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蓋棺論不定

沙龍去世前後，世界媒體再次掀起一輪對他的評價高潮。除了以色列官方和阿拉伯世界截然對立的兩極觀點之外，絕大多數的評論都顯示出不同程度的複雜性，比如跟沙龍做對一生的以色列左翼報紙《國土報》便將沙龍描述為一個充滿了自身矛盾的人物。這種評論的複雜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沙龍本人行為的多面色彩：你無法用一個單純的概念去定義沙龍的一生——他究竟是一個戰士還是是一個和平主義者？究竟是一個軍人還是一個政治家？究竟是一個忠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還是一個實用主義的農夫？究竟是國家利益的捍衛者還是個人野心的追求者？一個比較簡單而又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沙龍變了！他前期是一個迷信武力的人，後期變成了一個和平的追求者；前期是一個戰士，後期變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前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後期變成了一個實用主義者，等等。

沙龍生前自己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但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與媒體的流行說法不同。他的好友烏里·丹曾經問他：“究竟當初那個修建定居點的你是正確的還是現在這個拆除定居點的你是正確的？”沙龍回答說：“我當初也是正確的，現在也是正確的！”“你對此怎麼解釋呢？”“情勢變了，僅此而已！”

換句話說，沙龍認為他自己從未改變過，改變的只是他所面對的政治軍事情勢。沙龍永遠是那個沙龍，只是世界大勢和中東局面“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作為政治家他必須有能力因應變局，順勢而為，哪怕是做出絕對自相矛盾的決策也在所不惜。

如果沙龍是正確的，那麼他一生的複雜性未必反映了他本人性格的複雜性，而更多地是中東地區瞬息萬變的複雜局勢的準確映像。以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為例，沙龍曾評論說：在戰爭與和平之間並沒有什麼可選擇的餘地，如果和平有希望，選擇和平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比較難選擇的是在戰爭與為拖延戰爭的爆發而付出的“贖金”之間——究竟是馬上開戰還是做出一些讓步以拖延開戰時間？也就是說，在世人看來，世界上除了戰爭就是和平，但是在中東這裡，在阿以之間，情勢則要複雜得多，很多時候，戰爭與和平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線，所謂的和平不過是一場延時爆發的戰爭，而如果盲目跟着這種“和平”走，有時候付出的代價比立即開戰還大。因此政治家必須慎重權衡兩者代價大小，而不能一味跟着大眾理解的價值觀走。

那麼，究竟媒體是正確的，還是沙龍自己是正確的？究竟是沙龍自己過於多變讓人難以解讀，還是中東的局面過於複雜而我們無法準確評判沙龍？更普遍地說，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事造英雄”？在本文中，我們將試圖通過對沙龍及其時代的分析，來看看這些問題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二、上帝受傷的雄獅

要理解一個將軍的勝利，首先要理解他所經歷的失敗！

沙龍一生，經歷過兩場大失敗，一場是軍事上的，一場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失敗是1948年的拉特朗戰役，政治上的失敗則是1982年的黎巴嫩戰爭。

拉特朗戰役是以色列獨立戰爭中以色列國防軍所經歷的一場災難性的潰敗。戰役的起源是約旦的阿拉伯軍團占領了拉特朗地區的堡壘，嚴重威脅到作為猶太國政治中心的耶路撒冷與作為經濟中心的特拉維夫之間的交通要道。但是打通要道只是這場戰役決策的一個次要因素，開國元首本·古里安的決定實際上是一個政治決定——他擔心聯合國很快會調停停火，而以實際控制線為基準的停火線會對以色列的安全嚴重不利，因此戰役必須立即發動，儘管軍事上的條件並不成熟。

這是一場實力嚴重不對稱的戰鬥。以色列軍隊組建不久，移民新兵居多，裝備嚴重不全——沙龍率領的尖刀排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水壺，在旱季高峰的五月這是一個災難性的數字；一半士兵只是在戰前最後幾天才拿到槍，此前他們只能握着一顆手雷參加戰鬥。以軍所面對的卻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由久經沙場的英國職業軍官指揮的約旦阿拉伯軍團。更糟糕的是，以軍情報系統直到戰鬥爆發前還以為守衛堡壘的只是一些阿拉伯游擊隊，導致部隊對形勢的嚴峻程度估計不足。舉棋不定的指揮部為作戰方案扯了一夜皮，結果進攻命令下達時天已大亮，最佳突襲時機就這樣被無端錯過了。

老天似乎也故意跟以軍作對。進攻開始前漫天大霧，戰鬥打響之後卻雲消霧散。沙龍的尖刀排在光天化日下暴露在敵軍絕對優勢的火力下，成了活靶子。在忍受了慘重的傷亡之後，尖刀排好容易推進到一個小山坡，建立了一個臨時陣地，沙龍清點一下兵力，發現全排非死即傷，只剩下四個手腳健全的士兵。沙龍自己身負重傷——一顆子彈從下腹部射入，從大腿穿出，他只能趴着指揮戰鬥。阿拉伯軍團一面用火力壓得尖刀排抬不起頭來，一面不時發起反衝鋒，讓以軍隨時處於被消滅的危險之中。最糟糕的是步話機被打壞了，沒法與指揮部聯繫，尖刀排成了陷入敵陣的孤軍。

不久以軍的火炮開始射擊，沙龍強撐起身子，觀察戰場形勢變化，卻發現周邊阿拉伯村民手執武器正在向戰場進發。這立刻讓沙龍明白大事不妙：在獨立戰爭時代，阿拉伯村民通常不參戰，但在以軍敗退的時候會到戰場上去殺戮被遺棄的傷兵。此時村民的出動說明以軍已經全線撤退，那火炮的射擊是為撤退的以軍提供掩護的。沙龍不敢猶豫，立刻下令撤退。

這是一場跟死亡賽跑的撤退，也是一場外無支援內無無組織的潰敗。四個未受傷的士兵跑在前邊，很快就不見了身影，剩下的傷兵動不了的只好在原地等死，能動的只能靠着自己剩下的力氣逃命。站都站不起來的沙龍只有一支胳膊能用上力氣，另一支胳膊在不久前的一場車禍中受了傷，打着石膏。他是在另一個傷兵的幫助下爬出戰場的，那位傷兵為了幫助他，在撤退中肩膀上又中了一顆子彈。

沙龍的名字“阿里爾”在希伯來語裡的意思是“上帝的雄獅”。不過，在拉特朗戰場爬出生天時的沙龍，即使真是一隻獅子，也是一隻遍體鱗傷鬥敗了的雄獅；但反過來說，即使鬥敗了，沙龍也仍然不失其雄獅本性，這是沙龍的性格特徵決定的。

沙龍曾多次談到他自己性格中最突出的地方：那種從不動搖的樂觀精神：他不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但他有兩個最基本的信念：第一、他所從事的事業是一場正義的事業。第二、正義的事業一定會勝利。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他也從未喪失過哪怕是半點必勝的信心；即使是在人人都認為不可為的時候，他也從未放棄過奮爭的努力。對沙龍來說，失敗永遠只是故事的開始，而故事的終點一定是勝利！因此， 拉特朗之敗正是他一生輝煌戰績的開端。

三、將在外，人君有所聽命

拉特朗戰敗，對沙龍的軍事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沙龍晚年回憶這場戰鬥時，曾將這種影響歸結為兩個原則：第一、桀驁不馴。在他看來，戰爭應該由親臨火線、有分析判斷能力的將領來指揮，而不應該聽命於參謀部那些從圖表和數字中搞出來的指令。第二、救死扶傷。從他自己爬出生天的經歷，沙龍體悟到無論出現何種情況，都絕不應該遺棄陷入敵陣的孤軍和傷兵；無論付出多少代價，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把他們救出來。這兩個原則貫穿了沙龍的戎馬生涯，而在贖罪日戰爭的西奈戰役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1973年10月6日，埃及與敘利亞軍隊趁贖罪日以色列舉國閉門不出之際發動突然襲擊，以軍猝不及防，在南北兩條戰線均嚴重受挫。北線敘利亞軍隊突入戈蘭高地，以軍的防禦中心黑蒙山要塞陷落。在南線，由以色列前總參謀長巴列夫精心構築的巴列夫防線連一天都沒守住，埃及軍隊全線渡河，西奈告急！

正在內蓋夫家中過節的沙龍臨危受命，率領預備役裝甲師出征西奈半島。臨行前，一位朋友問沙龍戰局何以殘破到這個地步，一身戎裝的沙龍反問道：“你還指望能怎麼樣？怎麼會不是這樣呢？難道你覺得吃驚嗎？”朋友問：“如何走出困境呢？”“你不知道嗎？”沙龍再度反問，然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我們將殺過運河，在對岸結束戰爭！”

沙龍的憤怒由來已久。他對那條明顯犯了兵家大忌、一味追求靜態防禦的巴列夫防線一向不以為然，在出任南部軍區司令的幾年間，他與總參謀長之間唇槍舌劍，為了這條防線吵得天翻地覆。巴列夫為此曾召集自己的親信軍官，開了一個針對沙龍的批判大會，沙龍在會上一人難敵眾口，氣得七竅生煙，當場拂袖而去。巴列夫不依不饒，又翻出沙龍的服役檔案，說沙龍服役年限已到，該解甲歸田了。他隨後拒絕了沙龍延長服役期的要求，硬是逼着沙龍退了伍。如今戰局證明了沙龍當初的擔憂，沙龍自然怒火中燒。同樣，沙龍的自信也並非虛張聲勢。同樣是在南部軍區司令任內，未來西奈戰役以以軍渡過蘇伊士運河而終結的方案就已經成型，不僅為此進行過演習，準備了渡橋浮橋等渡河器材，而且沙龍還下令偷偷修了三個秘密坦克渡口。如今沙龍要挽狂瀾於既倒，這些渡口便是他信心的基礎。

不過，在沙龍抵達前線之後，他所考慮的第一件事情卻不是攻過運河，而是如何救出困在巴列夫防線幾個據點內的以色列守軍。這些守軍在被埃及軍隊包圍之後，仍在頑強抵抗。沙龍遵循自己“救死扶傷”的原則，制定了兩個作戰計劃，並在10月7號的前線指揮部會議後，親自向總參謀長以利亞撒請求率一百輛坦克進攻，把被困的部隊救出來。雖然這一計劃因為8日的大反攻計劃而遭到否決，沙龍卻從未放棄過救援的努力。8日夜間，當普爾坎據點的守軍突圍後受困沙漠時，沙龍連續派出了手下的一名營長、一名炮兵旅長和一名裝甲旅長率兵前往，在槍林彈雨之中付出了多人陣亡的代價，將這支孤軍救了出來。

 渡河攻擊，是沙龍西奈作戰的既定方針，但是以達楊為首的以軍高層震懾於埃及軍隊進攻的力量與以軍反攻失敗的慘痛教訓，致力於全線防守，力求穩住陣線，逐步積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沙龍桀驁不馴的原則便有了用武之地。10月9號，在前一天以軍反攻失敗，損失慘重的情況下，上級命令全線固守。西奈戰區司令戈南將軍熟知沙龍的秉性，特意繞過沙龍，直接向他的裝甲旅長阿姆農傳達不許進攻的命令。果然，當天上午，沙龍藉口“追擊撤退中的敵軍不算進攻”，命令一個裝甲旅出擊。在戈南和以利亞撒聞訊後三令五申不許進攻的情況下，下午沙龍又派出阿姆農旅援助，進攻靠近運河渡口的兩個據點。在損失了五十輛坦克，怒不可遏的戈南和以利亞撒要將沙龍就地撤職的情況下，沙龍仍然命令已經損失慘重的阿姆農旅繼續向大苦湖挺進。

晚上，沙龍終於等來了他日思夜想的好消息。阿姆農在向大苦湖挺進的過程中竟然沒遇到任何抵抗。在仔細研究了地圖之後，他意識到自己無意中發現了埃及第二軍和第三軍的結合部，而如果沿着這個結合部繼續前進的話，只要拿下一個布防不多的被稱為“中國農場”的定居點，通向運河坦克秘密渡口的道路就算打通了。狂喜的沙龍立刻給自己在總參謀部的朋友打了電話，要他幫忙說服總長，讓沙龍師當天夜裡就渡河攻擊！

這個要求雖然被拒絕了，但是埃及軍隊的弱點已經暴露在了沙龍眼前，他像一隻捕食中的雄獅一般，使出渾身解數，盯死了這個弱點，奮力追求發出致命一擊的機會。在隨後的幾天裡，“渡河”成了沙龍不斷提出的要求。12號夜間，在戈南拒絕了他的新的渡河計劃之後，他吵醒了已經入睡的巴列夫（此時是西奈戰區的實際最高長官），據理力爭，後來又打電話給達揚的女兒，要她說服國防部長支持他的計劃。然而，他的計劃不僅再次被拒絕，而且不勝其擾的長官們都覺得他已經失去了理性，再次提出了將其就地撤職的建議。

兩天后，埃及坦克部隊全線進攻，西奈半島上爆發了自斯大林格勒之戰以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坦克戰，雙方投入了兩千輛戰車浴血廝殺，結果是埃及的進攻部隊全軍覆沒。沙龍趁機再次提出進攻渡河的要求，卻再次被巴列夫拒絕。不過，當天晚上，以色列總理在聽取了總參謀長的匯報之後，拍板決定實施渡河作戰，沙龍的計劃終於被付諸實施！

以後的戰局便如沙龍預想的那樣，雖然付出了重大的傷亡，但“中國農場”被攻占，沙龍的傘兵和坦克打通了渡河的通道，架起了渡橋，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的以色列坦克切斷了埃及第三軍的後路，打到了據開羅101公里處，並像沙龍預言的那樣，“在對岸結束了戰爭”。

在這場戰爭的一次軍事會議的爭吵中，巴列夫挖苦沙龍說：“你的作戰行動和上級的作戰計劃之間的任何相似之處都只是偶然的巧合。”應該說，這句話從反面概括了沙龍“桀驁不馴”的作戰特徵。在沙龍看來，戰爭不是統帥指揮將軍，而是將軍指揮統帥，因為親冒矢石的將軍比養尊處優的統帥更了解戰場的實際情況，也更能捕捉稍縱即逝的取勝時機。沙龍不只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將在外，人君有所聽命”，是運用自己的所有影響力鍥而不捨地去推動乃至逼迫決策層做出正確的決策。

正因為如此，沙龍與上級的關係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他取得勝利的依靠主要是部下對他的擁戴，是三軍用命，將士效力。因此，沙龍跟下級官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也就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情了。他的兩個基本軍事原則的結合點也就在此顯露出來：不遺棄孤軍和傷兵，官兵們就不會有後顧之憂，就不會對長官有疏離之怨，就會成為英勇無畏的猛士！所以，沙龍到達西奈前線後制定並大肆宣揚的“救人計劃”可以被看作是後來渡河作戰的伏筆——只要這個計劃盡人皆知，哪怕並未真正實行，執行危險的渡河任務的士兵也不會有半點畏縮。

三、黃塵老盡英雄

要深入理解沙龍，我們還必須了解他所處的時代和他所承接的民族傳統。

迄今為止的以色列政治領導人可以被劃分為三代：以色列1948年建國時就已身居要職或擁有巨大影響的領導人為第一代，其代表人物有開國元首本 ·古里安、獨眼名將摩西·達揚、帶領以色列度過戰爭歲月的艾希科爾、梅厄夫人、以及開創埃以和局的貝京等人。第二代領導人是建國時的年輕一代，他們多數參加了獨立戰爭，但在當時並非要人，而是在建國後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沙龍、前總理拉賓、前總統魏茲曼、佩雷斯等人。第三代領導人則是建國前後出生的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前總理巴拉克、現任總理內坦尼亞胡等人。

總的來說，以色列的第一代領導人可以被稱為“史詩世代”。這一代領導人內則胼手胝足，披荊斬棘，從耕耘播種開始創立萬世鴻基；外則伐交伐策，合縱連橫，使以色列國從無到有，在改變了猶太民族命運的同時改寫了人類歷史。由於建國前猶太人並無正規武裝，建國的努力主要依靠政治外交運作，所以這一代的領導人雖然大多有一定武裝鬥爭的經歷，卻很少出身職業軍人。其中摩西·達揚雖然是一代名將，但從未當過總理。

以色列的第二代領導人基本上可以被稱為“英雄世代”。這是一代在戰火硝煙里確立自己政治地位的領導人。在五十年強敵環伺的險境裡，在無數次國家存亡的危機關頭，“英雄世代”內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外則身先士卒，斬將搴旗，靠着累累戰績、蓋世功勳積累了自己的政治資本。所以這一代的領導人大多是職業軍人出身。四個代表人物中唯一一個有點“平民政治家”姿態的佩雷斯其實也是從國防部出身的（59年任國防部副部長）。

猶太人的英雄觀大致可分為《聖經》式英雄和《塔木德》式英雄兩種。《聖經》式英雄以大敗非力士人，一手建立統一的古代猶太強國的大衛王為標誌，這是一種勝利英雄的典型。《塔木德》式英雄則以拉比阿奇瓦為代表，其原型則可以追溯到《聖經》裡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參孫。阿奇瓦在領導反抗羅馬帝國統治的巴爾·科赫巴起義失敗後堅持信念，從容就義，被羅馬當局凌遲處死。這是一種受難英雄的典型。從內涵說，《聖經》式英雄強調的是勇氣和智慧，欣賞的是其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不世業績；而《塔木德》式英雄強調的則是信念的堅貞和人格的完美，欣賞的是其凡人所無法承受的重負和堅忍。

從思想傳統上說，猶太復國主義是作為對拉比猶太教傳統的反動而出現的。因此在現代以色列，除了正統派教徒社區之外，《塔木德》式的英雄觀已全面沒落，而《聖經》式的英雄觀則浴火再生，成了現代猶太英雄觀的主導。所以沙龍一戰成名，以色列民歌就將其歌唱為“阿里爾，以色列之王”，這是完全的《聖經》式英雄的再生。若以《塔木德》為標準，這歌詞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因為除了那尚未到來的彌賽亞，沒人有資格稱王。

這些《聖經》式英雄的特點大致如下：

其一、智勇雙全，所向披靡。且因為猶太人歷來為小民族的緣故，特別看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大衛王以弱冠少年，一舉殺死巨人歌利亞而成名。沙龍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軍兵敗如山倒的險境中率一旅鐵甲，孤軍深入，轉戰敵後而力挽狂瀾。拉賓在1967年黑雲壓城、以色列人人自危的危局中從容定計，使以色列一戰而畢其全功。魏茲曼則從殲擊機飛行員起步，一手壯大了以色列空軍，不但讓四圍阿拉伯空軍聞風喪膽，就是鼎盛時期的蘇聯空軍也曾俯首稱臣。“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蓋世功勳乃是成為《聖經》式英雄的基本條件。

其二、特立獨行、孤傲不馴。大衛王戰巨人歌利亞是孤身上陣的，並不需要有人前呼後擁，保駕護航。沙龍探黎巴嫩軍情，敢輕裝簡從進貝魯特，深入虎穴探虎子。《聖經》式的英雄成名靠的是準確的判斷和實踐的勇氣，不需要築室道謀式的人多膽壯。“四海英雄多獨斷”，《聖經》式英雄的眼中只有我和世界，他人則不過是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所以他們不需要成群結隊，不需要拉幫結派，而且我行我素，並不在乎物議。他們對敵人兇狠無比，對自己人乃至對自己以前的決定也同樣可以毫不留情。所以拉賓征服巴勒斯坦，拉賓棄之；沙龍建立定居點，沙龍拆之。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並不需要後人來翻案。其結果當然是既得人讚賞，也招人嫉恨，所以拉賓死於猶太刺客之手，沙龍則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都有人宣稱要取他的項上人頭。

與這一特點相關聯的則是《聖經》式英雄人格上的不完美。大衛王英雄一世，卻難過美人關，干出偷看婦女出浴的勾當，且就此演出一場殺愛將奪人妻的醜劇。以色列的英雄世代則大多與各種經濟醜聞糾纏不清。從拉賓太太的國外存款，到魏茲曼的逃稅捐款，到沙龍腦溢血之前還在糾纏着他的三百萬美元受賄嫌疑，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證明“英雄難過金錢關”乃是現代《聖經》式英雄的軟肋。與此相關的是，從沙龍的農場到魏茲曼的豪宅，“英雄世代”的以色列領導人大多富甲一方。相比之下，“史詩世代”的領導人就寒酸多了。本·古里安死在內蓋夫荒原的一棟小木屋裡，貝京一家五口常年擠在特拉維夫一套兩居室的半地下室單元里，冬天下雨則滿地積水，不得不把書都搬到床上，與書共眠。

其三、明察世事，洞若觀火。大衛王雖然干出傷天害理的勾當，但遭到上帝的譴責時卻畢恭畢敬，即使愛子橫死也逆來順受，並不敢有絲毫抱怨。《聖經》式的英雄雖然膽大妄為，卻不到“無法無天”的程度。因為他們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所以一隻眼看着路，另一隻眼則掃視四周，看看自己有沒有改弦更張的必要。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既不是一味嗜殺的一介莽夫，也不是兇殘暴戾的獨夫民賊，“英雄者，識時務者也”，當進則進，當退則退。所以第一次海灣戰後，中東格局大變，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迅即抓住時代脈搏，建立以以巴分治為目標的政治進程。

如果說以色列的“史詩世代”主要功勳在建國的話，那麼“英雄世代”的功勳則在於把以色列建成了一個擁有中東絕對軍事科技優勢的強國。正因為如此，“英雄世代”同時以自己的光彩終結了這個時代。對於今天的阿以對抗而言，以色列弱小孤立的時代和英雄們以弱勝強的機遇都一去不復返了，出身於強國以色列的第三代領導人永遠失去了成為下一代英雄的機會。如果阿以今天開戰，則以色列勝之不足以為榮，敗之則足以為恥。因此以色列的軍中人才雖然仍在源源不斷地進入政界，能成氣候的則寥寥無幾。伴隨着稍有“英雄世代”身影的巴拉克的黯然退出政壇，今天以色列政壇的活躍人物幾乎是清一色的平民政治家。

隨着沙龍撒手人寰，佩雷斯孤掌難鳴，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正漸行漸遠，國家政治開始進入“後英雄世代”。雖說“時勢造英雄”，如果需要，以色列仍然會誕生新的沙龍拉賓；雖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英雄業績往往是國家不幸的見證；但英雄難得，畢竟讓人類看到了自身創造奇蹟的能力，因此也讓人難以忘懷。

四、身名裂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究竟是沙龍變了，還是情勢變了？

簡單地對比一下拉特朗戰役和西奈戰役，我們就知道沙龍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3年那個桀驁不馴的沙龍顯然不是1948年那個明知命令不對也要率領尖刀排從容赴死的沙龍；西奈前線那個救死扶傷的沙龍顯然也不是拉特朗那個無力組織一場有秩序的撤退的沙龍。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1982年黎巴嫩戰爭時期的國防部長沙龍和2001年以後的總理沙龍，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家沙龍的更大的變化。1982年，沙龍把桀驁不馴的策略用在了政治層面，得罪了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所有能得罪的力量，結果當巴勒斯坦難民營事件發生後，幾乎所有人都想把沙龍送上祭壇，最後，他就在這種牆倒眾人推的情況下黯然下台。2001年，當沙龍在政治上東山再起之後，他成了幾乎所有人的朋友。在國內，他努力建立民族團結政府，將左右兩派的力量都拉進自己的陣營。在國際上，他努力增進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合作信任關係，不惜以撤出加沙地區來博取普遍支持，其結果則是成功地孤立了巴勒斯坦的某些政治勢力，極大地改善了以色列的國際處境和內在安全。

但是沙龍身上的確也有一些從未改變的東西。其中最根本的東西就是他的猶太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氣質。這種氣質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個是從不動搖的信念與樂觀精神，一個是百折不撓的行動的決心與能力。無論是那個身負重傷艱難爬行的排長沙龍還是那個叱咤風雲的將軍沙龍，無論是那個揮戈奮進的防長沙龍還是那個主動後撤的總理沙龍，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都對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有着堅定的信念，並有着不計代價地將事業進行到底的決心和力量！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沙龍的不變成就了沙龍的多變：他的信念在於事業的正義性，因而他不會拘泥於具體事務的既定陳規；他的樂觀在於最終勝利的獲得，因而他不會在乎過程的曲折與多變；他的決心和能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他不僅有能力孤身奮進，雖千萬人吾往矣；而且有能力壯士斷腕，即使是要改變自身也毫不猶豫。正如《阿伯特——猶太智慧書》所說：‘何為強者？強者即自製其欲者。《聖經》說：“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制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而這樣的強者與勇士未必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的，因此對他的評價常常是毀譽參半。從這個意義上說，“將軍百戰身名裂”應該是一種必然吧。在沙場上為國捐軀與在和平進程中為國捐軀，常人看見的是戰爭與和平，對英雄來說，則是同樣的捐軀。1977年，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以色列時見到沙龍，對他說：“當年你渡河時，我曾命令我的部隊俘虜你。”沙龍的回答是：“總統先生，現在你可以俘虜一個朋友了。”世人看見的，是朋友與敵人的差別，但在沙龍那裡，他卻一直是以色列國的一個可能被俘虜的戰士。

寒風蕭蕭，壯士不還！沙龍之後，中東下一位以英雄膽識追求和平的豪傑身在何方？這大概是沙龍的葬禮上，很多人都在內心追問的吧。

張平 2014年1月18日 於特拉維夫

將軍百戰身名裂——解讀阿里爾·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