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 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代表共產國際的權威力量，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和長征最初的行程，遵義會議後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最後頗為黯淡地從延安 回到蘇聯。隨着更多歷史資料的出現，逐漸暴露出李德來華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員，屬於特工性質，被邀請擔任軍事顧問，卻是一場將計就計的誤 會。

　　軍事顧問的由來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后緊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 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里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後，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為 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他就是後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名特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後，並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了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後移居到那裡。”這個所謂“了解情況”的為時半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之表現，都被虛晃而過了。移居上海後，他先下榻外白渡 橋北端的禮查飯店（今黃浦路17號），隨後搬進一家美國人的公寓，獲得一個正式的可以公開的社會背景。從此，正式開始了他扮演共產國際派駐中國軍事顧問的 角色。

　　他與當時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阿瑟·尤爾特（Ewert，又稱艾佛爾托）一起，經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接觸。“通常是每周一次，我們一 起到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去。辦事處坐落在新住宅區內，當然是相當安全的。我們只能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暗號，比方說，在一個窗台上放一盞檯燈，或者在一間有 亮光的房間裡把窗簾打開半葉等等，才可以走進辦事處。在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尤爾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所談論的， 都是一些緊急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博古、洛甫都曾留學蘇聯，通曉俄語，他們之間可以直接交談。

　　1932年底，迫於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雲最後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 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 個相應的指示。

　　1933年9月，李德獲准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裝扮成王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陪同下，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 以“個人代表負責制”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住在特別安排的“獨立房子”，由伍修權擔任其翻譯，處處享受着“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 被當作聖旨。隨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

　　離開中國後的下落

　　李德從延安回到莫斯科後，等待他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審查。

　　1939年12月，負責組織審查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德國人。審查會還邀請了正在莫斯科的對情況比較了解的周恩來、任弼時、師哲、毛澤民、劉亞樓等同志參加會議。李德首先作檢查，承認自己在華期間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

　　周恩來代表大家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如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等戰術原則，對“福建事變”的處理和長征轉移的最初決策等。同時，他也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方針決策，沒有能夠及時制止，對造成的錯誤同樣負有責任。

　　毛澤民發言中指出，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長征後，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全部丟失，黨在白區的地下組織也全部遭到破壞，紅軍長征開始的30萬人最後損失90%，全國黨員30萬人也損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

　　在徵求過周恩來、任弼時等在場的中共領導人意見，並請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後，共產國際監委會作出對李德的處理決定：

　　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 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　　（據《檔案春秋》 朱鴻召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