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天國——析羅璽綱《太平天國史》中的唯心史觀

十三、大視野看天國

作者  亦言

中國歷史上，不乏以宗教迷信發動的“農民起義”。如東漢末年的太平道黃巾起義，清朝乾嘉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儘管落後迷信，但太平道、白蓮教都說不上是邪教，因為沒有“末日論”和“救世主”，沒有對“教主”的個人崇拜和對教徒的人身控制。

“拜上帝教”與天國運動之發生於清王朝，發生於清王朝的晚期，有其特定的時代因素。

清王朝之在中原立國，迥異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其他朝代。明末中國大亂，漢民族處於極度衰弱狀態。這樣一個特殊機遇，使關外滿族以一個人數較少，文化發展比較原始的民族，得以依靠殺戮征服另一個人口眾多，文化發展又較先進的民族，建立清王朝。

由此，清王朝之統治，也迥異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其他朝代。為保證愛新覺羅氏家族的統治長治久安，除堅持民族統治外，清王朝竭力推行奴化文化。從以殺戮強制剃髮留辮實施精神奴役開始，以文字獄震懾漢人文士；修《四庫全書》對中國歷代文化典籍作全面政治審查，大量進步內容被刪削封禁；閹割儒家思想，獨尊朱子理學，突出君權至上；以及反覆向鄉民灌輸三綱五常思想等等。經過順、康、雍、乾諸朝不懈努力，終於使滿朝文武，全國臣民統統成了奴才。整個社會萬馬齊喑，一潭死水，失去創進動力。滿清二百餘年，絕少“謀逆”事件。慈禧禍國亂政47年，竟未遇到任何內部挑戰，概因於此。

受奴化文化影響最深的首先是知識分子。儘管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儘管許多偉大社會變革的領袖並非知識分子或知識程度不高，但知識分子階層的參與，仍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必需條件。

這兒就以漢族知識精英曾國藩為例，看看他的奴才心態。

1867年7月21日晚，兩江總督曾國藩和他的幕僚趙烈文聊天。曾國藩“言得京中來人所說，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天子腳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又將如何？

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不好說清廷腐朽衰敗，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套話隱言“大清氣數將盡”。

“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全國臣民還拘守奴才“風氣”，不敢藐對“主威”，稍存違逆。

“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必須等清廷中樞糜爛，無力統御全局，清王朝才會土崩瓦解。

“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預言五十年之內，清王朝將首先在“根本”上傾覆，然後是軍閥混戰。

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中國已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奴才們還只惦記着主子恩德：“本朝君德正”“本朝德澤深厚”。（至今還有學者孜孜於“大清朝沒有特別的無道昏君”）

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趙烈文諱言清廷統治的腐朽，以人所共知的滿清乘明末大亂，漢民族極度衰弱之際，入關南侵，以血腥殺戮建立清王朝，來駁“本朝君德正”，曾國藩無所措對。後來清廷果然無法應對革命勢力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發起的革命宣傳攻勢。

曾國藩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希望早一點死去，免得看到滿清統治被推翻。顯示作為愛新覺羅氏家族忠實奴才的無奈與悲哀。

兩年後，1869年7月7日晚上，已經是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對趙烈文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承認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

無疑，不僅曾國藩這樣。李鴻章、左宗棠等手握重兵的漢族疆吏，應該也都能意識到“大清氣數將盡”。可奴才習性使他們匍匐於慈禧腳下，誰都不敢跨出創造歷史的一步。

讀書人如此，在宗法社會中的農民自更不待言，同樣普遍存在奴化心態。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吸取歷朝教訓，滿清統治者認識到要長治久安，至少必須讓農民能活下去。所以清王朝對農民的徵收儘量維持一定限度，遇有災荒，也着力減賦賑濟。例如《清史稿》咸豐五年（1855年）：九月癸酉，發內帑十萬兩續賑直隸、山東災民。冬十月丁酉，免合肥三年額賦,壬子，永免河南攤徵河工加價銀四十萬兩。是歲，免直隸、山東、湖北、廣西、貴州等省二府一百五十八州縣，又廣西三十八土州縣災賦，江蘇鹽場場課各有差。

於是，有清一代，不僅文人不敢造次，農人也大多安分守己。儘管生計困苦，有許多地方性“農民起義”，但無法得到普遍響應。天國運動之未得到農民的更廣泛響應，捻軍之難以成勢，辛亥革命之未觸發有影響的農民起義，此為主因。

由於依據“經典”，將天國運動劃歸“農民起義”，《天國史》便以很長一段文字來說“金田起義的前夜”。從歷史到現實，大談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壓迫和農民的悲慘境地，以及西方的入侵，稱“當時全國各地，到處孕育着革命的種子。英國的鴉片，腐蝕了清朝的統治，英國的大炮，也驚醒了中國廣大人民。中國社會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變化，不論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全部都動盪起來。起義的農民，已經在南中國的廣西點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燒遍了全廣西。”

白壽彝《中國通史》同樣有這類“套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英國，在鴉片戰爭後對中國大量推銷棉紡織品和其他工業品，破壞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手工業，剝奪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計。同時，英國的鴉片走私越來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鴉片輸入超過了5萬箱。鴉片泛濫所引起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問題，比戰前更為嚴重，使勞動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清廷為了支付戰費和賠款，用重稅掠奪農民。地主也乘機加劇了土地兼併。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都遭受嚴重的水、旱災害，兩廣地區也是水、旱、蝗災不斷。人禍天災，使廣大人民陷入失業、破產、飢餓、死亡的困境。農民的反抗鬥爭不斷在各地發生，在戰後10年間，漢、苗、回、瑤、壯、彝、藏等族人民的起義達100多起，廣西、湖南等省的天地會起事聲勢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鬥爭匯成一股強大的革命洪流，這就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人民的反抗鬥爭”是如何“匯成”“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為什麼是兩個廣東人特意跑去廣西發動“農民起義”？

“金田起義前夜”的中國當然存在有地主——農民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某些地方還可能相當尖銳激烈，發生許多小規模“民變”，但都很快遭到鎮壓。但就全國而言，並未出現如同漢末、唐末、明末那樣在天災人禍之下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形勢。

宏觀看，正是滿清的這種統治，正是中國民眾中普遍存在的奴才心態，使正常的起義革命——在嚴重政治經濟危機之下，以政治經濟訴求為口號的大規模大範圍造反——無從產生。結果是在一定偶然條件下，發生由邪教發動的大規模社會動亂。關鍵事件是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

關於洪秀全的創教，前面已有論述，這兒不再重複。洪秀全的妄想型個人特質；他做的那個夢；他因屢考屢敗而產生的對社會現實的忿懣；他受《勸世良言》的啟發。這些因素分散開來不會有什麼結果，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就是“拜上帝教”。

“拜上帝教”造出來了，但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幾乎毫無希望。馮雲山的進入廣西桂平紫荊山區傳教與該地的特有民情，造就了“拜上帝教”的傳播與發展。

“拜上帝教”能在紫荊山區得到傳播與發展，並非因為那兒百姓的“革命覺悟”特別高，也不是因為那兒的地主——農民矛盾特別尖銳（馮雲山初傳教時，並不提要“革命造反”）。而是因為那兒經濟落後，文化閉塞，民智愚昧，以及有長期存在的客家——土著矛盾。地方條件加上馮雲山進入傳教這一偶然因素，“拜上帝教”由此得到傳播與發展。

“拜上帝教”的發展最後導致天國運動，清廷統治的腐朽，八旗、綠營之缺乏作戰能力是決定因素。當時進剿太平軍的清軍主要將領，幾乎全是膿包。在永安州，太平軍“給”了清軍半年多的時間，結果竟然還是把太平軍給“放”跑了，而且一路就“放”到長江邊。天國運動歷時14年，波及18個省，上億人死於戰亂。尤其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江流域蘇、浙、皖、贛、鄂一帶，由於雙方的拉鋸廝殺，成為一片焦土廢墟，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誰該為之承擔責任？清廷！

天國既以邪教發動，無論是當時還是後續，它本身毫無進步可言。但它所造成的歷史效應：為鎮壓天國，清廷不得不在軍制上、政治上做一些改變，使它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前已提及，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是萬馬齊喑，一潭死水。儘管清王朝“沒有特別的昏君、暴君、庸君”，但當滿朝文武都是奴才時，再“英明”的君王也難有作為。面對國勢日蹙，嘉、道、咸諸帝毫無主張，清王朝實際處於束手待斃狀態。如果這態勢繼續下去，中國之被瓜分，被殖民地化，遲早間事。

天國事起，清王朝建制軍招架乏力，不得不下令涉戰各地自組“團練”助戰，使曾國藩等漢臣組織的自募軍隊，自籌糧餉，只聽命統兵長官，朝廷不能直接調動的湘淮軍，成為清王朝的常備軍。這一傳統通過湘淮軍傳到北洋軍，成為拱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深刻影響民國政局。

尤其是曾國藩、李鴻章等一批手握重兵的漢人督撫的出現，成為清王朝官僚集團中的一支“新興力量”，初步改變原來的滿重漢輕格局。他們仍是愛新覺羅氏家族的奴才，但並不願奉中國以事洋人，積極主張富國強兵。他們推動清廷開始了由洋務運動起頭的一系列變革自救活動。使中國民眾在較廣泛層次上接觸、感受西方思想，對清末和民國的歷史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6月21日，清廷“宣戰”詔下，南方督撫以電報緊急磋商後，以宣戰詔書是朝廷在“暴民脅迫”和“朝廷里出了拳黨”的情況下頒布的、“絕不是皇上的本意”出發，決定拒絕奉詔。張之洞立即給朝廷打電報，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軍不得亂動”，“嚴密保護使館和使館人員以及外僑的生命財產安全。”提醒朝廷，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只有保住使館才有挽回局勢的可能”。

為防止亂局波及江南，英、美、法、日、德等列強同東南督撫取得“諒解”。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商定了《中外互保章程》，又稱《東南保護約款》。共9條。主要內容有：

——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由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

——上海製造局、火藥局的軍火，只用於“剿匪及保護中外商民”。

——各口岸外國兵艦照常停泊，但不可在清軍炮台附近操練，以免引起誤會。

——若外國兵輪未經中國督撫同意進入內地，由此引發的中國百姓毀壞洋商教士產命案件，中國不認賠償。

先後參與、參加“互保”的疆吏有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四川總督奎俊、福州將軍善聯、大理寺卿盛宣懷、安徽巡撫王之春等。

這一互保章程未正式簽字，但在實際中得到了執行。它一方面使列強無後顧之憂，可全力對付北方義和團；同時它又具有約束、限制外國兵輪、水手、商人等肆意侵擾東南各省的作用。

由於義和團運動是清廷利用拳民仇外情緒而發動的一場寄僥倖於愚昧的排外騷亂。既然當時中國不存在打敗列強的力量，東南互保使中國東南避免了戰亂，所以應予肯定。

東南互保隱蔽的政治作用更為重要。參與互保的東南疆吏多為漢臣。他們之抗旨，之與洋人“勾結”，事後朝廷之不能追究，他們之對時局的認識遠比紫禁城“主子”高明，他們所擁有的權力和力量，他們所占據地域的重要性，以及所顯示的離心傾向，凡此種種，都使清廷產生“禍起蕭牆”的恐懼，成為後來清廷強化“排漢”的推動力。而“排漢”又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然而這些大吏終究還是“奴才”，誰都未能在結束滿清統治、開啟政治新局的歷史進程中走出主動一步。而孫文則從國外發動排滿革命。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