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史是如何記載七七事變的？

2014-07-08 06:51:45

歸檔在 日《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研究
 

日本戰史是如何記載七七事變的？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從其記載來看，蓄謀已久名符其實。實際上，不在7月7日爆發，也會在其他哪一天爆發，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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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23日，日參謀本部向陸軍省提出“為戰備迫切期待開發產業”的要求，並提出完整的“備戰計劃方針”。於是，陸軍省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關於實施重要產業五年計劃綱要的政策大綱》，主要為，“以1941年為期限，有計劃地振興重要產業，俾得到日滿及華北重要資源可以自給；同時謀求平時國力的飛躍發展，確保指導東亞的實力。”

因此，在1937年7月7日之前，可以看出，日寇為經營當時中國東北四省和為實現華北五省自治，一直不遺其力。

2

“七七事變”爆發前，日軍主要人物在短短的二、三個月內先後到華進行了實地考察。1937年5、 6月間，時任日軍教育總監部部長的香月清司（中將，事變之後，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同年8月，任日軍華北方面軍第1軍司令並負責河北省作戰）前後一個半月在東北、華北對日軍進行了視察和實地考察；

同年6月中、下旬後兩個星期內，在日參謀本部次長今井清率領下，日軍在東北（滿洲）進行了所謂的參謀旅行演習，現在看來，基本上可以看作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的預演。

早在“七七事變”前，當時的日本東京，曾私下流傳“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柳條湖一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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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寇駐中國華北現地軍“磨刀霍霍”情況。

1、駐豐臺日軍5月至6月以中隊、大隊為單位“不分晝夜”地進行演習。2、駐日軍司令部隨時對駐豐臺日軍進行檢閱。3、日駐軍旅團長、聯隊長及副官經常去該地一帶檢查。4、6月至7月上旬，舉行了由日軍駐北北平及豐臺部隊多數幹部參加的在盧溝橋城北面實施的演習。

關於“七七事變”當時日軍戰鬥詳報有如下記述。“第八中隊(屬駐豐臺第三大隊管轄)7月7日午後7時30分（晚上）開始夜間演習。演習內容為：1、“利用黃昏接近敵主要陣地，2、黎明衝鋒。”部隊從龍王廟附近向東面太瓦窯進行演習，該中隊長令在龍王廟後進行。因知過夜間龍王廟附近配備有中國士兵，所以向東面進行演習。但在演習中，該中隊於午後10時40分突遭從龍王廟附近中國軍隊既設陣地發出的數發子彈的射擊。於是，中隊長立即中止演習，吹起集合號。正在這時，又從盧溝橋城牆方向射來十數發子彈。這時中隊長把中隊集結在太瓦窯西面碉堡附近，查明缺少一名士兵。於是一方面準備應戰，一方面派傳令兵急向豐臺大隊長報告。大隊長於午夜稍前在豐臺宿舍接到第八中隊報告，決定立即出動，一面命令緊急集合，一面向聯隊長報告。”

“聯隊長於7月7日零點左右突然接到第三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關於事件的概要和豐臺駐屯部隊決定馬上出動的電話報告，當即表示同意，並命令一木大隊長馬上去現地布置準備戰鬥。然後叫出盧溝橋城內的營長進行交涉。7月8日午前2時，聯隊長派副聯隊長森田徹中佐到現場調查，並令其要求中國方面負責人進行道歉。同時，派步兵一個中隊、機槍一個小隊與冀察方面調停委員同時進入盧溝橋東門內，第三大隊的主力則集結於盧溝橋火車站西南方附近，做好隨可開始戰鬥的姿態。”

7月8日午前4時，在現場調查的副聯隊長森田中佐命令正在通州露營演習的第一大隊立即到一文字山，“命令該部迅速在北平東郊朝陽門外射擊場附近集結，然後向豐臺進發。”同時，“聯隊長在午前4時余接到第三大隊長的電話報告和請示，‘午前8時25分聽到龍王廟方向三發槍聲、中國軍隊第二次開槍，純系敵對行為，請示應如何處理’？該聯隊長認為中國軍二次射擊純屬敵對行為，命令可開始戰鬥。時間為午前4時20分。”

“第三大隊的進攻。進展一如平時演習，15分鐘後消滅了龍王廟附近的中國軍隊，並進至永定河右岸。”

“聯隊長於（7月8日）午前9時25分下達之命令，命令森田中佐指揮出動的部隊，同時應要求盧溝橋中國軍隊撤到永定河右岸，必要時解除其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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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時半（7月8日），日軍代理聯隊長森田向中國駐軍第29軍提出將盧溝橋城內的中國軍隊移至永定河西岸，否則解除城內中國軍隊的武裝。面對無理要求，第29軍表示，沒有這樣的權限。由此，談判從現地移至北平。

8日9時10分，日駐軍向日本中央部第二次報告了一木大隊戰鬥情況。

8日15時50分，日軍該旅團長河邊到達豐臺現地後，立即命令該聯隊主力集結於永定河右岸，決定從明天（7月9日）拂曉開始攻擊宛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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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之後其他日軍動態。

8日，日關東軍在很短的時間裡命令其獨立混成第11旅團迅速向“滿華國境線”推進，9日晚，該旅團主力已至承德、古北口，另一部集結於山海關，而其關東軍空軍主力已集結於錦州、山海關。

8日午後，日中國駐屯軍根據之前協商，要求關東軍援助彈藥、燃料以及滿鐵工作人員和鐵路材料等。

日本國內在接到日中國駐屯軍第一次報告後，於7月9日8時50分舉行了臨時內閣會議。會上，時任陸軍省相的杉山元提出，“要繼續交涉。但目前中國軍隊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發生以來不法射擊不斷，是一種無信不遜的態度。尤其從第29軍的兵力和抗日態度來看，不如在此時派出適當的兵力，亦即從國內抽調三個師團派遣到現地”。

在接到中國駐屯軍第二次報告後，日軍參謀本部10日提出了如下用兵規模，並強調“不樹立這種決心，就不應派兵。”即，“1、同時動員（國內）十五個師團；2、同時發動軍需動員準備量的半數；3、作戰地區為黃河以北，根據情況包括上海方面；4、作戰期限為半年；5、戰費五十五億日元。”

11日l1時半開始到14時，日本首、外、陸、海、藏五相在首相官邸開會。杉山元提出，“為了確保中國方面實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證，必須火速以關東軍及朝鮮軍準備好的部隊增援中國駐屯軍；同時也要從國內抽調必要的部隊（五個師團，目前暫用3個師團和18個飛行中隊)迅速派往華北。”

11日15時20分，日五相會議決定，“舉國一致來處理事件”。同時決定，“本事件今後稱為事變，出兵改稱派兵”。

16時，時任首相的近衛到葉山皇室別邸拜見日本裕仁天皇，“上奏向華北派兵事。請裁決。”

18時24分，日本近衛政府發表了《關於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

之前，已由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風見，於17時30分發表談話稱，“鑑於此次華北事件的性質，特改稱事變。”

由此，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成為了中國軍隊打響全面抗戰的第一槍。

 （日寇侵華史系列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