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14章。

林彪出逃后，毛泽东又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的问题。

王洪文任党的副主席

1972年年中，毛泽东调上海造反派首领王洪文 到北京学习。王洪文乘飞机来到北京后，住进钓鱼台9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 给他送来《毛泽东选集》四卷，还有马、恩、列、斯的选集。他耐下性子，开始读书。他按照中央高层的作息时间生活：每天下午三、四点才起床，起来后看文件；吃过晚饭后，开始出席各种会议；开完会 略事休息后，午夜开始读书 或者办公，直到清晨，太阳从窗户上射进来 才停止工作；吃过早饭，拉上窗帘，然后睡觉。

1973年的5月，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 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工作。8月，中共中央 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十大的有关事项。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了中共十大筹备委员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8月24日，中共十大召开。主席台正中坐着毛泽东，一侧坐着周恩来，另一侧坐着王洪文。大会首先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然后，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主要是删去了九大党章中 有关林彪的那段话。31日，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朱德、张春桥、董必武为常委。 

王洪文当上副主席之后，经常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一起。党内有什么事儿，他们四个人 总是事先商量，而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的正式会议上 保持意见一致。

1974年6月初，身患膀胱癌 但仍超负荷工作的周恩来 病势渐重，住进了解放军第305医院。周恩来住院期间，毛泽东让王洪文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1974年国庆节后，在武汉的毛泽东 让秘书打电话 告诉在北京的王洪文：主席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将这一意见转告周恩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于是，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当时周恩来已因膀胱癌住院）。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刚开始，就与江青等人 就“风庆轮事件”发生了冲突。风庆轮，是一艘万吨轮船，是上海江南造船厂 自行设计、制造的九艘万吨轮中的一艘，于1973年完工，经过轻载、重载试航后，于1974年春 远航欧洲。远航由上海远洋分公司执行，并于9月从欧洲顺利返回。   国产巨轮远航成功，在庆贺的同时，有人却以此作为批判“买船论”（注：指近几年 向国外购买了几艘万吨轮的事）的最强有力的炮弹。1974年1月，江南造船厂出现了一张的大字报，题为《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指责交通部、上海远洋分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   上海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注：他是一名被解放的老干部，但思想比较“左”）看了大字报后，要求上海远洋分公司革委会 将全文再抄几张大字报，在本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上海其他船厂 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分公司 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分公司院内 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在这段时间里，马天水组织了20多万人，登上风庆轮参观；还组织了《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1974年春，根据姚文元的指示，金祖敏写了一份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并附信说：“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信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姚文元批示说：这篇文章“相当深刻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并要王洪文、张春桥考虑 是否将这份材料印出来 给政治局的同志看看。之后，这份材料被印发给政治局全体委员。   10月14日，江青 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道：“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注：风庆轮的政委，原是国务院交通部的一名副处长）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思想，不向他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接着批示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我已在10月13日告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批判。”张春桥批示：“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姚文元批示道：“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份材料在政治局传阅。周恩来、邓小平在名字上画了个圈（注：表示已阅），但未作批示。

10月17日，政治局开会。在会议末尾，江青说：“李国堂是国务院交通部的一个副处长，你们别看他官不大，来头可大呀。他有后台，我有证据，李国堂的后台就在国务院。”邓小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江青又问邓小平：“小平同志，总理住院后，国务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你不讲话不行，你要向政治局讲清楚，国务院为什么要派李国堂到风庆轮上当政委？”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江青说：“圈阅了算什么态度？你要表态。”邓小平说：“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江青追问道：“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站了起来，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嘛！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不能强加于人嘛！这样政治局怎么合作？”江青先怔了一下，以前还没有人敢这样顶撞她。李先念见气氛不对，就把邓小平劝走了。

会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个人 在钓鱼台商议。江青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风庆轮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她要王洪文 抢在邓小平陪外宾 到长沙去见毛泽东之前，先到长沙去 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到达长沙后，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为风庆轮的事 与江青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那一套。毛泽东听后说：“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性强，会打仗呢！”王洪文还想说几句，毛泽东扬了扬手，制止王洪文，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呢。”
王洪文返回北京后，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通报了他见主席的情况。当天晚上，他们四人一起约见王海容、唐闻生（注：她俩经常见毛泽东）。江青说：“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是搞在一起的。”张春桥说：“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这次会议邓小平与江青同志争吵是‘二月逆流’的重演。国内收支和对外贸易中的逆差，都是国务院领导人崇洋媚外造成的。”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 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把王海容、唐闻生 找来他住的医院，说：“风庆轮事件并不是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江青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小平同志已经忍了很久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两人 陪外宾飞到长沙时，见了毛泽东。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周恩来同她们的谈话内容，并表示她俩对江青等人的不满。毛泽东听后说：风庆轮问题本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已经在办，江青不应该那样做。毛泽东又说：你们回去告诉总理，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单；他本人建议 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 批东西。

1975年初，四届人大根据总理周恩来的提名，产生了12位副总理，邓小平排在第一，后面是张春桥等人。2月1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邓小平说：“还是总理主持，我协助总理。”周恩来说：“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会争取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管外事。在我治病疗养期间，代为主持会议和呈批重要文件。”会议还通过了其他副总理的分工：张春桥 主管文化教育，李先念 主管财政贸易，纪登奎 主管干部调配、劳动工资，华国锋 主管政法、科学，陈锡联 主管国防工业、体育，吴桂贤 主管卫生、轻工业，王震 主管交通、供销，余秋里 主管计划、工业，谷牧 主管建设、工业，孙健 主管工业生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召集国务院各部委100多位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说：“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同志现在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邓小平被委以重任后，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他的整顿 从军队开始。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军队要整顿，所有闹派性的人（注：指对立的造反派之间的争斗中的头头）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军籍的人，团长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军区司令员，陷到派性里面去的，不管有多少，统统调出去。   邓小平的指示得到了执行。

接着，邓小平又抓铁路。他在听取铁道部部长万里的汇报时说：“解决铁路问题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要起草一份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文件不要长。”他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时写道：“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能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万里是邓小平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他三人是：科学院的胡耀邦、七机部的张爱萍、教育部的周荣鑫。
1975年2月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主管工业的书记 在北京开会。邓小平进入会场时，许多人伸出手来，想跟邓小平握手。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今天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把工业搞上去了再拉手。”邓小平落座后，把烟点着，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毛主席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促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促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会场静极了，大家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邓小平把烟头摁灭，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继续说：“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在邓小平的有力推动下，国民经济有了起色。

7月初，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 第四期学员讲话，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邓小平这里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与毛泽东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很不一样。   毛泽东不满意邓小平这个提法，他后来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 啊！（注：邓小平说过：“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毛泽东一般不出席政治局会议；他指定他的侄子毛远新 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也就是说：他侄子出席政治局会议 并在会后向他报告会议情况；他若有指示 也由他侄子 在政治局会议上转达。毛远新几次对毛泽东说：他“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注：指林彪出逃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乘机批极左，但很快就因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右”而终止）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凶些；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把生产搞上去。”毛泽东听后，让毛远新 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这些意见全部当面讲出来。第二天，毛远新找来这三个人，开会。当毛远新说到“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时，邓小平表示不同意这样说。当毛远新指责九号文件（注：即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是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时，邓小平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11月中，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将在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对此批示道：“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段再说。”几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讨论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并就此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又建议：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但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注：这是一个历史典故：有个人住在桃花源，不问世事，他连汉朝都不知道，那就更不知道汉朝之后的魏、晋政权了）。”

于是，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召集“打招呼”会议，让一百三十多名负责人参加，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注：这里提到的“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1975年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 写了两封信给中央，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信中揭发：迟群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人，假左真右；他与谢静宜一起，大搞阴谋活动。当时，毛泽东将两封信都压了下来，未作任何批示。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的。”）

中央政治局的打招呼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从1975年底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开会 听取邓小平的检讨。但邓小平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事务 还是由他具体负责。1976年初，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毛泽东在听取 毛远新转达政治局会议情况时表示：“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批“四人帮”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他又对与会者说：“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又说到江青及其周围的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注：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呢。”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2月23日，他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次日，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1975年初，四届人大结束之后，江青把唐闻生、王海容找来，情绪激动地 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她们把她的意见报告主席。毛泽东听了她们的报告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她们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批评江青等四人，他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又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注：指前面说到的‘三要三不要’），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又说：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毛泽东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泽东。她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知道后，愤怒地说：“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