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周室衰微，禮壞樂崩，諸侯力政，各國交爭，天下大亂。那個時代的主題是如何將亂世建成一個理想的太平世界。於是，各種思想家以拯救天下為己任，出謀劃策，奔走獻計於各國國君，企圖幫助諸侯王治國到平天下。這就是戰國時期諸子蜂起，思想爆炸的原緣，用荀子的話說是，“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荀子·解蔽》）
這是一個社會大轉型時代，知識精英對天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不同思考與設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家，異彩紛呈；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等思想家如耀眼繁星，蔚為大觀；各家思想爭奇鬥豔，“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子貴兼，關嚴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呂氏春秋·不二篇》）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興盛，是所謂“軸心時代”。
這確實是一個思想如火山噴發的時代，梁啓超對此大為讚嘆：“全盛時代，以戰國為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作於廣野；如火山炸裂，熱石竟飛於天外。壯哉，壯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版）
九流十家，“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有優有劣）”（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但都在思考如何治國平天下——“為治”。為了將自己的“為治”思想變成現實，諸子百家紛紛向諸侯兜售自己的思想學說，叫“取合諸侯”（《漢書•藝文志》）。比如，孔子周遊列國，形同喪家之犬，就是想將自己的思想學術推薦給諸侯採用，以換取功名。
由於“時君世主，好惡殊方”，諸子百家則“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漢書•藝文志》）。形象地講，那個時代的社會就像一個病人，病得很重，諸子百家就像醫生，不同的是，有些是醫學院畢業的，有些是江湖郎中，有些是外科醫生，有些是內科醫生，有些專攻心血管，有些專攻泌尿系統。醫學院畢業的說要專業治療，江湖郎中說要用祖傳秘方，外科醫生說病人摔骨折了，內科醫生說病人腸胃出了毛病，心血管醫生說病人有“三高”，泌尿醫生說病人得了結石，有的主張動手術，有的主張吃泄藥，他們都對諸侯國君說自己能將病人治好。
各國採納的治國方略不同，變法舉措各有其特。不過，總體而言，國君取捨的標準，是看這些理論家的理論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能不能富國強兵，若能，哪怕頂着國內強大的反對聲音，也要用。
譬如秦孝公認為商鞅的法家思想可以讓秦國富國強兵，讓商鞅放手變法，“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戰國策·衛鞅亡魏入秦》)受到了秦國反對派的阻撓，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反對派的首領為太子駟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他們唆使年幼的太子觸犯新法，給商鞅出難題。商鞅用鐵手腕回擊：他無法處罰太子，就懲罰其師，對公孫賈處以黥刑 (臉上刺字)，對公子虔處以劓刑(割去鼻子)；並對其他反對者進行了血腥鎮壓，僅一天就處死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劉歆《新序》）通過殺人立威，變法得以順利推行。事實證明，商鞅的思想和變法，令秦國“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戰國策·秦策》）法家思想在秦國生根發芽，大放異彩。
其他的各家，如儒家、陰陽家、墨家、名家、道德家等，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要麼在國君看來，於時務無補，形同“無用之學”，棄而不用；要麼即便採用了，也沒有起到理想的效果，只得放棄。當秦統一全國之時，既是秦國對其他諸侯國的勝利，也宣告了在這場百家爭鳴的理論競爭中，法家一枝獨秀，完勝各家。
法家思想在秦國實驗成功，一是理論應合了時代要求；二是秦國國君給力支持；三是變法措施得法；四是落實執行到位。前面，我們在政治、經濟、社會、道德等方面有詳盡分析，條條都有助於秦國向君主集權和官僚政治的轉變，有助於秦國這輛戰車武裝到牙齒。
其實，保證這輛戰具有無堅不摧的力量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做到人民在思想上的統一——“思出一家”，將國民的思想限定在國家規定的範圍之內，只能接受來自國家灌輸的思想，只能有一種“國字號”思想，進而限定國民的行為在符合國家要求的範圍之內。法家對思想的高度壟斷，對民眾思想的強力控制，對官本位的形成有深刻影響，毒害中國兩千多年，遺害無窮。
當富國強兵成為各諸侯國的頭等大事時，商鞅變法應合了時代要求。商鞅變法根據人的趨利避害本性，即人們會對激勵與懲罰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利用“刑德二柄”，獎勵耕戰和懲罰有違耕戰的做法，將人們吸引和驅趕到為國家耕戰之上，以此實現富國強兵。
這樣一來，在秦國幾乎只有兩種職業是合法的：農民和軍人。一個人不是農民就是軍人，其餘與耕戰無關的職業比如學者、商賈、隱士、手工業者等，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誤國的“害蟲”：“《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商君書·農戰》）意思是，國家有這些“害蟲”，敵人來了，國土一定被割削，敵人不來，國家也一定會貧窮。相反，沒有這十種人，“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同上）
商鞅還在《商君書·勒令》中把“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這六種人視為虱子，一概排斥，認為“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
既然“六虱”和“十者”一樣，都禍國殃民，對於這些人，要麼將其清除，要麼對其進行改造。清除則無人力，改革絕非易事。畢竟這些人不是木頭，而是有思想、有主見、有靈魂的人，改造的工作必然同時是一場深刻殘酷的思想革命。
本來，三十六行，行行可以謀生，行行都有可能求取富貴，國家允許老百姓按自己的意願選擇職業的話，就不能輕易將老百姓引誘或驅使到農耕和戰爭上。要想引誘或驅使老百姓到農戰上，必須“榮以功”、“劫以刑”。“榮以功”就是用爵位等榮譽和利益來激勵人們耕戰，“劫以刑”就是絕禁其他職業，以重法剝奪農戰之外各色人等謀生和求取富貴的憑藉。在名利激勵和重法苛刑的雙重作用下，老百姓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基本手段之後，只能走上專制政權所安排農耕和戰爭之路。
這場觸及靈魂的改革正如張曉先生說：“從事這些多餘職業的人，被改革的結果是全民從事農業，‘家給人足’是必然之事。但這同時造就了另一個嚴重後果——社會結構徹底單一化，一切有流動性的職業都從秦國消失了。”（《“單一”而非“多元”：論商鞅思想的一元化》，載《青年文學家》2012年第1期）
社會結構和職業身份的多元化是社會思想豐富活躍的前提，社會結構和職業的單一化會造成人的視野和思想的單一化。因為單一意味着見識狹窄，限於一隅，種地就永遠種地，兩耳不聞窗外事，不知道這世上還有詩書禮樂之美，商賈手工之道，結果正如蕭伯納說：“有人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片土、一隻豬。”一個人像一顆鏍絲釘固定在機器的某個位置上不得移動，只能有一顆鏍絲釘的思想——所有人都應該像鏍絲釘一樣擰在機器上，否則就太不像話，是錯誤的。由職業身份的單一化，進而使人的思想狹隘、單一，這正是國家（君）所需要的。
反過來，思想的單一化，同樣有利於耕戰，因為，“人的思想觀念和精神世界的進一步徹底單一化，即徹底排斥和否定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其他思想，而把統治者的思想意志作為唯一的價值坐標、行為指南和膜拜對象。”（同上）人民就會視農戰為天經地義之事，不容辯駁的真理，一心一意耕戰，為國家奉獻自己。這就是商鞅所說的，“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墾令》）
為了做到人的思想觀念和精神世界的徹底單一化，進而實現思出一家，商鞅認為必須要對“害蟲”、“虱子”一樣的人進行革命性的改造，要他們服服貼貼地按國家、官方意志去行事，不需要有那麼多知識思想，越順從越愚昧，活得越知足越開心。反之，違背國家意思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要極盡殺伐之力。
商鞅是這樣認為的，也是這樣實幹的，他用鐵腕打壓那些“巧舌善辯”者，《商君書》記載：“偶語《詩》《書》者棄市，敢有挾書者族，以古非今者族，妄言者族，誹謗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有敢在一塊談論《詩》、《書》的，處以死刑示眾，以古非今的人誅其九族……為求思想的一律，動輒連坐家族，如此血腥的“焚書坑儒”前無古人，後有來者。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考慮要不要在全國推行思出一家，李斯的意見是堅決推廣：“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聽了，正中下懷，擲地有聲地說了一個字——“可”，於是就有了焚書坑儒一事。
所謂“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簡直就是商鞅原話的複製拷貝，思出一家一脈相承，並無改樣。後世皆罵秦始皇“焚書坑儒”，實際上，這絕不是秦始皇和李斯開的頭，秦孝公和商鞅才是“先行者”，韓非子在《和氏篇》中的記載也證實了商鞅的確是“焚書”的始作俑者：“商君教孝公燔《詩》、《書》，以明法令。”商鞅與李斯相去100多年，思出一家可謂秦國一貫執行的、一百年不動搖的基本國策。
到了西漢，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搞思出一家的“獨尊儒術”，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向漢武帝對策，簡直是李斯的翻版：“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舉賢良對策》）——現在，學說不統一，議論不統一，各人有各人的主義，各派有各派的路線，皇上不能一統天下，國家無法制定政策，人民無所適從，就是因為人民思想太多太混亂，沒有統一的思想。那怎麼辦呢？辦法是，消滅邪辟之說，推行國家尊崇的思想——儒術，人民就知道該怎麼去做了。
我們可以想象，在商鞅未變法之前，秦國可能有不少學派遊說秦國國君，民間則有各種學派的學習傳播，有的講仁義道德，有的爭白馬非馬，有的講詩賦音樂，有的講陰陽互補，有的講兼愛非攻，有的講清靜無為，秦孝公最終選擇了法家商鞅，大約覺得讓老百姓彈琴鼓瑟，談詩論道，不如上本除末，讓老百姓別無所思，一心撲在農戰上，吞食天下，更符合國君的利益。
另外，雖然法家在秦國得勢，仍不排除其他學派對國君“獨尊法術”的不滿，有指手畫腳的，故意挑刺的，尤其是那些利益受損的反對派貴族，利用其他學派的矛來攻法家之盾，拉法家下水。
再者，如果法家完美無缺，那麼其他學說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與價值，法家並不是完美的治國之道，能夠徹底解決一切問題，其缺陷正是遭致議論的原因。其他學派雖然不得勢，但也不能說毫無可取之處。在不同的現實遇境下，不同的學派的優劣會互相轉化，優勢會變成劣勢，劣勢會變成優勢。即便是為了維護法家（其實也是法家代表人物自己）在秦國的獨尊，商鞅、李斯也完全有理由搞思出一家，將其他學說貶為“害蟲”、“虱子”，藉機打擊，只許法家存在。
為了保證法家專寵，法家對其他思想言論形成高壓狀態：“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史記》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秦法禁民聚語”，“秦法，誹謗者族。”（《漢書》顏師古注引）商鞅、李斯的“焚書坑儒”，有多少出於公義，有多少出於私利，已經很難分辨得清楚了。
民間的書籍被收繳焚毀，私學被禁止，那人們學什麼呢？李斯說，“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吏是國家的官吏，是國家的管理機器，“以吏為師”說到底就是以國家為師，以帝王為師。
通過鐵血手腕，秦始皇消除了不同意見，統一了人們的思想，通過刑殺強化了自己的權威；通過“以吏為師”，讓人民的思想都牽引到皇帝那裡，出現了“初並天下，罔不賓服”的氣象。然而作為代價，秦朝變成了文化沙漠，不復有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思想文化爆炸的局面，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秦代是沒有思想的時代，“歷史文化傳統對他們而言是沒有真實意義的。”（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秦始皇）
其實又何止秦代如此，秦以後二十四史，概莫能外。“百代皆行秦政”，秦奠定了中國專制集權的官僚政治大廈，歷代從“權出一門”的政治制度，到“利出一孔”的經濟政策，到“思出一家”的思想控制，無不是從秦朝、更遠的是從商鞅那裡繼承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秦孝公、秦始皇“罷黜百家，獨尊法術”是一回事；董仲舒與商鞅、李斯並無區別，雖然所用的思想武器由“法”變“儒”，但本質上還是思出一家，是“壹教”，規定國家只有一個主義、一個主張、一種思想、一種聲音，國君（國家）、官吏的看法就是最大的看法，國君（國家）、官吏需要的知識就是最大的知識，國君需要的文化就是最大的文化。歷代不同程度的“文字獄”，屠殺讀書人，都是“思出一家”這一傳統得到很好繼承的明證。
現在我們說百家爭鳴是一件好事，褒義詞，但在混亂的戰國時代，不獨專制者看來是一件壞事，是貶義詞，連民間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對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爭論不休的局面相當反感。因為“就主觀上看，無論諸侯還是諸子，都不希望天下繼續混亂下去，都希望天下能在自己的領導下或在自己策略的指導下重新實現大治，但是，在客觀上，天下不但沒有因此而漸漸有序，反而因為諸侯異政、百家異說而更加混亂了。雖然製造混亂的主要責任在於‘諸侯異政’以及由此引發的諸侯紛爭，但思想、價值上的混亂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百家異說’，並且思想混亂助長了諸侯異政與社會混亂，這就是百家爭鳴可能引起的麻煩。因此，人們對百家異說產生了質疑，並產生了統一思想的訴求。”（鄧曦澤《走出歷史的玩偶化——以古今對諸子百家的評論為例》，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呂氏春秋·不二》中的記載也證實了時人對“百家異說”的擔憂和反感：“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眾聲喧譁，每個人發表不同的看法，要是按照眾說紛紜去治理國家就危險了。就連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認為正是“諸侯異政，百家異說”才造成了社會的動亂，主張“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解蔽》），只有思想統一，天下大治，思想不統一，天下大亂。所以，李斯對奏秦始皇，提出思出一家，“以吏為師”，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
陳四益先生說：吏是層層挑選任命的，吃着皇糧，拿着俸祿，畢生的富貴前程都在上司手裡攥着，應當能夠唯上之命是從；吏的利益是與政權興替拴在一處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應該不會做出損害政權的事情來；吏所受的訓練是熟悉法律條文或政府的詔令，然後照章辦事，不越雷池，因此應該不會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陳四益《忽然想到——以吏為師之類》，載《同舟共進》2008年第9期）
可見，吏雖然有以權謀私的諸多行為，甚至作為整體與皇權博弈，但他們畢竟是寄生在皇權之上，忠於帝王的思想，貫徹皇權的主旨。那麼，“以吏為師”的徒子徒孫自然就是聽話的乖乖兒了，帝王通過官吏這條繩子將天下生民的思想牢牢地捆綁起來牽在自己手裡，人民變成了簡單的“身體化”存在，就像黑格爾說的，精神性的東西與中國人完全無關。權力對民間思想進行了強制性規馴，輔之以“權出一門”、“利出一孔”等手段的運用，人民已經沒有個性，被動放棄了自身價值標準，以認同官方思想、服從官方意識為“己任”。這個循環的邏輯鏈條窒息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
國家不斷地向人民灌輸官方認定的知識體系，久而久之，這種知識體系就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當知識體系變成意識形態後，官方進行思想控制變得非常輕鬆，因為官方的知識體系已經內生於人民的腦子，成為下意識的行為。按照阿爾都塞的理論，國家通過軍隊、警察與審查等常設而又具威嚇作用的機制進行政治統治，以強化國民的同質化及其就範傾向，進而壓抑、抹除異端、差異、抗拒勢力及其理論實踐。（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載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官本位就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制”的產物，在這套知識體系內，思出一家意味着，帝王是知識、思想的源泉，他是天縱英才，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吏為師”，最終是以帝為師，而帝王的權力至高無上，於是無形中形成了一個權力=知識思想，權力越大，知識思想越多的“權力決定思想”的認知結構，越接近權力中心，越有學問，越能為他人師，什麼都不懂也可以指手劃腳，別人還要稱讚講得好講得透。這就為什麼“官大學問多”，即誰的官大，誰的權力大，誰的學問也大的原因。
傳統體制下誰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學問也最大。皇帝不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導師和道德的楷模。所謂“作之君，作之師”，“君師者，治之本也”，帝王不僅代表政統，還兼掌道統，“專隆教誨”。所以清康熙皇帝說曾說：“朕為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以萬世治統之所系也。”（《十二朝東華錄》）
皇帝既作君又作師，就算是文盲一個，也照樣可以做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領袖。“朱元璋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而且十分專斷殘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為明朝開國皇帝，因而，他便有資格編著《御製大誥》，讓舉國上下人人學習傳誦。”（摘自俞可平：《官本主義：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學分析》，2013年5月28日在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論壇的演講）
俞可平先生還舉例說，清代大學士紀曉嵐等人，乃飽學之士，編撰《四庫全書》，故意弄出很多錯別字，為什麼呢？因為乾隆皇帝要審稿，他審出錯別字，就特高興，覺得自己的學問比這些飽學之士高。（同上）這些飽學之士深得“思出一家”的精髓，在權力面前，故意降低自己的學問水平，以顯示出皇帝更有學問。
這一招並非紀曉嵐首創，南朝劉宋時期，著名詩人鮑照為中書舍人，文才自是相當的好，但皇上自認為文才天下第一，鮑照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每次呈上的奏章中，總要寫幾句語言不通的句子，有意安插幾個錯別字，讓宋文帝改正病句和錯字，讓皇帝自我感覺很好。
皇帝自我感覺良好的背後，正是托克維爾在《論民主時代的專制》所說的：權威要充當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指揮公民的主要活動，領導公民的工商業，規定公民的遺產繼承，分配公民的遺產。這豈不是完全不讓公民開動腦筋和操勞生計嗎？這樣，就使公民終日無所事事，很少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把他們的意志活動限制在極小的範圍之內，使每個公民逐漸失去自我活動能力。
權力=知識思想的公式下，一個人要成為人師，思想的傳教者、審判者，知識形象的高大者，學術的終極裁判員，沒有權力不行，不做官不行。做了官，做大官，一句頂一萬句，放個屁可以讓老百姓反覆學習揣摩。無論有法無法，長官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人們可能會漠視法律，但不敢違逆長官的“看法”，長官的意志成為判斷正誤、善惡、美醜的唯一標準。要是不做官呢，你就是發現了一個真理，也沒有人聽你的，這叫人微言輕，而且權力還會以“思想犯”治你的罪，你說你想不想做官？
再拉近一點講，在工作中碰到道德和水平都比你差的領導給你“上課”、改文章，可能狗屁不通，你不服也罷，有氣也罷，沒用，人家覺得很正常，權比你大，水平當然就比你高，思想學識當然就比你深刻豐富，可以教訓你。就為了爭這口氣，你也可能想做官。這就是思出一家是官本位的思想根源最為淺顯的證明。當然，受到思出一家深刻影響的人，本身就已經認同了做官的一切思想價值安排，他不過是在這種思想安排下不由自主地行動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