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在北京大學文史大講堂演講評價蔣介石

評價蔣介石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晚上好！很高興有機會回母校來做一個演講。

我今天晚上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正確的認識和評價蔣介石的重要性；第二個問題，想講蔣介石日記的情況；第三個問題，講蔣介石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蔣介石有過好幾個重要的頭銜：頭銜之一是國民黨的“總裁”，相當於中共的總書記；還有一個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國民政府的軍事方面的最高統帥。他還是國民政府的主席，後來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蔣介石是集中了黨權、軍權、政權這三種最高權力於一身的政治地位。對這一個人有兩種完全對立的看法，以前的國民黨稱呼蔣介石是“中國人的救星”，甚至於說是“世界的救星”，說他是“千古完人”，就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出現的一個非常完美的人物。中共方面，中共的著名理論家、後來成為“四人幫”骨幹的陳伯達，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救星”和“人民公敵”這是兩個完全極為相反的非常懸殊的印象。

即使是中國的領袖毛澤東，在不同的時期里，對蔣介石的評價也是天差地隔。比如說，1938年，中共在延安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有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裡毛澤東稱呼蔣介石是“民族領袖”，是“最高統帥”。毛澤東說：國民黨有兩個偉大領袖，第一個是孫中山先生，第二個偉大領袖就是蔣介石先生。毛澤東這個評價，不是在公開場合講的，是在中共中央的中央委員會上講的，因此他不是公開場合的吹捧。同樣是毛澤東，到1945年就以“新華社發言人”的身份宣布，蔣介石是“人民公敵”。這可見，即使是毛澤東，他在不同時期，對蔣介石的評價也是截然不同的。

這些年來，在我們大陸，特別是在不同的網民中間，對蔣介石也仍然是兩種評價。

2002年，我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研究蔣介石著作，題目叫《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這本書在出版之前是經過了新聞出版總署和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審查同意出版的。但是出版以後，2003年有幾個人，甚至可能只有一個人，用了一個化名叫“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軍、老新四軍、老解放軍戰士”的名義，給胡錦濤同志，給中共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匿名的檢舉信。這封信說，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個研究員，他叫楊天石，他居然寫了書，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麼我們這些“老革命”是什麼？毛澤東是什麼？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麼天安門前面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豈不是要推倒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豈不是成了問題的嗎？這封匿名信說，在我們看來，蔣介石，第一，他是頭號戰犯，第二，他是民族敗類，第三，他是千古罪人。

那麼，這些年來，我關於蔣介石的研究的幾本書陸續出版以後，網民里對於蔣介石仍然是懸殊的兩種評價，很有意思的是，現在對於我這個作者、研究者也有兩種評價：一種評價是肯定我對蔣介石所做的研究、分析；另外一種評價呢？說我是漢奸，說恨不得把我的皮給扒了，說“楊天石真該千刀萬剮”。最近有一個網民在網上建議推選“十大惡人”，這個網民說，如果要在專家裡選一個惡人的話，那麼可以選楊天石。

我講這個說明什麼問題？就說明，對蔣介石的評價這種分歧很尖銳，由來已久。以至於現在對我也是兩種評價。

那麼，我今天做完報告以後，我希望每一位聽眾思考一下，我到底是一個研究蔣介石的學者呢，還是應該千刀萬剮，應該扒了皮，或者是 “十大惡人”？大家可以做一個分析。有分歧不要緊，關鍵是我們要有一個科學的、全面的、實事求是的評價。為什麼？我想至少是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提高我們中國近代史的科學水平。稍微懂一點中國近代史的朋友，我想都明白，如果對蔣介石不能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的話，那麼我們的許多歷史是沒法寫清楚的。例如，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抗日戰爭史、國共關係史、台灣史，甚至於我們的中國共產黨史，不能不寫蔣介石，要寫就有一個怎麼評價的問題呀。

比如說毛澤東在抗戰勝利的時候，曾經講過很有名的一句話，他說，抗戰勝利了，要摘桃子了，這個桃子就代表抗戰勝利的果實。毛澤東講，抗戰裡面，蔣介石、國民黨逃到峨嵋山上，他沒挑水，也沒給桃子澆水呀，現在他把手伸得老長老長，要下山摘桃子了。假定是我們按照毛澤東這個評價來寫抗戰史的話，那麼，當然國民黨蔣介石他沒抗戰，他無功可言，所以多年來，我想我們大家從上中學時候就很熟悉八個字叫“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如果我們按照這個基調來寫抗戰史，我敢說：這個抗戰史一定是不科學的，一定是錯誤很多的。所以，我們要寫出科學的、準確的、全面的中國近代史。要提高我們中國近代史的科學水平，那就一定要給蔣介石、國民黨有一個正確的評價。

其次，正確的評價蔣介石、國民黨對於我們建立和發展兩岸的和平關係至關重要。200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的60周年紀念，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60周年紀念。中共中央、中國政府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邀請台灣的抗戰有功將領，或者他們的家屬到大陸來參加慶祝勝利。

我們給台灣的郝柏村將軍發去了邀請信，郝將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當年是抗戰將領，後來當過台灣政府的“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他的兒子就是現在的台北市長郝龍斌。我們請郝柏村回大陸來參加抗戰勝利的慶典，郝柏村回了封信，不來。不來也可以，是他的自由，我們的宣傳機構，第二天發了一個消息，說郝柏村將軍因為身體不好，所以他不能夠到大陸來參加慶祝。郝柏村在台灣見到我們這個消息以後，第二天馬上發了一個聲明，說，我郝柏村身體很好，我沒病。我見過郝柏村確實身體很好，身體很強壯。郝柏村講，我之所以不到大陸參加活動，是因為我認為大陸關於抗戰的宣傳有片面性，所以我不去。

在郝柏村拒絕到大陸以後，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做了一個紀念演講，胡錦濤講了這麼一段話，我下面我講的幾乎是錦濤同志的原文，錦濤同志講：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分別承擔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共同構成了對日鬥爭的戰略態勢。

我當時看錦濤同志的報告以後，我就感到，這是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導人對抗戰史的新的評價，以前不曾有過。而且我注意到，錦濤同志的語言的次序，誰是“第一”，錦濤同志講“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分別承擔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那麼我當時感到，這是新一代領導人對抗戰史的一個新的估價。

在人民大會堂的慶祝會之後，我到台灣去參加台灣方面召集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和台灣光復60周年學術討論會。一天中午，大家吃完便當，正在休息，馬英九突然到會堂來了，那時馬英九是國民黨主席，他來了以後，就主動地走上主席台，發表了一個十幾分鐘的即興講話，馬英九第一句話是什麼呢？他說，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現在連北京的胡錦濤總書記都肯定我們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功績了。然後，馬英九就講，現在民進黨在那裡講台灣地位未定，不對，台灣地位已定，從“開羅宣言”發表那一天，就已經宣布了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是“未定”，是“已定”。

所以我剛才講一正一反兩個例子，就說明如果我們對抗戰史的評價有片面性、不準確，那麼台灣的國民黨人就不高興，他不來，你請他他也不來，但是一旦我們正確地按照歷史面目來總結，來肯定歷史的時候，馬英九就很高興。

所以，對蔣介石的評價，對國民黨的評價，能不能準確、全面、實事求是這對於我們建立和發展兩岸的和平關係至關重要的。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我想講一下，蔣介石日記的現狀。蔣介石的日記從1915年開始記日記，一直記到1972年，一共是記了57年。我曾經問過有些朋友，我說世界上各國的領袖裡有誰留下了57年日記？美國的羅斯福、英國的丘吉爾、蘇聯的斯大林、法國的戴高樂，他們誰都沒有日記。我也曾經問過一些朋友，我說在中共領導人里，有沒有誰留下57年日記？毛劉周朱都沒有日記。我所知道的，中共領導人里只有兩位有日記留下來，一位是楊尚昆，一位是汪東興，但是很遺憾，他們的日記都不到57年，時間都比較短。所以像蔣介石這樣的一個人物，他能夠留下57年日記，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們研究歷史，常常可以看政治家的公開講話，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這些我們都好研究。但是，我們到最大的困難是不了解政治家的內心世界。就是說他在做公開演說時，他的內心想什麼，這個我們無從知道。同時，政治家在公開的活動之外，還有許多是橫向操作，是幕後的活動。這些歷史學家、社會公眾也是看不到的。蔣介石的日記好處就在於，他幫助我們解決了兩個困惑：

一個幫助我們了解蔣介石的內心世界，他內心的秘密；另外，幫助我們了解政壇的許多內幕、許多奧秘。我隨便舉一個例子，1945年抗戰勝利了，蔣介石給毛澤東打去了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家大事。毛澤東去了，蔣介石考慮要怎麼樣接待毛澤東，他開始決定的是，四個字方針“誠懇、忍耐”。就是說，要很誠懇地對待毛澤東，而且蔣估計到毛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說要“忍耐”，毛到了重慶以後，通過周恩來表示了中共方面的意見：第一條，表示中共要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第二，承認蔣委員長現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這兩條蔣介石當時看得很舒服、很高興，但是毛還提出其他的一些條件，蔣介石很生氣，覺得毛要求過高，覺得毛是獅子大開口，所以馬上轉變了接待方針，轉變另四個字，大家想不到，是“拘留、審判”，蔣想借毛到重慶談判機會，把毛扣下來，然後用法律去審判他。蔣就想，如果把毛扣在重慶的話，美國人可能不答應，因為當年是美國人保證毛的安全，毛才到的重慶。但是蔣想，美國人不答應好說，蔣還估計到，蘇聯可能不答應，為什麼？因為本來毛不想去重慶，是斯大林連續打了幾封電報給毛，說你一定要去。現在把毛扣了，蔣估計有兩個可能，第一，蘇軍（紅軍）當時占領了中國東北，有可能蘇聯拒絕撤兵，另外一個可能，蘇聯紅軍可能占領新疆，打中國的西北。蔣想我把毛扣下來，即使蘇聯採取這兩個舉動，也沒關係，也值得。想來想去，蔣還是不踏實，最後蔣又決定了新的四個字的接待方針，大家更想不到，第一，“授勳”。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國民黨給抗戰有功人員每人發一枚 “抗日戰爭勝利勳章”作為嘉獎。蔣介石決定給毛澤東授一枚抗戰勝利的勳章。第二，“禮送”，派飛機，派張自忠為代表，彬彬有禮把毛送回延安。也就是毛在重慶那幾十天之內，蔣的決定有兩個180度的大變化。這種變化那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我想，包括宋美齡在內都未必知道。我們從蔣的日記里才能看出來。，

飛機把毛送走了，蔣就在重慶的官邸林園裡散步，他就想他這件事做得怎麼樣，然後他在日記里寫了一段話，他說，毛澤東這個人陰陽怪氣、綿里藏針，不好對付。但是蔣又寫，我料定毛不能成事，他不會逃得出我的掌心。像這些，都是蔣的內心世界，通過日記我們才能夠發現這個秘密。

有聽眾可能會問，蔣的日記可靠嗎？他是不是在作秀呢？是不是說假話在騙我們？我研究了蔣50多年的日記，我覺得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他不是為了發表，不是為了作秀，證明是兩條，第一條，蔣喜歡罵人，蔣在日記裡邊大量記載了他罵人的話。例如，孫中山先生的少爺孫科，蔣介石在日記里罵他是“阿斗”，說孫科這個人不僅賣黨，而且賣國；孔祥熙是蔣介石的連襟，蔣介石在日記里罵孔祥熙是“無恥之尤”，宋子文是蔣介石的小舅子，蔣介石在日記里罵，說宋子文這個人囂張跋扈，絕不可用。國民黨有一個人叫周子榮（音譯），他說周子榮這個傢伙我槍斃他十次都不夠，可能大家都問，他罵不罵老婆？我告訴大家，在蔣介石的日記里他也罵，無非是罵得婉轉一點，好聽一點。那是1972年，那時蔣介石已經病重了，我發現他的日記連續好幾天都有一句話，叫“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這是我們孔老夫子的話，是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不好伺候的，一種是女子，一種是小人，我就在研究蔣介石幹嘛在日記里，有幾篇都寫這句話呢？他罵誰呢？我研究的結果是“女子”他罵的是宋美齡，小人他罵的是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為什麼呢？

1968年尼克松要在美國競選總統，競選總統是要投資的，要拿出大量美元來辦事的。那時台灣有錢，所以尼克松從美國到了台灣，到了日月潭，跟蔣介石會談。尼克松大概有點不好意思，他張不開嘴，不好意思跟蔣說我現在要競選總統，你給我點美金，我回去好活動，尼克松沒有講這句話。蔣介石想，你不開口，對不起，我也不開口。那次尼克松到了一趟台灣，空手而歸，沒有從台灣把美金拿回去，但是恰恰是這一次，尼克松當總統了，當選了。尼克松當選總統以後，第一，派基辛格訪問北京，第二，尼克松親自訪問北京。

我想我們很多讀者可能還記得這個鏡頭，尼克松從飛機上走下來，周恩來走上去雙方握手，有一張這樣的照片。蔣介石就在想：為什麼突然尼克松變了，對中共友好了？他想來想去，他找原因，他想就是我沒給尼克松競選經費，所以他恨我。蔣就想，誰讓我不要給尼克松錢呢？兩個人：一個是宋美齡，一個是孔令侃，他兩個人主張不要給尼克松錢，所以蔣就在日記里罵他們兩個人（宋美齡和孔令侃），“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你們想，這麼一本誰都罵的日記，蔣介石有可能在生前公開出版嗎？沒有這個可能，所以蔣的日記，主要是為了他身後使用的。

另外，蔣的日記寫了很多他個人的隱私。我曾經講過，蔣介石早年三重身份：第一，他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志士；第二，他是儒學的信徒；第三，他是上海洋場的花花公子。蔣介石早年在私人生活上是荒唐的，例如搞三陪，例如逛妓院，這些蔣介石都幹過。但是蔣介石有一個想法，他說，他要做中華民國的模範，要當古往今來第一號的聖賢豪傑，所以蔣介石就下決心要跟自己的荒唐、好色的這些毛病鬥爭。怎麼斗呢？蔣介石年輕時，比如說他上大街，對面走過來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蔣介石看了以後，說這個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心動了，當天晚上，蔣介石就會在日記里寫上這麼一行字“見艷心動”，“見”是看見，“艷”是艷麗的女孩子的意思，這是四個字，後面是五個字“記大過一次”，蔣介石用這個辦法跟自己的毛病做鬥爭。

那個時候，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派，在福建打仗，要建立一塊革命根據地。有時講要離開福建，要回上海去看看，那時從福建回上海、浙江一定要先到香港換船，蔣介石去香港之前會寫一段日記，說“香港是一個花花世界，我蔣介石能不能經得住考驗就看今天了”。勉勵自己，改正毛病，後來又寫“我又犯錯誤了”，他說我每天都讀曾國藩的書，我連這點小小的欲望我都克服不了，我還算人嗎，我和一條狗有什麼兩樣？所以說，講的這些隱私，他寫在日記里，根據這兩條，我的判斷，他的日記主要的是自己寫自己用，而不是為了作秀，不是為了生前出版，因此他的日記有比較大的可靠性。

但是這麼講不等於蔣介石日記什麼都記，有的事情他不記；也不等於他每一句話都可靠，都真實，有時在日記里也會講一些假話，但是總體來說，他的日記真實性較高，可靠性較大，是我們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我這樣講，有聽眾可能問，楊先生，我們能不能看到啊？我告訴大家，這個日記57年，中間丟了四年，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是53年，保存在美國的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每一個世界公民憑駕駛證可以看，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憑護照登記，十分鐘以後就可以閱讀。我還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蔣家原來不知道這個日記里記什麼，不知道日記公布以後，對國民黨、對蔣介石、蔣家是好還是壞，他們拿不準。開放了這些年以後，他們覺得，開放這個日記對於改善國民黨的形象，對於改善蔣的形象有好處。所以蔣家已經決定53年的留存日記要全部出版，今年12月就會首先出版蔣的1949年的日記，也就是蔣介石被從大陸趕到台灣去的，蔣介石最倒霉那段時間的日記要出版，三年之後，蔣的日記要全部出版，所以我想我們在座的每一個聽眾，將來都有機會能夠閱讀蔣日記的全文，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蔣日記的情況。

第三個問題，也是我今天報告的主要內容就是蔣介石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第一，我覺得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就是說，他記住“振興中華”，這是孫中山的教導，蔣介石是記住了，要“振興中華”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要儘可能的維護中華民族的主權領土完整和統一。這不能講空話，我們要看一看蔣介石對幾個主要列強的看法：首先，對蘇聯。1923年，蔣介石被孫中山派到莫斯科，頭銜是“孫逸仙軍事代表團團長”，孫中山為了增強蔣介石的身價，特別給列寧寫了一封信，說，蔣介石是我的代表，是我的好朋友，希望列寧能夠很好地接待蔣介石。很遺憾那個時候列寧病重，蔣介石沒有見到，但是蔣介石見到了當時蘇聯的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他向托洛茨基提出一個要求，要求蘇聯方面同意把蒙古的庫侖作為國民黨的軍事基地。國民黨要在蒙古的庫侖建立一個軍官學堂，要訓練一支軍隊，然後從蒙古出發進攻當時北洋軍閥的首都——北京，當時曹錕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大家知道，孫中山的根據地是廣東，但是廣東有先天的缺陷，廣東旁邊的香港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國民黨的軍隊從廣州北伐，英國隨時可以在廣州搗亂，讓你的“後院失火”。從廣州北伐要經過廣東、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個省，要跨過長江、黃河兩條大河，帝國主義的軍艦可以從上海一直開到武昌的江面，把北伐軍攔腰斬成兩段，因此孫中山和蔣介石都不認為廣州是一個理想的根據地。庫侖呢？離北京很近，出了蒙古就是張家口，出了張家口就等於到了北京，中間沒有高山峻岭，沒有長江大河，因此孫中山和蔣介石把軍事基地選擇在蒙古的庫侖。那個時候，蒙古還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要跟蘇聯商量？因為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紅軍就一直駐紮在庫侖，蘇聯方面一直把蒙古看成自己的勢力範圍，所以當蔣介石向托洛茨基提出這個要求時，托洛茨基說，你們國民黨的腳不可以踏上蒙古的土地，你要進攻北京，只能從蒙古的邊境上起兵，蔣介石的要求遭到拒絕以後，他在日記中寫到“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你別看口頭講得很好，是你的同志，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慮問題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也就是在1923年蔣介石就看出了蘇聯黨和政府的領導有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我想，這麼多年的世界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蔣介石一輩子反蘇有許多原因，但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反對蘇聯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

1968年，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書裡也沒有寫過。原來蔣介石撤退到台灣以後，做夢都想反攻大陸，不甘心失敗，但是台灣地方小，軍隊少，所以蔣介石最初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把反攻大陸的希望寄托在美國人身上。蔣介石希望美國人出錢、出槍、出先進武器來幫助國民黨反攻大陸。但是久而久之，蔣介石發現美國人沒有這個意圖。一個新的總統上任了蔣介石就寫信說明他要反攻大陸，需要美國人支持他，但都是沒有下文，所以蔣介石悟出一個道理，他說，美國人並不是想幫助國民黨，美國人是想把國民黨當成一個看門狗，幫助美國做西太平洋的看門狗，所以蔣介石對美國的援助失望了，就在蔣介石對美國援助失望的時候，中共和蘇共吵起來了，中共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批判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兩黨交惡影響到了兩個國家的關係也壞到了極點。在這個時候，蘇聯派了一個記者，這個記者叫維克多路易斯，他的公開身份是英國《倫敦晚報》的記者，他真實的身份是蘇聯的特務，克格勃人員。國際上有人做了分析，認為他是蘇共中央國際部的工作人員，這個路易斯在1968年從日本到了台灣，到了台灣就找了蔣經國，他說，你們是不是想反攻大陸啊？你們是不是缺錢呢？要是缺錢的話，我們蘇聯給錢，你們是不是缺武器呢？台灣你開個武器清單你要什麼我們給什麼？你們想不想利用我們蘇聯在中國邊疆的那些基地呀？你提出來，你要用我們哪一個基地都可以。也就是說，蘇聯方面要用錢、用武器、用基地提供給國民黨，幫助國民黨實現反攻大陸的願望。

雙方開始在台灣談，後來一直談到歐洲的維也納。蔣介石開始很高興，覺得美國人不幫我，現在蘇聯朋友幫我。但是，到了1969年，蔣介石想來想去，他覺得不妥，蘇聯的援助不能夠要，他在日記里有兩段，一段說蘇聯援助我國民黨，一定想侵略中國，我可要記住，“吳三桂和洪承疇的教訓”，不能夠重蹈他們的覆轍。大家知道吳三桂、洪承疇，當年清兵入關，吳三桂、洪承疇起了作用，所以蔣介石表示不能夠當吳三桂、洪承疇，不能夠把蘇聯人引進中國來。1969年下半年，蘇聯在中國的北方邊界屯兵百萬，毛澤東提出來“深挖洞，廣積糧”，提出備戰、備糧，提出要準備打仗。跟誰打？不是跟美國打，也不是跟台灣打，是準備跟蘇聯打，準備蘇聯從北方來進攻中國。

年紀大一點的聽眾可能聽說過，有一個所謂林副統帥一號命令，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用林彪的名義發的，就是準備和蘇聯打仗，要北京的高幹都疏散到外地去，這是就林副統帥一號命令，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又在日記里寫了一段話，他說，我決不在這個時候反攻大陸。他說，我在這個時候反攻大陸，蘇聯就可能趁機侵略我們的華北。所以我剛才講了這兩件事，一件是1923年，一件是1969年，可以看得出來，儘管蔣介石和中共勢不兩立，蔣介石作夢也想反攻大陸，但是他還是有民族立場，他不願意給蘇聯人提供可乘之機。

我想講一下蔣介石和納粹德國的關係，過去我也很少講這個事情。1942年，德國軍內、政府內部，有一部分人（官員和軍官）要想推翻希特勒，甚至於制定了要暗殺希特勒的計劃。想在推翻或者暗殺希特勒之後，建立一個沒有納粹的德國。萬事俱備，做了充分的準備。但是這部分反納粹人士希望得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支持，希望在推翻了納粹以後，在建立了新的德國以後，西方世界能夠對新德國平等相待，不要把新的德國當成戰敗國。他們希望蔣介石能夠出面跟羅斯福來談判這個問題。蔣的日記和在美國保存的宋子文檔案都證明了，蔣介石派了一個特使到歐洲去聯絡這些反納粹的人士，對他們表示支持。而且還提供了經費援助，我們現在知道的至少一次是提供了三萬美金。同時蔣介石還通過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把這個信息告訴了羅斯福。所以蔣介石對於德國反納粹力量的反希特勒計劃是支持、是贊助的，也就在這個時候，希特勒的助手二號人物——戈林派了一個代表，會見蔣介石在歐洲的代表。中德兩國當時已經絕交了，戈林提出要訂立中德軍事立約，就是說希特勒的軍隊從高加索、從中東進攻印度，中國的軍隊從緬甸進攻印度，雙方合作把印度拿下來，然後讓日本和德國的軍隊、東方的法西斯和西方的法西斯在印度洋會師。這可是不得了的計劃，如果東西方法西斯在印度會師的話，就是說兩個法西斯會聯手，那對世界大戰，對反法西斯戰鬥是極為不利的。在這個問題上，蔣介石告訴他的歐洲代表，要堅決拒絕，此事無論如何不能夠談。

所以，我們從這兩點來看，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在美國的問題上，美國在二次大戰里是我們的盟國，美國總統羅斯福是一個開明的總統，曾經給中國很大的援助，但是雙方在1944年發生了矛盾。當時按照羅斯福的意圖，成立了一個戰區叫中國戰區，包括中國戰場、越南戰場、泰國戰場、緬甸戰場，統帥是蔣介石。羅斯福給蔣介石派了一個參謀長，是美國的四星上將史迪威。1944年，羅斯福受了馬歇爾的影響，當時中國戰場中國軍打得不好，羅斯福讓蔣介石把指揮權，就是指揮中國戰場、指揮全部中國軍隊的權力交出來，交給參謀長史迪威，蔣介石認為軍權是國家權力的重要部分，不能交。所以蔣介石告訴羅斯福，中國的國情複雜，權我可以交，但是你要讓我慢慢交。羅斯福絕頂聰明，他看出蔣介石是想拖，是想磨，所以羅斯福給蔣介石下通牒，表示你的權力——軍權要馬上交給史迪威，如果不交你休想從美國人手上拿到一分錢援助。你以前所有的光榮也統統沒有了。這是最後通牒。蔣介石在這個情況下，採取了兩個動作：第一，蔣介石準備跟美國絕交。蔣介石想，從1937年蘆溝橋抗戰我們中國已經抗日6年了，大不了我繼續單獨抗日，美國人的錢我不要，所以做了一個跟美國絕交、單獨抗戰的準備。另外，蔣介石以攻為守，你不是讓我把權力交給史迪威嗎，我當然不能交，而且我不喜歡史迪威這個人，請你把他招回美國去。你想這美國人沒有面子，他讓一個四星上將來，蔣介石我不喜歡他，你把他接回去。羅斯福權衡再三，他覺得不能沒有中國這個戰友，所以羅斯福自己找台階下，他說，你不要史迪威可以，我們美國的將軍很多，你選，你從我們美國將軍里挑三個，我來圈一個。最後，這個矛盾就是這麼解決的。就是說蔣介石從美國將軍里挑了三個人，羅斯福圈了一個人叫威德曼。所以在對美國關繫上，蔣介石還是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維護了民族的尊嚴。這是我講的蔣介石的第一個特點，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第二點，我想講的是，蔣介石是一個改良主義者。蔣介石早年很革命，很激進，蔣介石早年有一段日記，他說，怎麼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呢？說中國的問題不在軍閥，也不在官僚，中國的問題是在資本家。中國要把資本家全殺光，中國就有希望了。這個思想當然是一個激進、極“左”的思想，但是後來蔣變了。

1923年，蔣介石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跟蔣介石講，你們中國革命可要當心，你們中國革命不僅要沒收外國資本家的財產，還要沒收本國資本家的財產。大家知道，那個時候，1923年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民族革命，要把外國的財產、外國的工廠、中國的資產通通沒收，這也是過“左”，是極“左”思想。蔣介石當場跟共產國際的領導人頂起來，蔣介石講什麼？說我們中國革命是兩步走：第一步，是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第二步，才能解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當年莫斯科有一個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覺得蔣介石還不錯，所以就跟蔣介石談話，他們說，您是不是可以參加我們的黨？你是不是做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就是說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要發展蔣介石當黨員。大家想，如果蔣介石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中國近代史就不一樣了。蔣介石想了想，拒絕了。

什麼理由呢？他就是一條理由，說你讓我參加中共，我是國民黨員，事關重大，我要請示孫中山先生。所以他就是這個原因，沒有在莫斯科參加中共。

後來，蔣介石和中共的矛盾逐漸增加起來，矛盾之一，領導權之爭。蔣介石表示中國革命誰領導？要國民黨領導；中國共產黨表示中國革命誰領導？要由中共來領導。領導權只有一個，兩個黨都要領導權，這怎麼辦呢？蔣介石最初的辦法是找共產國際。1926年的下半年，蔣介石把他自己身邊的秘書、中共的創黨人邵力子派到莫斯科。邵力子後來是民主人士，但是1926年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而且是蔣介石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的秘書。所以蔣介石那個時候並不反共，第一個秘書蔣先雲是共產黨員，第二個秘書邵力子也是共產黨員。蔣介石把邵力子派到莫斯科，派到共產國際，蔣介石告訴邵力子，你去見斯大林，你替我講三句話，傳達三個要求。第一個要求是，世界革命必須由共產國際領導。第二句話，中國革命必須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第三句話，中國國民黨要求參加共產國際。把這三個要求提給了斯大林。

對於第一個要求，斯大林聽起來當然是心花怒放，世界革命要共產國際領導，共產國際誰領導？就是蘇聯共產黨領導，當然就是斯大林領導，第一條，斯大林心花怒放，欣然同意。第二句話，“中國革命要由國民黨領導”這個事情斯大林不贊成，但是他不表態。他沒有當面去駁邵力子，但是後來通過共產國際做了一個決議，說中國革命要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好了，無產階級領導當然是中共的領導對不對？第三個要求，“國民黨要參加共產國際”，這個事情把斯大林難住了。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你參加共產國際是咋回事，但是斯大林又不好拒絕，說你不行，你不夠格，不能這樣講啊，所以斯大林後來通過共產國際做了一個決議，這樣吧，國民黨就當共產國際的觀察員吧。所以後來邵力子就沒有回中國，有一段時間就在莫斯科，當國民黨在共產國際的觀察員，所以雙方的矛盾是一個領導權之爭。

第二，主義之爭，蔣介石認為要救中國必須要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是要實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兩黨打了幾十年，這是兩個根本的矛盾。後來蔣介石總結他跟共產黨的分歧，總結了三點：第一，蔣介石說，共產黨主張消滅私有制，國民黨主張保護私有制。後來，蔣介石把這句話加了幾個字，“國民黨主張保護合理的私有制”這是第一個分歧。第二，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國民黨主張階級合作。第三個分歧，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國民黨是代表全民的利益。這是蔣介石自己總結的他和共產黨的三個分歧，從此以後，蔣介石就從原來的革命者轉變成一個改良主義者，終其一生蔣介石始終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我只需要舉一個例子：土地問題。耕者有其田，讓沒有地、少地的農民取得土地，這是孫中山的主張，是國共兩黨的共同奮鬥目標。這是孫中山首先提出的。但是孫中山有兩句話，第一句話叫“讓農民得到土地”，第二句話“讓地主也不受損失”，這兩句話才是孫中山土地思想的完整的表述。後來中共和國民黨實際上走了兩條路，中共在農村搞的是六個字：“打土豪、分田地”，這個“分田地”決定的條件是什麼，是“打”，沒有“打”，這個地主的土地拿不出來，所以中共的土改路線是一個鬥爭的路線，是“打”字當頭的路線。要“打”，對不起，地主就要受損失。所以中共的土改路線和中共整個的革命路線是一個“斗”字當頭，是通過革命戰爭，通過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來進行的。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毛澤東就講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繪畫，革命不能溫良恭儉讓。但是，蔣介石、孫中山他們希望搞的是和平土改，是讓地主也不吃虧的土改。

一個是革命路線，一個是改良路線。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以“斗”字當頭的土改勝利了、實現了，而國民黨的那種和平的、雙贏的土改，在大陸，在國民黨執政22年之內始終沒有作為。1949年蔣介石下野到奉化老家走了一圈後，他在日記里寫了，他說22年，奉化沒有任何變化，這說明國民黨沒有搞土地改革，而共產黨搞了。國民黨的土改是什麼時候搞成功的？蔣介石到台灣以後，痛定思痛，他知道在大陸最終就是沒有進行土改，所以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做的第一個改革，就是搞土地改革。

台灣為什麼會成功？台灣的土改是按照孫中山的雙贏主張做的，你的地太多了，你把多餘的地拿出來，讓別人用。一邊是地主把土地交出來了，另外一邊政府把國營的股票交給了地主，這就是和平土改。農民得到了土地，地主也不受損失，儘管如此，台灣還是有兩種人，一種人我稱之為傻頭傻腦的地主。他們拿到股票了，看看，不就是一張破紙嗎，有什麼用？就扔了，還問你要嗎？你要，我低價賣給你，或者我送給你，這部分地主傻。等到台灣經濟起飛了，這些股票漲了十倍、百倍、千倍，這部分地主怎麼了？一看糟了、賠了。另外一部分地主呢？知道股票是個好東西，保存了下來，等到經濟起飛以後，這部分地主就成了工業資本家，成了大財主了。

所以，民進黨最早的發起人有很多都是在國民黨的土改里受到損失、吃了虧的傻地主。

聽眾可能會問：楊先生，國民黨的土改在大陸怎麼搞不下去，到了台灣搞下去了呢？道理很簡單，國民黨在大陸搞土改，要動的是大陸的地主，這些大陸的地主往往或者是國民黨員，或者是國民黨官員的三姑六姨親戚，他怎麼下得了手？1948年，蔣介石就思考一個問題，他說：共產黨的部隊怎麼打仗很勇敢，每戰必勝，我們國民黨部隊打仗都不想打，每戰必敗。怎麼回事？蔣介石就學毛選，從毛澤東著作中找答案，他就看了毛的一篇文章，《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看了以後，恍然大悟，他說我明白了：共產黨的部隊為什麼能打仗，因為共產黨給農民分了地，那個士兵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就要打仗，這好辦，我們國民黨也可以學。所以，蔣介石下了一道命令，他說，凡是共產黨給農民分了地的那個地方國民黨收回以後，要承認中共的土改成果。蔣介石在江蘇北部找了四個縣種試驗田，怎麼種，就是這四個地方試驗，當年共產黨的土改國民黨承認，這個地是共產黨分給你的，現在我還給你。這個試驗區剛剛成立，地主就不幹了，地主就給蔣介石、給南京國民政府寫信、請願，說我們這些地主八年抗戰，飽受顛沛流離之苦，三年內戰之後，我們這些地主又飽受共產黨鬥爭之苦，中共搞鬥爭土改，我們好不容易把你盼回來了你還要我們承認共產黨的土改，你憲法怎麼寫的？你憲法說保護私有財產，這個地主一叫一鬧，國民黨的這個試驗，蔣介石學毛澤東那點收穫也就煙飛雲散了。

就是說，蔣介石儘管早年很激進，極左，很革命，但是後來他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國民黨的腐敗，國民政府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應該說，蔣介石比誰都清楚。蔣介石在抗戰期間，曾經定了一個計劃，國民黨要改名成“中國勞動國民黨”。誰能夠參加勞動國民黨？蔣介石說兩種人：第一，農民，或者有農民家庭背景的人；第二，革命軍人。所以蔣介石是想讓國民黨從階級基礎上有一個變化。蔣介石在重慶辦一個高級黨員訓練班，把國民黨高級幹部找來學習，就是相當於我們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一樣，第一課蔣介石親自上，你知道他怎麼上？蔣介石不講課，給每一個學員，發一個問卷調查，第一個問題，請你回答為什麼我們國民黨處處比不過共產黨？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現在的大學教授、教員、學生都反對我們國民黨？

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總裁，讓他的學員回答這些問題，不容易，他要有點勇氣。蔣介石還定過一個計劃，要在三年之內，培養10萬個革命幹部，每一個幹部要下鄉三年。蔣介石多次提出，軍隊要給農民種地。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通過了一個黨章，蔣介石很好地學了這個黨章，他覺得其中有兩段寫得太好了，一段是黨員和群眾，一段是上級和下級。蔣介石覺得這兩段簡直可以解決國民黨的一切基本問題。所以蔣介石把這兩段抄在他自己的日記本里。而且蔣寫自己的感想，他說，共產党進步得那麼快，我們國民黨再不奮起直追的話，國民黨很快就完蛋了。

所以蔣介石不是沒有改革的願望，不是沒有發現國民黨的腐敗，他改不動，他孤掌難鳴，整個的體制把他捆住。

蔣介石什麼時候才下決心要改造國民黨的呢？在台灣。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一個是搞土地改革，另外一個就是黨的改造，搞黨的改造運動。當然國民黨是一個百年老店，國民黨改造任務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所以馬英九還在那裡改。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蔣介石是一個改良主義者。

第三個問題。蔣介石是一個個人中心主義者。蔣介石對自己估價很高，他認為，他自己是基督的化身。上帝之所以把蔣介石生在中國，就是讓他來救中國的。另外蔣介石還有第二個估計，他是太極的代表。什麼叫太極，“太”是太平洋的“太”，“極”是極端，太極是宇宙、社會、道德的最高法則，所以蔣介石是把自己看成是太極的化身。這樣的話，他的思想方法就形成了一個形式邏輯里的三段論。我不知道大家學過三段論沒有，就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這就是三段論。第一，我蔣介石是革命的。蔣介石從他參加革命那一天，一直到死他都沒有懷疑過，他認為自己是革命的。這是大前提。小前提呢，你反對我蔣介石。結論是什麼？你就是反革命。蔣介石一輩子反共就是這個思想邏輯，1927年在江西反共時他就講，我蔣介石是革命的，如果我蔣介石不革命可以把我拉出去槍斃，信誓旦旦。二，你反對我蔣介石，對不起，你是反革命，我就可以殺你。所以蔣介石是一個個人中心主義者，他的思維就是這樣一個發展邏輯。

蔣介石自我迷信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大家知道，中國古代有一個《孫子兵法》。蔣介石說，他在抗戰里也發明了一些戰術，說他發明的這些戰術可以跟孫子相比。蔣介石認為自己寫的文章和唐宋八大家差不多，極端地自我迷信。什麼事情，任何人干他都不放心，也都看不上。什麼事情他都要管，都要下命令，都要獨斷。舉一個例子，抗戰時，重慶是都城，當然要安排垃圾堆怎麼擺放，這本來是市政府的事，蔣介石說不行，垃圾堆要堆在什麼地方，他要管。我剛才講到，國民黨辦高級黨員訓練班，就是辦黨校。那個時候睡覺是木板床，木板床就免不了生臭蟲，蔣介石就下令怎麼消滅木板床上的臭蟲，這要管。那個時候的重慶女孩子追趕時髦，長發，就像我們今天的女孩子一樣，長髮披肩認為是一種美，蔣介石下命令，女孩子長頭髮不能夠超過幾寸幾分。國民黨有一個宣傳部長姓葉，吃飯時有點狼吞虎咽，蔣介石在日記里說，葉部長吃相太難看，我要提醒他。有一個幹部做報告，走上講台，從褲兜里把講稿掏出來，蔣介石大發雷霆說，你這個人混帳，你的講稿應該放在你的上衣口袋裡，你怎麼擱到褲兜里？其實這些都是小事，無所謂，何必計較呢？當年日本飛機轟炸重慶，成年成月24小時的不間斷地疲勞式的狂轟濫炸，中國的空軍起飛應戰，蔣介石看着看着，這個指揮官怎麼不行呢？蔣介石會讓這個空軍作戰指揮官靠邊站，自己親自指揮。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從河南發動進攻，打下了湖北，打下了湖南，打下了廣西，一直打到貴州獨山，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蔣介石在重慶的防空洞裡給前線打電話，打給誰？他不打給司令官，他打給團長、營長、連長，你們想，戰場形勢千變萬化，蔣介石在重慶的防空洞指揮千里之外的營長、連長，這個仗怎麼打？他焉有不失敗之理？這個叫遙控，是軍事學上的大忌，這和蔣介石的個人中心主義，極端的自我迷信很有關係。

最後一點，蔣介石是既有大功，又有大過。2006年，我在美國看蔣的日記，新華社有一位記者採訪我，說楊先生你能不能談談看了日記以後的心得？我就跟他談了大概有一個多小時。這個記者回來在《參考消息》上發了一篇報道叫“訪楊天石教授”。過了兩天這個記者又來找我，他說楊先生，我們領導很欣賞這個報道，想再訪問我一次，他說這一次訪問我說什麼，我說這一次能不能請你用幾個字概括蔣介石的一輩子？我一聽就懵了，我說蔣介石活了88年，你讓我用幾個字來概括他一輩子，這怎麼可以？我說做不到。他說，你還是要給我們講講，我說這樣吧，我給你講三句話，記者就拿出本來記，我說：第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這個記者就寫了，“十分重要”。然後我又說，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又記了“十分複雜”。我看這個記者記得挺認真，我心裡在樂，為什麼？我是講了兩句進了保險箱的話，“十分重要”、“十分複雜”這兩句話，左派贊成，右派也贊成，沒有人可以反對，進了保險箱。因為我知道他是新華社的，所以我講話就當心點。但是我想了想，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不能老是用這種進了保險箱的話來忽悠他，我說我還有第三句話：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然後我就跟他解釋，大功是兩條：第一，是領導北伐。1926到1928年，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從廣州一直打到北京，消滅了三個軍閥集團：吳佩孚、孫權芳、張作霖軍閥集團。結束了袁世凱當皇帝以後所出現的軍閥16年的混戰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國的統一。我說這是笫一大功；第二大功，是他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直到最後勝利，挽救了近代中國最嚴重的一次亡國危機。就是說，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欺負我們的次數太多了，中國的亡國危機也有多次初級，但是最大的一次亡國危機是日本侵華。在八年抗戰里，蔣介石堅持到底，領導國民黨、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所以我說這是他的第二大功。

兩大過呢？我說：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繳共，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二大過，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反共內戰。我說，當然蔣介石一輩子做的事情不少，要講他的功我還可以講一點，比如說，1911年武昌起義，在杭州有一支敢死隊100多人進攻浙江巡撫衙門，浙江巡撫衙門就是相當於今天的浙江省政府，這支敢死隊隊長是誰？叫蔣志清，他就是蔣介石，他原來不叫蔣介石，原來叫蔣志清，所以說辛亥革命他是敢死隊的隊長。1916年袁世凱在北京當皇帝，在山東有一支討袁軍，反對袁世凱當皇帝，這個討袁軍的參謀長是誰？是蔣介石。1922年，陳炯明在廣東兵變，炮轟廣州的非常大總統府，孫中山、宋慶齡匆匆忙忙從總統府逃出，逃到珠江的永豐艦上，是蔣介石千里迢迢從浙江到上海趕到廣東，趕到珠江上的永豐艦，和孫中山同甘苦、共患難。

1924年，蔣介石受孫中山委託，擔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為國共兩黨培養了一批軍事精英。這也是功。但是比起來，北伐、抗戰，這是兩大功，別的當然也是功，但要比那兩個功小一點。

“兩功兩過”，我記得最初是在樓下，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我提出這個觀點來了，後來，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孔慶東教授在網上發了一篇文章，說楊先生講這個蔣介石兩大功，他說同意。但是他說，他還要補充一大功。什麼大功呢？就是建設台灣，反對“台獨”。後來我想了想，我承認這是蔣介石的一功，但是我沒有把他提到大功，孔慶東主張這也是一大功，我也可以同意。我在這裡要補充的是什麼？就是我剛才講了，蔣介石到台灣最初的十年，沒日沒夜的制定反攻大陸計劃，什麼海龍計劃、海獅計劃，海礁計劃，名錄有十多種。一會想在福州登陸，一會想在廣州登陸，一會想在雷州半島登陸，蔣介石紙上談兵頭頭是道，甚至反共宣傳都想到了，說“國民黨人來了，你們趕快投誠吧！”這個都寫好了。但是蔣介石發現這個希望越來越小了，美國人不支持他，蘇聯人支持但他又不敢，後來他覺得反攻大陸沒什麼希望了，所以他把精力放在建設台灣上。

60年代我們這裡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武鬥，蔣介石在台灣提了八個字的口號，叫“科學第一、教育優先”。蔣介石日記里本來都是打仗、剿共，現在日記里開始出現“開發區”、“發展電子工業”，所以應該承認，我以前有一個錯覺，覺得建設台灣，台灣經濟起飛主要的是蔣經國的功勞，當然這不錯。蔣經國對建設台灣、發展台灣有巨大的功績，但是先行者是蔣介石，他正確地提出了“科學第一、教育優先”，在台灣實行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制。今天高雄的一些地方人擁護民進黨，我有時看蔣介石日記，我就很生氣，我說，他們這些人不了解，當年主張把高雄開闢為開發區的就是蔣介石。蔣介石覺得當時的高雄市長不行，把他撤了，專門成立了高雄開發委員會。所以，蔣介石對於反對“台獨”，堅持一個中國，建設台灣應該承認也有他一功，是不是大功，咱們可以討論，但是，確是一功。

當然蔣介石在台灣同樣有一個錯誤，就是白色恐怖。蔣介石初到台灣，要鞏固他的統治，所以鎮壓了一些共產黨人，包括已經位做到國防部的參謀長吳石，後來被蔣介石發現給槍斃了，台灣國民黨的組委李友邦原來是抗戰台灣義勇隊的隊長也是中共，也被蔣介石槍斃了。他鎮壓了一部分的共產黨員，也鎮壓了一部分主張民主、主張自由的人士，例如最有名的雷震。雷震在台灣辦一個刊物叫《自由中國》，胡適是後台，蔣介石不敢動胡適，把雷震抓起來，而且判刑了，這是蔣介石的“過”。但是總體來說，我回到我剛才的話，就是說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如果這麼看，也許對蔣介石的評價，我覺得可能比較全面、比較準確。

溫家寶總理曾經講過，要拋棄前嫌，溫家寶總理還講過一句話“兩岸同胞是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就是說儘管知道有矛盾，但是大家還是好兄弟，好親戚。廖承志同志在給蔣經國寫信時也曾經引用魯迅一句詩“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經常講，國共兩黨打了幾十年仗，對於這幾十年恩仇不是一笑可以免掉的。

怎麼才能解決國共的歷史恩怨，化解仇恨、化解隔閡、化解誤解，化解矛盾，這要靠歷史學家來做工作，要靠歷史學家正確的還原歷史的面目，才有可能逐漸地促進兩岸和平關係的發展，促進中華民族的和諧，以至於最後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

這就是我今天報告的全部內容。很抱歉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時間不夠，所以我講得很扼要，有很多細節、很多豐富的內容沒有講，希望大家體諒，實在是沒有時間了。

提問：我想了解為什麼蔣介石把他的日記放在美國的胡佛研究所？

楊天石：蔣介石生前是自己保管自己的日記，蔣介石死了以後，由蔣經國保管。蔣經國死了以後，由他的孫子就是蔣經國的兒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去世以後，由他的夫人蔣方智怡保管。這部分日記在講蔣孝勇去世以後，日記已經分別帶到了加拿大和舊金山，放置在他的住宅里。為什麼不留在台灣呢？很簡單，是因為害怕民進黨。因為這個東西如果留在台灣，能不能保存下去？蔣家沒有把握。後來是美國的胡佛研究所動員蔣方智怡把它拿出來，因為私人保管條件不好，很容易毀掉，而且三代、四代、五代以後，後人就可能不重視這個東西，把它丟掉。最後達成了協議，就是這些日記寄存在美國胡佛檔案館50年，條件是“寄存”，最後蔣介石的日記要回到中國。這是蔣家的決定，至於回到中國是回到大陸還是會到台灣？蔣家沒有明確的交待，我想將來要看歷史的發展。

提問：楊先生您好，我這邊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您提到蔣介石做夢都想反攻大陸，我想知道，他在日記中是否有講述他想反攻大陸的一個心理根源和他的心理活動？第二個問題，我還是想繼續那一個記者的追問，用一個簡單的詞來形容蔣介石，您認為他是梟雄、英雄還事一隻狗熊？第三個問題，您一直研究蔣介石日記這麼多年，您覺得蔣介石日記中所呈現出來的這樣一個真實的蔣介石，給您自己的人生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楊天石：蔣介石是一個不甘心失敗的人，也可以說，他是一個不屈不撓的人。在任何困難的條件底下，他不灰心，而且也可以說蔣介石是一個很迷信的人。在最困難，甚至絕望的時候，蔣介石認為上帝會幫助他挺過難關。蔣介石想，他那麼相信上帝，那麼虔誠地敬仰上帝，上帝是不會把他拋棄的。有時候，蔣對上帝的迷信到了很荒唐可笑的地步。舉一個例子，1948年蔣介石在東北戰場上一再吃敗仗。蔣介石就找原因，說為什麼我在東北老吃敗仗呢？他想來想去，他找了一個原因，他說他是基督教的教徒，教徒有一個規定，不拜偶像，不能在偶像面前鞠躬低頭，他說他有一年，在紹興參觀大禹陵（大禹的陵墓），因為敬仰大禹治水的偉大功績，所以曾經給大禹的像鞠了一躬，因此他在東北戰場的失敗是上帝對他的懲罰。

他到底是英雄還是狗熊？這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最好留給你們自己來思考。我在世紀大講堂做報告的時候，我講到蔣的功過，倒是有聽眾給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他說楊先生你能不能講一講，到底蔣介石是功大還是過大？他是三七開，四六開，還是對半開，還是倒四六？我記得我當時的回答是說，對於蔣介石這樣複雜的歷史人物，他的功過比例是很難用簡單的數學比例來分析的。他到底是英雄還是狗熊？我想也同樣適合這樣回答，恐怕不好這麼簡單的來下結論。

第三個問題，我在開始踏入近代史領域的時候對蔣的看法和陳伯達沒有兩樣：“人民公敵”。我在研究了蔣介石這麼幾年以後，我就覺得用“人民公敵”來給他蓋棺論定，好像不全面、不準確，也給我一個感覺，就是我們今天主持人所講的，我們過去的歷史裡面，有一些錯誤的成份，有一些不正確的部分，有片面的部分，有偏激的部分，我們現在需要實事求是的來重新加以研究。當你踏入這個領域的時候，你就會有很多的發現，有許多的東西可以重新來敘述，因此其樂無窮。

提問：我想問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蔣介石到台灣以後，台灣的這些自由民主派的人士舉行一系列的活動，比如說“自由中國”案發前後的那段時間，蔣介石自己對於這個事情是怎麼看的，就是說對於當時的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聲浪，他自己有什麼判斷？第二個問題，他到台灣之後，國共兩黨一致有人傳聞說，有人牽線搭橋說要重啟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比如說曹聚仁、章士釗議論很多，在日記中有沒有這些記載？

楊天石：蔣台灣時期的日記我分兩年看完，今年三至五月份，我就看了他的1956到1972這個時期的日記，恰恰就是“雷震案”發生的時候，所以大家注意到，我對蔣的評價，我說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你大概不會聽我說這樣的話，說蔣介石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我講的不是民主主義者。蔣介石為什麼要抓雷震，而且要判雷震的刑，主要就是雷震主張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反對蔣介石傳位給蔣經國。他抓雷震，說明他是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對立面。我還要講一個小故事。從蔣介石對胡適的態度可以看出來，蔣介石本來是很喜歡胡適的，1948年，總統選舉，蔣介石說他不當總統了，他建議國民黨推舉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而且蔣介石也派王世傑去找胡適談話，說他不想當總統，建議胡適出來當總統。這好象說，蔣介石不貪戀權力，願意讓位，而且願意讓一位無黨派人士出來當總統。但是到了台灣以後，蔣介石表面上對胡適很客氣，實際上，對胡適咬牙切齒地仇恨，蔣介石曾經講過，他一輩子最不喜歡的、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胡適。為什麼？就是因為胡適倡導民主自由，胡適是雷震的後台，是雷震的支持者。但是蔣介石還好，他可以抓雷震，但是他絕對不抓胡適。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禮上，胡適院長邀請蔣介石出席，蔣介石就講話，講話里批評了“新文化運動”，批評“打倒孔家店”這樣的口號，蔣介石講話以後，胡適發言，第一句話就是“總統您錯了”，當面駁斥了蔣介石，所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他最不喜歡胡適，而且以後最不願意見到胡適，但是儘管如此，蔣介石在胡適死的時候，還是對胡適做了一個比較合適的、比較恰當的評價。

第二個問題，我在閱讀蔣介石在台灣時期的日記時，我特別注意日記里關於1949年國共談判是怎麼記載的。我很想從這裡挖到一點“新聞”，我看的結果，我的感覺是蔣對曹聚仁是有記載的，因為曹聚仁是兩岸和談的密使，但是談到曹聚仁時都用一個詞“曹諜”，間諜的“諜”，另外就是“曹奸”，就是奸細。消息來源都是蔣經國。曹聚仁好象沒有直接見過蔣介石，也沒有直接給蔣介石寫過信，曹聚仁所有信件都是寫給蔣經國，而且都是蔣經國向蔣介石轉告。我覺得在蔣的日記里他始終堅持五個字“漢賊不兩立”。“漢”當然是指自己，“賊”是指中共，他覺得這樣兩者是不能兩立。

提問：有一句話形容蔣介石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毛主席倡導“大民主”，但是毛主席後期卻一個人說了算，您對二人政治取向有什麼評價，從他們兩個人身上得到什麼經驗和反應出來的教訓？第二個問題，黃仁宇先生是非常有名的歷史學者，寫有《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他提出毛澤東是完成底層社會的改造，蔣介石完成中國社會上層的改造，你對黃仁宇先生這個大歷史觀有什麼評價，以及對他剛才這個觀點有什麼評價？

楊天石：剛才這位同學提的第一個問題，坦率地講，是我最怕碰到的問題，就是要求我比較一下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人，這個問題確實是不大好回答。

我只想從兩個小問題上看一看。一是我建議你們比較一下兩個人的書法，毛的書法是狂草，天馬行空，不受任何拘束。蔣的書法規規矩矩，一絲不苟。我想古人講“字如其人”，一個人寫字，反映他的性格和風格，我想兩個人寫字說明一點問題。

另外我建議大家比較一下兩個人穿衣服（習慣）。蔣介石穿衣服，你們看，永遠是非常整齊、非常嚴肅，衣服的扣子都要扣得比較嚴謹的，毛好象比較隨意，我沒有看到過蔣的照片裡有敞胸露懷不系扣子的，好像沒有見過，相反，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毛穿衣服比較隨便，衣服扣子不扣，敞着，還有人回憶說，毛在延安作報告的時候，他的制服口袋裡有時會有半隻燒雞放在裡面。

從詩詞上來說，毛澤東的詩詞確實是前無古人，高明得很。柳亞子佩服毛澤東的詩詞是前無古人。我要告訴大家，蔣介石也寫詩，我還抄了一些蔣介石寫的詩，我很坦率地說，蔣介石寫詩的水平比我還低。將來我準備寫一篇文章，要寫寫蔣介石的詩，我還可以拿幾首詩給大家看看，確實是不成樣子。所以，兩個人在寫詩的方面高下立判很清楚很鮮明，更多對蔣毛的比較，我這樣講可能你比較失望，華東師範大學楊奎松教授曾經有一個演講，專門比較蔣毛兩個人，網上可以查到，那個比我講得更生動一點。

我很坦率地講，我對於黃仁宇的書評價不高。黃仁宇寫得好的書是《萬曆十五年》，寫得很生動，可讀性很強。有一天早晨我到辦公室去，不知誰給我擺了一本黃仁宇這個書，我本來只想翻翻就算，結果拿了以後就不忍釋手，一直看了一個上午，把它看完了。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蔣的日記》這本書我不滿意什麼地方？黃仁宇沒有真正看過蔣的日記，黃仁宇寫這個書時，蔣的日記還沒有公開，大陸和台灣保存的可以看的部分他也沒有看。黃仁宇的這個書，日記是從哪裡來，主要是兩個來源：一個是台灣國民黨黨史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這個書曾經引用了一部分蔣的日記，但是這個書的編者是秦孝儀，秦孝儀是蔣介石的秘書，是一個千方百計捍衛蔣形象的人，凡是蔣的日記里，凡是蔣介石文章里有任何他覺得有損蔣形象的東西，他都刪掉和改掉了。另外一個來源，就是日本人編總統秘錄時，國民黨提供的一部分日記，那個是國民黨指派專人從蔣日記里摘抄的。也就是說，黃仁宇這本書有它的價值，但是，他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本真正的蔣介石日記，所用的資料是二手資料，所以我對這個書的評價不是很高。

主持人：非常感謝楊先生的演講和精彩的解答，今天的活動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們今後每個月都會舉辦一次文史大講堂。這個大講堂是開放的，在人民網的文史頻道會有全程視頻轉播，另外在新浪網、搜狐網、鳳凰網都會找到這次活動的報道和視頻。下一次活動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也會在人民網的文史頻道上第一時間發出，以後我們還會榮幸地請楊先生給我們再做精彩的演講，今天這次活動非常感謝北京大學的校團委、研究生會以及文史大講堂的管理部門，他們給了我們大力的支持，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