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 2014-09-10

關於中國、美國、英國在二戰期間如何並肩作戰這一題目的寫作根本就沒開始過。在歐洲，法國和德國從戰時最不共戴天的敵人變成了戰後的朋友，兩國歷史學者緊密合作；而中國和西方歷史學者遲至最近幾年才開始一起研究這段歷史。

關於中國、美國、英國在二戰期間如何並肩作戰這一題目的寫作根本就沒開始過。在歐洲，法國和德國從戰時最不共戴天的敵人變成了戰後的朋友，兩國歷史學者緊密合作；而中國和西方歷史學者遲至最近幾年才開始一起研究這段歷史。

在上海遇到拉納·米特（Rana Mitter）教授，是在他的新書發布會以後，書的標題叫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7月）。

相比之下，美國版的標題來得更加確切一些，叫做《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戰1937-1945年》。

怎麼會被遺忘的

誠然，在1937-1945年，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員，確確實實就是美英等國的盟友。

米特教授來自英國，是牛津大學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本書不僅在英國出版，也在美國有一個版本。

至少在我看來，這就是本書最引人注目之處：一個英國人，願意耗時十年輾轉多國埋頭解密檔案進行研究，只為試圖告訴英美等國讀者，他們國家在二戰期間有過一個盟友，只是從一開始就不那麼為他們國民所熟知，後來因為各種原因，這段並肩作戰的歷史乾脆就被遺忘了。

不過，當我完成採訪，首先想到的卻是這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這句話出自一個歷史人物。基於米特教授的採訪，我意識到這話有一個附註：人民是複數名詞，於是，我們可以預計，在“歷史”這個文件夾，我們將看到的，是每個人從各自角度出發的觀察，必須把每個人的版本收集起來，才有可能還原歷史的現場，了解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正是因為英美等國人民分別有着他們自己的視角，所以，中國這個戰時盟友的抗戰歷史就被放在一邊，中國這個盟友一不小心就會被遺忘。

情況有多糟？

米特教授是這樣說的：對西方人來說，二戰中的中國是最後一個沒有被講述的偉大故事，我們了解很多關於德國、日本在亞太，甚至還有俄羅斯的情況，但中國在二戰中的故事在西方就沒有真正被講述過。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多數人，比如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其實還有中國人自己，往往傾向於專注自己國家的故事。

以米特教授自己為例，他是在英國長大的，從小就聽到很多關於英國人如何英勇抵抗納粹德國的故事，在這些故事當中很少聽到其他國家在做什麼。

而冷戰在二戰結束以後的突如其來，也在客觀上加速了中國的二戰故事從西方歷史消失的進程。

當然，叫同盟國感到措手不及的，首先還是日本的投降。

1945年2月，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作為歐洲戰場戰勝國在蘇聯雅爾塔舉行會議，簽署協議要將戰後歐洲分為兩半。但這樣一份全面協議沒能在戰後亞洲出現，亞洲不能在一份協議的基礎上邁過戰爭這道坎而向前走，戰後亞洲與戰後歐洲從一開始就有了差距。

這是因為，日本以外的人們普遍沒能預料到，美國向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加上蘇聯威脅出兵中國東北，就能促使日本投降，而不是繼續打到1946年甚至1947年才能結束戰事。

二戰提前結束當然是好事，問題在於，中國內戰緊跟着就爆發了，即使美國派出剛剛在二戰贏得巨大聲譽的馬歇爾將軍前來斡旋也無濟於事。

用米特教授接受採訪時的話說就是，“這個剛剛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國家，現在自己打起來了。”

作為中國讀者聽到這裡會感到遺憾麼，當然了。

更加遺憾的是，接下來還有朝鮮戰爭：1950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成為對手，這時，距離新中國成立剛好一年。

“五年前還是抗日的盟友，此時卻成為了戰爭的敵對雙方。”

而在此前，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確定了新中國的“一邊倒”外交政策，重點在於聯合蘇聯。

以上兩個觀察源於另一個外國“中國通”的一本關於中國的專著，這位中國通甚至有個中文名字，叫作馬克林（本名Colin Patrick Mackerras），來自澳大利亞，1964-1966年在北京任教，專著題為《我看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

從領導人的一篇文章看到新中國的外交政策，馬克林實際上也給出了他觀察中國的角度和方法。

朝鮮戰爭因此可以看作親蘇外交政策的實踐，中國在蘇聯協助下與美國作戰。

中蘇同是共產主義國家，為什麼當時的美國可以承認蘇聯，卻不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跟雙方都有關，米特教授認為。

美國不太可能承認一個剛剛通過推翻美國一個盟友而奪取政權的共產主義政府，而中國也明確表態要“一邊倒”，倒向蘇聯，問題就變複雜了。等到中美之間爆發朝鮮戰爭，決定兩國命運的就不再是外交，而是戰鬥。假如朝鮮戰爭沒有爆發，歷史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樣，中美可能不會在超過二十年時間裡不存在外交關係。

結果，二戰過後，由美國牽頭、多個國家聯合簽署與日本有關的國際條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1951年9月），作為戰勝國中國代表簽字的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排除在外。

這就給延續到現在的亞太地區一些緊張局勢埋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作為歷史學者的米特教授指出，隨着中美兩國在朝鮮戰爭成為對手，兩國學者沒有機會交流、政治家不再居中斡旋；在歷史研究領域，美國的歷史學者沒有辦法到中國親眼看看有關史料，中國的歷史學者也不可能訪問美國，看看美國的圖書館裡都有些什麼材料，可以說，關於中國、美國、英國在二戰期間如何並肩作戰這一題目的寫作根本就沒開始過。這跟歐洲的情況大不相同：在歐洲，法國和德國從戰時最不共戴天的敵人變成了戰後的朋友，兩國歷史學者緊密合作，而中國和西方歷史學者遲至最近幾年才開始一起研究這段歷史。

戰後亞洲：不一樣的觀點

能不能說朝鮮戰爭來得不是時候？

“在我看來就沒有哪一場戰爭來得是時候，戰爭都是錯誤的。”米特教授說。

不過，即使這是人類的共識，但對同一場戰爭、同一個敵人，不同國家的看法也可能不一樣。

比如，米特教授就說，中國人對二戰的記憶到現在依然非常駭人，南京大屠殺、重慶大空襲、細菌戰，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戰爭罪行。

對朝鮮人而言，無論是南北朝鮮，在很多方面，日本的戰時形象也很恐怖。

但在亞洲其他地區就未必如此。

比如在印度，獨立運動領導人蘇巴斯·錢德拉·鮑斯選擇與日本攜手抵抗英國，在二戰期間沒有站在盟軍這邊，反而對日本敞開大門。但他直到現在依然被印度視為英雄，加爾各答機場作為印度東部最大機場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這是因為對當時的印度而言，反抗英國殖民者才是頭等大事。

至於菲律賓、印尼或緬甸，日本的占領並不總是受歡迎，卻也不像在中國這麼充滿敵意，所以，戰後亞洲的一大問題出在亞洲沒有一個一致的關於日本的記憶。

即使在日本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

最好的例子就是，世人最早得以知曉南京大屠殺這一最可怕的二戰戰爭罪行，其中一個非常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1930年代奔赴中國採訪倖存者的日本記者在日本主流媒體《朝日新聞》發表的報道看到的。這是日本人在揭露日本戰爭罪行這方面做出的重要貢獻。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許多記者、教師、教授、政治家全面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行，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此開脫。

但確實也有政治右翼人士試圖最小化日本戰爭罪行的影響，有人乾脆予以否認，有人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他們沒有否認，卻爭辯說從某種角度看這些罪行跟其他地方的案例沒什麼不同，這就給承認當時犯下的戰爭罪行造成了阻礙。

同時應該承認，這一爭論在日本本土也是非常激烈的。

說到底，如果日本要跟自己的過去達成和解，像戰後德國所做的那樣，邁過歷史這道坎，這問題就要繼續討論，這一爭論也要持續下去。

關鍵在於，將日本人比作一個整體，認為他們只有一個觀點，這不僅不準確，更不利於增進理解。

這讓我想起今年2月在日本訪問，留意到書店裡有很多新出的歷史著作，各有各的着眼點。

電影人也不例外，比如2013年下半年日本出了兩部關於二戰期間日軍著名零式戰機的電影，分別是《起風了》和《永遠的零》，對戰爭的觀點就不太一樣。

這還是我拜訪的一位日本學者告訴我的，當時我以為關於零式戰機的新作只有我知道的《起風了》這一部，他說不是的，還有另一部。

而在今年6月新加坡舉行的亞太國防部長論壇“香格里拉對話”上，當日本首相在開幕式做出對中國並不友好的講話，中方代表團就召集現場中國媒體談了看法，其間不忘提醒我們，做報道的時候要注意這只是日本一些人的言論，中方反對的是這些人，不能簡單用“日本”指代他們。

反過來，因為亞洲各國對戰時日本的看法並不一致，跟歐洲不同，歐洲各國一致反對納粹德國，會不會有助於我們理解，《舊金山條約》為什麼能在排除中國的情況下簽署？

因為沒有中國參與，這份條約就只代表一部分亞洲國家對日本以及二戰的態度，不能代表亞洲，也起不到《雅爾塔協定》在戰後歐洲起到的作用。

而當中國被排除在外，中國作為一個盟友的並肩作戰史就被遺忘了，轉變為一個政治不方便話題。

進入2014年，中美建交三十五周年，米特教授說他希望通過這本書帶給美國讀者一個信息：承認中美曾經在二戰期間並肩作戰，有助於促成中美進行更加坦誠的對話。雙方都要認識到，他們在太平洋都有一席之地，誰也不能把另一方排除出去。相反，他們應該找到一種現代關係，能夠適應二十一世紀。

“研究歷史的意義就在這裡，在於找出過去發生問題的根源所在，以及今天可以怎麼避免重蹈覆轍。”

當米特教授用這句話結束採訪，我想到的是，幸好還有人像他這樣願意專心研究歷史，哪怕研究者各有各的角度，卻都在為“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名言提供支持。

沒有研究就是遺忘。

明年，2015年，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如果日本再拿出新的歷史著作，繼續為本國戰時行為爭辯，我們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