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鈎：宋代的戶籍制度與社會流動性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26日12:30:2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騰訊 大家 2014-08-26 儘管有些姍姍遲來，不過在這個人心燥熱的夏季，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到底還是端出來了，改革的力度看起來還不算小：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區隔，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這意味着，施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城鄉二元戶籍制，終於宣告退出歷史舞台，今後居民的戶籍將不再區分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 將居民戶籍劃分為城市戶口、農村戶口，倒不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早在一千年前的宋王朝，就出現了獨立的城市戶口，稱為“坊郭戶”，與“鄉村戶”並立。凡居住在城市的官員、士紳、商人、小商販、城市手工業者、僱傭工、一般居民，都登記為“坊郭戶”戶籍。 宋代“坊郭戶”的出現，乃是城市化進程加速的產物。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城市人口率最高的一個時代，彼時的“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學者的研究顯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僅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15.4%。隨着城市化的擴展，一個龐大的市民群體正在形成當中，如此，將“坊郭戶”獨立登記在簿才成為可能。 這種在城市化進程中應運而生的“坊郭戶”與“鄉村戶”並立，跟後世的城鄉二元分割制度並不一樣。在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下，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是兩個封閉的系統，兩者之間不允許自由流動，從一個系統進入另一個系統，需要通過嚴格的審批。這便是所謂“二元分割”的特點。事實上，上世紀50年代確立城鄉二元戶籍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限制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而宋代的“坊郭戶”與“鄉村戶”並非彼此孤立的封閉系統，恰恰相反，它們接納社會的流動性，並不禁止國民的自由遷徙。 宋代是社會流動性非常明顯的時代，去年我曾在騰訊?大家撰文介紹過宋王朝的流動性（見《流動的宋朝》一文）。宋朝人自己也觀察到，他們身處的時代，跟往昔很不一樣，往昔幾乎沒有人口流動，如今（宋代）人口流動已成社會常態。 宋神宗時，程頤說：“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遊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程頤的同僚曾布也告訴宋神宗：“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對於人口大量地、頻繁地流動的趨勢，程頤似乎有些悲觀，曾布則表現得比較樂觀，但他們的事實判斷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宋代之前是一個靜態社會，人們基本上都呆在家鄉老老實實種田；他們所處的宋朝卻是一個動態社會，很多人都成了游食於城市的浮客。 面對社會流動性大增的時代變遷，宋王朝的戶籍制度也出現了歷史性的改變：從“強化人身控制”向“允許自由流動”轉化。 宋代之前，比如盛唐之時，政府是不允許人口自由遷徙的，“軍府之地，戶不可移；關輔之民，貫不可改”。人們平日要出個遠門，需要向戶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請一份通行證，稱為“過所”。經過關卡、城門或者向旅店投宿時，都要檢查“過所”，沒有“過所”而擅自出行者，抓起來治罪。我看過不少武俠小說以盛唐為時代背景，其實大俠們要是在盛唐時闖蕩江湖、行俠天下，那是相當麻煩的，首先你得申請到通行證，否則寸步難行。 宋代之後，比如明代初期，朱元璋也建立了一個限制流動性的靜態社會：全國人民按不同職業登記成不同的戶籍，如民戶、匠戶、灶戶、軍戶，這些職業戶一經劃定，不得更改，世代相承。民戶被要求呆在戶籍所在地，種田納糧，不得游食四方。整個社會仿佛是凝固的。商民出趟遠門，也必須申請通行證，叫做“路引”，性質跟唐代的“過所”差不多。洪武年間，有一居民因“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情急之下，沒有申辦“路引”就出門了，結果被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查，發現沒帶“路引”，“送法司論罪”。直到明代中晚期，隨着朱元璋體制的鬆懈，戶籍制度的人身控制逐漸鬆弛下來，社會才恢復了兩宋時期興起的流動性。 只有宋朝，自始至終都沒有強硬限制社會的流動性。宋朝人出行，不再需要通行證。城市是開放的，人們來去自由。我們展開北宋汴京風情長卷《清明上河圖》，便可以看到，汴京的城門敞開，並無一個士兵把守、盤查出入的行人。大量的農村人口可以自由地湧入城市謀生，如那些遊方藝人，“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伎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貲”。未聽說他們需要申辦通行證，更未見他們被城市驅逐出來。程頤說在汴京游食的浮民“數逾百萬”，這個數字顯然有些誇張，但說“數十萬人”則是沒有問題的。 對於那些流寓他鄉的遊民，宋政府還是比較尊重他們的選擇權，要求各州縣“毋得強逐”，允許不願歸鄉之人居留。流動人口只要在流寓之地定居下來，有正當的職業，那麼到了編造戶籍的時候（宋代戶籍為每三年登記一次），便可入籍當地。比如南宋紹興年間，大批來自西北的遊民寓居南方，朝廷便要求諸路州縣政府，到了“造簿”之年，給予西北流寓之人入籍。 當時臨安府也有大量外來人口，“數倍土著”，其中不乏“富室大賈”。紹興二十年，為臨安府每三年一輪的編造戶籍之年，這批外來人口也得以跟土著居民一樣，“推排等第，各已注籍”。所謂“注籍”，即編入臨安“坊郭戶”戶籍；所謂“推排等第”，是指宋代戶籍制度的一個慣例：“坊郭戶”以家庭財產之多寡，劃為十等，作為確定徵稅稅率的依據，富者多征，貧者少征或不征。 紹興二十一年，朝廷下了一道詔令，要求臨安府根據居民戶等，給下等戶蠲免“和買役錢”（向城市居民徵收的一項稅收）。臨安府一核算，覺得如果完全蠲免“和買役錢”，財政壓力很大，所以提出只減免剛取得臨安戶籍的新移民的稅負。結果，臨安府的土著居民鬧了意見，說這不公平，憑什麼啊？最後，朝廷採納一位官員的建議，“並與蠲免”臨安府土著與新移民的“和買役錢”。 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稱：“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宋代的社會流動性顯著增強，這也是近代化的表現之一。從戶籍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一項符合近代化方向的戶籍制度，必須能夠適應與激發社會的流動性。——這裡的流動性，不單指橫向、空間意義上的流動，即遷徙自由；也包括縱向、階層意義上的流動，即社會結構不可固化。當戶籍制度與社會流動性形成良好互動，社會才顯出活力，商業才得以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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