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以外的讀者對於中南美洲近代歷史，除了要求土地與自由的傳奇般的原住民領袖薩巴塔，主要只知道有歐洲血統的上層階級出生的奪取國家政權的職業革命家卡斯特羅兄弟（律師）、切（醫生）、庇隆（軍官）、阿聯德（議員）以及統治集團的將軍、主教、大地主等，再加上異國情調的文學、藝術家。2004年聖誕期間，我第一次訪問拉丁美洲，在托洛茨基遇難紀念館與第四國際日本支部的友人見面。他“一九九一年就到了墨西哥，二OO五年三月即將返回日本。他介紹了一些墨西哥政局的發展，最後承認：墨西哥政治太難理解，而日本的有關文獻都很膚淺。”幸好，《勞工階級的控制：1930-1979年的拉丁美洲》填補了這方面英文讀物的空白，也豐富了安那其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作為一本美國大學的學術研究匯編，這本書的質量有高有低、有待加強，但畢竟提供了比較全面的圖像，讓我們了解那些登上歷史舞台的拉美勞工：1933年古巴革命中甘蔗勞工占領砂糖廠房、墨西哥勞工推動石油國有化、危地馬拉革命中的鐵路勞工、阿根廷勞工與鐵路國有化、勞工階級對庇隆體制宣傳的抵制、聖保羅紡織女工主導的30萬大罷工、玻利維亞革命中的礦工、秘魯礦工聯合會的戰鬥精神、智利礦工與銅產業的國有化。通過勞工的鬥爭，此書除了告訴我們拉美歷史的獨特性，也揭示出一些共同的人類社會規律，不可多得。
除了同時抵抗男性勞工控制的聖保羅紡織女工，此書的主角是只占約1/4的有組織的勞工中的“貴族”，更沒有提及廣大的原著農民。這也是此書的特性與局限：除了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有時候遠高於別的勞工階級或普通人收入水準），最“先進”、最有戰鬥性的拉美勞工從不同程度直接間接地推動、影響和參與了南美國家的政治進化過程或革命（秘魯的礦工直接開到首都利馬幫助軍隊主導的革命政變）。其中最典型的是這些國家的最重要產業（石油、鐵道和礦產）的國有化過程，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勞工的鬥爭在政治革命/政變與社會革命中的區別。
例如，卡斯特羅主導的古巴政治/軍事革命的國有化過程導致主要外國資本（美國）的制裁和古巴經濟、社會的畸形轉換（依附蘇聯），因為直接被國家政權沒收的美國資本很容易訴諸強大的美國國家力量的干涉；但組織起來的墨西哥勞工的國有化要求使得同樣的美國資本（洛克菲勒財團）不容易直接動用美國的國家力量出面鎮壓墨西哥的勞工。與其訴諸代價不知的國際政治，洛克菲勒財團還可以在委內瑞拉、中東找到沒有政治麻煩的油田；同時，墨西哥的勞工以為國有化是勞工階級的控制，墨西哥國家政權則把工會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拉攏一小撮“勞工貴族”的官僚加入新的統治階級，成為最終受益者，等到勞工們發現國有化只不過是把外國資本更換成民族資本的統治，為時已晚。阿根廷勞工推動鐵路國有化，除了普遍的民族主義高昂外，也伴隨着外國（英國）資本腐敗、老朽（設備和董事會）的過程，連英國外交/情報機構也建議政府散手不管，把爛攤子交給阿根廷。這倒使人聯想到大英帝國的衰落，在退出印度、馬來西亞等事務中，從美國的獨立戰爭中學會了教訓，值得新的帝國學習。
勞工階級的不成熟，也可以從智利礦工與更不成熟的阿聯德“社會主義”政權的倒台聯繫起來。阿聯德以南美的列寧自居，以為勞工有高度的“階級覺悟”配合他的政權度過內外經濟難關，而已經享有較高收入的礦工卻不理會意識形態的幻想，在右翼政黨的煽動下不斷罷工要求更高的待遇，撤銷了阿聯德政權的階級基礎，只好由他自己抓起機槍抵抗美國支持下的軍人政變了。
正如此書總結的那樣，“勞工們的錯誤是在這段長期的轉換期間對政府期待太高”（第301頁），但這是每一個社會的勞工階級不可避免的成長過程。同時，我們也看到拉美的勞工在控制自己命運的鬥爭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當蕭條時工作機會減少，工會的成員輪流不上班少領新水，這樣就沒有人被解僱”（132頁）。只有組織起來的勞工才可能這樣互助，否則只能被雇主隨意解僱。而聖保羅的紡織女工，剛開始學會組織起來，還要抵制已經組織起來的男性工會“貴族”、特別是工會官僚的歧視、壓迫，擺脫了被國家政權利用的錯誤關係，勝利地達到30萬人罷工的目的，為拉美的勞工運動樹立了典範。
正如此書開卷引用巴西紡織女工Maris Pavone所說：“任何人都要有尊嚴，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