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5日Wall Street Journal登載了一篇可能贏得巴西總統大選的社會黨黑人婦女候選人Marina Silva的長篇報道。華爾街關心的是世界第5大人口、第7大經濟體的政治走向，但我讀完603頁長的歷史研究Anarchists and Communists in Brazil, 1900-1935[1]，了解到現在巴西的三大政黨（工人黨、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都起源於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很欣慰雖然沒有享受直接的政治成果，巴西安那祺主義的奮鬥犧牲畢竟沒有白費。

在巴西的第一（老）共和期間（1889-1930），大量從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國移民來的勞工帶來了那時在歐洲興起的安那祺主義，主導了巴西的勞工運動，也極大地影響了巴西的共和政治。1895年巴西的第一次成功的五月節（五一節）就是由意大利移民組織的（第11頁）。國際歌由此成為勞工活動的主旋調。1900年以後，安那祺主義者們開始組織行業聯合會（第12頁）。就像在南歐那樣，巴西的勞工運動受巴枯寧、克魯包特金的安那祺主義影響，至少在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年）以前，“巴西人對馬克思的觀點很少興趣”（第10頁），沒有馬克思的國家社會主義信徒（第5頁）。1906年4月，巴西第一屆勞工會議召開，來自Rio地區15個組織、聖保羅地區10個組織的30個代表出席。他們沒有組織成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黨，而是按照安那祺主義的原則向法國工聯主義組織CGT那樣成立了巴西勞工聯盟Confederation (COB)，因為勞工們在“政治和宗教意見上”如此分歧，只有在經濟利益上所有勞工階級“才有堅固的意見和行動基礎”（第19頁）。1907年5月、1908年相對成功的罷工就是以縮短工時（10小時）等經濟利益為主要訴求的（第22頁）。

可以想象，勞工運動的高昂必然伴隨着政府（警察）的鎮壓強化，1907年就有132人被驅逐出境（第22頁）。除了巴西相對脆弱的國家（軍隊）、政黨，安那祺主義日常面對的敵人是在南美大陸勢力強大的天主教會，這在宣傳教育方面特別突出。1908年正式成立後的COB積極組織活動，首先就是抗議西班牙政府處死自由教育提倡者Francisco Ferrer（第24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系列運動和宣傳活動中，巴西安那祺主義產生了自己的理論家、詩人José Rodrigues Oiticica (1882-1957，左圖)和宣教士Edgard Leuenroth(1881–1968，右圖)。Oiticica回顧道：“沒有一天不去宣講”（第31頁）。1917年6月，由Leuenroth出版的周刊A Plebe成為巴西安那祺主義最有影響力的工具（第53頁）。他們在安那祺主義運動被鎮壓、被遺忘之後，還終生不渝地堅持安那祺主義。

1917-1919年巴西的勞工運動達到高潮（插圖為以安那祺主義黑旗先導的1917年罷工）。例如，1918年11月18日在聯邦特區就有6千紡織勞工響應號召罷工，受俄國革命影響的勞工們也到兵營散發傳單，號召“勞工的兄弟們”一同成立“士兵、勞工委員會管理公共事務”（第74頁）。1919年五月節的罷工在聖保羅確立了八小時工作制。巴西政府一方面在經濟訴求上對勞工讓步，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借對德國宣戰的機會大肆鎮壓安那祺主義者，把他們抓緊集中營、拷打中心，並大量驅逐出境（最活躍者主要是移民）。

1919年6月21-23日“第一屆巴西共產黨會議”在Rio召開，它實際上是“整個巴西安那祺主義的代表大會”（第88頁）。從此也開始了在共產黨外的安那祺主義者與巴西共產黨的論爭、受安那祺主義影響的巴西共產黨與莫斯科的鬥爭。二十年代以後，隨着一系列勞工法改善後，勞工作為社會運動主體的地位淡化下來。例如，聖保羅州1919年經歷了37次罷工、1920年經歷了13次罷工，在1921-1929期間才經歷47次罷工（第540頁）。被政府殘酷鎮壓的安那祺主義被迫退出政治舞台，A Plebe 1927年8月關閉後，直到1932年後期才開始重新發行（第495頁）。但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共和黨、代表小業主和知識階層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作為政治力量雖然在表面舞台上活動，政治鬥爭的焦點讓位給軍隊裡興起的Tenente（葡萄牙語：初級軍官）叛亂，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稱為Prestes縱隊1200人（第246頁）從1924年10月到1927年2月曆經5萬里的長征。受到安那祺主義、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年輕軍官們不滿被地主階級把持的腐敗上級軍官和政府，但也不屬於勞工階級。Prestes縱隊沒法推翻中央政府，也得不到地方民眾的支持，但避免了被消滅的命運，進入玻利維亞，至少起到了宣傳鼓動的作用。最後，軍隊的介入導致了所謂1930年自由聯盟革命，把（文人）Vargas推上台前，結束了已經腐敗不堪的名義上的共和。許多參與叛亂的軍官得到提升，但Prestes和少數隨從卻加入了巴西共產黨，聽命於第三國際。

Oiticica和Leuenroth等少數知識分子在安那祺主義運動被鎮壓、被遺忘之後，還終生不渝地堅持安那祺主義。在他們逝去四十年後，當巴西的名不經傳的小城Porto Alegre連續在2001、2002、2003年承辦具有典型安那祺主義特徵的頭三次會議世界社會論壇[2]（加上第五次2005年），整個世界突然在巴西再發現它一個世紀前的安那祺主義傳統。如果沒有安那祺主義前輩的奮鬥犧牲，巴西民眾可能更晚、更少地享有八小時工作制、新聞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在幾乎相同時期經歷過類似由安那祺主義洗禮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革命鬥爭的中國，至今還沒有得到巴西民眾享有的新聞/言論自由、多黨制等近代政治文明，更呼喚安那祺主義社會革命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