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

我不是瞿秋白的親生女兒，但他對我比親生的還親。我原名叫“曉光”，因為生父對媽媽不好，媽媽決定只跟他生一個孩子，改叫我獨伊。

我的爺爺沈定一（沈玄廬），1920年參加了陳獨秀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李達等共同發起成立上海共產黨組織，參與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1925年後他離開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1928年8月，他被國民黨的人刺殺。

我母親楊之華，曾參加上海紗廠工人罷工、五卅運動，1927年她參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裝起義，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擔任中央婦女部長，併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婦女部長，當選為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主任。

父親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常州，家中曾世代讀書為官，但到秋白這一代，已經是窮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愛情

父親秋白在母親之前有過一個夫人，結婚7個月就去世了。她叫王劍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學校的好朋友。劍虹經常到上海大學聽俞平伯講宋詞，秋白則在課後教她俄文，講蘇聯的故事。兩人常常寫詩來抒發情感，1923年8月相識，1924年1月相愛結婚，不到半年時間。

秋白是1923年夏由李大釗推薦，到上海大學擔任社會學系主任的，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和社會哲學。1923年春夏之交，秋白翻譯了《國際歌》，翻譯並推介蘇 俄的新思潮是秋白重要的工作之一。劍虹因患肺結核去世，才21歲。秋白非常悲傷，曾在給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了。

母親1900年出生於浙江蕭山，是個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人稱母親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貓姑娘”。20歲出頭，她和我生父沈劍龍相愛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後，人生發生了一些變化。父母之間的關係變得很緊張。

1922年母親隻身赴上海，參加婦女運動，結識了向警予、王劍虹等人。1923年底她報考上海大學，被社會學系錄取。

父親秋白這個時候因為黨派之間的鬥爭，辭去了系主任職務，但是還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哲學，他講課很生動，惲代英、蕭楚女都去聽過。丁玲寫文章回憶說，最好的教員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沒聽到他講課，就借別人的筆記來看，漏掉太可惜了。

沈劍龍和瞿秋白一見如故

母親第一次聽瞿秋白的課，就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不久，在一次會見中，母親和秋白有了近距離的接觸。

母親曾經回憶起這次見面說，一天，蘇聯顧問鮑羅廷要了解上海婦女運動的情況。向警予恰好不在上海，上海大學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通知楊之華去匯報。她到那裡時，意外地遇見了秋白，秋白擔任了他們談話的翻譯。

母親是秋白和向警予介紹入黨的。劍虹去世後，母親很同情秋白，一直照顧他。相處不久，秋白就提出來要跟她結婚。母親說我有愛人，感情雖然不好，但是沒有正式離婚。

母親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了蕭山家裡，暫時迴避秋白。

然而，執著的秋白放不下對之華的思念，在學校放暑假的時候，來到蕭山找她。母親的哥哥和我生父沈劍龍是同學，見到這種情況，他把沈劍龍也請到家裡來。於是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

沈劍龍和瞿秋白一見如故，他對秋白的人品與才華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對着複雜的感情問題，需要把一些事情“談開”。於是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馬拉松 “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去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 壁，連張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只好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

外婆把我“偷”給父母

“談判”結果，沈劍龍同意在《民國日報》上登三個啟事：楊之華跟沈劍龍解除婚姻，楊之華跟瞿秋白結婚，瞿秋白跟沈劍龍確立朋友關係。我的生父在別的方面對我母親可能不好，但在這一點上，他是很不容易。他覺得不配我母親，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報紙上登出三個啟事的同時，瞿秋白跟楊之華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還親臨祝賀。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

為紀念他們的結合，秋白在一枚金別針上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七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的信物，後來一直伴隨着母親。

父親對母親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三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之意。”母親說：“倒不如刻‘秋之華’和‘華之秋’兩方更妥帖、簡便些。”後來，瞿秋白終於刻了一方“秋之白華”印章。

我第一次見秋白爸爸大概是1925年，父母到蕭山來接我，母親已經把我抱出來，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搶了回去。父親當時難過得流下了眼淚，那是母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哭。不久，他倆再次去浙江鄉下接我。我被外婆從沈家“偷”出來送到了父母身邊。

赴俄採訪列寧

1921年1月25日晚11時，秋白作為北京《晨報》的特派記者，抵達莫斯科雅羅斯拉夫車站。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列寧作 了關於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秋白的報道，在北京《晨報》從6月22日到9月23日連載了27篇，標題是《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共產 黨大會》，長達三萬字。

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7月6日，秋白在安德萊廳看到了列寧。他在當日寫下的新聞報道，記錄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場面，並最早向中國人描述了列寧的形象。

他說，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着果斷，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他說，每逢列寧演說，台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 站成人山。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的形象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標語題詞上。他說，列寧的演說往往被鼓掌聲所吞沒。

秋白在會間的走廊上追上列寧，要求採訪。列寧對秋白並沒有揮手拒絕，而是停下來與他進行了簡短的交談。由於會務太繁忙，他指給秋白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讓他參考，匆匆說了幾句，道聲歉便忙碌去了。

秋白在會上還採訪了托洛茨基。

1922年1月21日，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秋白作為參會的代表，還擔任翻譯，累得病倒。醫生說他的一個肺已經爛了，只能活兩三年，他就拼命地工作。

1922年11月5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率團參加，秋白擔任翻譯。陳獨秀會後邀請秋白回國主編《新青年》。12月21日，秋白離開莫斯科回國，這時他才24歲。兩年後他成為我的父親。

    

    1930年瞿秋白與楊之華在莫斯科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親第二次動身去蘇聯，籌備中共“六大”。5月，作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親帶着我，與羅亦農的夫人李文宜也來到莫斯科。那個時候，我才6歲。現在正式的代表大概都已經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開會情況的人了。

會議是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別墅舉行的。別墅有三層，秘書處的辦公室在一層，二層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廳，“六大”的全體會議就在這裡舉行。二樓其他房間住大會代表，父親和周恩來等都住在這裡。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親因病先後兩次到療養院療養。父母的通信，時常提及我，他說：“獨伊如此的和我親熱了，我心上極其歡喜，我歡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齊整的笑容，這是你製造出來的啊！之華，我每天總是夢着你或獨伊。” 父親還給我寫信說，“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當時沒有什麼幼兒園，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兒院。我不願意待在那裡，老是哭。我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親下班回來，總不忘買一些，帶到孤兒院給我吃。後來，我轉到兒童療養院，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我很不喜歡。父親為了安慰我，給我寫信。

獨伊：

我的好獨伊，你的頭髮都剪了，都剃了嗎？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頭髮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你要聽先生的話，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為媽媽喜歡他，讓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簽名都是好爸爸。再後來，我到了國際兒童院。我永遠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來看我，帶我到兒童院 旁邊河裡去撐木筏玩，父親捲起褲管，小腿很細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長竿用力地撐着，我和母親坐在木筏上。後來，父親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親也應和着 唱，一家人其樂融融。

被博古留在蘇區

1934年初，父親被派往瑞金中央蘇區，母親則留在上海繼續工作。博古藉口說母親的工作沒有人能代替。

母親在《回憶秋白》中寫下了分別的情景：“深夜11點，秋白離開寓所，我送他到門外。快到弄堂口時，他停下腳步，回頭走了幾步，凝視着我緩緩地說：‘之 華，我走了！’”當時父親說，我們還會見面的，但是這一次可能等待見面的時間要長一點，所以他買了10個本子，說5本我拿着，5本留給你，因為在蘇區不好 寫信了，你寫信給我就寫到這個本子上，我寫在我的本子上，以後我們回來，可以交換着看。

1934年秋，中央紅軍在倉促中決定進行戰略轉移，父親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得知此消息後，毛澤東兩次找到博古要求帶父親走，卻遭到拒絕。根據張聞天的回憶，中級幹部是由他決定誰留誰不留；高級幹部是由最高“三人團”決定的。三人團是周恩來、李德、博古。

當時連毛澤東都差點被留下來。周恩來說，毛澤東，我們還是應該帶走。他也說過，秋白也應該帶走。博古說，不帶，留着。

父親當時心情很不愉快，他希望走，但還是服從組織決定。博古犯了兩次錯誤，一次是不讓母親去蘇區，一次是不讓父親參加長征。如果我母親去了，對父親的身體健康和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我也不恨他，這是歷史造成的。

中央紅軍出發那天，父親把自己的好馬送給了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徐特立，並讓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1936年，父親犧牲後，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親犧牲的報紙，博古感慨地說，如果他跟我們一塊兒走，就不至於犧牲。廖承志感覺博古說這話時很內疚。

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紀念館的時候，我把這個事說了出來，在場的很多人都流淚了。
           

父親被捕與蔣介石勸降

紅軍主力離開江西蘇區開始長征後，國民黨派重兵“圍剿”蘇區。在福建閩西山區轉移的緊急突圍的戰鬥中，何叔衡因年老體弱中途掉下懸崖，被敵人機槍掃射中彈犧牲；鄧子恢衝出包圍倖免於難；父親因長期患肺結核，躺在擔架上翻山越嶺難以支撐，被敵人逮捕。

父親被押往長汀三十六師師部，師長宋希濂讀過父親文章，聽過他的演講。他稱父親為“瞿先生”，並給予生活上的優待，就是稍微給了他一點自由，可以看書了。 他喜歡看書，宋希濂就給他想辦法弄一點。長文《多餘的話》，就是那段時間父親在獄中寫的。父親對於大小軍官求詩、求印的要求也是來者不拒。宋希濂還是很同 情我父親的，所以他給父親看病，父親寫的詩什麼的，反正是能夠保留的一些東西，都是他保留下來的。

蔣介石派的國民黨特務，勸降勸了好久。在行刑前5天，還繼續派員遊說，表示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翻譯或者擔任大學 教授都可以。他們說：“中央是愛惜你的才學，我們才遠道而來，你的家屬也很想念你。你死了，中共給你開個追悼會，你覺得好嗎？”

“何必講這些呢？”父親說，“我死就死，何必講什麼追悼會呢。”

我的詩還沒有寫完

蔣介石曾經召集一些國民黨的官員商議怎麼處置瞿秋白，蔣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槍斃他，蔡元培一個人說，不能槍斃瞿秋白，他是中華民族難得的一個人才，不應該槍斃。父親知道蔣介石不會放過他的，但他對死很坦然。1935年6月18日要槍斃他，6月17日通知他。

那天，要他出來，他說等一會兒，我的詩還沒有寫完。“……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然後他署上“秋白絕筆”，寫完就出來了。

父親當時穿黑色對襟衫、白布低膝短褲、黑線襪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親給他縫的，後來尋找屍骨挖出來辨認時，她認得那個衣服的扣子。

父親走到中山公園的亭子，站在那裡照相。宋希濂給他準備了四碟菜，一瓮酒。他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後出來用俄文唱國際歌。赴刑場前沒有一點緊張或是害怕。他一邊走一邊抽煙，神態自若。街上人和記者看到這場景，都看不出來將要被槍斃的人是誰。

他說，我有兩個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頭。”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羅漢嶺，離刑場不遠了，他卻忽然停住，環視山下的草坪說：“此地甚好。” 然後從容地坐了下來。

他犧牲前喊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紅軍萬歲。他倒下時，大家非常安靜，記者和其他的人都沒有聲音，因為都知道他是誰。
     我父親絕不是叛徒

“文革”前後，《多餘的話》被污衊為父親的“叛徒自白書”。

槍斃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證，我父親絕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兒曾經去問過宋希濂，他說：“你爸爸被勸降的時候非常硬，絲毫沒有投降的意思，我也跟他談過幾次話， 我是他的學生，以前看過他的文章，作為我個人，我對你爸爸沒有這樣子的必要。他除了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並沒有出賣任何共產黨的組織和任何一個共產黨員。 他寫的《多餘的話》，我印象很深。這篇文章是瞿先生對往事的回顧和剖析，從文字上看情調傷感低沉，但絕不是對從事革命事業的懺悔。但是我的職務使我要槍斃 你的父親。你父親沒有出賣組織，這一點我可以保證，在‘文革’期間，有很多紅衛兵來問我，我也是這麼說的。”

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着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雖然他是親手殺死我父親的人，我們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尷尬，他說我對你們怎麼說，就對紅衛兵怎麼說。他已經習慣了，很多人找他問這樣的歷史問題。

1978年，母親的歷史冤案終於平反昭雪，但父親的名譽卻一直未得到恢復。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歷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在處理歷史問題的時候，要引導大家向前看，不要過分糾纏。”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為瞿秋白徹底平反、恢復名譽，5年後的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開了瞿秋白就義50周年紀念會。（本文根據瞿獨伊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