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甫：爭議孫中山——愛國不愛國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25日07:58:0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內部參考-微信公眾號 2014-08-25 如何理解“愛國”和“愛國主義”？學者楊奎松教授的觀點尤為值得深思，“愛國”首先要確定的就是“這個國家是否是經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選擇，並事實上是經由人民自己來行使治權的，代表全體國民自己利益的國家。” ————————  無論是在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官方語境中，孫中山都具有極高的地位，我們歷來也被告知孫是“偉大的愛國者”。從推進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的角度上看，稱其為“偉大愛國者”並無異議。但以今人對“愛國”的理解，孫中山為達到推翻清政府統治而採取的某些手段，又算“不愛國”之舉，一些學者認為至少可以看作是“民族意識淡薄”。 革命起義尋求援助 不計代價 1894年，興中會成立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清政府當時在北方接連敗退，孫中山即決定利用清廷無暇他顧的機會，在廣州策划起義。1895年3月，孫中山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領事中川恆次郎聯絡，請求武器及資金援助，希望日本協助籌借槍炮25000支和短槍1000支。中川恆次郎在給日本方面匯報的信中說，“又因孫名文輩於暗中稱，須獲本邦支持，舉事打倒官吏，故目前當地支那人對我邦懷有敵意”。當時孫文也自稱“自澳門近傍運進兵器之計劃已成功”，廣州已有日軍計划進攻廣東傳言，孫中山在戰爭時求助日本並不得人心，孫中山在起義失敗後也說，“當初次革命之失敗後，舉國輿論莫不日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 1900年，義和團運動迅猛發展，八國聯軍侵華。孫中山“既恨滿清之無道，又恨列強之逞雄、聯軍之進北”，但認為時機再次降臨，策劃在廣州發動起義。7月17日，孫中山在日輪“左渡丸”上與革命黨人會商起義計劃。9月25日孫中山赴台，會晤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兩人答應在武器和軍人方面給予孫中山支持。 不過援助是有條件的，日本當時有侵占廈門的計劃。孫中山赴台之時，正是日本在列強幹預下作出停止在廈門的軍事行動決定後不久。後藤提出“若孫以己之勢力攪亂廈門，為（日本）製造（割讓）的藉口，使（日本）占領廈門，之後當可援助武器”。據與孫中山同去台灣的日本人平山周回憶，孫中山是答應了的，“孫中山為了再造支那全國，不得不許諾割讓廈門一角，兩者合作於此成立”。“藉口”後藤都替孫中山想好了，讓起義軍攻打廈門搶劫“台灣銀行分行”地下室的兩三百萬銀幣，如此日本便能“接管”廈門。孫中山也實際照此計劃的，在“對鄭士良指示軍事方略”中，將起義地點由廣州改為惠州，並且起義後隊伍向廈門進軍，不過起義失敗了。 “出讓滿蒙”問題 多位日本學者研究表明，孫中山在不同年代、不同場合都曾同意將滿蒙出讓給日本。 據黑龍會創始人內田良平在1932年回憶，早在1898年，孫中山就曾對他說，革命成功後清政府必將逃奔滿洲，以俄國為後援。而新政府將於日本結盟抗擊俄國。“本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 1906年，孫中山遊說日本朝野人士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目的在於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故日本亟應援助革命黨。” 1907年，奕劻致電伊藤博文要求日本驅逐孫中山出境，伊藤徵詢內田良平的意見，內田表示：“自前年以來，孫文屢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 日本《東亞先覺志士記傳》記載，1900年惠州起義前，孫中山曾拜訪日本婦女界著名人物下田歌子，請她協助籌措軍費。下田要求“革命成功之日，須將滿洲讓與日本”，孫中山也回答“可以”。 在辛亥革命之後，一些日本資料中孫中山也有過類似想法。如1913年春訪問日本時，日本政治家桂太郎表示將來日本人口增長，除向滿洲發展外別無他法，問孫中山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滿洲成為樂土。孫中山對此同意。以上這些材料大多屬於當事人回憶，並非出於一人，作者記憶或有訛誤，但不至於無中生有。而更有史料價值的證據，應該是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一份1912年2月3日的電文。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急需一筆巨款以作軍費開支，籌劃北伐。1912年l月，黃興致電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縣有朋獲悉後指示三井財閥的益田孝，讓他藉此機會與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益田孝將此任務交給森恪，2月2日，森恪赴南京與孫中山談判。在會談中，森恪以提供一千萬元借款為餌，誘使孫中山同意租借滿洲。2月3日會談之後，森恪致電益田孝，電文中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並表示借款之後，孫中山與袁世凱議和即中止，“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洲之密約。” 關於孫中山“賣國”，還有一份爭議非常大的《中日盟約》。這份日方史料的簽字、印章真假問題就引起持久討論。1915年1月，日本以贊成袁世凱稱帝為誘餌，要求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有資料顯示，孫中山於2月5日與陳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純三郎等先行訂立了《中日盟約》，共十一條，與“二十一條”內容相近。有人認為這份盟約是日本方面故意偽造來要挾孫中山的。 如何理解孫中山的“不愛國” 這些言行不論是真是假，從孫中山的思想和當時的歷史環境去分析，也是有根據的。當時孫中山首先考慮的就不是“愛國”與否的問題，而是要推翻滿清。革命的最高目標就是奪權，但在自身力量不足時想要奪權，必然需要一些外部力量。而日本正是孫中山所看重的外部力量。孫中山對日本有一種掩飾不住的敬佩，但他也並非沒有察覺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只是二者權衡之間，推翻滿清尤為首要之事。孫中山還長期抱有“大亞洲主義”思想，為了振興亞洲，甚至有過撤廢中日兩國國界的念頭。 1906年制訂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稱“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從中可看出，滿族和滿洲地區都被革命黨人排斥在“中國之外”。孫中山遊說日本朝野人士也稱，“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當時的《民報》上不少作者也稱“滿洲人非中國之人民”、滿洲國“在建國以後為中國之敵國”。孫中山革命也是要恢復滿洲入關之前的明王朝的情形，並不含滿蒙地區。 既然滿蒙地區在孫中山看來不是“中華”領土，因而將其租讓給日本人，自身無損又獲外援，何樂不為呢？ 不過，革命成功之後，孫中山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張，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稱，“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912年8月，孫中山對《大陸報》記者也明確說，“滿蒙實有不可收拾之勢，目下不得不暫待時機。數年之後，兵力充足，領土自可恢復。”可見，革命成功後的孫中山，也已將滿洲視為中國領土。 而“五四運動”之後，孫中山對日態度又起了新的變化。孫中山開始公開聲討“二十一條”以及《馬關條約》，斥責日本占據膠東半島，還要求日本應於旅順、大連25年租期滿後（即1923年以後）“退出滿洲各地”。 由此，如何理解“愛國”和“愛國主義”？學者楊奎松教授的觀點尤為值得深思，“愛國”首先要確定的就是“這個國家是否是經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選擇，並事實上是經由人民自己來行使治權的，代表全體國民自己利益的國家。”不過，從孫中山至今，我們可能也沒有機會判斷和定義。 （參考資料：狹間直樹，《中川恆次郎報告孫中山革命活動的信》；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楊奎松，《孫中山到底愛國不愛國？——兼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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