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各處架起鐵絲網，阻止難民湧入

用草蓆搭成的棚屋就是難民的棲息之所

    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場血與火的洗禮，戰爭期間，日軍鐵蹄踐踏之處，國土遭蹂躪，生靈被塗炭，人民被迫逃離家園，形成了數量龐大的難民隊伍。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全國難民已達2000萬，到1938年7月受戰爭直接威脅的民眾超過1億人口。日軍占領華北後，很多人紛紛將暫時還較為安全的上海租界作為逃難之地。

戰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內的人口超過300萬。戰爭初期，每天約有3萬人逃離上海，然而，隨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蘇等地的相繼陷落，上海的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到350多萬。上海的租界就成了上海戰區市民和外地難民避難的場所，僅八一三當天就有6萬中國人躲進租界。租界當局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難民本想拒之門外，但由於難民人流眾多，無法阻擋，只得將一些學校和公共場所騰出來，闢為臨時難民收容所。以後，隨着戰火不斷擴大，各地難民源源而來，租界當局也無力全部收容，許多難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馬路上棲身。據《立報》載，1937年10月初，上海難民不下130萬人，進入租界最高峰時達70萬人。經緊急疏散後，租界內人口略有減少。戰爭西移後，疏散的一部分人口去而復返，而江浙等地區人口大量涌人上海，致使租界人口又一次膨脹。1938年下半年，上海租界人口已從戰前的167萬猛增到400多萬。

大量難民的存在，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首先是這些人的飲食和住宿無法得到解決。難民舍多為日軍襲擊時倉促逃命，隨身攜帶的衣物和錢都是非常有限甚至身無分文，除偶爾獲得慈善機構的救濟外，經常忍飢挨餓，甚至沿街乞討。為爭奪一小份食物，難民中往往發生流血事件。有的難民長期沒有食物，只能賣兒鬻女。

住宿條件更是惡劣，大多數難民不得不露宿街頭。由於飢餓、寒冷與疾病，幾乎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在心理上，難民中人數最多的是戰區的農民、工人，他們離開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和工廠，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即使稍有資財的人，由於戰爭中物價高漲，生活也會日益窘迫。現實生活的壓力下，難民難免會產生意識上的危機，希望戰爭儘早結束，回歸家園，無形中影響了對持久抗戰的心理。因此，對難民的收容、安置直至教育問題都關繫到社會的安定乃至全國的抗戰。

日益嚴重的難民問題，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報紙、雜誌、廣播都曾長篇累牘地談論難民問題。

在社會輿論的督促下，國民政府決定成立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專職辦理難民收容、運輸、給養、保衛、救護、管理及配置等應急事宜。1938年初，又撤消難民救濟委員會，成立賑濟委員會，作為難民救濟的最高領導機構。在上海，市社會局長潘公展為抗敵後援會的救濟委員會主任，該會曾從危險區域運送難民，通飭各公私學校延緩開學，以將學校作為收容難民的場所；要求因戰爭停業的娛樂場所也改為難民收容所；潘公展還帶領工作人員到仁濟善堂辦公，指揮難民事宜。但是，國民黨政府在救濟難民事宜方面並未起到切實有力的作用，尤其是在上海淪陷後，更無從負起難民工作的責任。

社會救濟的社團，包括慈善機構、宗教團體、同鄉會組成的民間團體，或愛國人士成立的專門機構，在救濟、收容難民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位於新閘路的難民習藝所

    仁濟堂是上海一個有百餘年歷史、在社會上頗有名氣的慈善機構，它的主持人大多數是上海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全國抗戰爆發後，仁濟堂也被推進了全民族共同抗戰的洪流。1937年上半年，仁濟堂成立了“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簡稱“慈聯會”)，作為官民合辦的臨時組織，實際是為抗戰而救濟難民的機構。8月14日，在日軍炮彈的轟炸中，“慈聯會”設置了第一個收容所。8月l 5日，國民政府不再管理難民的救濟事宜後，“慈聯會”又下設了一個“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統籌辦理難民的收容、救濟工作。從8月14日到8月底，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積極設立了40餘處收容所。到1940年，先後共設置了50多處收容所，共收容難民50萬次。

為集中力量辦理難民事宜，上海開展了“節約救難”運動。上海各同鄉會組織了旅滬各同鄉會聯合辦事處，設辦理、遣送、收容、救濟四項。其他如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教會等團體，也都舉辦了難民收容所。至1938年上半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建立200個收容所。

為救助難民，上海開展了“節約救難”運動。1938年10月9日，上海節約救難委員會在香港路59號銀行俱樂部舉行成立大會。在會上，資產階級代表虞洽卿決定籌組上海難民救濟總會，提出了“上海人救上海”的口號，號召集中力量，為流離失所的難胞服務、請命。在中外各界的贊助下，18日，上海難民救濟協會成立，會址就設在廣東路90號三北公司三樓。上海難民救濟協會成立之後，積極統籌難民之居住、衣服、給養、醫藥、教育及其他救濟事宜之計劃，為籌集資金，還成立了勸募委員會，具體領導捐募運動。他們的努力，在維護租界治安，聯絡慈善團體，推銷救國公債，轉移部分學校、機關，收容難民，設立傷兵醫院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

為解決難民的糧食問題，各商界各同業公會舉辦“平糶會”。為此需籌集足夠的外匯，他們向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提出申請，孔祥熙撥匯l萬英鎊，並且指示免稅進口西貢米。該會通過銀行押匯，向西貢購辦洋米，由虞洽卿經辦的華倫洋行承運。如此先後運到洋米四五次，均由各米店出售，“孤島”難民能夠排隊挨號糶到每石20萬元的平糶米。

在救助難民工作上，很多個人也做出了重大貢獻。擔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常務委員的趙朴初，主持着異常繁重的日常工作。他不顧個人安危，冒着敵人的炮火，夜以繼日地救助、安頓、輸送難民。虞洽卿以他所經營的三北輪船公司，承擔了輸送難民的任務；上海工商界著名企業家蕢延芳擔任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總務組長，開辦了許多收容所；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等組成了上海難民教育委員會，擴大了難民教育的合法權利，為難民收容所的難民教育問題起了推動作用。

中國共產黨開始就對難民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認為難民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失業工人等基本群眾，必須加強在難民中的宣教和組織工作。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後，專門成立了難民工作委員會(簡稱“難委”)統一領導，很多黨員被安排到收容所當管理員或教師，積極組織難民政治宣傳教育與生產自救活動。在有黨員的收容所里，都舉辦了識字班、文化班，分成老年組、壯丁組、婦女組、少兒組等，有組織、有計劃地對他們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從識字班開始，就有《我是中國人》、《難民的話》等結合實際、通俗易懂的課文，激發難胞的愛國激情；文化班還組織學習社會發展簡史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舉行報告會、討論會。在文娛活動方面，組織難民教唱《義勇軍進行曲》、《抗敵戰歌》、《大路》、《打回老家去》、《大刀進行曲》等救亡歌曲，排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漢奸》等街頭活報劇。由於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收到了良好效果。

中國共產黨在難民中的工作，真正趕到了教育群眾、組織群眾、聚集積極分子的作用，先後有200多人加入共產黨，1000多人被輸送到了皖南新四軍，近2000人被送到了浦東、蘇南等游擊區、抗日根據地，還培養了一批黨政工作的人才，為近郊農村、工廠企業、武裝根據地的革命工作作出了貢獻。

（摘自《上海抗戰畫史》，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