的契機——答鳳凰歷史記者問
　　顧土：我們都是污點證人
　　胡平：為什麼卞仲耘之死成了懸案
　　卜偉華：把史實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另外，多年來鍥而不捨地追尋文革受難者的旅美學者王友琴，發表了一篇重頭文章《紅衛兵道歉之後》，翔實列舉了大量文革暴行，非常值得一讀。但因已在明鏡新聞網、華夏快遞、共識網、中國人權雙周刊等許多網站上流傳，很容易找到，這裡就不貼了，推薦給讀者。



　　王友琴是著名的文革史專家，對文革期間的暴力殺戮尤有研究。1995年，王友琴在香港發表了《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對北師大女附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的事件描述甚詳，其中也提到宋彬彬的責任。這之後出版的《文革受難者》更有2萬字篇幅講述卞仲耘之死。王友琴本人是北師大女附中1968屆高中校友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一文中提到：“90年代以來，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筆下，我成為‘八五事件’的責任人。這個說法更被國內外多人援引而逐漸擴散。”其所謂的“文革研究者”應包括王友琴。
　　日前對王友琴進行了專訪，我的問題是：你對宋彬彬道歉事件是怎樣看法，對卞仲耘之死的責任認定有無新意見？她對此做出最新回應。我原擬對卞仲耘之死事件來龍去脈進行深入調查，因故放棄。因此前答應王友琴將刊發她的答覆，故立此存照。王友琴的觀點並不代表筆者。
　　以下為王友琴的回應：

　　宋彬彬的責任比我在《文革受難者》書裡寫的要大。該書在2004年出版，“卞仲耘”是其中一章。2004年後我找到了新材料：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大女附中“鬥爭”五名學校領導人，是該校“文化革命委員會”預先安排的；而非自發興起的。
　　該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建立於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當時派到該校的“工作組”組長，宋彬彬和劉進是副主任。7月底工作組撤離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仍然執掌學校，副主任宋彬彬劉進繼續使用工作組長使用過的辦公室。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員會”通知此時已成“黑幫”的原校領導人，下午要對他們開“鬥爭會”。
　　那天下午高一（三）班學生最先押解胡志濤副校長到達操場並在那裡開始對她施暴。其他四名校領導陸續被押到後，把五人都揪上了高台跪下，開始“鬥爭”他們。經過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卞仲耘校長死亡，其他四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校長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前年，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向我出示了在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戴過的紅衛兵袖章，上面蓋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圓形公章。還有一名紅衛兵說，她用這個公章給8月5日被打傷脊椎骨的胡志濤副校長開了“證明信”去醫院。可見，在8月18日那一天以前，該校紅衛兵的權力建制已經相當完備。
　　此外，了解到更多的受難者死亡時間，也更清楚地表明了宋彬彬在天安門上向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帶來了暴力全面升級的後果。例如，在1966年8月18日大會之後的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被關在校中遭到連續毆打，20日中午死於全校“鬥爭大會”上。《文革受難者》書中寫到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學生田鉞被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活活打死。當時沒有能知道在哪一天被打死。現在知道，田鉞是8月19日被打死的。在8月18日前北京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之後則有1772人被打死。
　　從2008年末開始，紅衛兵中的一些“否認派”（“Deniers”）發表文章，否認《文革受難者》一書通過尋訪實錄下的紅衛兵暴行。他們聲稱我寫的文革是“故事”不是“歷史”。究竟誰的是“故事”，誰的是“歷史”？希望這次關於“道歉”的討論能幫助大家了解。而更重要的是，對紅衛兵暴力行為背後的大規模群體性迫害的哲學和原則，今天的人應該有否定的共識。我的看法是：不能否認紅衛兵暴力的事實；必須否定紅衛兵暴力迫害的哲學。
　　為平衡起見，讀者可參閱宋彬彬《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



　　鳳凰歷史：近期陳小魯、宋彬彬公開為他們在文革中的行為道歉，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但是我們知道在《清華蒯大富》這本書中，曾經多次提到韓愛晶為文革中打彭德懷耳光的行為做出了檢討和反省；而蒯大富本人也在口述史中，多次為自己當年領導武鬥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反思。《清華蒯大富》在2011年就已經出版，蒯大富其他的口述史也早已出版，但是為什麼社會上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檢討和反省？
　　丁東：個人回憶文革中的行為，反思、道歉的事情一直都有，並不是從陳小魯才開始的。為什麼陳小魯特別引起關注呢？因為陳小魯不僅僅是個人表達，而是代表八中老三屆校友會群體，在一個鄭重的場合向當年受過傷害的老教師們道歉。這與個人發表文章反思和懺悔，是不一樣的。
　　宋彬彬公開道歉，受到陳小魯和八中校友會的啟發，陳小魯直接促進了這件事。師大女附中和八中是近鄰，陳小魯也認識宋彬彬。師大女附中發生打死卞仲耘的事，讓老三屆學生很糾結，幾年前她們通過校友募捐，給卞仲耘塑像，想促成反思與和解，但影響僅在本校和校友範圍之內。這次她們看到陳小魯道歉反響很大，想把本校的事情推動一下，做得和八中差不多。
　　你談到韓愛晶，他寫的書我看過，也寫了書評。他在書中談到當年打彭德懷一耳光是錯誤的，但道歉不是那本書的重點。那本書以講述蒯大富的文革經歷為主線，兼談他經歷過的文革和對文革的認識。他對文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文革過去四五十年了，人們對文革的看法多種多樣，總的來說，對文革大體上有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堅持毛澤東對文革的基本判斷，肯定文革；第二種是堅持鄧小平的判斷，否定文革。其基調是：文革是領導者犯錯誤、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造成的一場動亂。罪惡之源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幫”，壞事是造反派做的，老幹部是受迫害的。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細。他們在八十年代通過“兩案”審判，清理三種人等組織手段，清除了文革既得利益者。第三種是主張以獨立的精神研究文革。我也否定文革，但我否定的方式和一些老人有所不同。他們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對毛澤東有所保護，這就產生了矛盾。因為發動文革的第一動力，不是林彪、江青，也不是韓愛晶、蒯大富，而是毛澤東。毛澤東不發動，就沒有文革。我作為研究歷史的學者，首先要尊重事實。我主張實證研究，不迴避一切真相，儘量恢復真相，而不是以某個領導人的說法或某個集團的利益為研究導向。比如，我想正視劉少奇、鄧小平文革初期的心理狀態和施政方式。毛澤東發動文革時，他們也預感到可能對自己不利，但他們並沒有保護受到衝擊的基層幹部和知識分子，而是想把運動的對象控制在一定範圍，自己就過關了。好多高級幹部當時都是這樣的心態和做法。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研究文革的獨立學者，一些文革的當事人，既擺脫毛澤東肯定文革的基調，也超越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框架，力圖真實地還原文革的歷史面貌。反思文革，總要有一個價值準繩。我主張以普世價值為準繩，以人權、法治為準繩。拿這個標準作尺度，重新檢討文革中的一切人和事，反思文革的前因後果。
　　目前中國，價值多元、思想分化，我尊重韓愛晶的表達權利，他可以持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作為研究歷史的學者，我重視韓愛晶等當事人的個人記憶，他的文字披露了很多重要的史料，有些是他獨特的經歷，他不說，別人可能不知道，歷史細節就被淹沒了。所以他寫的書，我比較重視。但韓愛晶對文革的看法，對現實的看法，和我不同。他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固守毛澤東的文革觀，現在還是崇尚巴黎公社，拿巴黎公社的原則來衡量中國的現實。我認為巴黎公社已經過去100多年了，人類探索政治文明已經積累了更好的經驗，巴黎公社不是為當代中國治病的藥方。
 
　　鳳凰歷史：韓愛晶在書中曾經提到：“對文化革命的陰暗面，對文化革命的失敗，我自己就負有嚴重責任！但我不是反革命！”對於韓愛晶認為判他是反革命並不公平，您怎麼看？
　　丁東：八十年代清理了“三種人”，對大學生文革中的表現記錄在案，“整黨”的時候也要審查黨員在文革中的表現。孔丹和董志雄給陳雲寫了一封信，說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陳雲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老紅衛兵當時就解脫了。而文革其他階段的積極參與者，則品嘗了苦果。
　　比如有一位老三屆中學生翁永曦，1980年曾參與改革建言，提出了重要的意見，被中央採納，稱為“四君子”之一。他原來是《農民日報》記者，機構改革後當了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老三屆”里第一個進入副部級的人。有人向鄧小平、陳雲告狀，說他是造反派。結果一擼到底，萬里想讓他在安徽當縣委書記都不行。
　　當時對造反派採取了嚴厲的政治手段。能力再強、群眾評價再好都沒有用，一定要拿下。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四川的蔡文彬，山西的李輔都是如此。韓愛晶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一，知名度就更高了。對他判處有期徒刑15年，實際上出於當政者的政治需要，和以法律為依據，以事實為準繩不是一回事。
 
　　鳳凰歷史：那您覺得像韓愛晶他們這樣也受到不公平對待的造反派，還有沒有必要公開地道歉？
　　丁東：我覺得，凡是受到過不公正對待和傷害的人，都應該得到道歉和補償。韓愛晶打了彭德懷，當然對不起彭德懷，應該道歉。但是也要考慮，他被判15年，當局對得起他嗎？“文化革命”傷害了很多人，誰應該負第一責任？該負第一責任的人被供起來，讓下面的追隨者承擔後果，這公平嗎？
　　韓愛晶為什麼不服氣？他和後來的掌權者也有對比。他23歲就當了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北航在文革中並沒有分成兩派，韓愛晶當時威信挺高的。當時打下了美國的無人駕駛飛機，國家需要仿製發動機，別的科研單位承擔不了，韓愛晶主政期間，學院成立三結合小組，完成了這個項目。韓愛晶在大學當了兩年一把手，身份還是學生，仍然靠父親每月給30塊錢維持生活，沒掙公家一分錢。河南蘭考代表團來北航交流，他都不敢陪人家吃飯。他說：我是學生，要是陪人家吃席，就搞特殊化了。他讓革委會裡的老幹部去陪客吃飯，自己到學生食堂排隊買飯。他自己信奉巴黎公社原則，確實是真誠的。
　　當時中國，經歷了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許多人既傷害過別人，又受過別人傷害。過來人應當還原到具體環境中，弄清楚在什麼問題上受了傷害，在什麼問題上、什麼程度上傷害了別人？對於傷害別人的事，應該道歉，但是只能承擔他應當承擔的那部分責任。
　　宋彬彬道歉後，有人覺得宋彬彬的道歉不符合他的預想，發出了激烈的質疑，引起了新一輪爭議。我覺得，宋彬彬能走出這一步，應當支持。
　　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三人在66年6月2號貼出師大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現在已經沒有底稿了。沒有證據表明這張大字報有誣陷或致人死地的內容。據她們回憶，就是給校領導提意見，說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催促學校運動的運動跟上形勢。當時師大女附中只有她們幾人是學生中的黨員，她們想帶頭響應中央的號召，當天受到學校黨支部的批評。第二天胡啟立支持了她們，接着工作組進校，她們成了工作組依靠的對象，原來的校領導就靠邊站了。劉進、宋彬彬現在為當時貼大字報道歉，是一種反思文革的實際行動。
　　在8月5號卞仲耘被打死這件事情上，她願意承擔自己應承擔的責任，就是勸阻不力，制止不了。這符合當時她們的身份和實際情況。7月下旬，毛澤東決定工作組撤出。劉進和宋彬彬作為學生代表會的負責人，實際上並沒有多少權威。因為工作組支持過她們，工作組已經被否定了，她們說話也不靈了。她們當時未必認為校領導是好幹部，但是不贊成對校領導實行武鬥。她們勸阻了，但是說話不算數。後來卞仲耘被打得不行了，送到醫院，醫院不願意搶救，宋彬彬也參與了交涉，直到晚上8點55分卞仲耘去世。她那天的情況，師大女附中的師生有回憶。綜合來自各方面的回憶，我認為，讓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負主要責任，是不客觀的。
　　打死卞仲耘的是不是紅衛兵呢？據我了解的情況，師大女附中雖然在七月底八月初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但很邊緣。8月5號打人的不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參與暴力的女生，不論是高一的，還是初中的，她們當時還沒有紅衛兵身份。但是那幾天形勢變化特別快，8月5號沒參加紅衛兵組織的學生，可能幾天后就參加紅衛兵了。至於有人提出，清理這段歷史的時候，該不該對當事人指名道姓，就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了。
　　818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她的姓名，引出了“要武”的說法，這話由黨報傳播出去，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宋彬彬今天能夠反思到“要武嘛”這句話“激發了瘋狂”，“造成了生靈塗炭”，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她的反思是不是應當更加深入，這是一個可以交流、切磋的問題。
　　還有人認為，這一次師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動，背後有官方操縱。這種猜測與真相可謂南轅北轍。官方不但沒有操縱道歉活動，反而讓主動報道道歉活動的媒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我研究文革已經20年了。20年來，我深知研究文革需要承受多大的壓力。民間為了恢復真相、保持記憶、穿越遮蔽，點滴努力都非常艱辛，官方從不鼓勵。
 
　　鳳凰歷史：有人說陳小魯、宋彬彬公開道歉是為了出風頭，您怎麼看？
　　丁東：社會上有一種意見，說老紅衛兵什麼便宜都要占到。我認為，無論是陳小魯還是宋彬彬，他們的初衷不是這樣。老三屆已是60多歲的人，老三屆的老師最年輕的將近80了歲，有的已經90多歲，當時的校長基本上都去世了。現在再不道歉，達成師生和解，就會留下不可彌補的遺憾。
　　這次推動師大女附中道歉活動的老三屆校友，以及一直主張還原歷史、澄清真相的人，相當大一部分並非高乾子弟，不是紅二代。比如馮敬蘭做了很多工作，她當年屬於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顧湲是顧頡剛的女兒，當時也是受壓抑的學生。她們覺得自己是歷史的親歷者，了解情況，就應當澄清真相。同時推動宋彬彬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是你的責任要道歉，不是你的責任也應當澄清。不同家庭出身的校友，共同反思歷史，推動和解，難道不是一件好事麼？
　　宋彬彬過去覺得很委屈。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是此前流傳一些說法，讓人感覺宋彬彬就是打死卞仲耘的兇手。這個問題，現在基本上澄清了。更重要的一件事，2007年，師大女附中舉行90周年校慶時，評了90個傑出校友，宋彬彬是其中之一。當時的展覽和紀念冊，把卞仲耘的遺像和宋彬彬給毛澤東戴袖章的照片放在一起，又沒有作出到位的反思。讓人感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袖章是值得炫耀的光榮歷史。這就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也提出了抗議。這就宋彬彬推上了風口浪尖，放在了非常尷尬的位置。實際上宋彬彬並沒有參加校慶活動的具體籌劃，只是一個被動的角色。
　　宋彬彬本人在文革中那麼出名，成了一個符號性的人物。她的父親宋任窮，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社會上有人對權貴不滿，很容易投射到宋彬彬身上。如果她有陳小魯的魄力，可能早就擺脫了尷尬。她公開面對媒體太遲了，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傳言，使她十分糾結。家庭和親屬，對她面對媒體也有不同的看法。師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動引起的爭議再次集中到宋彬彬頭上。人們對她有不同的猜測和引申，這是很難避免的事。要想完全走出歷史的陰影，恐怕還得進一步敞開心扉。
 
　　鳳凰歷史：但是大家很疑惑的是，真正打了卞校長的人並沒有站出來道歉，這裡有什麼隱情？而且為什麼在道歉或者反思中，很少聽到有人親口承認自己比較嚴重的污點，比如承認“是自己親手打死或打傷了某某某”？
　　丁東：親自傷害人而道歉的也有，不多。老鬼在《血色黃昏》中承認1967年批鬥胡耀邦的時候，擔任押解的角色，傷害了胡耀邦。他的書出版後托人送給胡耀邦，胡耀邦後來給老鬼捎過話，意思是給我的書收到了，表示感謝，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最近也有動過手的人表示反思和懺悔，但不很普遍。有人有顧慮：如果你公開承認打過人，別人可能懷疑你殺了人；你承認和一個人死亡有關係，別人可能懷疑十個人死亡和你有關係。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還不是一個完善的法治環境，受到指控的人，有沒有充分的辯護權利？是實際問題。所以我對那些有顧慮的人表示理解。現在的大環境，還不能保證真相與和解。西德總理勃蘭特出面道歉，南非總統曼德拉主導真相與和解，他們掌握了最高權力，可以掌握事態，不至走偏，我們情況不同。我們目前只能在個體心靈和道德的層次上尋求救贖。認識到自己不對，表示道歉、懺悔和反思，就邁出了歷史的陰影。但是我們不能強求別人。
 
　　鳳凰歷史：在近期的文革道歉潮出現以後，您認為現在對文革的反思還有哪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嗎？
　　丁東：對文革的反思，目前主要是民間正在做，研究的動力在民間。一些人曾經有官員身份，是從官位上退下來以後才參與反思。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已經年紀越來越大，有一種歷史的緊迫感。反思文革，當事人和後來人做起來是不一樣的。文革的過程太複雜了。從1966年到1967年，老紅衛兵、批資反路線的紅衛兵、造反派、軍代表、工宣隊、軍宣隊，革命動力一茬一茬地換。過來人或許對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能有比較貼切的理解，後來人往往就很難理解。最近這二十多年，文革的相關信息受到屏蔽，複雜的情況很難得到充分展示，更缺少討論的空間，容易讓人把文革想得很簡單，非黑即白。
　　80年代鄧小平從政治角度考慮，主張“宜粗不宜細”。因為既受過害，又害過人的幹部太多，他們相互之間打起來就扯不清了。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不是始於文革，從二十年代就開始了，後來有延安整風。1959年毛澤東決定整彭德懷，中央全會的會場跟文革批鬥會也很相似。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價值就在這裡，他把黨內高層氛圍和邏輯呈現出來了。
 
　　鳳凰歷史：我們看到某人在文革中的死因，總是遭“迫害致死”，這裡迫害的主體可能有很多？
　　丁東：文革中，處於無政府狀態，由青年學生或者基層群眾打死的人多，還是有組織的迫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多？其實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紅八月”，紅衛兵破四舊，把所謂“地富反壞右”趕回原籍，確實使不少無辜者致死致傷。但一些規模更大的非正常死亡，比如北京郊區大興的慘案，則不是自發行為，而是基層政權主導的行為。再比如1967年在湖南道縣及其周邊發生的致死數千人的慘案，也不是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自發行為，而是在地方人武部主導下，公社、大隊兩級政權的暴力行為。他們在當時鼓吹階級鬥爭的形勢下，要來一次土改重演。道縣殺人為什麼殺得多？因為“地富反壞”根本沒有還手之力。1968年，廣西軍方鎮壓“422”，整死的人就更多了。地方政權、基層組織，大開殺戒，後果比青年學生針對校長、老師的暴力行為要嚴重得多。
　　“清理階級隊伍”傷害人也很多，這是從上往下部署的運動。搞運動就會導致“逼供信”，精神壓力太大，有人就自殺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過程中，死人也不少。
　　1969年召開中共“九大”，完成了權力更疊，為了重建秩序，就要殺一批政治上有異議的人。遇羅克、王佩英、陸蘭秀，都是1970年被殺害的。那一年處決的政治思想犯很多。當時已經砸爛了公檢法，政法方面由軍管會主持，仍然是官方主導的國家機器在行使專政職能。對這些歷史的研究和反思，遠遠沒有到位。
　　我希望民間的道歉活動，能夠成為推動文革反思的一個契機。



　　懺悔、道歉，近來不斷引起萬眾矚目，儘管遲到了30多年，但有總比沒有強。
　　罪己，原本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連皇帝都不例外，但在當代，卻變得無比稀罕起來，遍及各省的大饑荒、大量人的非正常死亡、“冤獄遍中國、冤案堆如山”，從來都不曾見到有人公開道歉，而且還在史書中常年將人禍轉嫁為天災。因此，不管是什麼人，如今只要是公開懺悔和道歉，我們都應該向他們的勇氣致敬。
　　當聽到看到別人在懺悔在道歉時，作為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我們是做熱心觀眾還是當個局外的評判者呢？這也讓我想起了我的過去。
 
　　我出生於1957年，1966年正在讀小學。我就讀的那所學校叫北京府學胡同小學，有一批教師先後被揪斗，校長姓吳，被剃成陰陽頭；王立人老師，我哥哥的班主任，被戴上軍統特務的帽子；還有一位教體育的老師，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我的班主任孫紋繡，舉止溫文爾雅，對待我們永遠充滿了慈愛，沒想到連她也被批判，因為她的父親是孫良誠。在學校里，被批鬥次數最多也是最殘酷的是田靜一老師，大約快50歲了，以前她從未教過我，但我卻在學校禮堂參加過多次批鬥她的大會。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級同學按着頭，反擰着胳臂，“坐噴氣式”，一斗就是兩三個小時。她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加房東，她的鄰居還專門趕到學校登台控訴她，說她進行階級報復，和一家工人鄰居吵架，讓鄰居家的媳婦流了產。我們這些小學生聽到田老師的“罪行”後，無不義憤填膺。我還被班級選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師。那次批判會，我腳穿翻毛皮鞋，說到激憤處，猛一跺腳，嚇得田老師向後一閃，以為我會踹她。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那一跺腳，我至今難忘，深深自責。
　　貧寒之家出身的祖母，因為嫁給了我的祖父，1950年就被定為地主成份。1966年，紅衛兵將“勒令”貼到了我家門口，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鐵一號大門口，與幾十個老弱病殘的所謂“地富反壞右”一起受批鬥，渾身沾滿路人的吐沫，還有人不停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常常被砸得頭破血流，最後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臨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陰陽頭，不得不在頭上裹着條頭巾，正好我放學回家，在路上遇見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見我就大聲喊我的小名，而我卻遠遠躲着她，不敢上前。沒想到這一喊，竟成永訣，她回到上海嘉定婁塘老家後不久，屍體就漂浮在池塘里。當時公安局來電稱“畏罪自殺”，可上世紀80年代我去嘉定，當地檢察院卻告訴我有可能是他殺，真相一直難辨。一想起她臨行前的悽慘目光，我就悔恨不已！
　　我的母親曾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1966年也在劫難逃，先被關押，後又送水泥廠勞動。1969年在下放江西的前夕，軍代表和我母親的一個學生忽然來到我家，召集我們全家開會。那個女學生個頭很高，其父是軍級幹部，所以披件軍大衣，趾高氣昂。她高聲要求我們幫助母親找出問題，認清歷史，端正態度。幸虧我那時沒有犯傻，最終也沒有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的母親，否則會悔恨一生。而我家鄰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歲，其父在一所大學任黨委副書記，一天，紅衛兵將他的父親揪來游斗。他的父親低着頭，戴着紙糊的高帽，邊走邊敲鑼，喊“我是黑幫”；而他，則牽着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親的脖子上，嘴不斷里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此情此景，我終身不忘。
　　在我居住的那個大院裡還有一家，父母分為兩派，姐妹二人各隨一派，天天家裡爭吵不休，互相揭發批判，都自稱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另有一家兄妹，其父將其母的日記貼到院子裡，其母又反過來揭發其父，他們夾在中間，受盡人們的羞辱。
　　1971年，我回到北京後，在165中學上學，這是一所百年老校，擁有一批留美留日和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老師，所以，“歷史問題”也就成為很多教師不得不承受的“污點”。我剛進學校時，一位老太太天天戴着大口罩在掃廁所，別人都說她是“日本特務”，等到我讀高一時，她重新走上講台，這才知道她是數學老師劉淑訓，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劉老師回到講堂以後還遺留着“特嫌”尾巴，同學們因此不把她放在眼裡，儘管她的教學水平很高，所有的難題在她那裡無不豁然開朗，可惜，全班沒有幾人聽講，多數人都在那裡聊天、打鬧，她只得哀求：“求求你們啦，聽我說啊！”
　　文革自始自終都是晚輩揭髮長輩，學生批鬥老師，經過10多年的鬥爭洗禮，敬老、尊師、百行孝為先，所有的傳統道德終於被悉數掃蕩一淨。
　　別看我只是個學生、未成年人，但批判這個批判那個的事情卻沒少干，從批判劉少奇到林彪，從批判孔老二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從批判老師到同學，整整批了10多年。物理老師唐潤和，上個世紀60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因為他沒有歷史問題，所以敢於維護課堂紀律，被人稱作“唐大炮”。在學習黃帥、學習張鐵生、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日子裡，我們都被要求貼出大字報批判老師，我就違心地寫了一張《令人髮指的教育》，文中直指唐老師。這張大字報，是我在中學的一個污點。我還寫過批判同學的發言稿、黑板報，批判他們有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他們階級鬥爭意識不強。有位沈振山同學，因為穿了一雙皮鞋，並且擦得鋥亮，就被我在黑板報上點了名。中學畢業後我去農村插隊——其實，那時根本不能稱之為畢業，考試形同虛設、聽不聽課無所謂，很多人連人民日報也念不下來，許多人連一封家書都不知如何寫，於是，在農村，寫批判稿這樣的任務又落在了我的頭上。我寫了不少，批判同村的插隊青年，批判鄧小平，並被送到縣裡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學習班，在學習班可以掙滿分，還可以吃肉和白面饅頭。
　　文革10多年，那個時代究竟有多少人是乾乾淨淨的，我不知道。但據我的經歷，我敢斷言，我們既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只是程度不同、責任不同罷了。其實，何止是文革，歷次政治運動，哪次不是人人過關？哪回不是個個沾了一身的污泥濁水？
　　“妓院出來的人，還有乾淨的嗎？”文革結束，當舉國都在聲討“四人幫”，將一切罪行統統歸結為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時，一位長輩忽然冒出了這樣一句話。多少年過去了，言猶在耳。
　　的確，我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污點證人，我們同樣也需要懺悔和道歉。

　　

　　今年1月12日，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和劉進回到母校，在50多位文革時期的師生和幾位老師的後人參加的會上講話，為1966年紅八月期間部分學生打死打傷老師一事表示道歉。
　　在場的幾位當年的老師和老師的後人紛紛發言，表示接受道歉並予以原諒。其中一位發言者是我北大讀研期間（1978－1981）的同班同學丁冬紅（又名胡依年）。她的母親胡志濤也是當年師大女附中的一名副校長，在那天也挨了打，而且傷得很重。我第一次得知“八五事件”就是丁冬紅告訴我的。在會上，丁冬紅說， 她母親生前多次跟孩子們講，那天發生的一切她都歷歷在目，學生的名字都能叫上來，但是她“原諒所有的孩子們”。
　　半個月後，1月27日，原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在“八五事件”中被毆打致死的卞仲耘的丈夫，93歲的王晶垚先生發表聲明。聲明說：“卞仲耘同志遇難已經48 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蓋着”。“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 衛兵的虛偽道歉！”
　　是的，沒有真相，就談不上原諒。胡志濤知道真相，她自然可以原諒；王晶垚不知道真相，他當然有權拒絕接受道歉。
　　那麼，為什麼直到48年後的今天，王晶垚先生——更不用說廣大公眾——還依然不知道“八五事件”的真相，不知道打人兇手是誰呢？為什麼那麼多知情者都不肯公開說出打人者的名字呢？
　　有人解釋說，因為打人者當年都還沒滿18歲，屬於未成年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並且要對涉案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護，包括不得公開其姓名住所照片。
　　這種解釋並沒有多少說服力，因為上述原則都是針對辦案機關的辦案原則，但問題是，48年來，“八五事件”從不曾立案辦理。
　　據說，在八十年代，針對受難者家屬的起訴，北京市有關司法部門曾經以“罪行追訴時效已過”為由予以拒絕。這個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不錯，刑法確實有追訴時效的規定，追訴時效的長短取決於案情的輕重，追訴時效最長是20年。在“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是被群毆致死的，雖然後果很嚴重，但是分攤到每個打人者頭上的罪責不一定很重，所以追訴時效不會很長。但問題是，像“八五事件”這樣發生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的罪行，政府理當提起公訴，無須受害者一方自訴。 刑法明確規定，對於那些政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刑事案件，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因此，“八五事件”的問題，歸根結底，乃是政府的問題。48年來，中國政局歷經滄桑，政府換了好幾屆，其方針政策以及法律經歷過重大變化，但是每一屆政府都沒有對“八五事件”立案審理——在這件事上倒是一以貫之、一脈相承。
　　我們知道，在文革期間，發生過大量的刑事案件。有些案件當時就得到處理；有些案件，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後來政局變化，又被當作刑事案件處理。由於政局的反覆，有些案件甚至被翻來覆去地處理過好幾次。“四人幫”垮台後，當局宣稱徹底否定文革，對文革中的刑事案件又做了一番大清理。
　　不消說，在這些審理和判決中，輕罪重罰，重罪輕罰，一罪數罰，乃至於冤假錯案以及舍卒保車，舍車馬保將帥的情況都是有的；在“宜粗不宜細”的口號下，還有很多不那麼起眼的罪行被放過去，如此等等，此處不贅。不過總的說來，文革期間各個階段發生的具有其階段特色的刑事案件，大體上還是得到了某種處理，好歹是走過形式。唯有包括北師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內的1966年紅八月期間紅衛兵（文革過來人通常稱之為老紅衛兵）的暴行，48年來始終沒有得到處理。
　　紅八月老紅衛兵的暴行始終沒有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處理，那是不是因為在歷屆中國政府看來這些暴行都無可非議呢？例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及其家人被革命群眾打死打傷，政府從不處理這些打人者，因為政府始終不承認土改是錯誤的。但紅八月的情況並非如此，例如卞仲耘，早就被平反恢復名譽了。
　　也不是紅八月期間的暴行一律不加處理。例如從1966年的8月27日到31日，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了一場針對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大屠殺，事後政府也曾逮捕和判處了一批當地的公社幹部和社員。據說在80年代，北京市有關司法部門給“八五事件”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屬提出過一份“兇手名單”，說如果難屬對這些人提告可以判刑。一位活下來的受害副校長當即拒絕接受此名單，因為“名單上全是工人出身的紅衛兵們，而那些貴為高幹之後的兇手們連一個也不在名單上！”
　　於是問題就很清楚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懸案，紅八月老紅衛兵的暴行之所以一直不曾立案審理，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身份——老紅衛兵以高乾子女為主體。這就是他們之中的犯罪者始終不被追究不受懲罰的原因。
　　不錯，毛澤東發動文革，目標就是整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當權派。毛整起高乾子女來也並不客氣。例如在1967年1月，政府就抓了一大批“聯動”的老紅衛兵。但是抓他們的理由不是他們對民眾施暴，而是因為他們反對中央文革。3個月後，這批老紅衛兵就獲得釋放。4月22日晚上，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楊成武、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足有20多人，親自將被關押的聯動分子接出監獄。江青開口就說：“委屈你們啦。”周恩來則說：“我們不能不教而誅，你們還是我們的孩子嘛。”
　　毛澤東之所以沒有處理老紅衛兵在紅八月打砸搶的暴行，也是因為他無法把那些暴行算在劉鄧反動路線的帳下。畢竟，老紅衛兵打人之風興起時，劉鄧派出的工作組已經被毛批評，撤出校園。早在1966年7月26日北京大學的萬人集會上，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在台上用皮帶抽打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江青等人就在台上，非但沒有制止，江青還上去擁抱彭小蒙，並發言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8月1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信中還特地提到彭小蒙）。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就在當天，中央發出文件，宣布撤銷此前劉少奇發出的關於制止北京大學“亂鬥”的文件。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革命師生，當場接受宋彬彬給他戴上紅衛兵袖章，還說“要武嘛”。就在老紅衛兵打砸搶的高潮中，8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調讚揚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
　　不錯，毛澤東經常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又把你打倒在地。但是直到他1976年撒手西歸，毛始終沒有對老紅衛兵在紅八月的暴行進行處理。
　　等到“四人幫”垮台，文革被否定，當局在撥亂反正的名義下對文革期間的很多問題重新處理，但是他們依然沒有依法追究老紅衛兵在紅八月的暴行。這中間的原因很簡單：老紅衛兵是以高乾子女為主體。文革後復出的黨國領導人，沒有幾個人的子女當年不是老紅衛兵的，其中很多子女（包括劉鄧的子女）還一度是老紅衛兵的頭面人物。後來中央下令清理文革中的“三種人”，其中一種人就是打砸搶分子，迫害幹部群眾，造成嚴重人身傷害者。可是當局特地把當年這批涉嫌施暴甚至帶有命債的老紅衛兵們摘了出來，說他們不算“三種人”；非但不追究，反而說該提拔進“第三梯隊”的就要提拔——“還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對老紅衛兵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是由於歷屆中國政府都對這個群體格外袒護，致使其中良莠難分，好壞不明；若乾重大歷史真相也始終陷於混沌。48年過去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懸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裡。

 

 　　去年，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重印我的《砸爛舊世界》那本書的機會，我對書中的一些瑕疵作了修訂，其中一處就是關於師大女附中的。
　　原文是：“師大女附中出現了紅衛兵將本校副校長卞仲雲（女）毆打致死的惡性事件。”修訂為：“師大女附中出現了學生將本校副校長卞仲耘毆打致死的惡性事件。”就是將“紅衛兵”改為“學生”。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1966年8月5日的時候，師大女附中實際上只有一個紅衛兵組織，就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而這個組織的人員當天並沒有參與對卞仲耘等校領導的批鬥、毆打活動，如果說是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將卞仲雲毆打致死，顯然是不對的。
　　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晚一些卻人數眾多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也就是劉進、宋彬彬所參加的那個紅衛兵組織，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說出它成立的準確時間，但根據本校親歷者的回憶，我們大致可以判斷出該紅衛兵組織成立的時間是在1966年8月上旬到8月18日之間，雖然多數人傾向於是在8月5日之後，但我們還是不能將其視為定論。在不能確定8月5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否已經成立的情況下，下結論說是紅衛兵將卞仲雲毆打致死的，至少是不夠嚴謹的。
　　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文革初期一個影響很大的事件。有人說，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個受難的教育工作者，其實是不準確的。南京師範學院的教務長、黨委副書記李敬儀於1966年8月3日被本校學生從家中拉出去批鬥、毆打，在殘酷的“游斗”過程中死亡。李敬儀遇難的時間比卞仲耘早兩天。她的丈夫是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當時已被公開點名批判），也被一起拉出去批鬥，遭受毆打，受盡了折磨，於兩天后去世。
　　與北京師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一樣，對李敬儀之死，也有不同的說法。據南京師範大學（即以前的南京師範學院）網上的《百年校史》介紹：“在‘紅衛兵運動’和‘斗、批、改’運動中，一部分幹部、教師、學生遭到錯誤的批判和摧殘，其中校黨委副書記李敬儀及其丈夫、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等人被殘酷折磨致死。”有親眼目睹慘案發生的當年在校學生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吳夫婦慘死時，南師還沒聽說‘紅衛兵’的概念，何談死於‘紅衛兵運動’？他們慘死之日（8月3日）命名的‘八·三事件’，是當年師生都一清二楚的事件，而南師‘革命造反’的紅衛兵成立於八月下旬，這才是紅衛兵運動開始的標誌。” 【1】
　　我認為這樣的質疑是有道理的。怎麼可能在沒有任何紅衛兵組織存在的情況下出現紅衛兵運動的受難者呢？
　　值得注意的還有北京二十六中校長高萬春之死。王友琴在《恐怖的紅八月：紅衛兵打殺教師》一文中介紹說“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時年42歲。” 【2】
　　可是後來范世濤根據可靠的史料，寫出《關於高萬春之死及其它》【3】 ，考證出當年並不是二十六中紅衛兵開會鬥爭的高萬春，而是該校的一個叫做“赤衛軍”的工人組織召開了批鬥高萬春的大會。
　　二十六中高三某班的團支部書記，一個學生黨員在自己的日記中記錄了高萬春當晚被打的情況：
　　晚上開追悼李春長同志大會。李春長同志出身貧農，他是被高萬春、丁連信、馮大同等黑幫逼死的。他們迫害他染重病，一直對他百般刁難，使心臟病益加嚴重，最後死去了。會上，李春長的哥哥、李春長的愛人控訴26中黑幫的罪行。會場上不斷爆發出憤怒的呼聲：“打倒高萬春！”“為死難的階級弟兄報仇！”當把黑幫押上來的時候，群眾擁上前去，狠力打去，那伙黑幫拼命逃竄。
　　這次大會是由赤衛軍（我校工人組織）組織的。【4】
　　這篇日記清楚地記述了高萬春死前遭受批鬥、毆打的情況。高萬春是在該校工人組織“赤衛軍”組織的鬥爭大會上遭受批鬥、毆打後自殺身死的，以前那種說高萬春是在被紅衛兵鬥爭後自殺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也許有人會問，你對師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所作的修訂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研究，應該本着實事求是、認真嚴肅的態度。文革歷史本身錯綜複雜，撲朔迷離，加之文革歷史檔案的封閉和現在的輿論導向不敢正視文革歷史，總是企圖掩飾或淡化這段歷史，文革史的研究環境相當嚴峻。我們在對待每一條史料時都必須慎之又慎，反覆求證，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差錯。當年寫作本書時掌握的史料有限，出現差錯在所難免，一旦有了新的史料，知道了過去的差錯就應該儘早糾正，以免謬種流傳。可能有人會批評說，你是在為老紅衛兵辯護，企圖掩飾他們的錯誤或罪過。可能還會有一些其它的更為嚴厲的批評，對此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想說的是，對我本人有何誤解並不重要，把史實搞清楚，搞準確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會說，即使不能確切認定當天打死卞仲耘的人是紅衛兵，那麼參與批鬥、毆打卞仲耘的人中會不會有人後來成為了紅衛兵呢？我不否認有這種可能性。但在對這一事件進行述說時，我只能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南京師範學院八三事件的親歷者對其母校《百年校史》提出的質疑，范世濤對北京二十六中校長高萬春之死作出的考證，在我看來都是很重要的。他們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推進文革史的研究都作出了貢獻。
　　在文革中，以至於文革後的很多年，關於宋彬彬殺人的傳說可以說是紛紛揚揚，五花八門，有人懷疑，也有不少人相信。現在我估計大多數人是不會再相信這個傳說了，但不可否認，現在仍然有人在繼續充當這個傳說的傳播者。
　　網上有一篇《袁騰飛講文革》，其中講到了這個傳說：
　　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六次接見紅衛兵，全國鐵路系統大癱瘓，全國的紅衛兵湧向北京，要瞻仰毛主席。我三舅舅當時串聯全國，週遊全國花了二十五塊錢，13塊錢還買了條褲子，我來瞻仰毛主席，你問我要錢，就是反革命。毛主席有個特點，比較熱愛女青年，當時毛主席問一戴紅袖章的小女孩，你叫什麼名字？小女孩回答：宋彬彬，彬彬有禮的彬彬。毛主席一揮手：革命要武鬥，不要彬彬有禮！結果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文革當中宋要武親手打死了七個人，文革一結束跑到美國去了，他爸爸是宋任窮上將。文革的這幫人為什麼沒有罪惡感啊？因為毛澤東還在天安門停着呢，他是偉大領袖，他讓我們這麼幹的。他沒罪我有什麼罪啊。就跟日本人一樣，天皇沒罪我有什麼罪，我打仗為誰打啊？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所以宋要武打死了七個人，現在在美國皈依佛門懺悔呢，來世變個蒼蠅啊，跳騷啊，或者就永世不得超生了。非常可怕。所以這麼一來，事情玩大了。 【5】
　　袁騰飛是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將來的孩子們如果都聽着這樣的歷史課來學習歷史，來了解文化大革命，那該是一個多麼可笑而又可怕的事情啊。
　　（注釋略——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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