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史學界揭秘皇姑屯事件的最新史料

皇姑屯事件，使中國更深地陷入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之中。西安事變，張學良之所以“兵諫”蔣介石，誓死要抗日，與其父被“日本人”炸死有着直接的關係。

大戰結束後，紐倫堡國際法庭上，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上校寫了《我炸死了張作霖》的自供書，主動坦白所有策劃、實行均出自他個人之手。——但是，法庭最後認為證據不足，未予採信——這似乎鐵證確鑿，無容質疑。

然而，出乎史學家的意料，蘇聯解體後，克格勃許多絕密檔案被曝光。一則新的信息浮出水面：蘇聯間諜策劃、實施了這起爆炸案。真兇並非河本大作，乃是蘇聯間諜薩爾嫩、埃廷貢、維納羅夫等人。

三、蘇聯特工成功暗殺張作霖

為儘快完成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下達的“清除”掉張作霖的密令，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與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開始了緊張的密謀。

在汲取了第一次暗殺未遂的經驗教訓後，他們把“選才”放到了首位。

“必須選派大智大勇、一擊必中的同志，完成這項極為特殊的任務。”時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局長的緬任斯基對軍事情報局局長別爾金及“國外工作處”頭目里利瑟爾說道。

經過一段慎密的考核，他們決定仍讓 有着豐富的對華情報工作經驗的薩爾嫩擔任此次行動的負責人，而具體執行人為有“冷面殺手”之稱的功勳特工埃廷貢。

後來，為確保此次暗殺行動的成功，總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專家型特工——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三局的維納羅夫。

埃廷貢，名納烏姆，1899 年出生在白俄羅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很早就去世了，他是由母親一手拉扯大的。他常說：“我是沒有童年的。”

埃廷貢 18 歲時，距家鄉很近的彼得堡爆發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他非常欣賞這種用暴力方式推翻舊政權的行為。可是，他的家鄉被帝國主義干涉勢力占領了。為了謀生，他不得不輟學到附近的水泥廠去打工。一直到 1918 年 l2 月，蘇聯紅軍打敗了德國干涉軍，並解放了埃廷貢的家鄉。

1919 年初，他參加了家鄉的工會組織。 同年 4 月，工會組織派他到莫斯科學習“蘇俄蘇維埃教育課程”。他第一次接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系統地學習了有關思想和理論。 9 月，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組織。返回故鄉後，埃廷貢被選派到當地布爾什維克黨新成立的“特別行動小組”，這種安排改變了埃廷貢一生的命運。

在“特別行動小組”工作一段時間後，埃廷貢又被選派到由捷爾仁斯基擔任主席的“全蘇俄肅反委員會”，即後來被人們習稱的“契卡”。憑着自己的才華與勤奮，埃廷貢加入“契卡”的第二年，就當上了當地“契卡”局的副局長。

被任命為地方“契卡”局副局長後，埃廷貢單獨執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成功地偵破著名的“克羅特”反蘇案。在偵破案件過程中，他摧毀了企圖“反蘇復國”的地下組織——“捍衛祖國與自由聯盟”，擊斃了該組織的頭目—一流亡的沙俄將額奧別爾普特。

1921 年，埃廷貢在參加肅反戰鬥時負傷住院。 1923 年，他重返“契卡”，接受的第一個秘密任務，就是孤身一人深入到俄羅斯烏拉爾地區的巴斯吉爾州，剌殺當時的反蘇大頭目薩科夫。

1923 年，埃廷貢被調到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東方部工作，隨後又被派到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所屬的軍事科學院，從事間諜與特工業務學習。當時，同在該軍事科學院學習的學員有許多後來成了著名指揮員，其中包括第二次大戰中的蘇聯紅軍前線總指揮朱可夫元帥。

1925 年，在軍事科學院畢業後，埃廷貢被分配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外國部。同年年底，作為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外工作處”派出的特工，埃廷貢首次來到中國。

他首先以一名商人的身份乘船從海參崴來到上海，然後與蘇聯駐上海商貿處人員打個招呼，便乘火車來到張作霖控制的北京。在這裡，他仍以商人的身份拜訪了蘇聯駐華商務代表，一個月後又乘火車直奔哈爾濱。

哈爾濱當時是蘇聯安全與情報工作的重點地區，先後有巴果金、拉基金、吉謝廖夫等人指揮這裡的蘇聯特工人員開展反張、反日及反白俄流亡分子的鬥爭。當埃廷貢從北京來到哈爾濱時，這裡的安全情報工作的領導人已經換成了薩爾嫩。

蘇俄史學家克拉契蒂與普羅霍羅夫在 (( 蘇聯情報特工——克格勃》中寫道：

正是在中國，埃廷貢做出了至今不被人知又驚天動地的大事，從而開始了他以後更加輝煌的特工生涯。

埃廷貢的特工生涯中，主要 “功績”有：

—— 1928 年，在薩爾嫩、維納羅夫等人的參與下，成功地實施了“清除”張作霖的暗殺計劃；

—— 1929 年，受蘇聯國家保衛總局的派遣，喬裝打扮深入土耳其 . 與戰友一道“清除”了由斯大林親自下達“暗殺令”的蘇聯特工反叛頭目布留姆金；

—— 1940 年 8 月 20 日，親自招募並指揮“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梅耳卡德爾在墨西哥城成功地“除掉”了反斯大林的蘇聯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

—— 1941 年秋，接受斯大林的密令，與戰友維納羅夫等一道在土耳其實施暗殺德國政界人物馮?潘佩納的計劃。

由於埃廷貢建立的功勳，在他生前，蘇共中央、蘇聯政府及蘇聯軍情部門就給了他眾多的榮譽。

在完成暗殺張作霖、托洛茨基等一系列絕密任務後， 1942 年春，埃廷貢被秘密召進克林姆林宮，接受了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加里寧親自頒發的政府最高勳章——列寧勳章。授勳時，加里寧還代表斯大林向埃廷貢表示：無論發生何種情況，蘇維埃政府都將始終關照你及你的家人。”

1945 年，二戰結束後，功勳卓著的埃廷貢接受了蘇聯紅軍最高勳章——蘇沃洛夫勳章，並被破格提升為少將。

因為他在國外豐富的工作經驗和驕人業績， 1951 年 11 月，埃廷貢被任命為蘇聯國家安全部 ( 即克格勃前身 ) 第一局 ( 即情報局 ) 副局長。①

在哈爾濱期間，埃廷貢秘密結識了“清除”張作霖行動小組的另一位成員——維納羅夫。

維納羅夫，名依萬，化名為加夫林洛維奇，代號為“馬爾特”。

維納羅夫於 1896 年 2 月 24 日出生在保加利亞的一個工人家庭，中學畢業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 年加入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人黨 ( 即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前身 ) ，同年，經過兵器專業知識的培訓後，被調到保加利亞共產黨兵器監察委員會工作，主要任務是為保加利亞的革命黨人調配武器。

1917 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保加利亞共產黨也加快了革命步伐。同年底，維納羅夫參加了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的暴動準備工作。 1921 年，維納羅夫在從事地下活動時被捕， 1922 年從獄中逃出，進入蘇聯境內。

1922 年底，經共產國際“秘密國際聯絡處”頭目皮亞特尼茨基的舉薦，維納羅夫被招募到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工作，主要任務是負責向境外調配武器，武裝那裡的特工人員和地下工作者。

1924 年，維納羅夫接受特工與諜報專業學習，次年 4 月，受命秘密潛回保加利亞，並與戰友一道，成功地暗殺了正在索菲亞大教堂做禱告的保加利亞皇帝。

1926 年元月，應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中國站負責人薩爾嫩的請求，具有豐富的兵器及暗殺經驗的維納羅夫被總部派到中國，協助薩爾嫩工作。

維納歲夫來到中國後，以商人為掩護身份，先是負責蘇聯武器在中國境內的秘密調配工作，後被總部選派到由薩爾嫩任負責人、埃廷貢任執行人的“清除”張作霖行動小組。

與維納羅夫同時到達中國的，還有他的妻子、軍事情報局密碼報務員列別捷娃。在執行“清除”張作霖的任務中，許多絕密電報的收發都由她完成。

1928 年春季，“清除”張作霖特別行動小組成員，陸續地從莫斯科、北京、瀋陽等地聚集到了哈爾濱。

烏 索夫在《蘇聯特工在中國一一 20 世紀 20 年代》一書中記述道：1928 春，由從北京來的拉脫維亞人薩爾嫩、保加利亞人維納羅夫和從莫斯科來的年輕特工埃延貢等人齊聚哈爾濱，組成了一個特別小組。他們以商人為掩護身份，在俄國 人列昂尼特 ? 維加德卡開辦的罐頭食品廠落腳食宿。

該小組的密碼報務員為與丈夫維納羅夫一同從北京趕來的女特工加麗娜 ? 列別捷娃，她的掩護身份為“哈爾濱遠東銀行”職員。

後來，這個特別小組的所有成員一下子從哈爾濱消失了。

解密的檔案材料證實：考慮到張作霖經常乘火車回奉天的習慣特點，特別行動小組決定把“清除”行動鎖定在瀋陽，採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彈由兵器專家維納羅夫備制，而地點、線路選擇則由埃廷貢負責。薩爾嫩負責挑選亞裔特工，做協助及外圍工作。

潛入瀋陽後，他們聚集到蘇聯駐奉天領事館“安樂窩”小樓，舉行了秘密的宣誓儀式。其誓詞全文為：

我十分珍惜黨和祖國對我的信任．黨和祖國把我派往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最前線的決定，使自己萬分激動。作為黨和祖國的兒子，我甘願犧牲自己，也絕不會暴露秘秘密，出賣組織。我已自己的生命作保證，宣誓：我要永遠忠於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忠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忠於偉大的蘇聯人民。

宣誓儀式結束後，他們向莫斯科總部發去密電：一切準備就緒，可隨時實施“清除”行動。

莫斯科總部領導人明白：薩爾嫩與埃廷貢等人正在等待暗殺張作霖的最佳時機。於是，他們命令在張作霖身邊工作的“線人”，要不失時機地密報張作霖的行蹤，以配合薩爾嫩等人的行動。

不久，報務員列別捷娃收到來自莫斯科的密電，上面寫道：由於北伐軍步步逼進，張作霖正準備撤出北京，返回老家瀋陽，並擬實施“滿洲獨立密約”計劃。

張作霖將於近期返回瀋陽，這樣就可以儘快實施中途起爆方案。埃廷貢不免為此而喜形於色。

“請總部說出張作霖返沈的具體日期及所乘的具體交通工具。”薩爾嫩對列別捷娃命令道。

5月30日夜，莫斯科總部發來密電：

張作霖擬在6月3日從北京站出發，所乘交通工具為火車。你們要縝密行事。

在該密電中，莫斯科又指出：再次提醒你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相關媒體，做好宣傳引導工作。

關 於這一點，戈爾巴基迪與普羅霍羅夫在《克格勃下達暗殺令》一書中有如下的解釋：之所以選擇薩爾嫩再次領導這次“清除”行動，是因為他在滿洲地區發展了多名 中、俄及其他亞裔的特工人員。這樣，在日管區實施行時，由於有這些人的化裝參與，就可成功地把人們的視線引到日本人的身上。

按照莫斯科總部的要求，特別行動小組緊張而有序地工作起來。

維納羅夫負責準備炸藥。在很短時期內，他就備妥了 120 公斤黃色炸藥。

為便於攜帶和隱藏，他把這120 公斤炸藥分解成 40個小袋，每個小袋僅重3 公斤。小袋的外面標上了“洋灰粉”或“塗料粉”的字樣。兵器專家出身的特工，干起這種事來，可謂得心應手。

埃廷貢負責選擇行動的地點和線路。經過幾天的化裝踩點，他最終選擇了京奉列車必經之路的京奉路 ( 即京瀋線 ) 與南滿路 ( 即長大線 ) 交叉處的老道口。其優點是：

1 ．它距皇姑屯車站很近，而且還有一個便於隱蔽放置炸藥的三洞橋，由於兩側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於遙控引爆並迅速撤退；

2 ．最關鍵的是，該地段處於日本人管轄區，但平時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這樣，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3 ．老道口兩側屬於居民區，居住人員成分複雜，便於實施人喬裝進出。

6月2日晚間，薩爾嫩又收到一份密電：

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將於6月3日凌晨 ( 時間待定 ) 從北京站出發，走京奉路，約在6月4日凌晨 ( 時間待定 ) 到達奉天新站。該列車共22節車廂，張所乘坐的車廂為第10節，其明顯標誌為藍色的花車。

接到該密電後，薩爾嫩下令維納羅夫再次逐個檢查 40 小袋炸藥的質量與外包裝；埃廷貢與精心挑選出來的亞裔特工則充分休息，以保持充足的體力。

就在蘇聯特工秘密籌劃謀殺張作霖之際， 5月30日，張作霖召集身邊的幣要將領，舉行了一個緊急秘密會議。參加人員有：張作相、孫傳芳、楊宇霆、張學良等。會上決定，即日下達總退卻令。除個別留守人員外，奉系所有軍隊都將陸續退出北京，返回東北。

6月1日，張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接見各國公使，隨後又接見當地紳商及商團代表，宣布他本人即將離開北京，一切政務將交由國務院代行。

一時間，從中南海到大帥府，上上下下一片驚恐，各部、廳、辦公室的大小官員都在手忙腳亂地收拾檔案，焚燒文件，為返奉做準備。

6月2日下午，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稱：撤出京津，退回東北。

6月2日傍晚，奉方要人向新聞界發布消息：張大帥將於今日夜晚離京。

6月2日晚 8 時，留守人員為張作霖舉行告別晚宴。珍餚美味擺滿一桌，張作霖卻味同嚼蠟，且有些神不守舍。此時，他當然是為不得不離京出關而煩惱。

6月3日凌晨，張作霖在國務總理潘復，各閣員及侍從武官等人的陪同下，從中南海西門分乘 4 輛汽車駛往前門火車站．

當時，同情張作霖的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在其北京專電里對此情景有如下描寫：

沿着新綠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從過去住了兩年的大帥府正門出來，經過窗子，依依不捨地回望中南海樹叢的張作霖的眼睛裡，竟閃着光芒。

凌晨一時三十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張作霖一行出現在月台上。深夜，警衛隊的刀槍發出熠熠閃亮。淒涼的軍樂，輓歌般地響起。張作霖的左手緊抓着佩劍，行舉手札與送行者告別。

同張作霖一起同車返奉的有隨行人員、衛隊、六太太、三子張學增、好友莫德惠等，以及兩名日本高級顧問嵯峨、町野。

6月3日凌晨2時30分整，列車啟動。

幾分鐘後，遠在奉天的薩爾嫩收到了如下內容的密電：

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已於6月3日凌晨2時30分整從北京站發車，預計將於6月4日凌晨3時分抵達奉天新站。

收到該密電後，蘇聯特工緊張起來。

埃廷貢帶着兩名亞裔特工，於3日子夜前將維納羅夫準備好的40袋炸藥秘密地擺放到老道口三洞橋下，然後在夜色掩護下躲藏到10米外的路基下隱蔽起來，只等幾個小時後京奉線列車開過時，按動手中的引爆器。

按照埃廷貢事後的說法，當時他已做好了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準備，如果炸車不成功，他也會挺身沖向張作霖。

且說張作霖乘坐的專車啟動後，大帥府保衛處長溫守善就始終未離開張作霖半步。

專車抵達山海關時，奉天留守司令吳俊升專程來此地迎候，並登車陪同張作霖返回奉天。

列車開出山海關後，張作霖先是和奉天司令抽煙聊天，後又召集莫德惠等人打起了麻將，一路平安順利。

6月4日晨，專車抵達皇姑屯車站時，奉天站的官員張景惠、劉尚清等都到車站來迎候。而張作霖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員則在奉天新車站敬候。

離開皇姑屯車站時，已是凌晨5時20分，這比密電中預測的時間大約晚了兩個小時。此時，張作霖乘坐的那節特徵明顯的藍色花車裡，有張作霖本人，還有奉天留守司令吳俊升、保衛處長溫守善，以及正從前節車廂里走過來的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

據倖存的溫守善著文回憶說：

早 晨五六點鐘，張和吳望着車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綠的莊稼，邊看邊談。正當這節花車穿行老道口前交叉點時，轟隆一聲巨響，煙塵滾滾，砂石紛飛紛，正好把這節車 廂炸碎。吳俊升腦袋上被扎進一顆鐵釘，當時就死了，躺在車廂一角。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我也受了傷，被塵土和碎板壓在下面。我急忙掙扎着爬起來，走到張 的跟前。張作霖當時沒死，內傷看不清，只見咽喉處有很深的一個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領襟，我用一個大綢子手絹給堵上了。然後由我和張學曾把張作霖抱到趕 來的齊思銘的汽車上。看樣子，張非常難受，已神志模糊。當時他還能說話，頭一句就問我： “逮住了嗎 ? ”我誆他說：“逮住了。”張問：“哪兒的 ? ”我說：“正在審問呢。”張說：“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說“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很顯然，由於他受傷後嚴重的腦震盪，神志不清，說的都 是囈語。

當人們把渾身是血的張作霖抬進大帥府時，他巳奄奄一息，之後，之後，胡亂說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便氣絕身亡了。此時是6月4日上午9時30分。

事後統計，這個由蘇聯特工一手策劃、埃廷貢親自實施的“皇姑屯炸車事件”，共炸死 53 人。除張作霖外，還有隨車的親屬、文武官員。另外，爆炸還使同車廂的保衛處長溫守善、衛隊團長於恩貴及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傷。

成功地“清除”張作霖後，蘇聯鼓動中西方媒體，借中國人對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關東軍的積怨，推波助瀾地把“兇手”引到案發地管轄人——南滿鐵路路段監護人日本關東軍身上。

在世人一片斥責日本的痛罵聲中，莫斯科總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兇手薩爾嫩、埃廷貢、維納羅夫等調回國內，並企圖永遠封鎖其中的內幕。

幾年後，當“皇姑屯爆炸案”的實施者已經被確認為日本人後，蘇聯黨政高層又秘密地重獎了自己的特工英雄，一如前面曾提到的：

——薩爾嫩因“忠實地完成了極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蘇聯英雄金質獎章，並破天荒地得到一塊足赤金表；

——埃廷貢因“極特殊的貢獻”，而被授予蘇聯政府最高獎章——“列寧勳章；

——維納羅夫則因參與“共產同際特殊使命”，而被保加利業政府授予“社會主義勞動勳章。

雖然參與暗殺張作霖的埃廷貢等人被蘇聯最 高當局一再告誡不得吐露任何有關消息，但是，若干年後，當這些功勳特工退休賦閒，就不願永遠保持沉默了。有時，他們會有所暗示地談論一下自己過去輝煌的功 績。比如，埃廷貢在 1975 年寫給蘇共中央政治局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的親筆信中，就有如下的敘述：

1925 年底，在受命去中國之前 ( 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執行特殊任務 ) 我被當時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外國部部長特里利瑟爾同志領到捷爾任斯基同志的辦公室。在那裡，捷爾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國執行特殊使命的決定。之後，他語重心長地向我贈言道：“去做一切對革命有利的事情吧 ! ”

當時，我就表示：“為了捷爾任斯基的贈言，我甘願到那裡去，獻出自己的生命。”

事實是：為了蘇聯共產黨與蘇維埃政權利益的需要，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

六、日本否認殺死張作霖

從史料上看，張作霖及奉系勢力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幾乎全是仰仗日本人的扶植。張作霖曾多次表忠：“我深知日本在滿洲有許多特權。日本方面如果對我有任何吩咐，我一定會盡力而為。”

從 1916 年袒護日本軍人的“鄭家屯事件”，到 1925 年以出賣東北利益為前提求助日軍打擊郭松齡，再到 1928 年 5 月應日本人請求連續訂立“日張密約”、“滿蒙新五路協約”、“滿洲獨立密約”等，張作霖一直在努力實現着自己”為日本利益”“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諾言。 日本人也把張作霖當做了忠實的傀儡。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雖然中國境內的軍閥勢力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北伐軍開始逼近張作霖所控制的北京，但是，即使這樣，日本人也不想徹底放棄張作霖。

1928 年 5 月，張作霖被迫退出北京之前，日本軍政上層曾有過如下討論為迅速調整被動局面，重整旗鼓，增強奉軍領導活力，張作霖的 的顧問土肥原賢二、松井七夫及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曾主張，讓張作霖淡出奉系軍界。而以田中義一首相為首的軍政決策層則主張“繼續與張作霖合作”，把他當作 日本武力威逼下的傀儡。當聽到東北地區關東軍個別人慾迫使張作霖淡出奉軍軍界後，東京首腦又以田中義一首相的名義於 1928年5月23日給日本關東東軍司令部發去密電，告誡：“不能強制張作霖下野。”

而在6月4日發生的“皇姑屯爆炸案”，東京方面極為震驚。當他們聽說案發地屬於日本關東軍所屬的南滿鐵路管轄區後，便急令日本關東軍速去現場調查，並儘快公布調查結果。

張作霖被炸後的4個小時，即6月4日上午 8 時許，日本相關人員到現場進行共同調查。

下面是中方交涉署科長關庚澤呈交給其署長高清和的現場調查報告：

張 作霖專列共 20 輛。被炸車廂在中部，即第 9 — 12 輛。第 9 輛車廂上部及門窗，均被石塊、枕木所毀，後部尤重，車身向北傾斜，後左軌道脫軌。車廂內發現男屍一具，查明系參謀長於國翰的車夫。第 10 輛大包車，是張作霖、吳俊升等所乘，車身幾乎全被毀壞，僅剩前門框，後部車輪脫落向右傾斜並有火燒痕跡。在這裡又發現焦屍一具，查明系山海公司飯廳僕役。 第 11 輛是飯車，破壞最重，所有機輪都已損壞，又遭火焚。車前北方側有女屍一具。第 12 車廂為睡車，前部損壞較重，也遭火焚。

上述情況證明：兇犯們操縱爆炸時間，十分準確地結束了張作霖的生命。

關於勘驗橋洞被炸情況：

轟落鐵橋一座、副橋兩座，南北兩側護橋石垛都被崩毀。現場證明是用炸藥爆破的，從破壞力估量，絕不是用手投擲所可辦到的。裝置炸藥地點，在石質橋座上方或鐵橋橋腳與橋座連接處，引爆使用電流。

6月4日上午10點30分，日本陸軍部發表“皇姑屯事件”聲明，以示清白。

6月12日，日本陸軍部用中日兩種文字發表 (( 關於老道口現場調查報告》。該報告除公布以上內容相同的調查結果外，質疑爆炸系國民軍便衣隊所為，並稱責任在於中方警戒不嚴，與日軍無關。

7 月 1 日，以田中義一為首的內閣做出決議：日本人與暗殺張作霖無關。但因發案地屬日本關東軍南滿鐵路管轄地段，所以關東軍負有守備責任。因此對相關人員給予了行政處分。如，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大郎被編入預備役。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恆與滿洲守備隊司令官水野竹三被撤職思過，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等被停職反省。對他們的處分文件上寫道：“這只是關東軍在警備上的一種疏忽。”

隨後，田中首相以“張氏案調查，關東軍幸告無罪”為結論，上奏日本人皇。

1932 年，國聯派出以英國勳爵李頓為首的專案組專程來華，調查“皇姑屯事件”。但數月後，竟一無所獲。李頓的結論是：“張氏遇害之責任，迄今無法判明。慘案內幕仍在霧中。”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之後，國際法庭對 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其間雖然岡田啟介主動招供，稱此案系日本關東軍河本大作等人所為，但是經各方專家長達三年的調研取證，以缺乏可信性和實際證據為由，決 定不對此案進行專門立案審理，從而做出結論：所指“案犯” ( 即河本大作本人 ) 不能列為疑犯，所以，“皇姑屯爆炸案”仍為懸案。

1937 年 6 月 3 日，張作霖去世 9 周年之際，日本政府為張作霖舉行了隆重送葬儀式。他們將其靈柩在奉天舉行“慰靈祭”後，由奉天開出一列專車，直達石山車站。參加人員除眾多的日本軍隊官兵 外，還有僧道、喇嘛等人。送葬行列擺了有一里地長。其中輓聯、花圈、萬民傘、萬民旗等儀仗齊全，由奉天陪送的僧侶鼓樂，以及由錦州迎接的僧侶鼓樂合在一 起，待靈柩起行時，一起吹打起來，場面甚是壯觀。

七、河本大作違心作證

長期以來，很多人都根據河本大作“我殺死了張作霖”的供詞，而認定“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關東軍上校參謀河本大作所為。其實，事實並非如此。該供詞實際上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師岡田啟介精心策劃完成的。

被解密的蘇聯軍情檔案有這樣一段敘述：

有 充分證據證明，首次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語出驚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關東軍河本大作等人所為的岡田啟介，已在去東京作證之前，就被蘇聯國家 安全部 ( 即克格勃前身 ) 所招募。其實，更早的時候，他就已經被藏身在東京的功勳特工佐爾格發展成蘇聯秘密情報人員。

岡田啟介， 1863 年出生於日本東京。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曾任田中義一內閣的海陸大臣，後接替首相職務，但任期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二?二六政變”，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趕下台。從此以後，岡田啟介的思想發生極大變化。

所謂的“二二六政變”，實質是日本的一次法西斯政變。

1936 年2月26日，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因不滿當時執政的以岡田啟介為首相的保守派政策，企圖取消議會政治，建立法西斯獨裁政府，以便更瘋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戰 爭政策。於是策劃指使日本陸軍內“皇道派” 20 名青年軍官，糾集 1000 多名士兵，在東京發動武裝叛亂。他們占領了許多重要行政機關，其中包括陸軍省和警視廳大廈，襲擊了首相官邸和其他元老、重臣、高級官員的住宅，殺死了內務 大臣、大藏大臣和教育總監等人，並向陸軍大臣提出所謂“兵諫”，要求成立“軍人政府”。

2月29日，政變在政府軍隊的鎮壓下流產，但是岡田啟介則被迫辭職。從此，他對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了強烈怨恨，尤其痛恨以海軍大臣山本五十六為首的法西斯極右勢力。

岡 田啟介的立場和思想變化，引起了一直關注日本政壇走向的蘇聯特工東京站負責人佐爾格的注意。而佐爾格來到日本的目的，就是在一定層次上建立間諜情報網。自 從 1933 年來到日本後，他僅用 3 年時間就在日本的新聞界、財經界、外交界、軍情界發展招募了數名秘密情報人員。這次他決心要乘岡田啟介遭遇打擊、思想變化之機，把他爭取過來。結果他成功 了。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岡田啟介終於同意與蘇聯合作。很快，他就把許多絕密的有價值的情報轉給了佐爾格。

他們相互配合、保護得很好，很隱蔽，直到佐爾格於 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絞死，別人都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當然，莫斯科總部的上層領導人最終掌握和控制岡田啟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1946年1月19日，當時的“東京盟軍最高統帥總部”發布了特別通告，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

由於該法庭聲稱，將會再次審理由前國聯李頓勳爵為首的專案組判為懸案的“皇姑屯爆炸案”，這就引起了蘇聯的擔心。為防止該案件的調查追查到真兇——蘇聯特工身上，蘇聯國家安全部決定主動出擊，讓已風光不在的關東軍殘兵敗將作偽證，承擔炸死張作霖的責任。

1946 年初，岡田啟介收到了一份來自莫斯科總部的密電：

請 在日本關東軍存活的人員中，尋找心理和精神狀態良好的弟子或屬下，把我們的對對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圖說清，使之同意：該案件系自己勢力所為。具體人員由您 來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為其準備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明：該爆炸案是由自己領導並組織實施 的。該“坦白者”及所準備公布的“坦白材料”，必須經НКВД ( 即蘇聯軍情外委會 ) 審核批准後，方能啟用實施。我們的目的，是只追求過程，不追求結果。請相信，在我相關人員的努力之下，該次審理將不會偏差。只要合作人員永不反悔，我們除 履行我們的義務外，還會永遠關照他的命運。

接到莫斯科的密電後，經過一段周密的思考與調查，岡田啟介選定了自己任海陸軍大臣時舉薦到日本關東軍任上校參謀的弟子——河本大作。他通過秘密渠道與對方取得了聯繫。

而此時正躲藏在中國華北地區且走投無路的河本大作，見到因此能受到強大的蘇聯軍情機關的保護，不僅能保命，且還能得到永久關照，就同意了岡田啟介提出的與蘇方合作的建議。於是就有了眾所周知的《我炸死了張作霖》的供詞。

但是，面對岡田啟介的舉報與河本大作的招供，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 專家們雖然做了深入研究與調查，還是認為他們的說法不能令人信服，且由於沒有佐證，所以決定不對“皇姑屯爆炸案”做專門立案審理。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 上述做法，被視作對“皇姑屯案件”的最後結論。那位被舉報而且已經“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視為無罪人員。

這一結果也正合蘇聯特工頭目“只追求過程、不追求結果”的長期隱瞞“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目的。

此書作者，指出由於日本對此類檔案，始終列為國家秘密，所以很難地得到另一方資料的佐證，目前只好暫付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