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亞病夫”的最初緣起，還要追溯到1683年，曾經所向披靡的奧斯曼帝國軍隊在維也納城下的慘敗。在1683年之前，帝國幾乎是戰無不勝；在1683年之後，帝國幾乎是戰無不敗。

也是在1683年，日後的“東亞病夫”大清帝國正值鼎盛，康熙帝還沉浸在收復台灣的躊躇滿志當中；法國最偉大的國王路易十四正在開創他的波旁盛世；俄羅斯最偉大的沙皇彼得大帝剛剛即位一年；英國五年後就將發生“光榮革命”。

而對於1683年的奧斯曼土耳其來說，他們早已告別了那些歷史上最偉大的蘇丹們。事實上，1683年的奧斯曼蘇丹也並沒有如先王那樣御駕親征，而是派了自己的“大維齊爾”（宰相）去維也納，直到今天，這位宰相的頭顱還一直躺在維也納的藝術博物館裡。

對於帝國中後期蘇丹個人素質的嚴重下滑，奧斯曼的歷史學家們曾提出過“女禍論”——昔日蘇丹們英勇善戰的血液，已被後宮那些外來女奴們“一滴一滴”的稀釋了。1911年有位歷史學家甚至相當嚴密的計算了一番，宣布今天的蘇丹僅擁有不足“一百萬分之一”的土耳其血統。

從後宮干政的角度來說，“女禍論”多少是有點道理的。奧斯曼帝國的政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曾為後宮的娘娘們所把持，“垂簾聽政”期間曾創下12年換18位宰相的記錄。

不僅是女人，整個帝國的後宮對蘇丹們來說就是一個大牢籠，產生了很多位精神分裂的蘇丹。比如說，奧斯曼帝國也有太監，按照斯坦福?肖在《奧斯曼帝國》中的說法，太監的首領“大內總管”權傾朝野，在帝國中的地位僅低於大維齊爾和大教長（宗教領袖），基本等同於明朝宦官的政治地位，搞得整個帝國和蘇丹家族雞飛狗跳。不過我很欣賞他們一個巧妙的制度安排，奧斯曼的太監們基本由黑人擔任，這樣從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帝國王室血脈的純潔性——萬一有“去勢”不乾淨的太監和後宮的娘娘們有染，孩子一生出便真相大白。

但正是在那些偉大蘇丹們的帶領下，自14世紀初開國以後，奧斯曼帝國一路從亞洲腹地的蕞爾小邦打出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軍事帝國。1453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帶領下，奧斯曼的突厥武士們標誌性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親手了結了日薄西山的東羅馬帝國。到了16世紀軍威赫赫的蘇萊曼大帝時代，奧斯曼已建立起東臨伊朗，西抵阿爾及利亞，南達埃及，北臨奧地利的龐大帝國，從多瑙河到尼羅河，阿拉伯世界和巴爾幹半島盡為蘇丹所有，地中海幾乎成為帝國的內湖。

蘇萊曼大帝之後，奧斯曼帝國的鼎盛期事實上已然結束，但帝國的擴張慣性依然保持了上百年，到1683年，奧斯曼的疆域已達1200萬平方公里的峰值。

奧斯曼帝國令人瞠目的發家史延續了三百多年，而之後的兩百多年，就是同樣波瀾壯闊的“病夫”敗家史。讓數據說話，當代土耳其面積僅為78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奧斯曼帝國在病夫年代竟然丟掉了93%的領土，這可能也創造了吉尼斯敗家之最，遠超曾同為“病夫”的清王朝。

但這並不是說，守家有道的“東亞病夫”就比“西亞病夫”要來得高明。從地緣政治來說，晚清比奧斯曼帝國要幸運得多，清王朝在地理上畢竟離歐洲列強距離尚遠，與英國和法國幾次戰爭的實際規模其實都相當有限，對方千里迢迢的也就派出了個一兩萬人，清軍的慘敗完全是因為自身的戰鬥力實在不濟而不是對方有多強，而沙俄雖然和清朝接壤，但戰略重心畢竟在歐洲，能拿來侵略你的是偏師中的偏師了；但反觀奧斯曼帝國，俄國和奧地利乃至全體歐洲列強就在家門口虎視眈眈，時刻惦記着奧斯曼的龐大家產，一出兵可都是幾十萬大軍級別的，奧斯曼所承受的軍事壓力豈是清朝所能比的。

奧地利也就罷了，奧斯曼帝國運氣最差的是碰上崛起中的俄羅斯，更恐怖的是，18世紀俄羅斯的兩位“大帝級”沙皇——彼得大帝和葉卡傑特琳娜大帝都特別喜歡從奧斯曼土耳其身上找政績，幾場俄土戰爭打下來，徹底打醒了奧斯曼的天朝迷夢，在俄軍的火器面前，突厥鐵騎基本上也領略了後來滿蒙騎兵遭遇英法聯軍時那種屈辱的震撼。

面對西方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與晚清的洋務派一樣，奧斯曼帝國內部也出現了向西方學習的改革呼聲，一些“先進的奧斯曼人”第一次認識到，如果把歐洲人先進的武器裝備軍事制度與奧斯曼貌似很優越的政治宗教體制結合起來，就有可能通過改革戰勝西方。

但與晚清“頑固派”構成（道學先生加滿洲貴族）完全不同的是，阻礙奧斯曼帝國變革的最大阻力竟然還不是我們現在說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卻是來自一群幾乎完全由“外族人”構成的禁衛軍。奧斯曼的禁衛軍基本都是徵召於巴爾幹半島的男孩，從小訓練而成，理論上都是蘇丹個人的“家奴”，在奧斯曼帝國早期也曾是令歐洲人談之色變的最精銳軍團，但到了帝國的中晚期基本蛻化為“外戰外行，內戰內行”，或者說，搞宮廷政變特別在行。

發展到後來，基本上是哪個蘇丹想搞改革，或者說想觸動哪怕是半點禁衛軍的部門利益，結局一定是在宮廷軍事政變中下台。奧斯曼禁衛軍干政的猖獗程度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另一群中國皇帝的“家奴”——中晚唐時動輒廢立大唐天子的宦官。

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史源遠流長，早在1718年，穆罕默德三世就掀起了“向法國學習”的改革熱，改革還遠未進入深水區，禁衛軍便以反對“法國生活方式”為藉口按捺不住的發動了軍事政變，據說，此時改革的唯一成果還僅僅是成立了一家印刷廠，但就為這，穆罕默德三世便被廢黜了。

還有更冤的，某位蘇丹因為不堪忍受禁衛軍的“鳩占鵲巢”，計劃從伊斯坦布爾逃跑到外省。禁衛軍知道後，立即就把蘇丹軟禁了起來，最後用“捏碎睾丸”的方式處死了蘇丹，據傑森?古德溫在《奧斯曼帝國閒史》中的說法，這還是普通人享受不到的待遇，是一種“專門用來處死蘇丹的方式”。

我個人無比欽佩的是，就是在這樣的“睾丸恐怖”之下，奧斯曼帝國的一代代蘇丹們還是義無反顧的奔向了改革事業，雖百死而不悔，改革決心又豈是光緒和康有為們所可比擬的。1789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的那一年，塞利姆三世上台，這位年輕氣盛的蘇丹感受到了亡國滅種的危機，上台沒兩年就刺刀見紅的提出了軍事改革的大政方針，立志要訓練一支新軍取代只會搞政變的禁衛軍。禁衛軍連台印刷機都忍受不了，更別提這種把自己連根拔起的改革了，於是，禁衛軍在1807年又發動兵變，以“制定的法令違反教義原則”為理由廢掉了塞利姆三世。

奧斯曼家族仍然沒有放棄，祖先的那點血勇之氣還在。被禁衛軍推上台的馬哈茂德二世上台後，足足隱忍了18年，在1826年一舉打出“法先王”的旗號，完成了堂兄重建新軍的遺志。禁衛軍還是老樣子，很快便發動兵變，卻被準備充分的馬哈茂德二世用新軍特別是重炮部隊徹底擊敗，據說擊斃的4000多名禁衛軍士兵被扔進了博斯普魯斯海峽泄憤。隨即，馬哈茂德二世便廢除了禁衛軍這個延續了數百年的改革最為兇惡之敵。

禁衛軍沒了，按說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大業再也沒了阻礙，便可一飛沖天了。或許馬哈茂德二世自己也想通過戰爭檢驗新軍的戰力與改革的成色，在廢除禁衛軍次年便再次捲入了與俄羅斯的戰爭，但戰爭的結果與改革前完全一樣——以大敗而告終。

敗給歐洲列強也就敗了，對土耳其人打擊最大的是，他們竟然連名義上的藩屬國——埃及都打不過了。這是一種中國人想必很能理解的複雜感情，敗給英法等歐洲列強都沒有關係，但是敗給如日本埃及這樣的昔日小邦，卻從根本上的打破了“天朝上國”的迷夢，大清國如此，奧斯曼土耳其也是如此。

在羞辱性的失敗面前，土耳其人以越挫越勇的精神啟動了更大規模的改革。1839年，馬哈茂德二世駕崩後，16歲的兒子邁吉德一世一繼位就頒布了著名的《花廳御詔》，從而開始了奧斯曼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坦志麥特”（Tanzimat）改革。這一改革的目標簡單來說就是要建設西方式的國家，不僅要從軍事上學習，而且要從政治、經濟、法律等更為根本的方面全面效法西方。

此時，奧斯曼帝國的改革的最大阻力已不是來自國內，而是來自戰爭不斷的國際環境，畢竟，改革需要安定與和平，而奧斯曼帝國從未獲得過如此長時段的時間。除了俄國和奧匈帝國之外，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的那些臣屬們也變得格外不安分，戰火終年不斷，而背後的黑手顯然還是俄國和奧匈帝國。

在變法圖強的旗幟下，奧斯曼帝國的國勢仍然不可避免的一路走低。到了這個時候，奧斯曼帝國的命運已不再掌控在自己手中，刻薄點說，它能撐到1922年才結束，靠的不是改革紅利與新軍多能打，而是列強不想讓你亡，或者說，是列強不想看到它被競爭對手瓜分。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戰爭中，奧斯曼帝國照本宣科的又一次被俄國打得大敗，英國和法國唯恐俄國消滅奧斯曼而坐大，組成聯軍經過苦戰擊敗俄軍，順帶讓奧斯曼帝國也一起成了戰勝國。從本質上來說，奧斯曼當時的狀況與甲午後“三國還遼”時的清朝差不多，列強無法忍受日本（俄國）獨占遼東半島（巴爾幹半島）的利益。

在帝國主義的保駕護航之下，奧斯曼帝國就這樣不死不活的又撐到了20世紀，用一個英國爵士的話來說就是，“就像一具老朽之軀，青春和力量都已經消耗殆盡，只剩各種各樣的毛病，卻仍舊苟延殘喘。”在這期間，帝國一群尋找“救國真理”的年輕人搗鼓起了“青年土耳其運動”，一邊高喊民主，在1908年發動政變要求恢復憲法；一邊又高喊民族主義，認為帝國衰敗的癥結就是因為各民族各行其是，只有在土耳其民族的主導下用鐵血才能恢復帝國榮耀。

在1912-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中，奧斯曼帝國再一次遭受了羞辱，四個巴爾幹“屬國”——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和黑山聯合向帝國宣戰，並將帝國軍隊打得一敗塗地。奧斯曼帝國自此也算徹底和巴爾幹半島再見，基本喪失了全部歐洲領土。

如果繼續與世無爭逆來順受的話，奧斯曼帝國沒準還能多活幾十年。可是尚武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卻不甘心，在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竟然不識時務的捲入了這場列強的戰爭，宣布和德國結盟，對協約國實行“聖戰”。

必須予以嚴重表揚的是，奧斯曼帝國在大戰中竟然有着迴光返照的神勇表現，在家門口的加里波利戰役中竟然挫敗了50萬協約國軍隊，給了時任英國海軍大臣的丘吉爾一記響亮的耳光。同時，這場勝利塑造出了一名土耳其人的民族英雄——指揮官凱末爾。

但無論如何，奧斯曼帝國在大戰中押錯了寶，最後和德國、奧匈帝國一起成為了戰敗國。在這場戰爭中，正如經典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所敘述的那樣，帝國又失去了中東的全部領土。在1920年蘇丹被迫簽署的《色佛爾條約》中，奧斯曼帝國被徹底打回了14世紀初開國時的原形，只留下了安納托利亞的一小塊黃土高原，更別提什麼伊斯坦布爾了。

如果沒有上面提到的凱末爾，奧斯曼帝國可能就這樣了，成為了一個徹底的亞洲國家。而正是在凱末爾的帶領下，土耳其人鼓起了最後一點祖先留下的血氣，打敗了前來“履行條約”的希臘人，保住了78萬平方公里的江山，特別是伊斯坦布爾。

但你真的能說奧斯曼帝國有多慘麼，我看倒也不見得。奧斯曼最兇惡的敵人俄羅斯帝國在1917年就皇冠落地了，宿敵奧匈帝國1918年也分崩離析了，曾在奧斯曼面前不可一世的拿破崙帝國1814年就已是歷史陳跡了，奧斯曼帝國算是親眼“目送”了這些帝國的覆滅；一個更為鮮明的比較是，清朝從鴉片戰爭的“病夫元年”到1912年垮台，也就堅持了72年；而奧斯曼帝國則到1922年才最後崩盤，從1683年算起硬是在“病中”挺了239年。

最重要的是，奧斯曼帝國在凱末爾的主導下完成了“世俗化”改革，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成功確立了“政教分離”和民主憲政等福澤至今的立國原則，成為了伊斯蘭世界走向“世俗化”的唯一典範。沒錯，土耳其現在的“世俗化”路線出了點狀況，伊斯蘭勢力在政治生活中有回潮的跡象，但你得相信奧斯曼的子孫，因為，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在承受了如此沉重的歷史遺產之後，還能夠如此自信的回到文明世界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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