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五年(1577年)冬，在由江西通往嶺南的古道上，曾經出現如下一幕慘不忍睹的情景：一位年輕人拖着一條斷腿，徒步翻山，一邊走，一邊臀部的血在涔涔地流……
 
這就是時年26歲的新科進士鄒元標。這就是他彈劾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結果：廷杖八十，打斷一條腿，流放萬山叢中的貴州都勻衛。
 
熱血青年鄒元標為了他所崇尚的“氣節”，第一次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據同時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鄒元標的被杖是所有獲罪者中“最毒”的一個。大概事後有高明的醫生替他治療，剔去腿股上被打爛的腐肉，取來活的黑羊的膈肌敷上，再用藥縫裹，始得再生。但畢竟留下了終生殘疾，直到晚年，每逢陰天，股骨間還隱隱作痛，以致與人應酬時不能深深作揖。
 
在同一條流放官員的古道上，情節最相似的就是70年前的王陽明被貶貴州龍場驛丞。王因觸怒宦官劉瑾，被杖四十，貶至“萬山叢薄，苗、僚雜居”的龍場驛。有一天王陽明目睹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及一子一仆死於驛前的山坡上，便帶着兩童子去將屍體埋了，隨後寫下了名篇《瘞旅文》，文中，他嘆息那位小吏為了五斗米的俸祿，遠道赴任，卻不能持有樂觀的心態，以致半途而殞，還搭上了兒子和僕人的性命。於是發而為歌：
 
“連峰插天啊飛鳥不通，遊子思鄉啊不辨西東。不辨西東啊只有高天相同，雖是異域殊方都在環海之中。只要達觀隨處可家，何必非要是自己的老窩呢？靈魂啊靈魂啊，不要悲傷不要驚恫！”
 
當年輕的鄒元標拖着疼痛的腿行走在流放途中，他肯定不止一次想到了這位深心敬仰的前輩，使他在絕望中看到了曙光。“割不完的韮菜蔸，打不死的鄒元標！”鄒元標沒被杖死，沒有死在茫茫五千里路的長途跋涉，或正緣於有着王陽明這位精神導師的引領。
 
王陽明謫居蠻荒之地，一面教化土人，一面探究心學之大道，鄒元標也決意仿效前賢，渡人且渡己。之後他能成為江右王門的代表人物，顯然與這段貶戍經歷大有關係。
 
在都勻衛六年，鄒元標果然沒有虛度。陽明心學給他最大的啟迪，就是把宦海沉浮和人生功利看淡了，甚至，對張居正這個差點置他於死地的仇人，也不再那麼深深記恨了。
 
興許，他對當初遞交那份劾疏時的衝動、偏執，多少還有點後悔。
 
在那份劾疏中，他指斥張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進賢未廣”、“斷刑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周”、“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說得人家幾無是處。一個二十幾歲的毛頭小伙子，初出茅廬，也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怎麼說人家也是一位久經磨鍊、老馬識途的重臣啊！針對張居正父喪不奔的“奪情”之舉，鄒元標更是把對方罵了個狗血噴頭：“今有人於此，父親的後事不辦，父親死了不去奔喪，還自稱是‘非常之人’，這種人不是喪心病狂，就是衣冠禽獸！”話中夾帶着把皇上也數落了一通：你讓張居正奪情，道是因為老師要教學生功課，張居正要是突然死了，皇上難道就一輩子沒長進了嗎？
 
毋庸置疑，鄒元標與另四位在他之前因上疏參劾張居正而挨了板子的年輕官員，動機都是純而又純的(那四位其實還是張的門生或為張所器重的新進之士)。只是他們把“奪情”這件事看得太過嚴重了，認為是祖宗法度，事關萬古綱常，張居正位極人臣，反而不守常人的規矩，何以面對天下後世？ 這是一群懷抱理想主義的憤青，以“氣節”自負，位卑不敢忘憂國，以為正是到了考驗自己的時候，必須挺身而出，申明大義，力挽狂瀾。他們不明白道德、氣節這些東西與複雜的現實政治之間的關聯與區隔。
 
就為了內閣首輔“奪情”這點事，鬧得滿朝廷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奪情”風波的背後有沒有摻雜其它因素？不錯，本朝官員“丁憂”制度有“父母喪，守孝三年後起復”的規定，但也不排除因人因時因事而權衡方便啊。其時，張居正領導的有明一代最大規模的變法運動正棋到中盤，節骨眼上，首輔離任三年回鄉守喪，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一場事關國運的改革很可能中途變盤、前功盡棄！事實上，當時朝野正聚集起一股抗拒改革的力量，內外呼應，興風作浪，逼迫張居正去位。若從大局出發，秉公而言，首輔一人之私德與改革之存廢，孰輕孰重？
 
當然，事情鬧成這樣子，張居正等執柄者自身也有責任，採取高壓政策，箝制輿論，並通過台諫“請留”的方式為首輔奪情造勢，效果適得其反。大明王朝以“廷杖”摧殘士大夫的氣節和尊嚴，已然成為習慣，以為百試不爽，卻對那些真正的勇士毫無用處。張居正如此高智商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也陷入了盲區，可見權力足以使人愚蠢、使人耳目失聰失明。據說，鄒元標考中進士時，主考官將他試卷中的一些議論轉告給張居正，張亦頗表欣賞，說：“此子性剛直，可堪大用”。而當張居正看了鄒元標對自己的劾疏，也曾為之動容，嘆道：“此人不怕死，真是個奇男子！”甚至打算寬恕他，只是因為秉筆太監馮保不同意，未能免除處罰。但無論如何，此事因其而起，他是有責任也有權力折中調處的。張若地下有知，或也會後悔當初下手太狠。
 
年輕人壓而不服，唯有生活和歷練可以使之改變。
 
何以見出鄒元標對當初的行為有所反悔？六年後，即萬曆十一年，鄒元標奉詔回京，擔任吏部給事中之職，也是言官，職位不高，卻可行使干預朝政監督百官之權。張居正死後才半年，就遭到萬曆皇帝的殘酷清算。當時是滿朝皆罵張居正，包括他原先的盟友和門生。在朝臣眼裡，鄒元標儼然就是反張英雄，這時他卻沒吭聲，更不隨聲附和。有個叫邱橓(此公官居禮部侍郎，負責抄張居正的家，做得非常過分，把張的大兒子都逼死了，以致引起不少正直人士的非議)的看着都奇怪了，就問他為何不罵張居正，鄒說：“我當年參劾張居正，是出於公憤而不是私怨，更不是投機。”結果把這位邱大人也得罪下了，以為是譏刺他“投機”。
 
不過，從中仍可以看出，此時鄒元標對張居正改革的意義還是缺乏認識的，只是秉持他一貫的不為落井下石之事的做人原則而已。
 
而既然身居言官之職，在其位，謀其任，彈人糾事之際，又再斷激活並強化了他那種與生俱來的正義感和義憤。這段時期，他上了兩道有影響的奏疏，一道毀了別人，一道毀了自己。
 
劾禮部尚書徐學謨，指責其始結張居正，繼附申時行，不由常規，徑拜尚書，有違幹部制度。遂令徐致仕歸養(徐本人亦上表請辭)。
 
而據明史記載，徐學謨這人堪稱有德有能。早年任職方主事，權臣仇鸞受命築堡寨，多以私人冒領食金，學謨督此工役，盡去其弊。鸞大恨，竣工後，人皆有賞，唯學謨無獎。後出任荊州知府，皇族景王多以富饒地占為己有，荊州沙市亦在其中，學謨以其違先王制，不與。景王彈劾學謨抗旨，無人臣禮。有詔逮問，御史按實情，減罪歸家。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為“徐市”。
 
徐學謨與張居正交好，是張氏變法新政的積極推行者。張遭清算，徐為之不平，自然不能見容於時論。又因主持萬曆皇陵營建，因風水之爭，更被多方攻擊。鄒元標剛正不阿，眼中容不得沙子，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所謂不知世無以論人，失之偏頗，在所不免。
 
倒是徐學謨罷官後很想得開，似乎早已預料到有這一天，曾對人說：“近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官後就無家可歸。所以我在當年罷免荊州府後，就在老家建構了一處宅園，名曰‘歸有’。”他為此寫了《歸有園麈談》，其中多有妙語連珠。比如：“晉人以名理為清談，宋人以道學為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誚於豪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為文人者，僅可稱乎才子。”表示了對朝中一班華而不實的清流的不屑。“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為一切苟且。”“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六逆漸生，為居高者保持之念重。”對當時官場的頹風惡習看得更是透徹。
 
也許，徐學謨這樣的能臣在廉潔方面並非無可挑剔，他本人亦有一說：“當始仕而即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可用。”當官終富，富從何來？他未作解釋，而按明朝的正式規則，甚至迄至當今的政治制度，“當官不發財，發財不當官”才是正道。然而，自古及今，能夠恪守這樣的為官之道且終生不渝者，數得過來就是海瑞之類的幾個怪人而已。鄒元標誌在當清官，但他一生從政時間過短，所以史書也並未拿他與海剛峰並提。
 
明代言官對官員的監督，往往不是為黨爭所利用，就是失之於刻削而苛嚴。錯不在制度設計本身，而是由時代思潮促成，朝野各方均賦予言官過於沉重的道德壓力。而過於膨脹的道德優越感，必然扭曲言官們的價值觀和是非判斷。言官的一道劾疏，可以決定一個官員的去留，如若因此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那麼，制度的正能量也讓負能量消蝕殆盡了。
 
當然，在皇權統治系統內，言官通常又只是一顆小小的棋子而已，雖然“過河卒子”可資利用，但是被捨棄被犧牲也是常事。是以鄒元標又被自己的另一道不合時宜的奏疏打回了原地，只差沒再挨一頓杖板。
 
萬曆十二年正月，慈寧宮火災，皇帝詔令百官反省。有人將之歸罪於張居正餘黨猶存，應一律罷除，“勿容充位”。鄒元標則上書陳言：“臣曾經進無欲之訓，請陛下自省，果然做到無欲、寡慾了嗎？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為。’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此話說得不得體了吧？當時，萬曆皇帝正值青壯之齡，格外留意聲色游宴，認為元標是有意諷刺自己，惱羞成怒，就把他連降三級，貶到南京刑部照磨(掌管宗卷、錢穀的小吏)。在南京呆了三年，旋遭母憂，乾脆辭官捲鋪蓋回家。時年39歲。
 
青壯年的從政經歷談不上成功，卻為鄒元標贏得了氣節之士的巨大聲名。這也是晚明時期風靡朝野的一種價值觀體現。那個時候，皇權的潰爛，宦官的跋扈，文官集團的黨爭，乃至張居正以個人威權推動的正當改革，都成了助長清流士風高漲的推手。誇張的使命感同時使得清流們失去了理性、務實的自覺，尤其是對士大夫氣節，多數的理解既缺乏內涵，又呈絕對、孤立的傾向。事實上，鄒元標其時的作為，很大程度上乃出於個人性情、性格，甚少理論的深刻見識和實務經驗層面的把握。
 
有個小故事：鄒元標少時就讀私塾，當眾指出老師對一段古文解釋錯了，老師擱不下面子，戒尺伺候，把他手心打腫了，他就是不肯屈服。
 
元標初期從政遭遇，幾可視為兒時這段故事的放大版。
 
史載他“里居講學，從游者日眾，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所謂“家食”，就是說這三十年間，他一直不食朝祿，靠自己養活自己。
 
鄒元標三十年鄉居的謀生之道，就是辦學、講學。當然，這也是他平生最大 的一宗事業。他既要靠講學養活自己和家人，也要通過講學磨礪學問、傳播思想。據他老家《吉水縣誌》：“明朝，本縣建書院講學之風尤盛，萬曆十一年（1583），建仁文書院，內祀鄒元標及其弟子108人。”可見他對故鄉教育事業的貢獻。其間(萬曆十八年)，他還回到曾經流戍的都勻衛所，在當地開課收徒，據說場面熱烈，應者雲集，堪稱開教育撫貧之先河。
 
氣節，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中，顯示了它特殊的價值。可以想象出那樣一種情景，人們一聽到鄒元標的名字，便攜老挈幼聞風而至。元標教書，生源絕對沒有問題。所以，他的鄉居日子，應該過得不錯。他也有能力交結朋友，當時特別是與顧憲成、趙南星兩位著名清流人物來往密切，還組織了聯合辦學，共同開課。他本人因此躋身於“東林三君子”之列，並最終招來了閹黨的打擊。天啟二年，他回朝不久，便在京城集資創辦“首善書院”，與三千里外的無錫東林書院遙相呼應。魏忠賢以“宋亡緣於講學之風”為由，嚴厲鎮壓東林士人，禍及元標，不得不“疏辨求去”。受魏忠賢迷惑的天啟皇帝遂令其致仕歸家。
 
事實上，再一次回到朝廷的鄒元標，已完全不是從前的那個憤青。真正讓他成熟起來的不僅是年齡，更是三十年鄉居中對社會及對自我的體認和感悟。漫長而平淡的鄉居，對常人而言，無異是消磨精神稜角的鈍器，而對於鄒元標這種有抱負的士大夫，平靜無擾的歲月，正好是促使其思想之流無限生長和延伸的河床。
 
天啟元年(1620)四月，拄着拐杖的古稀老人鄒元標被召還朝，先拜大理卿，隨即晉升刑部右侍郎，後又改任左都御史，差不多是中紀委書記的角色，“典外察，去留唯公”，官員考察、去留升降由他說了算。但他卻讓一些人失望了，他身上的那股子銳氣、剛氣哪去了？呈給皇上的第一道奏疏，提出的竟然是“和衷”之說：“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就是說要講團結啦，要和衷共濟啦，特別是言官，論人論事要出以公心，要全面不要片面，不要輕信傳言，動輒上疏劾人哪。這哪裡是他三十年前虎虎有生的風格？他還明確提出要矯正朋黨之弊，對朝中大臣說：“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
 
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他居然提出要為那個打斷了他腿的張居正平反。上疏說，“張江陵功在國家，只是個人處事有過失，朝廷對他的批評，人死後就應該停止。稱他社稷之臣，是當之無愧的。”這讓他的一些東林朋友都大惑不解，有人甚至說他首鼠兩端，他亦不以為意。他的這道奏疏促成了張居正的恢復名譽，天啟二年，張居正復官復蔭。
 
其實，鄒元標能跳出個人恩怨，公正評價張居正的歷史功過，正是他長期來反覆觀察、思考後的認識超越。在野三十年，重登朝廷，鄒元標滿眼看到的是朝政日非，吏治腐敗，有一種山雨欲來、大廈將傾的預感，由此反觀當年張居正改革帶來國勢的蒸蒸日上，“沉浮半生，方知江陵（張居正）之艱辛也”。這是一個仁人志士的智性覺悟，唯有仁與智兩者結合，才能做出他這番可歌可泣的義舉。
 
從這一舉動中，也可見出鄒元標對自己平生崇尚的“氣節”有所反思。士大夫以氣節為立身之根本，但凡事不可偏執，過猶不及，若以道德高標為治國之戒條，悖離人之天性，除了誤事、誤人 、誤國、誤己，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在這個問題上，鄒元標不知不覺與他先前看不上眼的申時行走到了一起。申時行作為張居正的繼任者，因其穩重圓滑而備受清流的非議。而後世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對其卻頗有好評，認為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有深切的認識。比如，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於增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鄒元標的“和衷”之說，與申時行努力踐行的一套如出一轍。
 
這個帝國，可選擇張居正的有限度改革，亦可選擇申時行的曲意守成，唯獨不可取鄒元標早年信奉的理想主義。因為世俗的土壤中不存在道德高地。
 
經過三十年鄉居的“接地氣”，憤青鄒元標終於變得老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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