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將軍大使們透過屏風上微小的縫隙，觀看到了遞交國書的全過程，也在實踐中明白了“以小見大”所蘊含的深意。

    遞交國書的儀式剛結束不久，周恩來便領着大家去見毛主席。毛主席高興地跟大家逐一握手，並問黃鎮：“你原來那個黃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嗎，改了做什麼？” 黃鎮說：“我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時刻保持‘鎮靜’。”毛主席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改 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

    有的同志向毛主席提出：我們不懂外語，有困難，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毛主席說：現在我們的高級幹部懂外語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 當好大使。漢代的班超、張騫不是也不懂外語嗎？但他們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績卓著。他又幽默地說：將軍當大使好，好在哪裡？首先，你們出去我放 心，因為你們不會跑掉。毛主席說“不會跑掉”的話，是因為當時新聞剛報道了某國駐外使節叛逃。周總理笑着插話：革命軍人嘛，政治覺悟高，立場堅定，紀律性 強。

    接見中，毛主席還很認真地說：“你們這些將軍出國當大使，不算轉業，可以保留軍籍。”

     “偉大國家派來的偉大的大使

     建國後，周恩來總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要求立刻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參加聯大和聯合國各機構一切活動的權利。同時，中央任命張聞天為出席聯大首 席代表，着手組建中國參加聯大的代表團，任命耿飈為駐聯大的軍事代表，但因美國極力阻撓，新中國被聯合國拒之門外。耿飈又被任命駐瑞典王國大使，成為新中 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作為新中國派到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大使，耿飈在興奮之餘又有些莫名的忐忑，而他的妻子趙蘭香當年是甘肅慶陽第一個獨自騎馬出遠門的女子，這一次就走得更遠了，一直走出了國門。

    1950年7月，耿飈和夫人趙蘭香乘坐國際列車離開北京向莫斯科進發，到達莫斯科後與瑞典外交部聯繫時，才知道瑞典國王和王室成員已經休假去了，耿飈和夫 人不得不在莫斯科停留了近兩個月，在八月底，接到瑞典外交部可以可以赴瑞的消息，耿飈再次啟程，乘坐國際海輪，整整航行了七天，來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9月19日，耿飈第一次向外國元首呈遞國書，瑞典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派了一輛王室專用的六乘王輦接耿飈進宮，在王儲代國王結果耿飈遞交的國書後，還沒等耿飈致辭，國王就客氣地請他坐下交談，耿飈在懷仁堂認真學習準備的遞交國書的禮儀也沒有完全用上。

    隨行的一位武官，一邊走一邊發抖。

    耿飈說：“你還怕什麼？”

    武官說：“我不害怕。”

    “你不怕幹嘛？”

    “我緊張。”

    “你緊張什麼?又不是你遞交國書。”

    “不是我緊張，就是發抖。”

    這位武官很佩服耿飈那樣，沉着冷靜，沒有任何緊張的現象，特別是當突然改變接待規程的時候，頌詞不頌了，坐下來交談，這是毫無思想準備的，他輕鬆自如地應付下來了，成功地邁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瑞典奉行中立和不結盟政策，不參加軍事條約和軍事集團，成了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幾個西方國家之一，也是最早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通過瑞典加強與西方國家的聯繫，改變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看法，成了耿飈的中心工作。

     躋身外交舞台的新中國將軍大使耿飈，頓時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國外報紙刊出這樣的評論：“在珍珠寶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國大使夫婦，男不戴勳章，女不戴 首飾，表現出了新中國外交家的風格。他們代表着一個古老而甫告誕生的社會主義大國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國已豪邁地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並以一種全新的外交風 范展現於世人面前。”

    1950年10月1日，中國駐瑞使館在斯德哥爾摩最大的飯店裡舉辦的第一次國慶招待會，500多位來自瑞典社會各界的貴賓歡聚一堂，慶祝新中國的周歲華 誕。赴任還不到兩個月的耿飈大使穿梭於觥籌交錯、衣香鬢影之間，身旁的趙蘭香身着一襲傳統絲綢旗袍，令眾多賓客眼前一亮。

    耿瑩說：“席間，瑞典王國有一個司令聽說父親也是將軍，便說：‘聽說你也是將軍？’父親說：‘是’。他特別奇怪，他看看父親，瘦瘦的，當然很高，又說： ‘你帶過多少部隊？父親從來沒想多這個問題，他想在第十九兵團、楊羅耿兵團的時候，帶過多少部隊打過仗，大概粗略地算了算，耿飈笑笑說：‘至少總得有幾十 萬吧！’結果好，瑞典皇家海軍最高司令聽後肅然起敬，向耿飈‘啪’地一個敬禮，說道：“真了不起，您所率領的軍隊比我們瑞典王國全國的軍隊還要多。”，父 親也趕緊站起來給他還了一個軍禮。：“我的那個兵，也就10多萬人吧。”這時，旁邊的幾位貴賓也主動湊過來與耿飈碰杯，稱讚他是“偉大國家派來的偉大的大 使”。

    溢美之詞不絕於耳，耿飈就這樣憑藉着將軍的風度和大使的謀略巧妙地回應，他說：“比起我們偉大的國家，我只不過是一個兵、一個戰士。我願意做一架兩國之間 發展友誼的橋梁……”招待會後，當地報紙紛紛撰文：“社會主義大使首次亮相資本主義國家，駁殼槍換成了香檳酒。”

    更讓他們吃驚的是，這位來自新中國的大使，自己開著車出現在大街小巷，於是就成了瑞典外交界和新聞輿論的話題：“掌握方向盤的大使”，還上了瑞典的多家報紙。

    解放戰爭中，耿飈就學會了自己開車。解放石家莊的時候，他曾經把車開翻了，羅瑞卿、楊得志統統翻到溝里去了。

    羅瑞卿說：“耿飈，你的車開得不錯呀!但我這是坐最後一次啊！”

楊得志看看沒有受傷，就說“沒事，沒事……”

    耿飈他曾經把一輛有故障的車，自己搗騰了幾下，還是只有前驅動，但他硬是從石家莊開到了天津。耿飈自己開車，不僅給新中國的大使在西方亮相加分，還完成了周恩來總理交辦的秘密任務。

打破美國策動對中國的弧形軍事包圍圈

    新中國除了朝鮮戰場和美國較量，一直從未間斷的就是爭取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鬥爭。1953年，瑞典副外長哈馬舍爾德當選聯合國秘書長，周恩來總理指示耿飈找哈馬舍爾德面談，爭取他就任後為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

    蔡華同說：“哈馬舍爾德這個人還是比較正直的，與中國也是比較友好的，但是他也害怕，當時聯合國在美國控制下，他這個秘書長在大事上還是做不了主，起不了決定性作用。所以當時我們與他聯繫他也有些害怕，他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與耿飈接觸。”

    雖然說耿飈與哈馬舍爾德的關係不錯，但為了避開媒體的注意，避免美國人的不滿，耿飈選擇了斯德哥爾摩市一個偏僻的小圖書館進行了秘密會談。耿飈用了一個半 小時的時間向哈馬舍爾德介紹了新中國的情況。哈馬舍爾德表示會在工作範圍內給以幫助。雖然在美國的操縱和激勵阻擾下，新中國爭取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努力沒有 成功，但耿飈與哈馬舍爾德的交談，加深了他對中國的認識。

     蔡華同說：“哈馬舍爾德後來對耿飈說：‘雖然新中國爭取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沒有成功，以後聯合國的工作人員空缺，我不會再用台灣國民黨的人，一定用任用新 中國的人員。他的這個表態確實很好，這些為以後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條件，打下了基礎。’”

    1954年開始，美國策動組織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形成了兩條鏈條，通過巴基斯坦連接起來，在新中國的西面和南面形成無形的軍事包 圍圈，通過耿飈的外交努力，很有成效。1955年，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又贏得了絕大多數國家的讚揚和尊敬，消除了一些國家對新中國的疑慮和誤解，中國 和巴基斯坦的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發展，終於打破了美國策動的新月形軍事包圍圈的中心點。

   1956年初，當了五年新中國駐瑞典王國大使的耿飈接到外交部通知，調任駐巴基斯坦大使，得知耿飈離任消息的瑞典王國外交大臣安頓，為耿飈舉辦了一個告別酒會，在酒會上，安頓對耿飈說：“這五年，中國的外交是正確的，現在可以步入快車道了！”

 毛澤東獨召耿飈授機密

    耿飈到巴基斯坦當大使不到半年，回國參加一個會議，會議完了以後，毛澤東單獨召見。毛澤東給耿飈作了一次談話。

    耿飈的秘書孔祥琇回憶說：“主席問他：‘你在國外知不知道國內的事，你對形勢怎樣看？’耿飈就按照正面回答：‘我們實際上被人家包圍了，現在我們進出中 國，只有一個南大門，只有一個通道，就是香港。’毛澤東說：‘單靠香港不行，只有香港南大門不行，我們還要打開西大門，西大門就是指巴基斯坦。你去的任務 就是要打開西大門。’”

    耿焱說：“父親研究了局勢，提出我們建一條戰備公路，從新疆喀喇崑崙公路通到巴基斯坦，在一直通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出海口，我們就保持了一個出海口。”耿 瑩說：“父親寫了這個報告，送給周總理，周總理看後送給主席，主席只看了報告的標題，就說‘同意，堅決要搞。’”

    耿飈提出建立一條中巴航線，開通中巴兩國公路的建議，得到了巴基斯坦總統米爾扎的讚賞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

     蔡華同說：“巴基斯坦從總統到政府，都同意了，都覺得很好，並着手討論和研究這個問題。但巴基斯坦的國情與中國不同，不是國家領導已同意就完全行得通，還 要疏通國內的各方面。再說巴基斯坦與中國連接的公路是高山大川，陡峭崎嶇的山區，還有風俗習慣各異的少數民族，解決這個問題，巴基斯坦國內就用了六年，到 第八年開建，一建又建了十二年。”

 中緬談判耿飈招數的內幕

   1958年10月，在外交戰線幹了近九年的耿飈，想換換環境，希望能回到部隊工作，於是給剛剛上任外交部長的陳毅發了一份電報，提出調換工作 的請求。看了電報的陳毅大發脾氣，回電說，你辭職的說法是不對的，我剛剛上任你就不幹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得悉此事的周恩來總理也給耿飈發電報，讓耿飈 留下，安心在外交戰線上工作。第二年10月，耿飈奉調回國，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

耿焱說：“他在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幾個國家的邊界談判，他非常辛苦。在北京談了一些原則之後，一定要就地劃界，劃定當時立碑， 一定要談判小組親自去雙方認可，立了碑才算劃界確定。所以在每一個邊界，幾乎都有他踏過的足跡。當時的所有的邊界，就是這樣一個一個地認定，一個一個地立 好界碑，一個一個地編好號，才算最後劃定。”

     耿瑩說：“我爸有隨手記筆記的習慣，隨時都帶着一個小本子，寫上這個號是什麼地方，緯度是多少，是麼時候什麼地方，怎麼定的，後來他把筆記給李四光，所以 李四光說，雖然我是地質部長，但是耿老提供了很多咱們邊界線上很多地質資料。他在劃定邊界的時候，有許多重要或是難劃定的邊界，總是徵求李四光的意見，問 這個邊界劃定在這裡合不合適。主席有一次對父親說：‘小老鄉，你的知識夠淵博的啊！’他說‘主席見笑了，我可沒有你淵博啊！’主席又說：‘聽說你動腦筋動 到李四光頭上去了，這動得對，應該這樣做，每個大使在外面都這樣做，那我們新中國的建設就會更快。’”

在外交部，耿飈主管南亞個東南亞的外交業務，負責緬甸、尼泊爾、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國簽訂邊界條約及協定工作。

    耿焱說：這次談判都牽涉到我們的軍事，我們的戰略想法，邊界上的軍事地形，軍事部署位置，礦產的劃分。我們要爭取我們的利益，那些放到我這邊更有利，他要 從軍事上、經濟利益上考慮。有時候，常常很晚了來一個電話，就趕緊出去了，時常晚上出去，已經是很正常了。在談判的時候，往往規律就是，白天談判，晚上給 自己的國家匯報，出了有分歧的問題，馬上又召集繼續協商。他就這樣連續談了幾個國家，劃定了爭議邊界的歸屬。

    孔祥琇說：再一次談判之後，巴基斯坦駐華大使突然找耿飈，請求要把那會議紀要拿回去重新改，耿飈說不能改了，已經交給周總理了。這位大使急了，那我就去給 周總理下跪，承認我的說法錯了，也要要回來重新改，那可是幾千隻羊群牧場的通道。他也是代表他的國家，代表國家寸土必爭。耿飈再三看了會議紀要，他說的標 示沒有什麼問題，根本沒有錯。最後中巴邊界條約那一段描述也沒有什麼問題，大使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後來這位大使說，現在美國人說我已經投降了共產黨，已 經成了共產黨的間諜，我不能留下這個口是呀。

    在與四國的談判過程中，由於中緬邊境與中巴、中阿、中尼邊界長，而且有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因此中緬邊界談判耗時比較長。

    1960年，為謀求合理解決中緬邊界歷史遺留問題，周恩來決定去緬甸參加潑水節，正在中緬邊界考察的耿飈，接到外交部的電報，要求耿飈在周總理去緬甸之 前，把中緬邊界定下來。要說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但耿飈自己有詳細的考察資料，連每一個界碑在什麼地方，經緯度是多少，都一清二楚，他給中央寫了一份 報告，六個方面，七個問題，並提出自己的建議，報給中央。這個報告，幾乎考慮到了所有的困難，國際慣例。民族之間的情緒等等，統統考慮到了，中央覺得十分 可行，中緬談判，緬甸政府不僅沒有阻力，還感到十分滿意，並授予耿飈緬甸一級榮譽勳章、綬帶。中緬邊界化解跳躍順利簽訂，一個長治久安的中緬邊界形成了。

 留守“抗日大本營”

　　“共赴國難!”當1937年8月1日，鐮刀斧頭與青天白日兩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時，耿飈心裡想着這樣一句話。

　　“七七盧溝橋事變”時，耿飈在紅四方面軍第4軍任參謀長。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會議上，決定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主力部隊揮戈出征抗日後，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陝甘寧根據地，使陝北成為抗日大本營。

　　1937年9月6日，耿飈任八路軍第129師385旅參謀長。10月中旬，耿飈隨部隊進駐隴東防區——慶陽、合水、鎮原、寧縣和栒邑。“385旅的防區，是我們黨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據地的西南大門。”耿瑩說。

　　之前，毛澤東還與耿飈有過一段對話。“主席說話很幽默，他一直叫我父親小老鄉，湖南人嘛。”耿瑩說。

　　毛澤東說：“小老鄉，你知道我叫你來幹什麼?”

　　耿飈說：“報告主席，我不知道。”

　　毛澤東說：“鳥有巢，毛毛有搖籃，你說我叫你來幹什麼。”

　　耿瑩解釋說：“主席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很難捉摸。我們湖南是管嬰兒叫毛毛。我父親想了想，他說報告主席，你是不是讓我建立根據地，到什麼地方?”

　　毛澤東回答：“對頭，小老鄉就是小老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耿飈帶領部隊在甘肅慶陽建立了根據地。

　　“慶陽城很小，沒多少戶人家，戰士們沒地方住，我父親就帶領戰士們挖了119孔窯洞，作為戰士們的住地。這些窯洞至今保留着。”耿瑩說。

　　當年對於開闢根據地的部隊來說，最棘手的還不是吃住，而是深山叢林裡出沒的猛獸。

　　耿飈便組織部隊打獵，“一個月下來，打到四隻老虎，七八隻豹子，上百條狼、狐狸，上千隻野兔。”

　　在這些獵物中，最難打的是豹子。耿飈就出了個主意：把手榴彈塞進兔子的肚子裡、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樹樁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彈一炸，豹子就被炸死了。

　　耿飈還曾經送了一隻老虎到延安，給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品嘗。耿飈本人曾經對此有詳細的回憶：看到老虎，毛澤東對朱德說：你能不能一個人把他舉起來?朱德試了試說：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麼大的力氣。
“無所畏懼的領導”

　　在耿焱家中保存着一本珍貴的影集，是一個美國友人送給耿飈的。這本影集的第一頁就是一張耿飈與一位美國軍人的合影。

　　這位軍人就是耿飈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時護送到晉察冀去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經成為美國政府顧問的德穆克隨一個美國商 務代表團訪問中國，派人將一張名片送給耿飈，要求與他會面。此時的耿飈正忙於其他活動，未能抽空與德穆克見面。德穆克在歸國前托人轉來一本影集，扉頁上方 用英文寫着：“送給無所畏懼的領導——耿飈。”

　　時間追溯到1944年9月。耿瑩說：“那時有個美軍觀察組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去考察，父親率部隊護送。美國人習慣了坐車，不會騎馬，我們哪有汽車啊?騎不上馬就罵人，一路上笑話很多。”

　　一路上，這些美國人架子大、脾氣大，他們把警衛當作他們的勤務兵，埋怨他們照顧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讓耿飈頭疼的是，這些美國人不僅不會騎馬，連從哪邊上馬都不知道，總有人從馬背上摔下來。於是，他們就抽打牲口。

　　耿飈沒辦法，只好決定每兩個戰士保護一個美國人並教他們學騎馬。幾天后，他們的騎術大進，每當宿營下馬後還拍拍馬脖子、吻馬臉，豎起大拇指夸這些馬“頂好”。

　　美國人對中國的事物充滿好奇。路上過一輛牛車，他們也要停下來圍觀，拍照，嘴裡發出“噢!”“噢”的驚奇聲。他們還經常會問“婦女為什麼不搽口紅”、“老太太腳是怎麼變小的”這類問題。

　　耿瑩說：“父親說，接近黃河時，天空開始出現日軍飛機。對我軍來說，行軍路上遇到空襲，只要指揮員一聲令下，幾分鐘內就會疏散隱蔽完畢。”

　　然而這些美國人一聽見飛機聲就亂了套，先是指着飛機大喊“在那邊”，然後就策馬亂穿，把他們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戰士們解釋“那是偵察機”，可他們聽不懂。

　　幾分鐘的騷亂，常常得花一個小時才能收攏隊伍。有的人騎馬跑出好遠，有的鑽到灌木叢里、莊稼地里，找都找不出來。警衛排的戰士們不得不到處去找他們丟失的零星物品，大到電台部件，小到項鍊、十字架。

　　沒有解放軍軍銜的國防部長  給六百萬軍隊“消腫”

　　在北京外交部舊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飈的長女耿瑩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回憶說：“我這個父親，上山能打獵，下水能摸魚，出門能談判，回家能做飯……” 在耿瑩心中，父親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實在難用一句話概括。 　　

　　耿飈的夫人趙蘭香，已87歲高齡。談起丈夫，她和女兒有相同感受：“耿飈一生的經歷豐富多彩，由於工作需要，黨和國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從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個崗位上都能幹得很出色。” 　

　 五角大樓的特殊客人

　　耿瑩說，父親從童工到將軍，“大風大火”了一輩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時間是在外交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鄧小平宣布：軍委決定耿飈回軍隊任職。

    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國務院副總理耿飈兼任軍委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處理軍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飈又兼任國防部長。　　

   趙蘭香至今還記得耿飈回歸軍隊的那一天。“工作人員送來了軍裝，等不得我給新衣服過水，耿飈當即就‘披掛’上陣了。他一連說了幾個‘好哇，穿什麼都不如穿它舒服。還是紅旗式的領章好，還是那顆紅五星好。’” 　

耿瑩回憶：“在父親兼任國防部長的前後兩年中，他為軍隊整編、民航改制、中美軍事關係等問題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飈率領的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走進五角大樓。 　

“後來我聽父親講，五角大樓的工作人員不顧禁令，紛紛從窗戶探頭出來。他們沒想到，美國會為一位共產黨國家的軍隊領導人舉行歡迎儀式。”耿瑩說。

訪美期間，耿飈一行還登上了“小鷹”號航空母艦。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科技人員首次踏上航空母艦。上艦後，其規模氣勢和現代作戰能力，給他們留下了極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軍最先進水平的裝備時，耿飈和同事們內心深處也萌動着儘快改變我國海軍面貌的激情。 　

    趙蘭香還記得一個細節：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國軍事代表團請進白宮，卡特總統夫婦在晚宴後，邀請耿飈夫婦一起觀看了電影《星球大戰(Ⅱ)》。但美方因顧忌“如此過分招待中國人會刺激蘇聯”，所以當時沒有將看電影的情況對外公布。　　

    這次訪美，中美雙方擬定了進一步加強兩國軍方聯繫的計劃，包括增加軍方人員接觸，沒滾同意向中國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軍用雙重價值的技術，並願意對可能向中國出口的某些軍事裝備提供技術和資料。　　

     當時有記者問：“這是否意味着美國同中國在軍事上，哪怕是暫時性的結盟的開端？”美國國防部長長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國和中國是朋友，不結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記者問：“同中國軍方發展關係是否終將導致美國向中國出售武器？” 　

   耿飈說：“我認為目前沒有這個可能。我們的友誼要靠一步一步地來，一天一天地發展。”

 組建反劫機警察特種部隊 　

     耿瑩說，“很多老帥對耿飈在就任國防部長前後執行的‘軍隊消腫’政策，印象深刻。父親在鄧小平同志和幾位老帥的指導下，主抓了軍隊的精兵簡政，那是‘文革’以後人民解放軍的第一次大‘消腫’。”　　

    耿瑩曾在父親的回憶錄中看到，當年父親召開軍委會議動員部屬說：“現在這個樣子化不了(實現國防現代化)……我們都是從槍林彈雨中出來的，大家都懂得指揮 機關人多了，高大了，並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難辦。過去辦事情簡單，一個電話，或者把人找來，當面幾句話一說，回去就辦妥了。現在辦事情有些人搞官 僚化那一套……搞那麼多幹部，說是能上能下，實際上能上難下，提起來高興，降下去就不高興，還要罵娘。現在要消腫，做三年計劃，真正消腫！” 　　

   為保證簡編部隊在緊急情況下實施軍務動員，耿飈提倡首先把預備役搞好。轉業復員的官兵要搞預備役登記。耿瑩說：“父親還給他們講了《花木蘭》的例子。他說 ‘你們看朝廷里就有花木蘭父親的名字，一旦打仗，一個通知下來，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帶弓馬，帶着保留的軍服就來了’。” 　

    在耿飈等軍委領導的積極努力下，經過這次精簡整編，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由600多萬降到400多萬。從此，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軍隊序列中消失。　    耿瑩對耿飈在任國防部長期間組建特種警察部隊的事記憶猶新。

    “1981年6月，耿飈召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研究如何應對國際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飛機等恐怖活動。”10月9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反劫機警察特種部隊。“他們從武漢軍區調集了一個團的兵力，開始封閉式訓練，當地老百姓稱他們是‘敢死隊’。” 　

   就在訓練緊鑼密鼓進行時，1982年7月25日，中國民航發生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劫機事件。民航蘭州管理局的一架飛機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機組改飛台灣。 耿飈立即到突發事件指揮中心現場進行指揮。後來機組人員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飈倡建的警察特種部隊併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隊，改稱“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特種警察大隊”，任務為反劫機、反恐怖、反暴亂。

 習近平給耿飈當秘書

　　習仲勛是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曾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在慶陽的耿飈與習仲勛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耿焱說：“因為都很熟悉，他們倆性格都很耿直，幾十年來都比較合得來，習仲勛伯伯的兒子近平還曾經在父親身邊擔任秘書。”

　耿焱補充說：“近平先是在陝北插隊，後來從清華畢業，就直接去了我父親那兒，工作了大概3年。”

　　1979年，習近平從清華大學學成畢業後，分配到中央軍委辦公廳，擔任當時的國防部長、政治局委員耿飈的秘書。

　　“父親覺得近平是一個非常踏實的小伙子，用心學習。當時父親有3個秘書，習近平最年輕。”耿焱說。

　　在習近平3年的秘書生涯中，“其中兩年我父親在任上。這段經歷應該對他很重要，他可以參加很多中央的會議，參與一些軍隊、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會議、文件，中央怎麼處理他應該都很清楚。”耿焱說。

　習近平在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前，還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飈的妻子趙蘭香老人，“當時他說那3年秘書工作對他有很大的作用。後來，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 港澳台工作，當年我父親曾負責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書時看了很多的資料，還隨我父親接見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說，那時候積累的經驗和知識非常重要，接手工作 的時候就不會覺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習近平都會送賀年片給趙蘭香老人，並寫上“身體健康”等祝福語。

  女兒眼裡的耿將軍

 　　耿飈的長女耿瑩現在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挽救。作為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的理事長，她花費了長達4年的時間才拿下批文。“基金會的作用就是喚醒大家：老祖宗的東西不要都破壞完了，要留下來。”

　　耿瑩說，正是父親讓她懂得了什麼是“文化”，懂得了什麼叫“遺產”。

　　“和平解放寧夏的前夕，我父親在前線，我跟在他身邊。那是在一個破廟裡，我發現父親手裡頭有一大張地圖，上面用紅藍鉛筆作了標記，藍顏色的圈 圈，還有紅顏色的箭頭。我就問爸爸說藍顏色的是什麼?我爸爸說是我們的炮口啊，我說那為什麼不打啊?爸爸也在發愁，指着地圖說：你看看這裡頭都是我們老祖 宗留下來的古物。”

　　耿瑩說：“你看他們一邊打仗，一邊還想着給後代留下什麼。現在還有沒有哪個幹部心裡想着要給後代留下什麼?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別!”

　　與姐姐耿瑩一樣，耿焱認為父親的愛好特別多，而攝影這一愛好貫穿了父親的一生。“1932年部隊繳獲了五六個相機和全套的沖洗設備。他拿着銀元到照相館去，讓師傅教他照相，師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從此他一路照相，長征全程他都記錄了。”

　　“斯諾寫西行漫記的時候，收集資料，問他要，他不給，後來上級只好下命令要。後來這東西就沒還回來，成為他一生很大的一個遺憾。”

　　耿焱說，“長征沿途的照片，包括過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諾拿走了。父親從來沒間斷過找尋，解放後，他通過外交部找了斯諾，斯諾說給了丁玲，讓 丁玲轉交。但是當時丁玲已經在農場勞改了。後來他又找了農業部，農業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問她，丁玲說‘我的東西都不知道哪兒去了，肯定沒有了。’”

　　在耿焱的記憶里，父親對一樣東西保存的特別好，那就是他的黨證。“那是他在江西蘇維埃政府的時候組織上發的。當時就那麼一兩年發過黨證。他保護的別提多好了，拿個塑料布包着，長征期間一直帶在身上，都沒被水洇過，裡面交黨費的簽字都清清楚楚”。

　　無論是耿瑩還是耿焱，對父親的愛都被埋藏在心底。當被問及“現在想起父親會出現的是什麼樣的場景?”耿瑩說：“我有煩心事的時候會在他墳前和他聊聊天。我覺得我父親好像沒死，在什麼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

　　“前些日子去參加革命前輩、開國少將陳銳霆伯伯的葬禮，他今年6月13日去世，享年105歲。我看着滿牆的照片對他女兒說：父親陪了我們這麼長時間，我們老了父親才走，這是我們一輩子最幸福的。我也給陳伯伯說，如果見着我父親，給他帶個好。”耿瑩說。

      2000年6月23日，著名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唯一一位沒有被授予解放軍軍銜的國防部部 長。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 長耿飆，在北京去世，享年91歲。（參考資料：《耿飈將軍傳》、《新中國第一代外交戰線的將軍大使》、《耿飈——首位駐西方國家的將軍大使》、《沒有軍銜 的國防部長》、王建柱《新中國第一代將軍大使》等編輯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