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劣根蠢動之二——天京事變

1856年6月20日，太平軍攻破向榮江南大營。8月9日,向榮死。22日，東王稱“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東王府。“天父附體”的東王對天王說:“你與東王皆為我子。東王有咁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洪秀全說“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天父又問“東世子豈止千歲?”洪說“東王既稱萬歲，世子亦當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天父大喜說“我回天矣。”

為示隆重，決定加封典禮在9月23日（東王生日）舉行。

韋昌輝請求天王下詔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肯。他又與石達開密謀殺楊秀清。議未成而兩人都被楊秀清派遣出征。及天官正丞相，佐天侯陳承瑢向天王密告東王有弒君篡位之企圖，天王乃下密詔，命江西的韋昌輝、湖北的石達開和鎮江的燕王秦日綱等速回誅楊，天京事變發動。

天京事變“王殺王”

9月1日夜，韋昌輝帶3000精兵趕回天京，在城外與秦日綱會合，陳承瑢開南門接應。2日凌晨，眾軍突襲東王府，東王及東王府內數千男女，包括東王妻妾54人全部被殺。天明，天王乃下詔，貶楊秀清為“東孽”，稱其“竊據神器，妄稱萬歲，已遭天殛”。

為進一步肅清東王勢力，9月4日，天王下詔斥責韋昌輝、秦日綱，佯稱韋昌輝擅殺有罪，宣布他們每人將被杖責500，誘使楊秀清屬下臨觀，約有6000名東王部屬在棄械後被騙入天王府遭到殺害。《天國史》稱這是韋昌輝“用詭計屠殺東王府所屬部隊，奪取大權”，脫開洪秀全。

隨之北王以搜捕“東黨”為名，大搞“擴大化”。總計被殺軍民約兩萬餘人。

（殺掉楊秀清之後，韋昌輝、秦日綱、陳承瑢等必然會立即到天王府，奏明“東孽”已誅，請旨“接下來該怎麼辦？”這方面的資料竟是一字也無！天王誅楊密詔，也至今不見蹤影。顯然，由於洪秀全必須開脫自己在天京事變中的責任，所以相關資料嚴重缺損。本書認為，天京事變中發生在天京的那些殺戮，應該都出自洪秀全之命或是在他的允許下進行。）

9月26日，翼王石達開到天京，見城內如此殺戮，且有自己的屬下亂中被殺，意識到大肆殺戮應出於天王旨意。他先見了韋昌輝，對濫殺表示不滿。韋昌輝將二人見面詳情稟報天王，天王頓起殺心。石達開連夜縋城逃出天京。依天王密令，北王盡殺翼王在京家屬及其王府部屬。並派秦日綱率兵追殺石達開。

石達開至安慶，召集部眾4萬，起兵討韋。並上書洪秀全，要韋昌輝首級以謝天下，否則班師回京以清君側，獲得天京以外太平軍大多數的支持。

情勢逆轉，天王派人當眾譴責韋昌輝：“爾我非東王不至此，我本無殺他之意，而今已拿戮之（東王），其下屬何辜，又盡殺之，應念天父好生之心，以寬縱為宜。”偽裝自己並不知情。

韋昌輝覺着洪秀全這是把責任全部推給他，既怒且恐，情急下攻打天王府，敗！

11月2日，洪秀全下詔處死韋昌輝，其首級被函送安徽石達開營中。在石達開逼迫下，28日，秦日綱、陳承瑢亦被誘殺，天京事變告一段落。

此事經過另有不同版本。且有許多疑點（例如有沒有天王密詔、韋昌輝究竟如何失敗被殺等），至今眾說紛紜，但結局是明顯的。天京事變使天國實力遭受重創。先有兩萬多人被殺，繼被石達開帶走十餘萬精銳。尤其是天國失去幾個舉足輕重的棟梁“王”：不僅有統領全局的東王楊秀清，連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翼王石達開等可以獨當一面的將才也一時俱失。

天京事變前，韋昌輝督師江西，與曾國藩之弟曾國華大戰於贛南，石達開救援湖北，與湘軍大將李續賓對峙於武昌，而秦日綱也在丹陽前線，追擊向榮、張國梁等清軍殘部。正是天國“鼎盛”時期。

三人帶兵而歸後，前線太平軍轉入弱勢。江西五十餘縣大部被湘軍收復。不久後，武漢三鎮全面失陷。而由於秦日綱從丹陽撤出，清江南大營捲土重來，連營130余座，四面合圍天京。至此，天國的控制區大為縮小，只擁有天京、九江等幾座孤城以及安徽的部分地盤。

洪、楊矛盾的由來、發展與爆發

由於天京事變被稱天國興衰的轉捩點，它的性質，它的前因後果，歷來是天國歷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之一。

無疑，楊秀清逼封“萬歲”，是引動天京事變的導火線。《天國史》據此認為是楊秀清“妄逞個人威風，要奪取皇帝寶座，乃天京事變的禍首。”其起因是楊秀清“日益滋長着農民消極方面的狹隘性和私有性”，“受着封建思想深重影響”，“壓不住對君主寶座的覬覦的欲望”等因素。性質是“最終便爆發了篡奪君位的鬥爭。”它因此譴責楊秀清，“固然，使楊秀清陷到這個地步，應該歸結到農民階級的狹隘性、私有性和保守性去尋找他的根源，而且還有着種種的客觀原因。但是，這不等於說楊秀清個人不需承擔責任。他必須擔負破壞太平天國團結，破壞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引起天京事變，從而導致太平天國敗亡的後果的責任。”

就那麼簡單！

洪、楊之爭是兩人矛盾長期發展，在天國發展處於困頓狀態下產物。

洪、楊矛盾的產生，可以追溯到紫荊山傳教時。前已提及，楊秀清“天父下凡”，做主一切，迫使洪秀全接受他的調度。洪秀全當然知道楊秀清的“天父下凡”是假的，但不敢揭穿；楊秀清知道洪秀全知道他的“天父”是假的，就欺他不敢揭穿。兩人關係就是建立在這樣相互欺騙而又相互利用上。“二哥”、“四弟”儘管叫，但絕無兄弟情分。

既然楊秀清認識到洪秀全的“上帝第二子”是假的，所以並不信仰“拜上帝教”。在一些具體事務上，就不會完全接受洪秀全的思路。分歧矛盾不可避免，且隨着天國形勢發展而發展。

太平軍進入湖南後，直到攻下江寧，兩人矛盾主要表現在進軍方向上。洪秀全篤信自己是“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所以要入河南，進北京，做中國之“王”。楊秀清應該是從朱元璋的歷史得到啟發，他首先要建立以金陵為中心的根據地。1852年6月，天國上層在道州計議今後去向，楊秀清便力主“專意金陵，據為根本”。他以“天父聖旨”貫徹他的意志：在武漢，決策東下。到江寧，決策定都。

隨後有北伐事件。楊秀清決策定都金陵，目的在先建立根據地，再圖北進，北伐應出於洪秀全的堅持。若果此，北伐失敗，楊秀清顯然會憤懣於洪秀全的執迷於“天下萬國獨一真主”。

如同《太平禮制》，《天朝田畝制度》實際應由天王一手編制。旨在確立經濟上的天王獨占制。而這個制度實際又無法施行，楊秀清自然也是不滿，以一句“照舊交糧納稅”把它給廢了。

定都天京後，洪秀全禁書燒書，被楊秀清“天父下凡”所阻。前文已有述及。楊秀清阻止燒書的話，直接否定了洪秀全所稱夢見上帝、耶穌斥責孔子的說法，否定“拜上帝教”的“獨真”地位，甚至否定了“拜上帝教”。在一定條件下，楊秀清就會走上非“拜上帝教”的路。

天國男女分營，嚴格禁慾。天條第七條規定“不好奸邪淫亂”。犯強姦罪的一律問斬，是太平軍軍紀中最嚴格的條款之一。但天國把正當的夫妻房事也列入“奸邪淫亂”，天國刑律規定“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而且把這規定擴展至民間。於是，除天國諸王可以“享用”美女外，軍民全體被強制禁慾。儘管楊秀清一次次以“夫妻男女皆斬”來維持禁令，但作為接觸實際的他也明白，長期強制禁慾將危及天國根本。1854年9月29日，楊秀清“天父下凡”，向洪秀全提出“排鋪爾一班小弟小妹團聚成家”，才把實行了一年半、喪盡人心的女館解散，恢復了臣民的家庭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楊秀清不是以東王軍師的名義奏請天王同意解禁，而是用“天父”身份強壓洪秀全接受，無疑其中隱藏着洪、楊之間的矛盾。

楊秀清之權，開始是軍事指揮權，後來是得以“節制”除天王外的各王，而 “天父下凡”，楊秀清實際上可以“節制”天王。洪秀全遂隱居深宮。作為皇帝，他成日編些“一眼看見心花開，大福娘娘天上來；一眼看見心火起，薄福娘娘該打死”之類歪詩。作為教主，他塗抹《聖經》，自許“太陽”，竭力完善“拜上帝教”。楊秀清獨領軍事、政治、經濟、外交諸事，集大權於一身。經過幾年努力，天國根據地卻一直不成氣候，天國發展呈困頓停滯狀態。楊秀清不信“拜上帝教”，自然會認為其間原因是“拜上帝教”在長江流域難得人心。

天國政教合一，“拜上帝教”是國教，排斥“異端”勢所必然。這在廣西桂平紫荊山區行得通。而到長江流域，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深。“拜上帝教”很難被民眾接受，尤其無法得到讀書人的認同。這首先表現在從早期東王、西王，到後期的英王、忠王，為天國撐門面的始終只是兩廣“老兄弟”，絕少兩湖江浙人才，成為天國失敗潛因之一。

後來忠王李秀成曾諫奏天王：“懇我主擇才而用，定製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貸萬方，輕世人糧稅。”可以想見，天國上層的忠貞之士，大都不信“拜上帝教”。

洪秀全堅持“拜上帝教”，楊秀清則想走非“拜上帝教”的路，這是洪、楊之間的深層次矛盾，是天京事變必然會發生的根本原因。

楊秀清之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及其失敗

許多史論提到定都天京後，天國如能逐漸棄“拜上帝教”而另提更具針對性的口號，爭取廣大民眾與知識分子的支持參與，中國歷史或將是另樣發展。可是天國立國基礎正由“拜上帝教”而來。洪秀全以“拜上帝教”教主而作天王，廣大教徒寄希望於“拜上帝教”所許諾的小天堂而冒死相從。所以洪秀全不可能放棄“拜上帝教”。

東王雖然執掌天國軍政指揮權，但只要還是政教合一，只要“拜上帝教”還是國教，那教主兼天王的權威還是至高無上。“天父下凡”方式也不能常用。楊秀清既不相信洪秀全的“上帝次子”。隨着時間推移，他更能認清洪秀全除了“妖言惑眾”，貪圖享樂外，別無所長。到後來，洪秀全對天國已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既已走到這一步，無論為天國還是為自身，楊秀清幾乎是必然地會產生取而代之想法，以擯棄“拜上帝教”。這是洪、楊由“拜上帝教”而來的深層次矛盾，在天國進入困頓狀態下的必然發展，與楊秀清的農民出身其實沒有關係。

去掉洪秀全，是否就能放棄“拜上帝教”？放棄“拜上帝教”，天國根據地是否就能成功？不知道！但不去掉洪秀全，就不可能放棄“拜上帝教”，天國根據地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作為接觸實際的軍政領袖，楊秀清應有深切感受。

此前，楊秀清“天父下凡”干預天王府事務，甚至杖責天王，已是試探。逼封“萬歲”，這是第一步，意在能與洪秀全平起平坐。讓“幼東王”也稱萬歲，就是要讓洪家天國變為楊家天國。待天國上下接受適應這一狀態後，就會有第二步：例如楊秀清又“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召到東王府。“天父”開言指責洪秀全的種種不是，宣布收回對他“天下萬國之王”的賦命，改授予“第四子”楊秀清，逼迫洪秀全當場答應，立即完成交接印綬，頒布詔書等程序（可能還有封洪秀全“萬萬歲”，即讓他當“太上皇”一節）。最後結果很可能是洪秀全“天王”而“萬萬歲”，被嚴密“保護”，楊秀清“東王”而“萬歲”，主張一切。爾後楊秀清將重述“天父”意旨，以新的政治經濟綱領領導天國運動。

其實，即使楊秀清想當天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尤其是如果“程序合法”的話（“天父附體”，執行“天父聖旨”在天國是合法的政令程序）。後來發展顯示洪秀全整個是一個昏君，那如果楊秀清當了萬歲，天國的歷史是否會有不同的結局？不知道。只是天國歷史將有另外寫法。

如果楊秀清能快刀斬亂麻，一舉奪取天王權力，那就只是天京政變，而非天京事變。可是天國由“拜上帝教”而立，教主威望崇高。楊秀清只能分階段、分步驟實施“篡位”，這就使洪秀全的反撲成為可能。

在楊秀清逼封“萬歲”之後，天京事變之是否發生便取決於洪秀全的是否反抗。

這幾乎是不言而喻。在洪秀全心目中，這天國是他的，是他們洪家的。尤其是他門父子倆的。東鄉稱“朕”時，天國江山八字還沒見一撇，他就忙不迭地立才兩歲的兒子洪天貴福為幼天王。他曾認真地說：“朕立幼主繼耶穌，雙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穌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統書”（這兒“哥”指耶穌），他家是“父子公孫坐天朝”。如此“深謀遠慮”，豈肯輕易放棄！

可手中無兵無權，身邊沒有親信，拿什麼反抗！他早已習慣於“天父”威逼，甚至忍受當眾杖責。楊秀清逼封“萬歲”，身處東王府，洪秀全只能答應。或者說，只能靜待“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安排了。《天國史》一方面稱洪秀全“對楊秀清稱萬歲，斷不是甘心情願的。”但又說“洪秀全為着革命前途打算，還再加忍讓，答應了楊秀清的要求。”這“為着革命前途打算”，讀來無味。

韋昌輝請誅楊，洪秀全拒絕。如果屬實，那也不是為了顧全“革命前途”。而是懼於楊秀清權大勢大，怕韋昌輝畫虎不成反類犬，牽累到自己。基本上，如果楊秀清能保全他的天王名號與享受，洪秀全不會反抗。

陳承瑢密告，情勢急轉而下。一方面，得知楊秀清將危及他的身家性命。另一方面，陳承瑢頗得東王信任，可矯傳東王命令，把密詔送出和開城門接應。從而實現洪、韋聯手，天京事變發生。

天國6王，由於經歷、階級等原因，可以分為3撥。洪秀全、馮雲山為一撥，楊秀清、蕭朝貴為一撥，韋昌輝、石達開為一撥。馮、蕭早亡，石達開對政爭消極，天國上層鬥爭就只在洪、楊、韋之間進行。楊秀清不懂得聯合韋昌輝，結果洪、韋聯手，楊秀清敗矣！

對洪、楊關係，毛澤東有這樣一個評斷：“歷史上領導多頭總是要失敗的。太平天國的時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廣東，楊秀清說他回到天國了。洪秀全回來時，將領們都是擁護楊秀清的。其實那時楊秀清更年輕有為些，洪秀全應該服從楊秀清的領導。但洪秀全是創教者，是領袖。兩權對立，所以失敗了。”

楊秀清其人

無疑，天國前期的發展與成就，洪、楊是關鍵人物。可細校之下，洪、楊所起作用又有所不同。洪秀全主在創教，居發起人地位。楊秀清以其“天父代言人”身份，獨操軍事指揮權，是天國的實際締造者。天國之興，離不開楊秀清卓越的的軍政指揮才能。

《天國史》盛讚楊秀清“任太平天國正軍師，總理軍國，出現了一個在農民起義史上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權力，就是在中國史上也少見有如此高度中央集權。在軍事上，一紙令下，全國兵將星馳電集，赴湯蹈火，如身使臂，臂使指。在政治上，‘即末秩微員，升降必由天廷轉奏，片文隻字，刊刻必自京內頒行’，所有全國大大小小的政務全部集權到中央政府。在維持秩序與執行紀律上，‘一切人等，無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崗位與職責，而全體動作各按軌道，循規蹈距，如同鐘錶的機件’”。

然則楊秀清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一是會“降僮”術，能發“天父聖旨”；二是以殺立威。

靠“降僮”發表“天父聖旨”，不需任何其他程序，楊秀清的個人意志就能立即得到貫徹，其效果可想而知。他又以殺立威。東王出行，如有人敢當面走來，斬！夫妻暗中相會，斬！許多人只為幾句怨言，便遭殺害。楊秀清族兄楊元清的妻子在東王府服役，和人閒聊時說起自己夫妻“分在兩地，不及阿叔尚能夫妻同處”。楊秀清以其口出怨言，大怒，斬！不要說普通軍民，便是北王、翼王，在跪聽“天父聖旨”時也是膽顫心驚，汗流浹背。生怕這“四哥”舌鋒一轉，立時就要了他們的項上人頭。所謂“東王令嚴，軍民畏”,天國上下被一片恐怖氣氛所籠罩。人們不敢怒，不敢怨，更不敢言，不敢違抗，遂有上面所述的那番場景。《天國史》形容這樣的政治場景“比天朗氣清的澄空還要清明的政治”，毋乃太過！

絕對權力使楊秀清日益乖戾囂張。他以懲罰立威，埋下許多怨懟仇恨，石達開、韋昌輝、秦日綱、陳承瑢即在其中。在天國上層中，他幾乎沒有任何同盟者。他對自己的權威又過度自信。逼封“萬歲”以後，還以為天王也不敢將他怎樣，疏於防範。終於在變亂中束手喪命。

結怨太廣，樹敵過多，以及因驕傲自信而來的麻痹大意，是他失敗的主要原因。

前已言及，天國以“拜上帝教”立國，其失敗是必然的。如果楊秀清政變成功，且擺脫“拜上帝教”，天國是否會成功？不知道。但以楊秀清的個人特質，他不大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領袖。

天京事變“王殺王”，在上帝諸“子”之間的血腥廝殺和權力爭奪，使軍民對“拜上帝教”信仰陷入危機。洪秀全必須編造解釋，修補漏洞，以維繫自己的統治地位。

韋昌輝為眾人所痛恨。楊秀清雖也沒有什麼“遺愛”，但他留有那麼多“天父聖旨”，否定楊秀清，就是否定“拜上帝教”，否定天國。因此，只能褒楊貶韋。

洪秀全重新肯定楊秀清的地位，把楊秀清被殺那天定為東王升天節，並親自寫了“天曆三重識東王，降托東王是父皇，爺前下凡空中講，爺今聖旨降托楊。七月念七東升節，天國代代莫些王，謝爺降托贖病主，乃埋世人轉天堂。”的詔旨，刻在年年頒布的新曆上面。又把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過繼給東王，稱為幼東王。並在其後頒布的醒世文中，多次歌頌東王功德。而對韋昌輝則直稱“北奸”。

1858年，洪秀全在《賜西洋番弟詔》中，對楊秀清被殺作了說明：“期至朝觀遭陷害，爺爺聖旨總成行。”“期至”，上帝所定楊秀清的死期已至。“朝觀”，指宮殿，即天王府。“遭陷害”，指陳承瑢密告。整個意思是說：上帝預定的楊秀清死期到了，就“安排”陳承瑢去天王府誣告。而“爺爺聖旨總成行”，他殺楊秀清是實現了上帝意旨。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實際承認是他接受誣告下令殺楊，而歸之於“爺爺聖旨”。

如此說來，北王所為也可說是上帝意旨的體現：“期至夜攻東王府，爺爺聖旨總成行。”

這些自然是自欺欺人。不過“拜上帝教”本就是騙局，多騙一次，也無所謂。

韋昌輝其人

《天國史》對天京事變的歸納是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裡面的地主勢力反革命分子韋昌輝，利用楊秀清奪權這個“農民領袖之間的內部矛盾”，“既殺楊秀清，就逞出地主階級窮凶極惡的獸性，用詭計屠殺東王府所屬部隊，奪取大權。於是肆行大規模的屠殺，向革命瘋狂進攻，要把革命政權顛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開一場生死的決戰。”

關於韋昌輝，《天國史》稱：

“韋昌輝家是個暴發戶，有錢無勢，為強宗豪右所疾視，常受欺凌，被排於當地的地主集團之外，因而轉向革命投機，入拜上帝會，參加領導集團。他一面偽裝對天王的忠愛和卑鄙齷齪的逢迎，使洪秀全認為他是‘愛兄之心誠’，而取得信任。一面偽裝對楊秀清絕對服從、戰戰兢兢的恐懼和奴才一般的諂媚，使楊秀清更加‘威風張揚，不知自忌’，解除了對他的戒備。他又利用石達開、秦日綱、陳承瑢對楊秀清的積怒，暗中結夥共同圖謀楊秀清。韋昌輝就是這樣用陰柔奸險的手段藏藏躲躲地進行他的勾當。他打算殺了楊秀清，奪取太平天國政權。”

其實韋昌輝所為，與他的“地主成份”並無必然聯繫。“貧下中農成分”的人也可能做“韋昌輝”，“地主成份”的人也不必然是“韋昌輝”。

天京事變中，韋昌輝的結局最慘，後世更讓他承受了最多的罵名。《天國史》便是一口一個“反革命分子”。儘管按《天國史》譴責楊秀清“妄逞個人威風，要奪取皇帝寶座，乃天京事變的禍首”立場，韋昌輝挫敗楊秀清奪權陰謀應算大功一件。

韋昌輝（1826-1856），又名正、政、志正，廣西桂平縣金田村人。其家為當地客籍地主，常受土籍豪紳欺壓。1848年10月，韋昌輝因馮雲山的勸導，加入“拜上帝教”。金田團營時，韋昌輝盡獻家財，並在他家秘密“開爐火打刀槍，共除妖魔”，是天國得以起事的決定性因素。金田起事前後，他參加各項軍事政治指揮活動，頗顯才幹。以致官府一度把他當作“逆首”，在不少奏摺和上諭中把他的地位置於洪秀全之上。

1851年先封右軍主將，不久封后護又副軍師，永安封王時，韋昌輝受封北王、六千歲。馮雲山、蕭朝貴犧牲後，韋昌輝與石達開成為洪秀全、楊秀清的主要助手。建都天京後，韋昌輝主管日常政事與衛戌任務。是天國“三當家”，位列楊秀清之下。當時定製，各方軍務必先“稟”韋昌輝、石達開，再“稟奏”楊秀清裁決。用現代話來說，韋昌輝在天國發展過程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韋昌輝讀過書，“小有才”，為楊秀清所忌，但未到不相容地步。楊秀清專權，對韋昌輝極不尊重，常以小事而任意折辱韋昌輝，曾將其杖打幾百至不能起。韋昌輝之兄與楊秀清的妾兄爭奪房產，惹怒了楊秀清。楊欲殺其兄，就把他交給韋昌輝“議罪”。韋昌輝知道楊秀清之意，竟以五馬分屍處死自己的哥哥，並且還聲言不如此，不足以警眾。

《天國史》稱韋昌輝“陰柔奸險”，是指他對楊秀清陽為諂事，陰懷嫉恨。楊秀清轎到，就扶轎迎接，論事不到三四句，就跪謝說：“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乎不知道。”但心中卻極憤恨不平。接到天王誅楊密詔，韋昌輝立即行動，天京事變爆發！《天國史》稱是“掩蔽的階級矛盾就通過農民內部矛盾的爆發而爆發了”，即洪秀全下令殺楊秀清，是“農民內部矛盾”，而韋昌輝奉令殺楊秀清，則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階級矛盾”！

縱觀天京事變，韋昌輝不過是被天王利用的一把刀子。一些史論責韋昌輝“濫殺”，杜撰什麼“天王的密詔里說的明白，只殺首惡，不誅其餘，也就是說只殺楊秀清與他的幾個兄弟、家人與幾個親信。”怎麼可能！在中國歷史上，凡遇“謀逆”大案，有幾個君王肯“只辦首逆，脅從不問”！楊秀清經營多年，天國上下必有許多黨羽心腹。尤其是守衛天京的部隊，更多“楊家軍”。不除掉這些勢力，洪秀全心底如何“太平”！天王密詔只能是“盡誅東孽楊與其黨羽，毋使遺漏”！韋昌輝“濫殺”，正是洪秀全發動天京事變的必要內容。或許韋昌輝是殺多了。可由於無從審查核實，只能疑似而殺，“擴大化”無可避免。若問責任，那只能由洪、楊，尤其是洪秀全承擔。

關於韋昌輝如何失敗被殺，至今不明。除《天國史》所稱石達開“起兵靖難。京外軍民都聲討韋昌輝。在石達開的軍隊還沒有回到天京的時候，韋昌輝和他的黨羽，已經給天京軍民誅滅了。”另外還有以下幾種常見說法：

——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甚，各眾內外，併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可定。（《李秀成自述》）

——八月中旬，石達開從湖北回到天京，責備韋昌輝不該濫殺。韋昌輝又企圖殺石達開。石達開聞訊後逃往安徽安慶，起兵討伐韋昌輝。韋昌輝的屠殺和專擅橫暴，激起了天京廣大將士的憤怒。洪秀全接受將士的要求，於十月初殺死了韋昌輝，結束了韋昌輝對天京歷時約兩個月的恐怖統治。（白壽彝：《中國通史》）

——11月8日，石達開由安慶率兵4萬渡江，向天京進發，討伐韋昌輝。他在上書天王請誅韋昌輝和秦日綱的書中使用措辭強硬的威脅口吻。稱：天王若不殺此二人，他要“攻來天京”。11月2日，由天王下詔，守城的太平軍將士將韋昌輝、秦日綱及追隨者200餘人殺掉，並將韋昌輝首級送往寧國石達開軍營。石達開遂停止進兵。歷時兩個月的天京變亂終止結束了。（《中國近代史》）

——北王韋昌輝設計誘殺楊秀清和他的親屬黨羽。冀王石達開心懷不平，北王又把冀王家屬殺了。天王為聯絡冀王起見，下令殺北王，但冀王以後還是獨樹一幟，與天王脫離關係。（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石達開從湖北調回所部四萬精兵攻入天京，斬殺韋昌輝、秦日綱。（雷頤：《歷史：何以至此》）

天京事變中，韋昌輝其實是個悲劇人物。他想憑藉殺“東黨”、“翼黨”之功取代楊秀清，殊不知天王已不允許再有第二個楊秀清。他殺楊建功，天王正不知該如何酬置。石達開逼迫，正好給了洪秀全一個下手的理由。對洪秀全來說，殺韋既平“民憤”，又除隱患，是收拾殘局必走的一步。韋昌輝“小有才”，問題正在於只是“小有”而已！

天京事變的後期發展——石達開出走

石達開（1831年－1863年），出生於廣西貴縣（今貴港市）北山里那邦村一個小康之家，客家人，原籍廣東和平縣，母親是壯族人，有兩妹一姊，沒有兄弟。幼年喪父，八、九歲起獨撐門戶，十三歲時處事已有成人風範。十六歲時，聞洪秀全、馮雲山“拜上帝教”之說，信而從之，將姐石汀蘭奉獻給洪秀全，成為當地“拜上帝教”會首。三年後變賣全部家產，率4000餘人參加金田起事，被封為左軍主將。永安建制時受封“翼王五千歲”，在諸王中排名最後。

石達開之成為歷史要角，始自天京事變中逃出天京，1856年11月8日，在安慶舉兵“靖難”，逼殺韋昌輝(或者說為天王誅韋提供了台階)。

此時永安所封5王只剩下翼王石達開，位高且又手握重兵，深孚眾望，洪秀全不得不召他回京“提理政務”（《天國史》稱“全朝同舉石達開執政，要繼續行使軍師負責制”）。11月28日，石達開回天京，被封為“電師通軍主將義王”，主持天國軍務，但未授軍師（石達開不會“天父下凡”）。當日，他逼殺秦日綱、陳承瑢，以剪除洪秀全羽翼。燕王秦日綱是天國重要將領，戰功卓著。此時天國帶兵將領不多，軍事情勢又日趨嚴重（10月27日，清欽差大臣德興阿重建“江北大營”），石達開徒以私怨逼殺，為天國重大損失。

以下是此後一些重要軍事發展。

12月19日，武昌、漢陽因糧盡援絕，被迫撤退。湘軍水陸師立即長驅直犯，兵臨九江城下。

1857年1月8日，林啟榮在九江大敗清軍楊載福、李續賓部，被封為貞天侯。

2月27日，陳玉成、李秀成攻占安徽舒城。

3月3日，陳玉成攻占安徽六安，11日攻占正陽關。

3月18日，李秀成與捻軍李昭壽、龔德樹合軍攻克安徽霍邱。

5月中旬，太平軍分道攻入湖北東部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等地。

經過一段時期努力，天京事變後的危難時期總算度過，而天王又“不安分”起來。他擔心出現第二個楊秀清，封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使“主軍政”，剝奪石達開的軍政實權。進而對石達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如此舉措，使石達開感受到來自天王的猜忌，認為天王“有謀害達開之意”。6月2日，石達開藉口到南門外給軍民布道，帶着親信部屬悄然逃出天京。19日，抵達安慶。從此再沒回來。

《天國史》屢指洪秀全“破壞了軍師負責制”：“群眾擁護軍帥負責制，洪秀全則要破壞軍帥負責制，是太平天國一場對政體的帶有根本性的大門爭。”把它列為天國失敗重要原因之一。說白了，就是指責洪秀全沒有讓石達開當楊秀清那樣的“軍師”。似乎石達開當了“軍師”，就能重現“楊秀清時代”。可是，石達開不會“上帝附身”，其權威遠遠不如楊秀清，不可能實行如楊秀清那樣的恐怖管治。而天國興亡，其實與“軍師負責制”沒有多大關係。以及天京事變後，洪秀全對石達開存有戒心，其實正常。誰能保證石達開大權在握之後，不會成為楊秀清第二？

為明心跡，石達開發布文告。談到出逃原因，稱：“詔旨降頻仍；重重生疑忌，一筆難盡陳。疑多將圖害，百喙難分清。” 談到出逃志向，稱：“惟是用奮勉，出師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報主恩仁。惟期成功後，予志復歸林。”他要求天國“眾軍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隨本主將，亦一樣立勛。”跟我還是跟天王，悉聽尊便。而且，都一樣。

實際上，石達開決心與洪秀全決裂。他派人四出活動，勸誘將士脫離天京。甚至張貼告示，"解散金陵舊黨"，將士們"願從軍者即赴安慶，不願意者給川資剃髮回籍。"文告竟貼到天京外圍的金柱關。於是，他“將合朝好文武帶去”(據稱有十餘萬人隨他而去)，天京城內只剩下七、八千精稅，“余皆脅從老弱”。

隨之，清江南大營連下句容、鎮江，合圍天京。

洪秀全感覺到形勢危急，8月5日，將安、福兩王削去王爵，鐫刻“義王”金牌一道，還有合朝文武大臣的救援表章，派蒙得恩親自赴安慶軍營，懇請石達開回朝繼續辦理政事。（《天國史》稱之為洪秀全“順從群眾的推戴”）

這對一貫標榜“只有臣錯無君錯”的洪秀全來說，等於是向石達開表態，承認自己的錯誤。形勢所迫，洪秀全不得不這麼做。

可石達開對洪秀全已經寒心，拒絕了“義王”封號。他上奏天王，表示無意回京，但會調陳玉成、李秀成、韋俊等將領回援，並以“通軍主將”身份繼續為天國作戰。

天國處於風雨飄搖中。石達開在安慶擁有數萬精兵，是太平天國最強勁的機動力量。但是，九江守將林啟榮困守危城，因他不願附從，石達開近在咫尺，拒不援救，九江終於失守。並使湘軍得以從水路進攻安慶，埋下天國最後的滅亡。陳玉成進軍湖北，湘軍敗退黃州，李續賓由九江北渡增援，因他也拒絕跟隨，石達開在安慶按兵不動，致使陳玉成兵敗撤回。對天京危局，石達開更是不聞不問，無動於衷。

他是否在等待天京政權崩潰，然後登高一呼，收拾殘局，另起爐灶？

12月，石達開離開安慶，率部進據江西撫州。然後南下救援被困的臨江、吉安翼殿諸軍，因沒有水師，無法渡過贛江，救援行動失敗，退回撫州。

1858年4月，石達開聽春官正丞相張遂謀之計，率軍十餘萬（一說二十萬）離贛入浙，再由浙入閩，至年末而復回江西，12月，進占瑞金，南安府。此時他希望能多召一些老部下，但效果不大。林啟蓉、陳玉成、李秀成都不肯應召。

不過他率軍在閩浙贛一帶游擊，使湘軍主力被拖在贛南，難以向皖南出擊。為陳玉成、李秀成等從容經營皖北提供了條件，也為皖北廬州三河鎮大捷、二破江南大營打下了基礎。也算實踐了對洪秀全的承諾。

1859年2月，石達開在南安部將會商，決定移師湖南南部，然後經由湖南中部的寶慶下趨湖北，配合安徽太平軍作戰，並伺機分兵入川。在四川建立基地，再徐圖發展。他由此脫離天國運動，開始轉戰幾省的流寇作戰。

1862年6月，石達開所率太平軍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27日，石達開在成都公堂受審，慷慨陳詞，令主審官崇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而後從容就義。臨刑之際，神色怡然，身受凌遲酷刑，至死默然無聲，觀者無不動容，嘆為“奇男子”。

石達開出走是天國運動中的一段插曲。他的失敗，正如天國的失敗一樣，是必然的。即使他能勝利渡過大渡河，最後還將在其他地方失敗。因為流寇式的“起義”，絕無成功可能。大渡河之敗，不過是這種必然性的偶然性實現而已。

對於石達開出走，《天國史》指責是“走上分裂路線，背離天京”。

石達開自己解說出走是因為洪秀全的疑忌，且“疑多將圖害”，應是事實。後來洪秀全一再詔請，文武表章“百計迎回”，“其情詞慘迫，反覆不休”，可誰都能看出那只是勢逼下的權變。一旦情勢好轉，天王又會要“只有臣錯無君錯”，以及他不會允許再出一個“楊秀清”。所以石達開的“分裂”、“背離”有其合理性。

16歲的石達開還是個懵懂少年，被誘騙加入“拜上帝教”。隨着年齡、閱歷、知識的增加，他應能體悟到“拜上帝教”的虛妄。他起初對洪、楊之爭不感興趣，蓋因於此。最後出走，是他脫離“拜上帝教”的具體行動，無可厚非。他在出走後所發表的文告中，絕少有“拜上帝教”詞句內容。他的困境在於他提不出新的政治口號來取代“拜上帝教”。他想過退隱，可時勢不容許。他最後只能打着天國的旗號與天國分道揚鑣，終至敗亡！

石達開之敗或許能說明一點：“拜上帝教”是無法“轉型”的。

天京事變後，天國已無發展成功可能。只是由於清兵作戰能力之低下這個因素還在起作用，它才能存在到1864年，最後為湘軍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