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紅色中樞》，中共黨史出版社，陳冠任著

1925年8月間，除陳獨秀之外，在上海只有瞿秋白和張國燾兩位中央委員，他們同陳獨秀一樣不熟悉中組部秘書尹寬，對尹寬比較了解的彭述之這時正在寶隆醫院養病。而事實上，陳獨秀和黨中央就是根據山東工作的成績作出調尹寬的決定的。

8月21日，黨中央決定將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上海區委，指定莊文恭、何量澄、顧順章、尹寬、鄭超麟、何今亮、李成(即李立三)等7人為上海區委正式委員，區委書記則由尹寬擔任;區委下設組織、宣傳、工農三個部;組織部由莊文恭、何量澄、顧順章負責，莊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負責召集會議，顧順章負責黨內工作;宣傳部由尹寬、鄭超麟負責，尹寬任主任(兼)，鄭超麟負責傳單和號外的出版印發工作;工農部由何今亮、李成負責，何今亮任主任並負責對內的工作，李成負責對外的工作。

尹寬從山東來上海後，人們去他住的地方時，就發現他的房間內有個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約不到20歲，長得並不漂亮。來人了，尹寬介紹了她的姓名：“這是王辯同志。”但他不介紹他們兩人的關係。姑娘不說一句話，只低着頭笑。不必等別人傳說，來人就能猜出兩人之間不僅是同志關係了。

果然不久，就傳出了一件大事：山東同志幾乎全體鬧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黨籍，說他“拐帶”王鳴球同志之女王辯逃到上海來。王鳴球本人則要帶刀來上海找尹寬拼老命。山東同志都支持王鳴球。

這位王鳴球，並不是別人，他是山東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在山東黨內，一般人只知道有兩位老同志，一位是王盡美，一位是鄧恩銘，他們都參加了黨的一大;事實上山東還有第三個老同志，他就是王鳴球。王鳴球比王鄧兩人年紀大得多，不是學生或初出校門的人，而是一個老先生。他是山東諸城人，是諸城有名的才子，詩詞歌賦都好，據說是清朝的秀才，他是濟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1922年由王盡美介紹入黨，與王盡美、鄧恩銘是山東的黨、團組織創始人，在山東黨組織中，他的威信與王盡美、鄧恩銘一樣高。

王鳴球老先生對女兒王辯很鍾愛，他為什麼給女兒取名為“辯”呢?在先秦，“辯”就是辯論術，即所謂“墨辯”。他希望女兒長大後不僅有學問，還要有口才，凡事作出結論要有根據，因此取名王辯。他特別愛女兒，把她當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紹到社會主義青年團來，受革命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託了很大的希望。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尹寬竟然“騙”走了她!山東歷來是禮儀之邦，受孔孟之道影響很深。王鳴球自然難接受自由戀愛這一說，因此女兒跟着尹寬“私奔”到了上海，他氣憤得快發狂了。不但老先生氣憤，山東黨內的同志們也不能接受，同樣很氣憤。然而，他們只顧氣憤，卻不考慮王辯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辯只是一個未見世面的深閨小姐，聽到一個壞人的甜言蜜語就跟着壞人走了似的。

事實恰好相反。王辯跟尹寬走，正是她本人的意志。

尹寬在山東每次在會議上講話時，王辯作為團員，如痴如醉地聽着，對尹寬表現出十分佩服的神氣。在她的心中，從莫斯科歸國的尹寬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化身，而且山東工作又開展得很好，她以為完全是尹寬的功績，由此產生了對他的崇拜。這一切尹寬也都知道，但也沒有挑明。當接到中央調他去上海的命令後，臨走前夕，他才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他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簡單的衣服，跟他去了上海。

王辯這一走，就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

結果，王鳴球和山東的同志一起把這個問題提到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面前。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歷來是贊成婚姻自由的，在了解事情的真相後，也不對這種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落後意識讓步，並且他還明確表態：支持王辯的自由戀愛。

王鳴球見陳獨秀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寬和王辯正式舉行婚禮，並且由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和團的總書記惲代英兩人出來做證婚人。這個讓步的要求，陳獨秀也沒有答應。於是，問題就掛在那裡了。

這期間，尹寬因為戀愛的事情氣得吐血了。他本來有肺病，吐血以後，王辯盡力服侍。但尹寬想到會由此一病不起，一天，他問王辯：“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麼?”

王辯搖搖頭，似乎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

最後，黨中央最後還是作了處理：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工作，王辯則去莫斯科讀書。

陳獨秀沒有開除尹寬黨籍，也沒有罷免尹寬上海區委書記之職，更沒有拆散尹寬和王辯的關係，但王鳴球和山東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對於去莫斯科讀書，王辯為了服從命令，解決由她引起的糾紛，勉強同意了。在莫斯科，不少國內去的女學生發生婚變，但她愛情專一，心裡念念不忘尹寬，好多男同志追求她，她都不理會。1927年秋末，她從莫斯科回國，中央派她和另一女同志去廣州工作。她們到達廣州時，恰逢張太雷等人組織廣州暴動，暴動的軍隊在馬路上站崗，她們從小旅館出來，拿介紹信及其他證件給站崗的士兵看，要求找“黨”。這時戰鬥正緊張，那些兵沒有理她們。暴動失敗後，她們回到了上海。這時尹寬已準備離開上海去蕪湖擔任安徽省委書記。他住在九江路口新旅社，不知道聽誰說王辯已來到了上海，但找不到黨，於是在一家報紙上登載一個尋人廣告，男女雙方都用的是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化名。幾日之後，他就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說你登報尋找的女人已給某某商店的小開騙去做小老婆了。尹寬拿着這封信給老友鄭超麟看時，哈哈大笑，說：“王辯不可能這麼蠢。”隨即就去了安徽。

王辯找到中央後，終於被派去安徽工作，受尹寬指揮。見面後，工作很忙，兩人雖同居一處，但沒有工夫回敘舊情，直到一天，稍有閒瑕了，尹寬才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同王辯兩人享受一下生活。可沒過多久，安徽黨的機關被國民黨破獲，王辯和另一個女同志被捕，尹寬支持一段時間後也逃回了上海。後來，王辯和另一個女同志被判了短期徒刑，關在安慶。

1929年秋，王辯出獄，來到上海，又找到了黨中央。這時尹寬和陳獨秀、鄭超麟等人正在進行托陳反對派的活動，中央組織部不放王辯去找尹寬，並且告訴了她理由。王辯堅持要同尹寬見面，結果，組織上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這時王辯已經有4年沒見尹寬了。她見到尹寬，就和他因為他做黨的反對派而爭吵起來。尹寬的好友、托陳反對派另一主將鄭超麟聽說王辯來了，便同妻子去看他們。他們到達尹寬家門口時，就聽見王辯正在和尹寬爭吵。王辯看見鄭超麟來了，立即拉着他和他進行政治辯論，反對他們搞托派活動。並且，她還鼓動鄭超麟的妻子擁護黨中央，反對老公們;結果，弄得鐵心做托派的尹寬和鄭超麟好不尷尬。

過了兩三日後，王辯便拋棄尹寬回黨中央去了。據尹寬說，那天有人來通知，說反對派某同志被捕，眾人恐慌起來。王辯一聽，說：“我當作托派被捕，太不值得。”就這樣走了。

這是後話。

在四大後一段時間裡，在中央組織部，兼職秘書尹寬在山東和上海，而兼主任的陳獨秀又忙於國共合作之事，組織工作有名無實，引起了工作上的許多不便。1925年9月下旬至10月初，四屆一次擴大執委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局報告議決案》稱“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是這些運動實際指導的中心”，“我們的黨已由小團體逐漸走到成為群眾的大黨”;為此，會議提出“在組織方面，自第四次大會直到現在，仍然比從前無甚進步;今後中央組織部應增加負責人員，不由總書記兼任，以免事忙忽略了指導的職任”。

但是，會議後，這種狀況還是沒有改變。

1926年9月20日，《中央局政治報告》稱“中央組織部尚無專人切實負責工作”。仍然是陳獨秀兼任部長，12月，周恩來擔任秘書。交通處交通員仍為石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