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民國普選程度已經超出了同時期絕大多數歐美國家。後來的黨人批評辛亥革命不夠徹底，但是民初共和出現種種危機，根源常在革命思維越過憲制思維，黨人開出的藥方卻是“不斷革命論”，可謂飲鴆止渴。

中國近代史有兩種主流敘事，一種是悲情敘事，一種是黨派敘事。這兩種敘事的共同點是“不自省”的歷史觀，所有的問題和錯誤都歸咎於“他者”，自身是完全正確的。在這種歷史觀里，歷史已經不再是歷史，成為論述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史實不再重要，或者說史實是被選擇過的，“他者”的錯誤和自身的正確同時被放大。
 
蔣廷黻寫於1938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奠定近代史敘事的“範式”之作，講到鴉片戰爭時他跳出了悲情敘事的框架，沒有神話林則徐，也沒有把琦善視為內奸、把英國視為敵對勢力，而是冷靜、沉痛地表示，林則徐被罷免是“他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因為“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即使這本經典的《中國近代史》，也沒有擺脫黨派敘事的框架（甚至可以說，它參與建立了近代史的黨派敘事），第四章從戊戌到“北伐”的解讀，基本是以國民黨為視角展開的“革命史”，同盟會及國民黨是革命史的主體，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成為反面典型。在黨派敘事之下，出現“憲政史即黨派史”的怪誕現象，即使國民政府時代的憲政史也僅僅是以憲政為研究對象，在價值上以一黨利益評判憲政得失。
 
劉仲敬先生的《民國紀事本末》，開宗明義，要寫“一種最古老、最重要的歷史——憲制演變的歷史”。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憲制演變的歷史”又是最不古老的歷史，出現的時間很晚，數量也很少。歷史學者未必了解憲制常識，憲制學者又對近代史比較隔膜。在當代學人的著述中，陳峰的《中國憲政史研究綱要》（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為數不多的能夠跳出黨派敘事的一本，可惜影響有限。
 
《民國紀事本末》兼採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體例，對各種事關憲制演變的事件進行點評。
 
今人談到《臨時約法》，往往只關注誰遵守《臨時約法》，誰違反《臨時約法》，但對《臨時約法》自身的程序和法理問題很少涉及——這很容易把責任單純歸咎於政治人物的“素質”。劉仲敬指出《臨時約法》未能得到遵守，與自身存在問題有關。在制定程序上，已經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載之公布《臨時約法》，本身就需要存疑，“於情於理，當由參議院或業已就職之全國元首頒行約法”。在約法法理上，“民元法統兌現激進共和主義和超級國會制之徹底，獨步全球，後無來者”。
 
對超級國會制，已有不少批評。此前帝制是君主專制，民初對於共和的理解是放大國會的力量（其中有孫載之失去臨時大總統，試圖以國會限制袁慰亭的因素），但權力分立不應是某種權力獨大。當超級國會制變成了國會專制，總統在這個限度內幾乎無可作為，只能毀壞憲法。
 
激進共和主義，此前少有論述。甚至對民初共和的批評，多是指責選舉範圍太過有限，沒有影響到中下層。劉仲敬做了比較，指出當時普選程度已經超出了同時期絕大多數歐美國家。後來的黨人批評辛亥革命不夠徹底，但是民初共和出現種種危機，根源常在革命思維越過憲制思維，黨人開出的藥方卻是“不斷革命論”，可謂飲鴆止渴。
 
劉仲敬對“大一統”常有批評，戲稱“華人之惡專制而戀大一統者，實無異於愛苗條而不舍甜食”。但是他對聯省自治亦有批評，不是把聯省自治指控為“分裂”，而是批評“民初省內集權制與民國聯省制極不協調，違背聯邦以縣鄉自治為節制州權根本之義”。這種批評或可商榷，但開拓了“聯省自治”的討論空間。如果每次討論聯省自治，總止步於“是不是分裂”，那是談不上。
 
憲制維度，使得道德敘事變得無效。孫載之和袁慰亭常被視為正負兩極，《民國紀事本末》卻指出兩者在觀念上有共通之處，孫載之在“聯俄”之前即是國家社會主義傾向，袁慰亭“亦國家主導經濟論兼土改愛好者”。作者對陳炯明的評判也是如此，承認陳炯明是“罕見之道德型政客”，在孫載之和陳炯明之爭中，並不站在孫載之一邊，但是他批評陳炯明誅殺黃小佩之暴力，與憲政背道而馳。
 
民族主義也在書中消散了魔力，劉仲敬多次痛惜民族主義對自身國家利益的傷害。在民族主義至上的情況下，革命外交取代了公法外交，摧枯拉朽式的廢除條約、收回租界容易收穫民心，也輕易地扔掉了國家公信力，最終埋藏了很多後續的問題。
 
經過“去道德化”、“去自我中心主義”的自我清理，《民國紀事本末》具有“自省的視野”，同時也注重“內在的批評”。劉仲敬講到“多數民國借款，皆以賴債了事”之時，談及“華史絕不提及己方失德之處”。這是近代史最為致命之處，也是《民國紀事本末》難得之處。
 
劉仲敬對日俄美三個對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均有描述，他稱日俄的區別是“俄狡倭暴”，“日式外交，擅長受橫暴之名實，享微薄之實惠，恰與俄人相反”。這種說法初聞之下，有些難以接受，但是對照歷史，卻入木三分。1917年，蘇俄宣布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這僅是一紙空文，非但沒有兌現，蘇俄還對中國加強滲透，可是那紙空文至今仍被傳頌。1919年，“五四”之後，日本外相同意青島歸華，“以華方誠實執行一切協定為前提”。相比之下，美方對中國多有平等對待。1927年，黨軍進入南京，傷及外僑，英美軍隊與之交火，劉仲敬指出“其曲在華，責無可卸”，事後美方中止寧案交涉，以示友華。在中國近代史中，俄國對中國的傷害和在中國享有的美名恰成正比，美方對中國多有平等對待卻享有惡名，與俄國之待遇形成兩個極端。
 
1928年，日本最為親華之新黨總裁床次竹二郎訪華，反日會進行圍攻，同時搗毀外長王正廷私宅。劉仲敬這樣點評：“五四以來，華民族主義所仇者，一向為友華勢力，於仇華者無伎可施。‘愛國者’不受成法約束，‘賣國賊’公權不受保護，傳統悠久深厚，除暴民亂政霸君專政外，不知有他。”
 
通過憲制的視野，劉仲敬對民國史有很多縱深的觀察，諸如“五四”運動和“三一八”事件都呈現出更為多樣的面貌。作者鈎沉了許多不應被忽略的細節，比如注意到奉天財政廳廳長王永江、穆儒丐小說《福昭創業記》。王永江雖有兩本研究專著（薛龍《張作霖和王永江》和王鳳傑《王永江與奉天省早期現代化研究》）涉及，但即使在歷史學界，只知張作霖不知王永江，仍不鮮見。《福昭創業記》198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之後，沒有再版，這兩年台灣陸續出版了他的小說《梅蘭芳》和《北京》，反響甚微。重提這些細節，有助於校正觀看歷史的視角。
 
寧漢隱為敵國，如何貫穿民國？革命吞噬立憲，怎麼成為“主旋律”？軍人零星干政與黨人毀憲霸政有何區別？以國民大會為外交手段，對立憲程序和國會政治有何影響？五色旗遺老以什麼方式報復黨軍北伐？《民國紀事本末》的“洞見”俯拾皆是，這些“洞見”或許會有爭議，但爭議可以喚起對歷史的多重思考。
 
拋開可能的爭議不說，《民國紀事本末》亦有幾處瑕疵。其一，大事記與郭廷以先生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多有重合，雖然參考文獻列有此書，似以更加明確標示為宜；其二，對中央憲制較為關注，但對地方憲制關注較少，比如湖南省憲被一筆略過；其三，對北洋憲制論述較多，對南京政府憲制論述較少，這固然與後期憲制變動不是那麼劇烈有關，但黨國與憲制的關係值得申說；其四，重憲制實踐，輕憲制思想，比如對“民主與獨裁”之爭幾無涉及。
 
不過，如果把上述這些內容全部納入，就不是一本書的容量了。在很多問題上，《民國紀事本末》只是點到為止，不乏粗疏之處。劉仲敬是休謨六卷本《英國史》的譯者，如果能以憲制的維度撰寫一部憲制中國史（不僅是中國憲制史），會很讓人期待，這不僅僅關乎過去。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