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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窗口: 六四前夕關於轉型正義的思考(2)
送交者: cnoversea 2014年06月03日03:31:2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法律窗口: 六四前夕關於轉型正義的思考(2)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legal-issues-june-4-20140602/1927894.html


亞微
最後更新 02.06.2014 17:41
法律窗口: 六四前夕關於轉型正義的思考(2)第一部分

法律窗口: 六四前夕關於轉型正義的思考(2)第二部分


華盛頓 — 25年前，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對於走過那個年代，尤其是親身經歷這場悲劇的人們來說，這是一段揮之不去的記憶，也是一段有待重新評估的歷史。中國政府需要對這一事件有一個負責任的交代，受害者家屬需要還原真相，懲辦兇手，中華民族需要擺脫沉重的歷史包袱向前邁進。因此，六四問題一年比一年更急迫地擺在人們的面前。美國之音記者亞微採訪了一些前六四學生領袖和有關專家，請他們談談如何通過法律等手段解決六四問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轉型正義。下面是報道的詳細內容。

在六四25周年即將到來的敏感時期，中國各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些學者和律師因為舉行紀念六四研討論而被刑拘，還有一些民運人士和六四死難者家屬被政府禁言。此外，政府還加強了對新聞媒體和網絡的控制。重新評估六四的期望似乎遙遙無期。儘管如此，海內外人士紀念和討論六四的熱情並沒有因時間的推移或政府的打壓而減弱，相反要求為六四平反的呼聲一年比一年高漲，成為令中國政府十分頭痛但又必須面對的問題。
 
近年來，民運人士開始把注意力從紀念六四更多地轉向探討如何解決六四的問題上來，並且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叫做“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根據有關專家介紹，轉型正義是指一個國家從專制政權向民主制度過渡期間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和舉措，其中包括懲辦兇手，確立事實真相，確認受害人並提供賠償以及為避免重蹈覆轍而進行各項改革等。轉型正義不僅涉及法律層面，也涉及政治、社會和歷史等其它層面。由政府設立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在轉型正義中起着調查和還原歷史真相的重要作用，它雖然和刑事訴訟不同，但所採集的證據以及從事的調查有可能直接關繫到之後的刑事審訊。

原六四學生運動領袖、現任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的王丹認為，六四問題首先是政治解決，之後才是法律解決。沒有民主化的政治解決方案，法律解決是不現實的。
“如果中國政府不給六四平反或者把六四重新進行調查的話，它很難會進入到一個法律的軌道。當然，我們也可以預期，未來有一天，六四如果獲得重新評價的話，我覺得，那個時候，才面臨社會和解的可能。那個社會和解的可能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這其實是一個轉型正義的問題。但是，我也不覺得所有的人都應該要用法律的方式來解決。應該用法律解決的恐怕是那些承擔主要責任和有明確責任的人，而那些沒有主要和明確責任的人更多應該承擔的是道德上的責任。但是，不管怎麼樣，每一個在轉型正義中做過迫害人群的事情的人都應該承擔責任，有的是要承擔道德責任，有的是要承擔法律責任。”
海外民運人士、設在紐約的人權雜誌“北京之春”的主編胡平指出，轉型正義必須以制度轉型為前提，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必須首先平反六四，其次是公開真相，為受害者及其家屬恢復名譽，給予他們撫恤賠償，並且追究當事者的法律責任。
 
“制度轉型之後才存在怎麼樣處理過去的問題，這個事情才會被提到議程上來，在這個意義上，正如王丹說的，只有在政治問題解決之後，才有法律的問題。如果政權依然是過去的政權，而且實行相同的路線，它就會堅持過去的錯誤，就不會進行糾正。即便糾正，也是非常有限的。就象我們以前看到過的，中共當局也做過一些平反冤假錯案的事情。但是，這和轉型正義還不盡相同。所以，轉型正義的發生首先要有制度的轉型。”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贊同六四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的說法。他認為，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實現轉型正義是不可能的。
 

“中國執政黨不僅不想要伸張正義，不想要道歉，而且不希望紀念和談論六四，甚至對這一事件的討論也要進行審查。因此，除非當權者改弦易轍，否則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不過，即使它決定作出改變，也會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改。中共當局會象處理毛澤東時代的其它問題一樣，通過一個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說：對毛澤東要三七開，他雖然犯過一些錯誤，但是主流還是好的。此外，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也非常困難，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例如鄧小平和楊尚昆，已經不在人世，還有一些政府官員雖然已經退休，但仍然大權在握，因此，在目前的政權體制下，他們不會受到法律的懲處。因此，談論這些也無濟於事。” 


原六四學生領袖、“六四檔案”的主編封從德指出，中共當局是否有誠意對六四難屬給予實質性和到位的撫恤，是一個基本的風向標。他說，如果中共當局做不到這一點，勢必被動地參與到解決六四的過程中來。屆時，來自體制外的民間力量就會拋棄中共現有體制，進行一場民主革命，而這場革命是否以和平有序的方式進行，目前仍取決於中共當局的態度。


“基本上，它可以有三種態度，一種是完全抗拒歷史的潮流，另外一種是配合，還有一種是積極主動地去開啟。最好的是主動參與和主動開啟，台灣就是採取這個模式。這樣，中共還可以保黨，就象國民黨一樣，政黨輪替後，還可以拿回政權；第二種是配合歷史潮流，就象是前蘇聯模式，那麼，它的黨就可能保不住，因為它不是非常主動，但也沒有積極鎮壓民眾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會受到很嚴厲的清算。如果採取抗拒的方式，他們在歷史上將會受到非常嚴厲的清算。我們看到卡扎菲、齊奧塞斯庫以及很多這樣的先例。如果中共當局徹底抗拒，他們的資產，他們財富的安全和個人人身的安全可能都會受到極大的危險。中共到底要作出什麼樣的選擇，我們拭目以待。如果他們對六四難屬連基本的撫恤，他們要求真相的訴求沒有基本的滿足，這樣的政權一定會被歷史拋棄。”

歷史上，成功進行轉型正義的新型民主國家除了對過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真相調查之外，都非常重視懲辦兇手，確認受害人並為他們提供撫恤賠償的問題。近年來，由六四死難者家屬組成的民間團體“天安門母親”多次上書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提出了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要求，請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公布死者名單和人數，給予受難者家屬賠償，追究犯罪人員的法律責任等。但是，由於中共當局始終沒有改變對六四的定性，因此，他們的訴求也就石沉大海。

方政因為參加六四學生示威而慘遭坦克碾壓並失去雙腿，2005年來美定居。他一直參與和關注中國的人權和民主運動，目前是“舊金山民主教育基金會”的會長和“人道中國”的理事。考慮到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和法律條件，作為六四受害人，他主張首先訴諸法律渠道解決包括死難者家屬、傷殘人士以及被誤判或重判人員在內的六四受害者群體的問題。
 
“大概從90年代開始，整個六四受害者群體，包括‘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傷殘者代表，不斷向兩會和中央委員會都寫過這方面的呼籲信和這方面的請求。寫這種信的立場和基點就是希望在現有的政治結構下，利用現有的法律渠道解決六四問題，也就是通過法律途徑去解決。當然，這個解決要有一個獨立的真相調查，對這些無辜的、廣大的六四受害者有一定的賠償撫恤，同時追究六四兇手。當然，這個追究有可能上升到另外一個政治格局，這個可以靠後一點解決。但是，前面這兩步，也就是，六四真相的調查確認以及我們這種無辜受害者的賠償，在現有法律條件下，是可以先走一步，先去解決的。”
 
方政建議，在中國政府缺乏意願的情況下，可以在中國民間成立一個非政府機構，代行一定的政府行為。他說，由於六四是一個全民性的運動，因此就不能一黨說了算，而應該以全民共同參與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方政認為，這有助於之後轉型過程中的和解。

曾經參與六四學生運動的政治異議人士、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的楊建利主張在開放言論，創造一個民主化的法制環境下解決六四問題。他不同意採用過去傳統的政治解決辦法，亦即通過將一批人樹起，將另外一批人打倒的方式，來解決六四問題。
 
“如果在這方面不允許大家談論，根本不可能達到最後法律上的解決，或者說大家所期望的任何解決方式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說累積到一定程度，最後政權徹底垮台，出現一個政治上的報復，對政府進行懲罰清算，這種解決方法，可能很多人希望是這樣。但是，我覺得，第一，可能性比較小，第二，可能不如法律上的解決更加有說服力，因為法律的解決可以奠定未來中國法治化的基礎，建立一個案例，用這個案例創造一個法治化的社會。”
 
對於有些人提出走中間路線，胡平認為，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對六四問題作出某種處理，似乎也是可行的，以四人幫垮台為例，當時雖然政治制度沒有根本改變，中共當局仍然平反昭雪了毛澤東時代的一大批冤假錯案。它在懲處極左路線的主要執行者的同時，使一大批老幹部，右派分子和知識分子官復原職。但是，走這條中間路線非常困難，在胡平看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因為六四事件已經蕩然無存，因此，它必須依靠暴力來維持其統治。
 
“這個時候和當年，也就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四人幫垮台時不一樣的是，那個時候，共產黨換了一批人，鄧小平，胡耀邦上台，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還可以延續下去，通過有限度地糾正過去的錯誤，重新強化了本來搖搖欲墜的政權的合法性。今天，共產黨認不起這個錯，一旦認了六四的錯，哪怕是有限度的糾正，勢必會激起人們對共產黨繼續一黨專制的嚴重質疑，從而使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再難以繼續。”
 
原六四學生領袖柴玲1990年經香港逃離中國大陸，2010年在美國受洗成為基督徒，目前是婦女和兒童權益組織“女童之聲”的負責人。柴玲主張在基督信仰的基礎上達成和解與饒恕。她說，自從她認識基督後，了解到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因此是平等的。她一方面提出對六四真相進行徹底調查，對受害人予以賠償，並且視犯罪情節輕重對下令開槍或鎮壓者進行審判，另一方面她也希望能象南非那樣以真相與和解的方式，給人一個對25年前作出的決定進行懺悔的機會。她認為這對整個社會和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因為文革以後也有很多危害。但是，無論是受害者，還是被害者，都沒有正確地面對當時的歷史傷口在自己心裡的影響。我認為，鄧小平當時下令開槍，是他當年在文革的創傷沒有完全解決而造成的。所以，對受害者來說，如果我們能夠饒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一個能夠醫治傷口，讓整個中國繼續往前走的好的方式。下一次再有這樣的社會危機和衝突，我們就不會再實施一些極端的，而且是反人類的政策。”

柴玲表示，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六四問題，還需要伴隨文化和經濟改革。她提到，當年，胡耀邦提出實施三項改革，亦即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精神改革，趙紫陽主張推動經濟和政治兩項改革，而鄧小平只希望進行經濟改革。柴玲認為，目前，中國正走在鄧小平的路線上。但是，腐敗和貧富不均等問題的增多導致社會不穩，老百姓怨聲載道。柴玲認為，如果要進行憲政改革或者政治改革，必須以精神改革為基礎。她解釋了什麼是精神改革。
 
“六四槍殺把大家對共產國際的夢想全部打破了。很多人開始認識到上帝創造宇宙、萬物、社會和人類的基本真理，知道在上帝之上可以建造一個好的社會。我覺得，這是中國將來搞憲政改革、經濟改革或民主改革的基礎。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在制定法律，建立文化和教育方面，才能把新的社會重新建立起來。這個社會才有長久的穩定、和平，繁榮和博愛。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基礎和價值觀，我們就很難進行徹底的憲政改革或政治改革。”
 
但是，楊建利表示，雖然他本人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不同意柴玲提出的精神解決的觀點。他認為，信仰只能作為自我救贖的一種方法，而無法複製給社會上的每個人。
 
“第一，我們必須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沒有宗教信仰，是不是用禱告的方式，用精神解決的方式就能夠說服民眾呢？這可能是不行的。第二，現在連真相都還不允許討論，怎麼能來一個精神解決呢？ 這種精神解決給別人什麼樣的印象或結果呢？大家會覺得犯罪是無所謂的，因為總有一批信仰宗教的人士為我開脫，因為大家要走向和解，要互相原諒。這是從事法制工作的人所忌諱的。法律一定要有懲罰，不懲罰就不能產生阻嚇的力量。
 
楊建利說，紀念六四一方面是為了維持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記憶，另一方面也是要群策群力來共同找到解決六四的辦法。
 
“第一，讓大家的記憶不要斷掉，因為一個社會、民族或國家如果沒有集體記憶，是很可怕的，因為前幾年發生的事情，大家都不記得了，都不想去記得了，這是很可怕的。我們要總結歷史教訓，避免以前犯的錯誤，這一點是非常不應該的。所以，我們紀念六四，是維持一個集體的記憶。第二，我們紀念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原因是六四問題沒有解決。我們要想辦法尋找解決六四的辦法，用全社會的智慧想出一個合理解決六四的辦法。”
 
王丹認為，今年和往年一樣，不會因為是六四25周年，紀念意義就有什麼不同。
 
“我們這個民族應該有記憶，應該有正義，也就是正義和記憶。我們不可以讓我們的歷史在中國的時間軸上消失，也不可以因為有些學生為了表達愛國的熱情，給政府提出意見，就殘酷鎮壓。這是極大的社會不正義。所以，為了中華民族的記憶和正義。我們要繼續紀念六四，繼續追求民主。每年都應該是這樣，不會因為25年或者24年就有什麼區別。”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曾經兩次提到“公平正義”一詞，一次是在2013年，他在發表新年賀詞時提出要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另外一次是在2014年初，他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又提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核心價值追求。人們對他講話所釋放的信息進行了各種猜測，其中之一是，習近平上台後有可能為六四平反。有些人甚至提到，其父習仲勛在世時曾經反對使用武力鎮壓學生。但是，民運人士指出，從中國政府在六四前夕大肆抓捕紀念六四的民主人士來看，這個希望非常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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