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斯大林時期所搞的大清洗成為蘇聯歷史永遠的痛，也是蘇共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炎黃春秋》2014年第3期刊登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是1988年12月25日蘇共政治鎮壓受害者平反委員會提交的，該委員會是蘇共中央政治局於1987年9月28日成立的，責任是覆核有關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鎮壓材料，先是由索洛緬采夫領導，後來由雅科夫列夫領導。這項工作喚起了“對法制、秩序的社會需求和對憲法、法規的尊重，為成千上萬清白的人恢復了名譽和尊嚴，消除了無根據的指控和嫌疑的重負”。這份報告提供了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國家安全部等警察機關而非執法機關的鎮壓數據，從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蘇聯共製造了2578575起“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的786098人被處極刑。報告稱尚有1575958件應該重新審理而還來不及重新審理的“案件”，其中涉及2192130人。這兩項數字加起來，受害者有5970364人。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斯大林時期受害者的全部，除了這些警察機關外，還有執法機構和領導者個人處理的案件，還有針對某些階級和族群的清洗，如對所謂富農的消滅和對德意志人、車臣人等少數民族的懲罰。因此，不能把這個數字看成是蘇聯大清洗的全部結果。從斯大林開始大轉變，清洗鎮壓就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相伴，統計的時間範疇不一樣，數據也不同。

 這個《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很簡要，不可能對蘇聯的清洗和鎮壓做出全景式的敘述。該報告提出了四個值得重視的原則性問題：一是鎮壓案件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由非執法和反憲法的機構做出的；二是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組織和實施了大規模的鎮壓，對黨和人民犯下的罪過是巨大的、不可饒恕的，這不僅具有道德和政治的性質，也具有法律和刑事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後來成為大清洗的受害者，但他們也曾是大清洗的擁護者，也曾決定別人的命運，如柯秀爾、葉若夫；三是建議對大鎮壓的受害者和埋葬地進行紀念，警示後人；四是恢復被驅逐出境人員的歷史公正，主要指那些被驅逐出本共和國的人。這是對赫魯曉夫時期平反的繼續，這一工作本該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完成，但勃列日涅夫卻悄悄搞重新斯大林化，停止了平反，社會也隨之再次被“凍”起來了。到了80年代中期，蘇聯已危機四伏，不得不進行改革，碰到的重大障礙是歷史問題。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清理蘇共歷史問題，目的在於向民眾表明，蘇共敢於面對錯誤和糾正失誤，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政黨，想以此重振黨的威信和民眾對黨的信心。蘇共也想通過徹底清算歷史，把歷史上這沉重的一頁翻過去。但是，從後來的實踐看，這一頁並沒有翻過去，蘇共仍背負着這一沉重的歷史包袱，主要原因在於斯大林時期清洗與鎮壓的規模太大了。


 清洗和鎮壓貫穿斯大林統治的始終

 1924年1月列寧去世，斯大林並沒有立即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當時起領導作用的實際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組成的“三駕馬車”，他們視托洛茨基為主要競爭對手，通過黨內鬥爭，迫使托洛茨基退出了最高領導層。之後，斯大林又聯合布哈林、李可夫相繼把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聯合反對派”打垮。到1927年12月召開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斯大林實際上已經穩固地掌握了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可以決定蘇聯的內外政策了。

 從1928年沙赫特事件開始，斯大林的清洗與鎮壓就沒有停止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事件發生後，斯大林利用這一事件加強了鎮壓，掀起了大清洗的高潮，到1939年，隨着戰爭的臨近而有所收斂，但並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消除外來影響、鞏固斯大林體制，又開始了新一輪鎮壓，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關於斯大林時期被鎮壓和受迫害的人數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的數據。1954年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向赫魯曉夫報告的數字是：1930—1953年蘇聯大約有370萬人受到清洗，其中76.5萬人被處決。至今俄共一直只承認這個數字，但雅科夫列夫認為，“這都是虛假的數字”。（[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著，述譯：《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簡稱“《霧靄》”，第191頁）他作為平反委員會主席和歷史學者，掌握檔案材料。2013年1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雅科夫列夫所寫的《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一書，詳述了蘇聯的大清洗，他說：“根據自己多年從事平反工作的經驗，我認為可以斷言：蘇維埃政權期間，全蘇聯因政治原因被殺害、死於監獄和勞改營的人數，達2000萬—2500萬之多。”“據不完全統計，僅俄羅斯聯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數即達到4100餘萬。其中有刑事犯。但是僅僅因為上班遲到、未完成集體農莊勞動日定額等而身陷囹圄者，也有數百萬之眾。”“戰後年代因上班遲到和未完成勞動日定額被判刑者多達600萬人。”（《霧靄》第197—198頁）沃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一書中認為，從1929—1953年總共有1950萬到2200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其中不少於1/3的人被判處死刑或在勞改營和流放地死去。2004年3月24日莫斯科出版了電子版的《蘇聯政治恐怖的犧牲者》，其中收錄了134萬人的名字（現已達到300多萬），據該名錄的編輯者之一——“紀念國際協會”理事會主席羅津斯基說：這是歷時10年工作的成果，許多人的名字並沒有公布出來，最低估計，實際名單是這一名錄人數的10倍。美國學者安妮·阿普爾鮑姆所著的《古拉格：一部歷史》認為，“在1929至1953年間，1800萬蘇聯公民在勞改營和移民定居點裡待過。”這裡不包括被處死、戰俘、甄別營里的囚犯以及“特殊移民”，各種數字加在一起，“蘇聯被強制勞動者的總數達到2870萬人”。大清洗是蘇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探究其受害者的準確數據，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和義務，鑑於當時蘇共領導視民眾的生命如草芥，鎮壓方式涉及範圍廣，確實難以有精確的數字。斯大林時期的清洗與鎮壓，受害者的數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在於以下問題。


 清洗與鎮壓的時間與目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在無產階級奪取和鞏固了政權後，應該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其根本的任務在於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改善民眾的生活，對於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應該由執法機關而不是個人給予法律制裁。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列寧強調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加強法治。但從1928年開始，斯大林開始動用法律手段制裁有糧食而不肯交給國家的農民，並以生產事故為由，對舊知識分子進行鎮壓。因此，斯大林的清洗和鎮壓，並不能只算1937—1938年。

 1928年春，針對舊知識分子搞了個“沙赫特案件”。這一案件不是指一個案件，而是指1923年以後在頓巴斯礦區發生的一系列事故。礦區設備老化、長期超負荷運轉、為了完成高額計劃不得不拼設備、工人技術水平不高、領導的外行等等，使礦區難免出現諸如設備、機器被損壞，礦井被淹、發生爆炸等事故，這些都被算在了舊知識分子的賬上，結果有11人被處死、38人被判刑。正常的生產事故被斯大林歸結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礦工業的資產階級專家所策動的經濟反革命事件”，“是國際資本和我們國內資產階級共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表現”，“標誌着國際資本及其在我國的代理人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又一次嚴重進攻”。注1偶然的生產事故被無限上綱，成為斯大林在國內進行鎮壓的開端。

 鎮壓新經濟政策時期富裕起來的農民，為農業全盤集體化造勢。根據政治局的決定，國家政治保衛總局1930年2月2日發布了《關於消滅富農階級》的第44/21號令，在鄉村地區對“反革命分子”進行大規模逮捕，為此專門成立了行動小組。30—40年代有超過500萬農戶被作為富農消滅，財產被沒收，有的被槍斃，有的被強行遷往本地或國家的偏遠地區。斯大林曾親自向丘吉爾承認，集體化涉及1000萬人的命運。為配合集體化運動，大力進行反右傾，從1930—1933年在全黨範圍內開始了大規模的清黨運動，揭露出黨內存在的塞爾佐夫-洛米納澤“反黨集團”案、“柳京集團”案、“斯米爾諾夫反黨集團”等，大批老布爾什維克被解除公職、開除出黨、或者被判刑。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這為斯大林提供了加強大清洗的藉口，斯大林此前就在醞釀加強清洗。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通過了關於成立內務人民委員部和特別會議的決定，同一天，該決定就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的形式規定下來，亞戈達被任命為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是中央委員，此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主席明仁斯基並不是中央委員）。1934年11月5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通過的特別會議章程以聯合決定的方式正式通過，規定其有權對社會危險分子判處5年以下的拘禁、流放和驅逐，特別會議（“三人小組”）便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項法令實際上拋棄了起碼的訴訟程序，成為大清洗的重要工具。1935年1月18日，聯共（布）向各級黨組織發了一封密信，要求各地動員所有力量去擊潰敵對分子，深挖黨和人民敵人的反革命巢穴。這封信成為大清洗的第一個總動員令，全國掀起了大清洗的第一個高潮，開始一場大逮捕。為了保障大清洗的順利進行，進一步加強了內務部特別會議的權限。1937年根據聯共（布）中央的決議，“特別會議”開始審理案件並有權作出8年以下的勞改營拘禁；1941年11月17日，根據國防委員會的決定，特別會議對內務人民委員部內發生的反革命罪案和反對蘇聯管理秩序的特別危險罪案有權做出判決直至槍決。此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還發布了一系列命令和決定，授予特別會議更廣泛的懲罰職能——將某些罪犯發配到永久流放地，把擅自逃跑者押送特種勞改營監禁並服20年苦役，乞討和流浪者判以發配特種永久流放地服刑5年，諸如此類，等等。

在大清洗中，蘇共歷史上存在過的各種派別成為追查的主要對象，幾乎全被從肉體上消滅了，布爾什維克著名的活動家、革命領袖成了叛國者。大批黨政幹部被害，包括僑居蘇聯的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其規模和程度令人髮指。在整個蘇聯時期總計產生過229位高級領導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其中非正常死亡57人（占將近1/4）：其中被鎮壓和處死的有46人，占了總人數的1/5，其中只有葉若夫、貝利亞、巴基洛夫這三個劊子手被槍斃是罪有應得。1934年參加號稱“勝利者代表大會”的黨的十七大的代表有1961人，其中1108人被捕和被槍決，占代表總數的56.36%。在這次大會上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有98人被捕和被槍決。十七大第一屆中央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15人，到1939年十八大時只剩下7人。還有對知識分子、宗教界人士和對少數民族的鎮壓與迫害。1943年著名的遺傳學家瓦維洛夫院士在獄中身亡。在衛國戰爭前，斯大林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把居住在蘇聯西部的3萬多波蘭人、居住在遠東的10多萬朝鮮人、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的100多萬德意志人等，從他們的世代居住地強行遷至中亞和西伯利亞。二戰後期，斯大林認為某些少數民族有人與德國占領者合作是“整個民族的集體背叛”，“根據戰時的法令，必須對全體民族採取懲罰性措施”，把他們全體遷移到其他地區。1943年12月從高加索遷走卡拉恰伊人、卡爾梅克人，1944年2月遷走印古什人和車臣人，3月遷走巴爾卡爾人，5月遷走克里米亞韃靼人，6月克里米亞的希臘人被從自己的家園趕了出去，11月格魯吉亞的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與赫姆辛人被遷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時候，身份被劃定為所謂的“特殊定居者”的遷移人數為257.3356萬人，其中120萬日耳曼人、31.6萬車臣人、8.4萬印古什人、16.5萬韃靼人、10萬立陶宛人、8.1萬卡爾梅克人、6.3萬卡拉恰伊人、5.2萬希臘人、5萬梅斯赫特土耳其人、4.5萬摩爾達維亞人、4萬列托人、2萬愛沙尼亞人。注2許多人在遷移中或在新居住地死去。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和“除奸部”的1.9萬名工作人員和內務部隊近10萬名官兵參加了這一工作。

 整個民族都被當成敵人看待，集體受到懲罰，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很少見的，成為後來影響蘇聯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有人認為1939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基本上停下來了，事實上斯大林從來沒有停下過鎮壓的機器，只不是有時這個機器轉得快，有時轉得慢而已。對衛國戰爭時期失利的將領、對被俘人員的親屬也存在大規模的鎮壓，“戰爭期間僅軍事法庭即對994萬名蘇聯軍人判刑，其中157萬名判處死刑，也就是說，實際上有15個師被斯大林政權處決了。一半以上的判決都是1941—1942年做出的。大部分被判刑者都是逃離俘虜營或者突圍出來的紅軍官兵。”（《霧靄》第174頁）戰後，為了消除戰爭帶來的西方的影響，斯大林又開始了新一輪鎮壓。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見列寧格勒文藝界人士，點名批評《星》和《列寧格勒》雜誌以及一系列作家，開始鎮壓沒有歌功頌德的文化界人士。1948年開始批判“世界主義”，反對猶太人，製造了“列寧格勒案件”，1952年又製造了“克里姆林宮醫生案”，種種跡象表明斯大林又要開始大規模鎮壓，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等高官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陷入極度恐慌中。斯大林的去世解除了大家的恐懼。

 斯大林搞的如此大規模的清洗與鎮壓，做了沙皇、希特勒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確實令人費解。有些學者用病態解釋斯大林的行為，斯大林這麼做確實與他愛報復、缺乏溫情、多疑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政治原因。由於斯大林拋棄了新經濟政策，開始向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轉變，造成了生產力的破壞和市場供應的緊張，在黨內和社會上反對的聲音很強。一方面，斯大林通過清洗和鎮壓來貫徹自己的政策，對“工業黨”、“農業黨”、“柳京集團”等的鎮壓，對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清洗，就屬此列；另一方面，斯大林通過鎮壓與清洗，把其大躍進式地搞經濟，違背經濟規律造成的損失轉嫁給“人民的敵人”。

 斯大林的鎮壓還暗含一個不能明說的重要因素，即解決工業化所需的勞動力問題，斯大林實際上把勞改營當成了榨取無償勞動的工具。斯大林制定了很多嚴刑苛法，到集體農莊的田地里撿拾麥穗（斯大林親自擬定法令，規定從已收割的小麥地里偷走麥穗者，即可判處監禁、勞改或死刑）、偷筐土豆、上班遲到，都會被送到勞改營。1929年6月11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命令建立勞改營網，關押刑期在3年以上的犯人，因政治原因被判刑者被關押在亞戈達領導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改營里。1930年4月25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發布的第130/63號命令宣布建立勞改營管理局，10月改名為勞改營總管理局（ГУЛАГ，音譯古拉格）。到1930年冬天，有40萬人被關押，其中15.5萬人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系統的勞改營中。幾年後，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改營管理局已經遍布全國。注3在30年代有大項目的地方都建立了多個勞改營。修建貝加爾-阿穆爾鐵路、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伏爾加河-莫斯科河運河、莫斯科地鐵，在北方伐木，在科米共和國採煤和石油等，都大量使用犯人的無償勞動。由於飢餓、勞動強度過大、遭受非人待遇等，1930-1940年古拉格有50多萬人死亡。修建227公里長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有2.5萬人死亡，為了修建伏爾加河-莫斯科河運河，1934年關押了20萬人，為了修建貝阿大鐵路關押了18萬人，死了許多人。在五年計劃執行的過程中增長最快的是被關押的人數。“據官方資料統計，僅俄羅斯聯邦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738000人被定罪。大規模的逮捕使得監獄和偵訊隔離所爆滿：到1933年5月監獄和隔離所里共拘押了800000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於1933年5月8日不得不簽署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特別指令，將監獄中的犯人減到400000人，並禁止未經批準的流放和逮捕。但情況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1933年下半年在俄聯邦又有687000人被定罪。”注4

 1939年6月15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關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勞改營”令，規定取消以前採用的提前釋放犯人和因勞動態度好縮短刑期的做法。據不同的統計資料，從20年代末到1953年，有1700萬到4000萬人是從古拉格中出來的，其中有350萬人同一時間被關押。勞改營和教養院生產了近一半的黃金、鉻鎳礦石，提供了不少於1/3的鉑、木材，基建工作的1/5是由犯人勞動者完成的，他們建成了一個個城市（馬加丹、安加爾斯克、諾里爾斯克、泰謝特）、運河（白海至波羅的海，莫斯科河至伏爾加河）、鐵路（泰謝特-勒拿、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幹線-滕達、共青城-蘇維埃港，伊茲維斯特科夫-烏爾加爾）。注5許多人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死去了。


 清洗與鎮壓的主體

 在正常的法治社會，公民犯法由專門的審判機關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審判，但蘇聯不是一個法治國家，對蘇聯國民進行鎮壓和清洗的主體很多。

 首先是內務部。這個機構繼承的是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傳統，在和平時期向國民舉起了屠刀。據雅科夫列夫介紹，早在1953年12月，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不久，編制的一份不完整的材料表明，僅在1921—1953年，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即以所謂反革命罪逮捕了5951364人，其中由司法機關和非司法機關（“三人小組”、“二人小組”、“特別會議”）判處各種刑罰的有4060306人。（《霧靄》第191頁）內務部還承擔了許多大規模的鎮壓工作，如1929年至1933年執行了消滅富農的政策。斯大林對少數民族進行的大規模迫遷，也是由這個機構完成的。被遷移者總數有400萬至500萬人，許多人在遷移中死亡，新住地實際上是他們的勞改營。這個機構經常編制名單，提交給領導人，要求鎮壓。當然，這個機構的活動是在斯大林的嚴密監視和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其次是蘇聯的各級領袖人物。蘇聯高級領導人成了法律的化身，領袖個人能決定其他人的生死。斯大林及其追隨者在上報的名單上經常大筆一揮，就決定了許多人的生死，“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大筆一揮，核准了12份名單中1352人的判決，同年12月7日，核准了13份名單中2397人的判決，其中2124人應予槍決；1938年1月3日，日丹諾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核准了對22份名單中2770人的判決，其中2547人應予槍決。”（《霧靄》第189—190頁）地方領導人在其領導的地區也有這種權力，《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所提及的赫魯曉夫在烏克蘭就批准逮捕了很多人。貝利亞在格魯吉亞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第三，法院。對於重要“犯人”，通過建立特別法庭、軍事法庭等進行審判和判決，如對布哈林、圖哈切夫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目的是向外界表明，蘇聯的審判是公正的，這些人確實犯了罪，實際這只是一場表演。由於普遍採用體罰和精神折磨，在內務部的監獄裡，如果他們不認罪，受到的折磨是令人難以忍受的。

 第四，軍隊。軍隊參與鎮壓了集體化的反抗者。對2萬多波蘭軍官的處決，是由伏羅希洛夫領導的軍隊執行的，因為貝利亞不願干。


 清洗與鎮壓最令人難以容忍之處

 斯大林的清洗和鎮壓，最令人難以容忍的還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封建的連坐制，兒童也不能倖免。1937年8月15日葉若夫簽署《關於對祖國叛徒的妻子和子女採取鎮壓行動》的命令，被清洗的領導人的妻兒也被清洗。柳京的兩個兒子、季諾維也夫的兒子先後被槍決，托洛茨基的兒子被殺害，皮達可夫的兩個兒子失蹤。加米涅夫被槍決後，接着是他的妻子、兩個兒子（一個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婦被槍決；托姆斯基自殺後，兩個兒子被判槍決，他的妻子和最小的16歲兒子被判10年監禁，妻子死在獄中；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沃茲涅先斯基被處決後，他的弟弟、姐妹也全都被槍斃；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一家有10個人被連累致死——妻子、兩個弟弟、三個妹夫被槍斃，母親和一個妹妹死於集中營，獨生女斯維特蘭娜在少年監獄染上重疾，出獄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因缺乏親人照料，很小就患了肺結核，後來也病死了，三個妹妹、兩個弟媳全被判刑。到1938年8月4日，“已從被判刑的母親手中奪走17355個嬰兒，還打算奪走5000個嬰兒。”“1941年4月，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局長納謝德金報告說，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集中營和勞改營中，同被判定有罪的母親住在一起的4歲以下兒童為9400名，其中僅僅由於缺乏床位，有8000名兒童安置在集中營和勞改營的兒童機構內。內務人民委員部監獄中還有2500名母親帶着幼童。此外，在集中營和勞改營中，有8500名婦女懷有身孕，其中3000人已懷孕9個月。”（《霧靄》第106頁）在被鎮壓的富農、被放逐的少數民族中，大量死亡的也是婦女和兒童。

 二是未成年人犯罪要負與成年人一樣的責任。1935年4月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布了《關於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現象作鬥爭的決定》，其中規定追究12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對其採取一切刑事處罰措施，政治局的解釋中強調，在刑事懲罰中包括極刑（槍決）。

 三是按定額捕人殺人。對人的鎮壓也像完成經濟計劃一樣，內務人民委員部根據地方所報數額，向各省、邊疆區和共和國下達了被槍決和被判刑人數的限額。“聯共（布）地方機關不斷地要求增加大清洗的計劃數字。高爾基州州委向斯大林本人報告說，原定清洗4500人，實際清洗9600人，可是就連這個數字也嫌太少。州委要求確定追加5000人名額，其中槍決3000人。鄂木斯克州規定的一類名額為1000人，然而到了8月13日，也就是開始行動的8天之後，內務局局長戈爾巴奇即向葉若夫報告說州里已處決5444人，要求將處決的名額增加8000人。葉若夫利用地方劊子手的熱情，又致信莫洛托夫要求批准追加63270人的名額，其中48420人按一類處理（槍決）。”（《霧靄》第197—198頁）為了完成處決名額，地方機關花樣百出，開展清洗競賽，視生命如草芥。

 四是有罪推定和以言定罪（以虛假、不實證言定罪，或因言論被治罪）。1936年蘇聯通過了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但對民眾權利的保障只停留在字面上。憲法所規定的最高蘇維埃代表享有豁免權、公開審判、法官獨立等原則被踐踏，一個人的命運往往由內務部“三人小組”就決定了，他們在審理和判決時，並不重視證據，只要有證人的證言就可以把人定罪，有人為了保自己的命亂咬別人，也有人是被收買利用來藉此打擊某些人。雅科夫列夫記述了這麼一件事：“葉基夫的副手弗里諾夫斯基在遠東之行中，帶上數千份被拘留者的簡介，讓同行的利斯堅古爾特、魯洛夫和烏沙科夫審閱。一路上喝得暈暈乎乎，伴着留聲機發出的聲音唱歌。三個人還比賽看誰審閱的材料多。材料根本不看，光是標出‘р’，也就是被‘處決’的意思。於是，一路上把帶去的案卷全部看完並寄回莫斯科，以便執行判決。”以言定罪，成了蘇聯的一大特色。


 大清洗對蘇聯的惡劣影響

 大清洗對蘇聯社會產生了惡劣影響，比如：

首先，斯大林通過大清洗消滅了老一代革命家和知識分子，代之以年輕的幹部。從1934年到1939年，有50多萬名新幹部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1939年在333名州委、區委和共和國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中有293人都是黨的十七大推選出來的。在這一黨的重要領導階層中，61.6%是年齡在26到35歲的年輕人，29.4%是年齡在36到40歲的人。1923年以後入黨的黨員占了絕大多數（80.5%）。1937年初的情景是：在州委、區委和共和國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中革命前入黨者占38.8%，1918—1920年入黨者則占了41.6%。而到1939年在州委、區委和民族區委書記中，93.5%都是1924年以後入黨的。也就是說，斯大林提拔起來的人取代了“老一代布爾什維克近衛軍”。注6斯大林改變了黨和國家管理隊伍的成分，只保留了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的人，造就了一代新的精英，他們缺乏經驗，但對斯大林絕對忠誠，更善於執行他的命令，而不是進行創造性的工作。“

 斯大林大清洗的結果是在資源缺乏的條件下形成了適應完成現代化任務的新的管理階層——即無條件忠實於上級領導和在遵守紀律方面無懈可擊的管理階層”。注7

 第二，大清洗嚴重改變了蘇聯社會風氣，大清洗和秘密警察制度使幹部和民眾生活在恐懼之中，告密成風，人人自危。活下來的人唯一的選擇是當好螺絲釘，不聲不響，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地工作。人們養成了謹小慎微、墨守成規的習氣。法國作家紀德在1936年曾到蘇聯訪問，他寫道：“在蘇聯，預先規定，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許有一種以上的意見。而且那裡的人，精神也被調練成這個樣子，使得這個附和主義對於他們竟成為容易的、自然的、不覺得的，以至於我不敢設想這裡面含有虛偽的成分。”注7朱可夫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道：由於1937—1938年的鎮壓，“國內形成了一種可怕的局面：人們彼此互不信任，相互防範，避免接觸和談論問題。如果迫不得已必須交談，也儘量有第三人（見證人）在場。誹謗中傷盛行，而這種可怕的局面還在繼續加劇。”注9

 第三，大清洗也加強了斯大林的權力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斯大林清除了每個機構中的仇敵，成了這個國家的專政者，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都不能將其約束。大清洗運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黨的權利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斯大林把自己變成蘇聯當局無懈可擊的人，建立了最個人化的獨裁統治。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相比，他總是那個最接近全面專制的人。他統治着蘇維埃國家，沒有任何國家制度可以約束他。”“此時的斯大林就像是歷史上一位史無前例的專制君主。比路易十四更勝一籌的是，斯大林真正可以說‘朕即國家’。他在大清洗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最高權力機構——蘇共——被他的血腥政策征服了，從此以後，他就可以為所欲為。”注10在大清洗的過程中，斯大林很少公開露面，而大出風頭的是葉若夫，葉若夫和他的高級助手們被授予“列寧勳章”，並得到了廣泛的宣傳，當時，人們不可能完全了解大清洗的規模和全貌，都認為斯大林並不知情。大鎮壓的浪潮過去了，一些內務部的人被送進了勞改營，人們在經歷了這漫長的噩夢後，對清洗內務部感到滿意，也使他們相信此事與斯大林無關。斯大林成功地使葉若夫成了替罪羊，給社會造成的印象是：一切都是葉若夫干的，斯大林並不知曉。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在談到當時的感受時說：“人們也感覺到了所發生的事情的規模巨大，感覺到了這些事情可能不對頭，感覺到可能正在犯着某種錯誤。關於這些，有時候在私下談論。後來，葉若夫由內務人民委員改任水運人民委員，以至後來完全不見了，這種懷疑的正確性仿佛得到了證實。‘葉若夫專制’這個民間常用的詞彙並不是像年輕許多的後輩人有時以為的那樣，產生於二十大以後，而是在葉若夫消逝和戰爭開始之間這段時期就出現了，當時一部分不知去向的人又回來了，仿佛自己從地里鑽出來的，我記得，這個詞人們並不害怕說出來。我現在想，斯大林憑藉他所掌握的情報網是知道這個詞的擴散和普及程度的，所以沒有下令追究使用這個詞的人。顯然是這樣。顯然，從某個時候起，斯大林漸漸樂意，把前些年所有發生過的，起先同亞戈達，後來主要同他的繼承者葉若夫聯在一起。他樂意把這一切都同‘葉若夫專制’這個詞掛上鈎。”“在我們的思想中，斯大林糾正了在這之前葉若夫和其他人，即做了蠢事的那些人所犯的錯誤，為了糾正這些錯誤，任命了貝利亞。”注11斯大林很巧妙地讓其他人做了自己的替罪羊，功績都是他的，罪責都是亞戈達、葉若夫的。

 第四，大清洗直接導致了衛國戰爭初期蘇聯的慘敗。《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提供了在衛國戰爭開始前蘇軍指揮員被鎮壓的情況，可以說大清洗使軍隊完全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這種自毀長城的做法是造成衛國戰爭初期蘇軍嚴重失利的重要原因。正如參加過衛國戰爭的洛巴特尼科夫所說：“大概，失算主要還在於1937—1938年的事件，斯大林使軍隊失去了領導。正如我曾寫過的，軍隊沒有了指揮，那不是軍隊，而是烏合之眾。”“一個有智慧的記者說：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是斯大林‘唯一的贖罪券’。斯大林分子在談起戰爭時，努力讓人們不要想起由於準備不足而造成的災難，不要想起紅軍和整個國家在1941—1942年的悲劇。”注12朱可夫也痛心地寫道：“戰爭前夕幾乎沒有剩下受過學院教育的師團長了。許多師團長甚至都不是軍校的畢業生，多數只在指揮人員訓練班受過訓。實際上，黨和國家為培養人民‘紅色指揮員’以替代沙皇軍隊指揮員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白白浪費了，而這正是對‘軍事專家’持否定態度的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注13在1939年11月蘇聯發動的蘇芬戰爭中，大清洗的後果就暴露出來了，這是一場流血過多、指揮無方的戰爭，蘇聯動用了100多萬部隊，經過近三個半月的激戰，傷亡近20萬人，才戰勝小小的芬蘭，使希特勒看到蘇聯實際上是一個“泥足巨人”，使他敢於對蘇聯發動戰爭。

 斯大林的清洗也涉及情報部門，“蘇聯政治和軍事情況部門領導人即便掌握了情報，也未有人敢向斯大林報告這種判斷。”注14斯大林不相信關於希特勒要進攻蘇聯的情報，使蘇軍倉促應戰。朱可夫在1956年5月19日第72號秘密記錄中直接寫道：“斯大林把戰爭第一階段的失敗歸為法西斯德國對蘇聯的突然進攻。歷史真相併非如此。希特勒沒有任何突然進攻。對進攻的準備十分清楚，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的，目的是為了掩蓋自己在國防上的失算。”注15

 第五，大清洗成為蘇聯社會主義難以痊癒的傷口，成為蘇共失敗的重要根源。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對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在個人崇拜的氣氛下，人們沒有把斯大林與這一事件聯繫起來，人們並不知道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做的，當他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總是給斯大林寫信討公道。斯大林也很會利用這一點，當大清洗動搖了蘇聯的根基，需要剎車時，他把葉若夫拉出來當替罪羊，把錯誤都推到了他身上。這也是斯大林領導藝術的高明之處。但是，真相就是真相，不可能長期不為人民所知，當人民得知大清洗是斯大林知道並操縱的，與蘇聯的政治體制、理論信條相關時，大大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使許多人動搖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為蘇聯的演變與解體埋下了禍根。

 總之，斯大林的清洗與鎮壓，問題主要不在於到底死了多少人、抓了多少人，當然被鎮壓的人數太多了，持續時間之長，無論是在蘇聯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可稱之最。問題的實質在於：沒有法制，按計劃抓人殺人，根據口供而不是證據判刑，高級領導人可以決定某人的生死，這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應該發生的。斯大林清洗與鎮壓的悲劇在於，這一切都是借用正當的名義做的，是為了建設更美好的社會主義新社會。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無數生靈成為所謂遠大理想的犧牲品。不正當的手段很難達到正當的目的，蘇共的結局就是對此最好的說明。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