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作者：茅民）第四篇 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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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汪精卫投敌

 酝酿“曲线救国”

到1938年年中，抗战已进行一年多了。对于一年多的抗战经过，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 看到的 是日军轻易横扫中国半壁江山、国人惨痛牺牲。他本来就认为 抗战必败、只能和平救国，曾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现在中国已失去半壁江山，汪精卫更认为 自己的“曲线救国”的理念是合理的。   除了汪精卫，国民党内部 持和平救国观点的有一批人，其中的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这是胡适给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但汪精卫本人 不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低调俱乐部有人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回避对敌作战，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但是，主战派在国民党内 占压倒多数，汪精卫没能说服蒋介石等人。

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汪精卫夫人）等人秘密会商，决定他们的和平运动 将分为五个阶段进行：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表明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 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 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 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 建立独立的政府；四、日本承认这些新建立的独立政府 并与之开展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长城以南的日军占领区 转交给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这个决定没有对外公开。

11月３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发表声明称：“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里说的“更变人事组织”，是指蒋介石下野。   不久后，汪精卫乘与蒋介石一同吃饭的机会，说：“ 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反问 汪精卫：“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激烈地争辩起来，最后蒋介石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    

汪精卫决定开始行动。他派夫人陈璧君 去找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商谈他的和平计划。龙云素来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削弱他的势力 耿耿于怀。他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有了龙云支持之后，下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11月12日，他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方面的影佐帧昭（曾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时受陆军大臣委派 到上海创立里见机关，联合青红帮 贩卖鸦片，以补充关东军军费）、今井武夫（曾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时任中国派遣军第二课课长兼第四课课长、报道部部长）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 重光堂，举行谈判。双方经过八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梅思平把最后的重光堂协议 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 、周佛海汇报。汪精卫看后，比较动摇，一时决定同意了 接着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同意。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他最后下了决心，并决定公开走和平救国的道路。   这个重光堂协议 传到日本后，日本的帝国皇军参谋本部坚决反对重光堂协议明确指出撤兵日期，声称这有损于国家威严，也太对不住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近卫首相最后妥协，在重光堂协议中 删去日本撤兵一项，即第六项。汪精卫方面得知后，当然也无可奈何。   日方与汪精卫方面之间 有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汪精卫拟成立的新政府的统治范围的问题，对此重光堂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日本军方，长期以来 对中国有个分而治之的战略，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而现实的情况是：日军已经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后又在华北 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 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因此，日方只愿意 让汪精卫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则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王克敏等地方政府，由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 统一领导中国（除了“满洲国”）。在此后的谈判中，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 长城以南的中国大陆地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多年来一直追随汪精卫，但此时还不知道 汪精卫已与日本秘密商定和平计划。   汪精卫把他请来，给他看了重光堂协议。陈公博说：“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当时在场的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而不知！”陈公博听后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 6&＃8209;5;|cmjv 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解释说：“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他同时又表态说：“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1938年12月18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去召集军事会议。汪精卫乘此机会，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及其未婚夫何文杰等人 飞往昆明。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 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 列队迎接，他们后面站着 一排排的学生和市民，沿途夹道欢迎。当晚，汪精卫与龙云 恳谈，讲了具体行动方案：他将去河内，到达河内后 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请龙云 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两广各实力派 将行动起来，造成一个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出来与日本议和。   龙云听后，满口赞同。 次日，汪精卫一行十余人，乘坐由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 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市。   蒋介石得悉汪精卫出走重庆之后，对外声称 汪精卫只是前往河内治病。

12月28日，汪精卫从河内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认真考虑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   这个近卫声明发表于1938年12月22日，内称：“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次日，汪精卫再次发电报 给蒋介石等，称：“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注：这是当时电报中 用以代替29日的简称）。”

当时，外交部长王宠惠 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蒋介石让他 去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奉命，找到汪精卫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精卫在河内时，一直等着龙云 发表响应和平运动的声明。但左等右等，始终没有等到龙云的声明。相反，他听到的 都是全中国对他汉奸行径的怒斥。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1月16日，汪派人士梅思平 在香港被数人袭击，头部被打伤；17日，亲汪精卫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 在香港被两个大汉 用斧头砍伤头部；18日，汪精卫的外甥 沈次高 在澳门被人开枪打死。28日，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 从汪精卫在河内郊外的住所的山下 向上攀登。汪精卫紧急下山，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区，住进高朗街27号。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汪精卫夫妇住在三楼的主卧室，二楼是会客厅 以及随从人员的卧室，一楼为汽车房 以及服务人员、卫士的住室。

1939年2月，蒋介石派出 与汪精卫渊源很深的谷正鼎，两次赴河内，劝汪精卫回重庆，但均遭汪精卫拒绝。于是，蒋介石决定清除汪精卫 以绝后患，由戴笠负责。戴笠让由军统特务陈恭澍 负责刺杀的具体执行。陈恭澍在汪精卫住宅的对面 租了一幢房子，就近窥察汪精卫家中的情况，看到汪精卫夫妇 住在三楼的主卧室。   3月20日深夜，四名暗客 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守卫在汪精卫卧室外的 山东大汉赵国庆，听到动静，立即避入汪精卫卧室，连房门也来不及下锁，就躺在楼板上，头靠着床，以双足抵住房门。四名暗客却直奔主卧室，一斧头劈开了主卧室的门。在黑暗中，他们看到一个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裤的人急起，准备开灯，特务从形影上认定 这是汪精卫，速射数十发枪弹，即下楼夺门而逃。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打的其实不是汪精卫夫妇，而是秘书曾仲鸣夫妇。原来，那天黄昏，汪精卫的秘书 曾仲鸣夫妇 从郊外旅馆搬来，与汪精卫同住是日，汪精卫就把主卧室 让给他们 住一宿，自己住到了隔壁一个房间里。 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壁 也受重伤。他们被紧急送往 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去医院急救室 看望处于昏迷状态的曾仲鸣。等了一会后，曾仲鸣醒来，挣扎着爬起来，在所有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开户的支票上 一一签了字。签完，就躺下死了。   

日本首相 平沼骐一郎 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中国的新局势。他在会上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 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会议终于同意 汪精卫建立新政府，并拟出了一个文件《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内称：新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权共同组成，汪精卫主政，吴佩孚主军；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新建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新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注：指北平、南京已建立的伪政权）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 以及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５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秘密飞往日本首都东京。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前往机场迎接。６月11日，汪精卫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 会谈。板垣问：“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汪精卫回答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板垣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板垣反驳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汪精卫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最后板垣作出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 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汪精卫回国后，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反对。  

８月，上台不久的日本的平沼内阁又倒台了。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 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 而由汪精卫领导 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940年３月29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 加入他们“曲线救国”的行列。一些不满蒋介石的政客、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牌军，先后投奔汪精卫，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将军58人、军队50余万。汪精卫的伪军最多时有百余万。伪军与日军一起，对中国军队（包括国军、共产党的八路军 新四军）作战。

 
北洋军阀的民族气节

与汪精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段祺瑞、曹锟等人，他们都保持了民族气节。其中，吴佩孚尤为突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提出 在中国的伪政权中“汪精卫主政，吴佩孚主军”。但吴佩孚自始至终没有与日本人合作。早在1931年底，在日本扶持溥仪 成立伪满洲国之际，吴佩孚就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傀儡。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要吴佩孚出任 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 为此十分恼火，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说明他对中日和议所持的态度。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记者 聚集在吴公馆，而公馆附近军警林立，特务往来。在记者会上，吴佩孚首先出示 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注：他是秀才出身）：“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他明确地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吴佩孚的鲜明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是年底，吴佩孚 暴卒于北平。  

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局面，段祺瑞也坚持不与日寇合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 成立伪满洲国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 多次来找段祺瑞，要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但遭到了拒绝。蒋介石得知后，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一专使 送到在天津的段祺瑞居所，请他“南下颐养”。段祺瑞随即南下，到上海定居。到上海后，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也保持了民族气节。1937年日本占领天津后，曾企图说服曹锟出面组织伪政府，但遭到拒绝。第二年，他死于天津。1939年底，国民政府追赠曹锟为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