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雖然說有二千年交往歷史，但日本孤懸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術並不發達，往來只限於少數人，故雙方正式接觸機會並不多，甚至要透過第三者如朝鮮或琉球建立溝通渠道。這一格局，直到鴉片戰爭後才有所改變。1871年中日訂定修好通商規條，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但交往並不暢順。訂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發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灣；到1894年更爆發甲午戰爭，此後雙方關係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兩國顛簸不已的關係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冷戰體制分割下，中日兩國暫得以相安，然隨着兩極霸權的衰落、多元世界的興起，中日關係翻然又成為一極具爆炸性問題。

中日兩國在文化上有許多共通地方，本應容易互相理解，然卻無法避免彼此間之齟齬，從長遠歷史而言，有其結構性問題。首先，中日兩國二千年來缺乏真正互動，到近代才真正有具體接觸，現實與理想的差距，難以培養出一種理解對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誤解[1]。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千歲丸”之行。日本江戶幕府末期，“鎖國體制”被打破後，幕府十分關注當時中國的狀況。1862年，為了促進對華貿易，幕府特地向英國購入洋船，命名“千歲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團赴上海，停留兩個月，仔細考察在英法聯軍役後及太平天國軍興中的清廷。在上海，他們目睹市容破舊、西洋人對中國人頤指氣使的情況，甚為失望。由此，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而言，中國成為落後老大的象徵，這為日後“脫亞論”的興起埋下伏線。

其次，日本從未正式進入過中國之天下秩序，但卻深受中國傳統經典的影響，故日本成為中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之最有力挑戰者。濱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中國為中心之朝貢制度內發生，由中華概念去觀察亞洲的近代，所謂日本近代化即為日本要奪取中華世界的過程。”[2]然探討其背後思維，正如張啟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國傳統天下觀念，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繼承者，亦即所謂“易姓革命”。易姓革命是一個“爭天下”的過程，繼承者論德不論種族，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號召，競逐東亞之主宰者[3]。

然歷史格局只能是影響中日關係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紀的國際關係已進入全球化的階段，傳統亞洲秩序只能是政策決定的背景，中日兩國的國際行為必須配合現行國際形式，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新因素。因此，促使兩國對立加深、磨擦不斷的中日戰爭，才更值得我們注意並引以為鑑。這是本文的關心所在。


一　有關中日戰爭的爭議

中日戰爭起源於1937年7月7日。不過，由中國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範圍應更廣：可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變”，是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國；甚至可以上溯至1895年之甲午戰爭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國其來有自，遠在明治時期便開始擴張。中國學者大多用上述觀點來看待中日關係，而結論亦主要為日本的近代擴張是一個對中國連續侵略的過程。波多野澄雄歸結此種看法為“侵略與抵抗”的典範，可以說一矢中的[4]。事實上，無論台灣或中國大陸學界，對中日戰爭的解釋仍未能越出救亡圖存的角度，這亦可說是學界解讀抗戰的一個困境。中日戰爭毫無疑問是一場侵略戰爭，然除了侵略以外，難道就沒有其他含義？歷史上侵略戰爭所在多有，但抗戰與其他抵抗侵略的戰爭有何差別？對此，海峽兩岸至今仍缺乏一個宏觀解釋。近年有中國大陸學者提出“反法西斯戰爭”的概念，有意尋求中日戰爭在抗戰以外的意義[5]。但反法西斯是蘇聯對二戰之解釋架構。對蘇聯而言，二戰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國結成反共軸心，企圖瓦解社會主義制度，故法西斯國家是其最主要敵人。然中、美、英三國對二戰的性質看法不盡相同，對德、日、意三國之立場亦各有相異，因此用“反法西斯戰爭”概念實在未能確實反映出二戰之本質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國之戰爭串聯在一起，是研究抗戰史不可或缺的工作。

與中國學者之連續侵略觀點相反，不少日本學者採取一個不連續觀點來看待中日戰爭。雖然他們並不否認中日戰爭的侵略性，但認為中日戰爭以至太平洋戰爭並非是一個連續一貫的過程，而是有許多轉折點；假如有關國家能妥善處理國際上之矛盾，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所謂“轉折點”，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以及“珍珠港事變”這三個歷史事件之上。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九一八事變”的緣起，這在今天的日本學界已經有了比較統一的看法：即事變從一開始便是關東軍以至部分日本國內軍人策劃的陰謀，目的是攫取中國東三省，擴大日本對抗蘇聯的縱深及加強戰爭資源的占有[6]。至於“九一八事變”在何時終結，則有較大爭論。日本部分學者主張中日兩國在《塘沽協定》簽署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結束，因為根據《塘沽協定》，中日雙方軍隊以長城為界，不得越境攻擊對方，而且為確實避免衝突，在長城以南、平津以北設一非武裝地區，雙方不得駐守軍隊。對上述學者而言，這代表國民政府默認滿州國的存在，亦即達成日本軍人把東三省由中國分割出去的目的。他們認為若非日本軍人再推動華北自治運動，北方局勢可能就此穩定下來，而“盧溝橋事變”便無從發生[7]。中國學者大多反對此種看法，認為由《塘沽協定》到華北自治運動，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貫既定政策，非只是現地日本軍人推動，同時中國亦不可能放棄東北，故“九一八事變”危機未因《塘沽協定》的簽訂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本學者由“十五年戰爭”（下詳）的角度，同樣主張華北自治運動非只是現地日本軍人動作，而是日本侵華之一貫延續行動[9]。

第二個問題是“盧溝橋事變”的性質是否為一有計劃事件以及為何會擴大成全面戰爭。由於“九一八事變”前車之鑑，中國學者多半認為“盧溝橋事變”為日軍有計劃之挑釁行為，中國為圖生存，戰事不能不擴大為全面戰爭[10]。日本的主流看法則認為“盧溝橋事變”是偶發性事件，而且在事發之初，無論日本內閣及中央軍部均主張不擴大事件，由現地軍事當局解決。當時日本在華駐軍方認為中國當局行事顢頇，必須實施軍事壓力才能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動限制於平津地區，無意擴大為全面戰爭。1937年7月25日平津戰事展開後，日本內閣亦曾考慮停戰辦法，一方面向國民政府提出兩項停戰條件，即首先把華北非武裝地區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締結華北經濟合作協定；另一方面日本內閣亦釋放好意，取消《何梅協定》及《秦土協定》，同時承諾支持冀東政府及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合併。由上述日方構想，可見日本無意進行全面戰爭。至於為何由局部轉向全面戰爭，其關鍵是“八一三事變”（淞滬之戰）。日本原來設想作戰只限於上海地區，不會越過蘇州嘉興線，然隨着戰事擴大，日本不斷增派軍力，到10月已達九個師團，超越華北八個師團，因此為迫使中國屈服，華中日軍遂主張擴大戰線，進攻南京，才演變成為全面戰爭[11]。

第三個問題為“珍珠港事變”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與美國間的太平洋戰爭是否無可避免。1960年代以來，國際學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認為日美戰爭不一定會發生。最主要論點是戰前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並不密切；中日戰爭爆發後，美國亦沒有給予中國太多援手。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國對日出口是對華的三倍，因此美國沒有理由為了中國而放棄日本。美國對日政策之轉捩點是1940年9月，日、德、意軸心軍事同盟成立，中日戰爭轉化為歐洲戰爭之一部分，美國於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手段，並第三次貸款中國，不過美國當時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級石油，對中國亦只限於經濟援助，留有轉圜空間。美日真正攤牌時間是1941年7月，當日軍開進南越金蘭灣，威脅到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地位，美國才決定凍結日本在美資產，全面禁運石油[12]。因此，一些研究太平洋戰爭的美國學者認為日本如不加入軸心同盟，日美大戰也許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關係之日本學者亦同樣認為日美間不一定會開戰，因為日本無意對美發動戰爭。雖然1938年11月近衛第二次聲明強調建立亞洲新秩序，但挑戰之對象是英國而非美國，然美國已在1937年7月廢棄日美通商協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兩度要求荷屬印尼當局保證對日本供應資源，然荷蘭在英國及美國之支持下，拒絕日本所請。日本學者認為在所謂“ABCD四國（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包圍”下，日本不得不與德國合作。雖然如此，日本仍希望能與美國溝通，即便是向來被視為極端保守之平沼騏一郎內閣，仍希望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1941年7月近衛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議訪問美國，要與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面對面談判。直到11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備忘錄，要求日本恢復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前的狀況，有若最後通牒，日本才決定開戰[13]。概括美國與日本學者之研究，則“珍珠港事變”並非必然，戰爭的發生若不是兩國間的誤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總的來說，“戰爭連續說”比較宏觀，它給歷史一個直接了當的解釋，但稍為簡單化--在中國是用“侵略”與“非侵略”來劃分，在日本則以“資本主義”或“天皇制絕對主義”來說明。然歷史是複雜的，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架構來涵蓋，需要更細緻的分析。至於主張“戰爭不連續說”的學者則強調歷史之轉折性，他們比較從多層次角度看問題，論證亦較為細密，若由事後檢討而言，對如何吸取歷史教訓是相當有幫助的，但由於過份以孤立個案論證，很容易有見樹不見林的弊端。其實兩者的分岐，最後仍繫於戰爭責任問題，“戰爭連續說”希望由宏觀角度追究出一個最後責任的真相，“戰爭不連續說”則不認為戰爭責任是一個歷史研究的中心課題，兩者的差別造成不斷的紛爭。

若拋開戰爭責任這一命題，改由關聯性思考，也許可以跳脫此一困境。“戰爭責任”這一概念可以有兩個思考層次：首先是道德層次，它關乎是非問題，若社會環境不變，它可以歷久彌新，但它只是行動指南，無助思考問題；其次是法律層次，亦即犯罪者所應負責任，不過責任有時效性，若超過一定時間，再追究亦於事無補。上述兩個層次無論哪一個，都無法幫助思考歷史；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只能由歷史事件的關聯性下手。所謂“關聯性”是指歷史時代裡的大方向，在這個大方向下，個別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不同因素，可以是即時回應、也可能是溝通不良、也可能是環境制限等等，故歷史研究固然要了解各個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應忽視歷史時代的大方向，否則便無法整合不同之歷史事件。

以“九一八事變”為例，國民政府之對日政策亦非一成不變。在事變之初，國府是採取漢賊不兩立的態度，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託於國際聯盟，但到1933年國府已願意與日本坐下談判[14]。蔣介石在1934年12月發表之〈敵乎？友乎？〉一文，便曾檢討以往中國對日本政策之失誤，認為過份倚賴民氣及國際調停，不了解中國本身軍力不濟，同時亦沒有考慮到東北經濟權益對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張直接與日本交涉，給予日本一定的經濟利益，甚至仿效列寧與德國言和的故事[15]。蔣氏並沒有說明怎樣做，但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時割讓了領土，言下之意，是蔣氏願意放棄東北，換取與日本和平。如蔣氏真的履行此點，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學者所言，《塘沽協定》簽訂後中日局勢便會穩定下來，不會有“盧溝橋事變”之發生。但從蔣氏個人意願以至當時中國全國氣氛來看，放棄東北是不可能的。在發表〈敵乎？友乎？〉後四個月，蔣氏在日記中便記下：“對倭策略：甲、如彼歸還我東北，則與之公開防俄，並進行鐵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長城以內戰時特殊狀態；則我與之進行經濟合作，何如？”[16]換言之，若日本交還東北，則可與之合作抗蘇；若只取消在華北特權，則只能進行經濟合作，亦即無意放棄東北。可見東北問題不解決，要消解中日間矛盾似無可能。

至於“盧溝橋事變”的發生，過去中國學者大部分認為是日本有計劃發動，主要原因是“西安事變”後中國走上統一道路，有礙日本之擴張。不過，根據日本學者戰後的研究，大致可以確定“盧溝橋事變”為偶發事件，並非預先策劃。然既是偶發事件，為何會擴大成為全面戰爭？部分學者認為擴大戰事最重要的原因是淞滬之戰，到10月底日軍在上海已超逾華北規模，而傷亡亦在預估之上，現地日軍為了實現懲罰，決定跨越蘇州嘉興線，攻取南京，結果擴大為全面戰爭。但淞滬之戰對國民政府而言只不過是手段，正如齊錫生指出，國民政府選擇在上海開戰，因為有地利之便，長江下游是國民政府根據地，經營多年，在上海開戰能爭取主動；同時上海亦是國際都會，在淞滬開戰不但能吸引外國政府注意，亦促使他們介入[17]。國民政府使用軍事力量最主要目的是維持華北主權，“盧溝橋事變”被視為日本強化其在華北地位的事件，若不防範未然，會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故事件一出現，國府即決定動員四師入河北，目的即在此。因此當7月26日廊坊發生戰鬥，日軍正式攻擊北平時，蔣介石即在日記上寫道：“倭寇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18]蔣介石在此時已決定不惜一戰，但日本則以為取得平津地區權益後，仍可以用軍力壓迫國民政府屈服。故中日戰爭擴大的最主要原因，非淞滬戰爭而是日本誤解蔣介石開戰之決心。

“珍珠港事變”是不是日美衝突的必然結果，戰後美國有不少討論，但卻少有學者涵蓋中國戰場，自然難以全面討論其得失，主要原因是1950年代美國學術界有關“失掉中國”的激烈爭論。故自伯格（Dorothy Borg）發表其《美國與遠東危機，1933-1938》（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大作後，便為二戰期間美國對華政策定調：即美國對中國事務並不熱衷，無意介入中日戰爭；羅斯福在1937年10月5日之“隔離演說”，並非要制裁日本，其目的是建立一個推動和平之國際機制；在11月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九國公約國會議）上，由於美國不肯具體承諾任何義務，最後對日本制裁只是一紙空文，由各國自行決定。然美國對中日戰爭是否毫不在意？伯格在書中指出羅斯福在演講三星期前，便曾提及有意用貿易制裁對付德、意、日三國，並指稱此三國為強盜國家，羅斯福之立場其實十分清楚[19]。事實上，在布魯塞爾會議中，美國態度亦傾向中國。根據中國代表顧維鈞之報告，美國代表在起草九國公約會議宣言時，力主對日本采嚴厲態度[20]，其首席代表戴維斯（Norman Davis）亦私下向顧維鈞表示，“美國決不同意犧牲中國之條件”，並希望中國“除萬不得已停戰外，絕不可與日本直接簽訂任何協定”[21]。當然，美國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對華政策一直消極，主要因為國內外各種因素的限制，但並不代表美國對遠東局勢完全冷漠。

在日本，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學術界的煩惱。在戰後初期，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是兩個不相屬的概念，中日戰爭專指中國，而太平洋戰爭則專指美國。但事實上兩者具有關連性，無法分開。1968年，家永三郎提出“十五年戰爭”的概念，十五年指由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至1945年8月二戰結束，包括了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換言之即承認戰爭是連續發展的歷史。家永三郎雖然是左翼史學家，但“十五年戰爭”這一觀念逐漸為學術界所接受。然而這觀念在最近仍受質疑，首先，“十五年戰爭”是一個連續性概念，自然受到不連續史學派的反對；其次，這概念在時間上包括兩個戰爭但沒有具體點出一個明確內容，在使用上無法起提綱挈領的作用[22]。最近日本使用較普遍的詞彙是“亞細亞．太平洋”，最早見於2005年岩波書店出版之《岩波講座　亞細亞．太平洋戰爭》叢書，編者希望能利用這個新詞彙把兩個戰爭串聯起來，同時亦能點出其特徵[23]。


二　歷史的反思

中日戰爭並非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世界範圍內唯一的戰爭，當時在歐洲及非洲都出現大規模的戰事，今天統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本來應放在二戰的框架下審視，然對二戰的性質，到今天仍言人人殊。首先光在時間上便難以統一，中日戰爭最早發生，但兩國一直到“珍珠港事變”為止都沒有正式宣戰。歐洲學者一向認為中日戰爭影響不大，他們是以1939年9月德國侵略波蘭為二戰的開始[24]。然真正全面戰爭卻發生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因此如何界定二戰的開始便是一個難題。其次是交戰國的關係，二戰表面上是同盟國與軸心國的對峙，好像壁壘分明，但事實上各個陣營的成員都是同床異夢，各有盤算。德國與日本的情況最明顯，兩國簽訂反共同盟時，蘇聯是共同敵人，然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兩國的對蘇政策完全無法湊合，結果在1941年4月，日本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兩個月後，德國則對蘇發動全面攻擊。至於中、英、美、蘇四同盟國，在戰時相互亦有許多糾紛，所以如何把中日戰爭關聯到二戰是一個重要命題。

簡單來說，二戰是歐洲主權國家制度的後遺症。主權國家制度是歐洲國際體系所獨有，以主權國作為國際互動之基本單位，各國自守本國權益，亦因此形成多元競爭局面，富國強兵是主權國家競爭的必由之徑。由於十九世紀以來各國對峙激烈，終於導至一戰爆發。歐洲在戰爭中元氣大傷，損失慘重，故在戰爭結束後，英、美、法等國推動集體安全制度以求和平得到保障，然所謂“缺既得利益國家”（have-not）的德、日、意三國則要求與英、美、法等國享受同等權益，這是二戰的由來。日本是非西方國家中近代化最成功的國家，自明治維新以來即模仿歐洲諸國制度，實行富國強兵政策。當然其富國強兵政策會因歷史階段之不同，其方式亦有異。例如在一戰以前，它是走西方帝國主義發展的道路，無限擴張；到一戰以後，便以爭取區域利益，建立自給自足之地區霸權為主。亦因為這個緣故，中日雙方的衝突便不斷擴大。

中日戰爭擴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日本企圖改變國際現狀。當中日戰爭初起時，糾紛只限於中日兩國，鑑於中日關係的複雜，英美都希望事態早日平息，暫抱靜觀其變態度，不想介入太深。然隨着1938年日本占有地逐步擴大，兩國開始抱有戒心，最大的轉折點是1938年11月近衛發表第二次聲明，要創造東亞新秩序，明白挑戰1921年華盛頓會議以來之門戶開放體制，美國開始採取反擊政策，亦為釀成太平洋戰爭之原因[25]。當然，國際現狀不可能永遠維持原貌，但改變需要有一個達成共識的改變機制。事實上，在抗戰期間，中國亦是當時國際社會中鼓吹變動的倡導者之一，主要目標便是要推翻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架構，但在實踐過程中，基本上是希望透過聯合國機制來解決。1944年美國準備召開敦巴頓橡園會議，討論戰後集體安全機構的組織。當時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草擬一份《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在第二十一節中提出“和平變更”構想。該節原出於國際聯盟會章第十九條：“若國際上有不可行條約或該條約會危及世界和平時，會員可在大會中提出修改。”但王寵惠認為該條款“規定太弱，且缺少具體執行辦法”，因此衍生為三條建議：其一為爭議國單方面可以提請大會擬訂解決方法；其二為大會決議應有出席會員五分之四同意；其三為對不遵守大會決議之國家，理事會得施行制裁[26]。換言之，只要國際組織的絕對多數同意，大會便不用得到爭議雙方的認可而議決。王寵惠的構想，可以說是對國際組織有過高的期待，但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建立一個和平協商機制以應付變動之國際政治形勢。

第三個促使中日戰爭擴大的因素是意識形態。二戰可以說是一個全球的意識形態戰爭，也可以說是一個世界觀戰爭。就同盟國之觀點看，前文提及蘇聯用“法西斯”與“反法西斯”概念看待二戰，這是一種社會主義世界觀，企圖用壟斷資本家的反撲來解釋戰爭起源。就美國而言，它是用“民主”與“獨裁”的對立來界定二戰。就中國而言，二戰的意義是民族國家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就英國而言，二戰是一個重振大英帝國及歐洲文明的機會。除英國以外，同盟國大都能提出一個普世價值，在意識形態上占有優勢。至於德、日、意三個軸心國家所追求的多為地區中的本國利益，在思想動員上是落於下風。日本曾試圖提出“大東亞戰爭”的口號，界定二戰為一個亞洲民族對抗歐美侵略的戰爭。大東亞戰爭是日本近代提倡亞細亞主義的一個延伸，不能說它完全沒有說服力--假如不以人廢言，日本一些亞細亞主義者的思想是值得探討的；不過它最大的破綻則是日本要解放亞洲國家，但卻在亞洲進行最大的侵略戰爭，實難以自圓其說。

第四個因素是美國與中日戰爭的關係。美國由“九一八事變”開始，對中國都是採取同情立場，此亦為過去“中美兩國特殊關係論”出現的背景，然經過1960年代美國現實主義者重新解讀，中美特殊關係論早已煙消雲散。其實亞洲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遙遠的地方，美國理解不深，無論對中國還是日本，都沒有特別喜惡立場。在戰前，美國對亞洲最根本的政策是門戶開放，即美國能自由進出當地市場。美國不會接受一個獨霸亞洲國家的出現，其不同意日本之亞洲門羅主義政策，是理所當然。不過美國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前之對日政策是緩慢而堅決的，它逐步回應日本在太平洋的擴張行動，但不急於攤牌，企圖求取更多可行性政策的空間，這是令到蔣介石不耐煩與擔心的地方。雖然如此，美國在原則上仍堅持中國之主權、遠東之門戶開放。一個較明顯的案例是1939年初發生的“天津事件”，日本指責英國在天津租界包庇國民政府暗殺活動，同時默許法幣流通，由6月開始日英進行談判，最後英國屈服，同意日本軍隊在一定程度下介入天津英租界治安，並命駐天津英軍撤退。這種在實力不如人時便採取退卻的策略，是典型英式外交。但美國卻拒絕退兵，仍留守天津，並在1939年7月26日通知日本廢除日美商約，意即警告日本若有進一步行動，即停止供應石油。美國這種拖延手法，一拖便四年，直到1941年，日本終忍不住要攻襲珍珠港了。美國此種後發先至政策，在二戰結束後初期，雖被批評為顢頇無效率，但由長期來看，不挑釁政策是取得國內外支持的最佳方法。


三　結論

中日戰爭有其世界意義，與亞洲戰場及歐洲戰場有一定之關聯性，代表人類走向近代的歷程。首先，它是近代歐洲國家體製發展的結果，人類雖經過一戰，並未吸取足夠教訓，仍朝富國強兵路線前進，其中又以日、德、意三國最明顯，這是中日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背景；其次，是科技發展迅速，人類對軍事手段充滿信心，以為船堅炮利便無往而不利，透過外交手段的折衷妥協遭到漠視，最後只能兵戎相見；第三，是各國及各地區發展先後不一，形成對現狀不滿情緒，因而觸發打破現狀想法，亦成為建立生存危機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不把中日戰爭置於二戰的世界背景上，便無法理解它發生的真正原因。

上述各種因素，又以意識形態衝突最為危險。透過思想之總體化，每個人都在“我者”及“他者”間劃一清楚界線，敵我分明，是戰爭的最大泉源，如何消弭思想上的衝突是和平的最重要基礎。前文提及過王寵惠所擬定之《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其第十二節便提出“道義軍縮”概念。所謂“道義軍縮”是在各國禁止鼓吹衝突之各種活動，包括：廣播、報刊、演講集會、學校課本、電影及戲曲；同時在學校設立國際和平課程；另各國亦應立法准許本國人民召集反戰活動及拒服兵役[27]。“道義軍縮”是希望透過思想教育來消除各國以及各地區之對立關係，要全面實施並不容易，但目前各國有許多兩次大戰的紀念館，假如能發揮各紀念館之作用，不只是悼念戰爭中之傷亡者，而是用在正面思考戰爭帶來之教訓，對未來各國如何共處在一個世界中，會有更為積極的意義。

注釋

1　Harry D. Harootunian, "The Functions of China in Tokugawa Thought", i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ed. Akira Iriy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9-36.

2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頁40。

3　張啟雄：〈中華世界帝國與近代中日紛爭〉，載蔣永敬等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頁13-43；〈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載吳志攀、李玉主編：《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05-46。

4　波多野澄雄：〈日中間の“歷史和解”を求めて〉，《櫔木史學》，2009年第23號，頁1-10。

5　胡德坤、韓永利：《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6　臼井勝美：〈滿州事變の性格〉，《軍事史學》，2002年第37卷第2/3合併號，頁9-22。

7　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8　參見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梁敬錞：《日本侵略華北史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9　內田尚孝：《華北事變の研究：塘沽停戰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關係，1932-1935年》（東京：汲古書院，2006）。

10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第二次中日戰爭的開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頁383-410；曲家源：《盧溝橋事變起因考論：兼與日本有關歷史學者商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

11　古屋哲夫：《日中戰爭》（東京：岩波書店，1985），頁124-48。

12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5-34.

13　參見Jonathan G. Utley,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2-73；吉田裕：《アジア．太平洋戰爭》（東京：岩波書店，2007），頁13-14。

14　鹿錫俊：《中國國民政府の對日政策，1931-193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

15　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頁3137。

16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上冊（台北：國史館，2011），頁450。

17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18　《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66。

19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79.

20　孫武選輯：〈中國出席九國公約簽字國布魯塞爾會議代表與外交部等來往文電（1937.10-11）〉（一），《民國檔案》，2008年第3期，頁41，會55號。

21　孫武選輯：〈中國出席九國公約簽字國布魯塞爾會議代表與外交部等來往文電（1937.10-11）〉（二），《民國檔案》，2008年第4期，頁10，會76號。

22　庄司潤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戰爭呼稱に關する問題の一考察〉，《防衛研究所紀要》，2011年第13卷第3號，頁43-80。

23　倉澤愛子等編：《岩波講座　アジア．太平洋戰爭》（東京：岩波書店，2005）。

24　Alan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18.

25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68.

26、27　葉惠芬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台北：國史館，2001），頁85-86；78-79。

作者李朝津，台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二十一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