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写王实味 |
送交者: 夏雪冬雨 2012年09月10日07:17:5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一)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 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沉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 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 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 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 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 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 休,却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般规律而外,邓颖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间即 将我认出,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 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着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 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 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着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 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 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旋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 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 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 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艺 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着女学生情人的—— 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 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 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 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 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 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 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 情。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 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 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 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着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 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 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 “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 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 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 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已经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 人”云云。
附记 --马天仁戴晴说的东北学生,是赵侗将军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赵将军与日寇苦战7年,没有死在日寇手里,却被CCP偷袭,其妹赵理智也一同罹难。其母 赵洪文国,是著名的“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为抗日殉国,而赵老太和幸存的四子赵连中亦也因戡乱而牺牲。满门忠烈,千古景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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