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政坛秘闻录》(５)“如果说我上了林彪的贼船，那是我自愿上的”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法宪（1915年8月－2004年10月17日）

这些人都当过高官或者高官的秘书。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书努力挖掘历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二十余年的重大事件。本书是作者采访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我上了林彪的贼船，那是我自愿上的”——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法宪

我见到吴法宪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本杂志，听到我的来访并不感到意外，他对我说：“我看到你写的一些作品，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那种无聊的谩骂和丑化。我对那些无聊的谩骂感到很气愤，都是人嘛，干什么要那么不讲道理呢？人一垮了台，好象什么事情都是坏的一样。这不好，很不好！娘卖B的，老子要是不倒，谁敢小瞧我是草包？这个外号过去没有人说过，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看了样板戏《沙家浜》后，说我象那个胡传魁，落了个这样的称号。”

在我所接触的采访对象里，凡是这些政治上遭了难的人，都会对我发出这种世态炎凉的感叹。我不知道他们在位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反对派，反正他们现在都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政治斗争的不人道了。吴法宪说：“还是毛主席讲得好，应该给犯错误的同志一个出路，不要不准别人革命嘛。现在还不是等于要把我们一棍子打死嘛。”在和我的整个交谈中，吴法宪不停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他对毛泽东的话应该是记得很多的，可是就是没有正经地派上用场。如果他能在1970年的那场设国家主席的风浪中站在毛泽东一边，也许他至今会像李德生等人那样平安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他对我说：“人嘛，很难估计好自己的前程，算命先生的那一套都是事后诸葛亮。我在1967年的时候，曾经叫人给我偷偷地算过一卦，他对我说：[你的官运还没有到头，还要升！你这一辈子的红运是因为有了一个不倒的靠山，所以你可以终身封侯进爵。]我特别问到我今后有难没有了，他说：[不会有大难的，小的坎子有一点，不要紧。]他妈的，几乎丢了脑袋还不要紧吗？我现在是不那么相信命了。不过有时候也算一算，用扑克牌玩一玩，也有灵的时候。”

我问他：“你跟林彪走到这一步，后悔不后悔？”

他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愿，没有人强迫我。我只是料不到他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而已。在那个年代，不跟这个也得跟那个，跟哪个也免不了栽跟头。中国的政治斗争，没有法律的保证，完全是人治，谁胜利了谁说了算。胜者王侯败者贼嘛，这一点今后可能要好一点。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见我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我当时就对他说：[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这话都是当时流行的话。想一想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到了林彪垮台以后，多少当初发誓睹咒忠于林彪的人都把他骂了个一塌糊涂。过去说树倒猢狲散，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我见吴法宪的时候，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但是他的脑子很清楚。他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的穷苦农家。1930年春夏之交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也就是说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他当任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委，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委，第四野战军第39军政委，第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政委。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毛泽东点头后，林彪又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吴法宪激动地说：“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地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吴法宪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对我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在我们的军队里，你说人和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别人强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当然要感谢林彪了。我是对林彪说过许多效忠的话，这个我始终都承认。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离审查以后，李德生代表专案组来审问我的时候，我也这样表示：[ 现在我没有别的可解释的，我承认我对林彪效忠过，我感谢过林彪。只要不给我定我参与了谋杀毛主席的活动，你们说我什么我都承认，因为我的确对林彪崇拜得很，你们就是说我是林彪的一条狗我也承认。我从参军就在林彪的指挥下打仗，几十年来他是我的首长，不听他的话没有道理嘛。] ”说到这里，他冲我笑了笑，眼睛挤成一条缝，说：“我说了这话又有点后悔，和他们说这个干什么？又不能减轻我的一点责任。当时他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直向我解释政策，说只要如实坦白，一定可以从轻处理，还可以重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的态度也很好，他们说什么我都承认什么，但是不但没有从轻处理，最后反而把我送进监狱里去了。唉，这个政治斗争呀，实在可怕！简直比和国民党斗争还要可怕！那个斗争可以预防，党内的政治斗争怎么预防呀？防不胜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会变成反革命，说错一句话，也会招致杀身大祸呀。”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问道：“你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最初听到陈伯达垮台的消息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吴法宪拍着大腿说：“简直是惊呆了！我至今记得我在1970年9月1日看到毛泽东8月31日写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的文章时的情景。当时我在林彪那里谈话，叶群神色严峻地对我说：[胖司令，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庐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级，你要沉住气，不要惊慌失措，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讲究点方式。来，先让你看看这篇东西。]我接过来一看，脑袋立刻就要爆炸了。没想到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简直和刘少奇、彭德怀一样了。我现在都可以把《我的一点意见》背下来。”说完，他真的背了一遍。接着继续说：“我刚看完，叶群就要收回，我说：[你让我马上抄一份，回去讲话好有个标准。]她说：[不要抄了，马上就要发给所有与会者，你们很快就要好好地讨论了，101担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让我给你打个招呼。]我看了毛泽东的文章，我就很有点想不通，既然陈伯达早就和彭德怀、刘少奇搞到一起了，你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重用他？为什么还要选他为党的政治局常委？你让我们怎样抵制他？你不发话谁敢抵制？”

他看到我在记录他的话，马上补充道：“你最好能够公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我看到现在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到这篇文献时，断章取义，不敢公布全文，原因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邓小平都平反了。我请求你要公开原文，让广大的人们都知道，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公开站到彭德怀和刘少奇一边，同样是反革命的。”

接着他再次背诵了一遍毛泽东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我回来根据原文件对照，竟然一字不差：“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领袖，这里列宁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70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 杞人无事忧天倾 ] ，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当。”

吴法宪说：“现在，人们引用毛主席的话，就把毛主席批评陈伯达跟彭德怀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那段话删去了，严重地违反历史的事实，比如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就是这样干的。这些人从来都是按照风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态度，把历史的事实根据风向任意地进行捏弄，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的角色。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让这些风向标式的人物给弄坏的，他们鄙弃我，我还鄙弃他们呢。”

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吴法宪冷静下来了。他开始按照我的提问，认真地回忆往事：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在庐山公布之后，九届二中全会上立刻出现了紧张的气氛。1970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讲话，他点着陈伯达说：[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翻开你的历史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想利用别人之手把春桥打倒，你眼睛里究竟盯着什么人？你说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说你是天才！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里容不下比你强的同志，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检查，我看你就完全堕落下去了。]同时，毛主席在会上对林彪说：[林彪同志你也要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这些人开会，让他们争取主动，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会就开不好，就开不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取得更大成绩的会。]我当时看得出来，除了毛主席讲话外，周恩来、康生他们都是照本宣科，并没有任何的发挥。第二天，林彪就召集我们开会，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评精神指责我们，最可笑的就是汪东兴。林彪一讲完话，他就发言大骂陈伯达，他说：[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发言后给搅乱的，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林彪马上反问：[你发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队和中央警卫局讲话，是谁让你讲的？谁给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谁给你的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这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是陈伯达的问题就说陈伯达，是自己的问题就说自己！]第三天，即9月3日，林彪再次召集我们开会，没有通知汪东兴。林彪在会上对我们说：[你们看到了吧？有些人开始推卸责任了，把自己的问题往别人身上推，好像别人是一个三岁的吃屎的家伙，汪东兴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谁也没有给他布置，陈伯达从来就看不起他，背后称他是宦官老二。他是专门在我和主席面前进行投机的人，曾经给我提供了许多的消息，我都没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这个人了。现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来，就是要让你们检查。一开了这个头，后面的尾巴都要露出来。当初批评刘少奇的时候也是这样。刘少奇开始检查后，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我们的紧张生活。”

我问：“你感觉到林彪和叶群他们要准备谋杀毛泽东了吗？”

吴法宪连连摇头：“我没有想到林彪会谋杀毛主席，但我感觉到了他的不满。那时，他并不轻易地接见我们，出头露面的总是叶群。至于林立果他们组织小舰队的活动，我也并不知情。但是事后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活动异常。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对我说：[吴法宪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检查，还是不满意的呀，你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前把你所参加的阴谋活动都讲出来，这样好给大家有个结论。能否过关，就看你们的了。]我听了很紧张，会议期间就和邱会作商量要去林彪家里，邱会作说：[现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够救我们了，只要他下了决心，我看一切问题都会好办的。]当天晚上，我们俩一起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到了林彪家，叶群出来接待我们，和我们商量事情。我说：[看来这次四届人大的关不好过了，检查已经写了再也没法子写了。江青这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如何对付我们，四届人大会议又要往下追问题，怎么答复？]邱会作说：[就是死我们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给端出来，我们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叶群也是没有什么好主意。她听了也只是说：[四届人大会议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101，别人要端，如果追问下去你们怎么办？]我说：[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叶群这时才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办法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不过是块碗大的疤。]邱会作说：[要死也只能是我们死，不能让林副主席受损失。]叶群说：[不只是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怎么能分开呢？黄永胜、李作鹏、胖司令和你邱总长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我们谈完话，临走的时候进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他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没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呢？]这话对我们的确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说：“关于这一天的情况，你在1971年9月24号被捕之后写的交代和后来的情况说法大不一样，现在你可以如实地给我讲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说：“我刚才讲的基本上都是事实。把我抓起来以后，我就采取了和他们装糊涂、戏弄他们的办法，他们问我的情况，凡是我一个人和林彪、林立果参与的事情，我是统统不讲，凡是现在活着的人他们要问我，我开始总要实事求是，他们再给我施加压力我就给他们胡说八道，看他们怎样落实。那些人都是吃了饭专门干这种整人的事情的，给他们胡说八道，也让他们动动脑筋。我就是抱着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捉弄他们的心情，来和他们捉迷藏。时间反正有。我是一个从战争的枪林弹雨里冲杀过来的人，我怕死吗？但是到了共产党的法庭和被毛主席给抓了，我能给他们来硬的吗？我装作怕死，就是不想让他们注意我，我其实肚子至今还装着许多绝密的材料。”说到这里时，吴法宪的眼睛几乎变成了一条缝。“我将来在我的回忆录里才要说明这些内容。”

于是，我从1967年5月13日他们镇压冲派问起来，吴法宪显得很坦然地说：“你说的是1967年5月13日，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三军部分文艺、体育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和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另一派也就是保萧华和保刘志坚的那一派硬是不让演出，他们扬言如果要演出就要冲进来搞打砸抢。林彪和我、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支持演出的这一派的，就叫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前，林彪接见了演员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演出！]这一点，以萧华为首的一些人，明明知道。但是他为了自己过关，竟然煽动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对演出进行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这下，林彪派出叶取保去看望，周总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都去看望，支持演出。于是，他们的演出继续进行。6月，林彪亲自看了演出。这次演出，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很复杂。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 [反革命]，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当然，我知道，我们被打倒以后，萧华和那些人统统都平反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政治斗争翻烙饼，翻过来，再翻过去。唉，没有一点点意思。”

我问：“你从空军司令到参与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对你来说感到影响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吴法宪想了想，回答：“现在反过来想，中国的政治斗争太复杂，太残酷。毛主席的决策变化得太快，简直是令人头晕目眩。比如对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动。大概在1967年8月份，毛主席突然发出：[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究竟什么是五一六呢？我们当时并搞不清楚。当然后来清楚了。8月11日，陈伯达也在会议上说：[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他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8月27日，康生也在会议上说：[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当时我就问康生：[ 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神秘地点点头：[也可以这么说吧。]我问：[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他说：[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我马上回来给叶群打电话，告诉这些话，她对我说：[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连叶群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见问题是多么的复杂。一直到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前夕，我们才知道是关锋和王力出了问题了。临上会的时候，连他们也不是那么清楚。到了9月1日，也就是把关锋和王力抓起来后，陈伯达才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样讲：[你们不要上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样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色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其实，陈伯达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他也没有想到要把关锋这些人那么快就抓起来，康生更是没有想到。就在刚刚召开的解决山西问题的7月会议上，康生还在保护关锋嘛，当时我听得很清楚嘛。他们一倒，康生也在9月1日的会议上说：[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这个，他以前怎么不讲？实际上，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1970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都谈不到，就成了反革命。唉，中国呀，难呀！”他听见我要看看关于五一六的材料，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了当年的一份材料，给我看。他接着说：“我也是为了回忆过去的事情，就需要搜集点东西，将来好写回忆录什么的。你可以看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一读时间里，陈伯达也被说成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于是我就把吴法宪提供的这份材料仔细地看了看：

五一六的第一条罪状是：“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事实是他们散布的几条言论：

“周总理与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

“周总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解的，总理对中央文革不满，和中央文革有矛盾。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吴法宪指着这些材料笑了笑说：“你看这是不是事实？我认为是事实。但是当时毛主席为了用总理，就是要保他。所以这些学生们就成了替罪羊了。你说的是事实也不行，就是要整你。通过镇压你来调睁中央文革小组和总理的关系嘛。这是毛主席很高的一手呀。”

五一六的第二条罪状是：“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里也有几条代表言论：

“一年来的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以两条路线为纲，早以把三军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们资产阶级的本能，利用他们尚存的权力，抓住革命小将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军内小将在 [五一三 ] 问题上表现的幼稚，大耍手腕，两面三刀，在全军内部勾结一些人，扶植和操纵已垮台的保守势力，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回忆着 [五一三 ] 以后风云突变的日夜血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千思万虑吗？联想到当前军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应该不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挥军内大大小小走卒，妄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颠倒过来？亲爱的战友，如此颠倒的历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允许再颠倒下去吗？不能！万万不能！扭转了的乾坤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吴法宪指着这条得意地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萧华所支持的军内那一派们干的。当时，他们和五一六勾结，发表了《十九个为什么》的文章，到处散发，康生说：[ 这是典型的五一六思潮，要批判！] 现在这些人肯定翻过来了！”

五一六的第三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脱罪责。”

代表言论是：一、“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60年代的武训。”

二、“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决一死战。”

三、“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四、“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吴法宪对我说：“这些内容，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五一六组织的罪状。这就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这些人贴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的内容。我们所要打倒的就是他们。枪毙张建旗的时候，依据的就是这些东西，当然还有后来他们的一些罪状。中央讨论对付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张杀掉他们。这说明我是拥护总理的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我统统都要反对。这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嘛，你说对不对？”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只好对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吴法宪讲到这些，有点滔滔不绝了：“我们后来讨论关锋、王力这些人的问题时，也研究了林杰他们的罪状。林杰是关锋的得力干将，他的问题主要是：1967年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是他执笔的。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毛主席批判这个口号很不科学，军内的走资派也在党内，提党内的走资派也就包括了军内的坏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口号。他的导火线原因是，他和关锋这些人站在一起，反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反陈伯达和康生等人，摆在桌面上的是：1967年5月初，当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向林杰反映清华井岗山有炮打周恩来的思潮时，林杰说：[我对清华井岗山作战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们的。在对待总理的态度上，可能我与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我还是支持总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总理的大字报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林杰是最善于假借别人之手来进行这类活动的。那年3月7日，戚本禹提出要批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林杰一听马上派人去找朱成昭，安慰他：[不要紧，还是有所作为嘛。]林杰发明了三个司令部的谬论：[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司令部。] 他们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第三阶段。所以，他们必然要垮台了。我还听江青说：[ 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对红卫兵说：[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他在武汉的问题上也是支持百万雄师这类组织的，等等。这在当时，把他作为五一六抛出来并不奇怪。听说江青这伙人抓起来以后，他们也放了，没有判他们的刑。据说都是免于刑事处分。唉，这场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天究竟起了个什么作用？毛主席呀，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保持了半天平衡，连他的老婆都让人家给搞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图了个什么！”

我和他在谈到萧华、叶剑英等人的问题时，吴法宪说：“审判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反对贺龙和其他的老帅，其实反对贺龙这些人的并不是我们，萧华自己就说过：[ 贺龙的一把菜刀起家的故事，只不过是一部土匪起家的丑史罢了。贺龙的家族本来就是霸占一方的土匪头儿，而贺龙从小干的就是偷马贩烟、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的生涯。当时的湘西，正是军阀混战、土匪当道的时候，贺龙乘机纠集了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持了几把菜刀，夺了盐局几根破枪，于是自编为独立营，自封为营长，占了一个山头，干起了土匪的买卖。他到处与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武装头目称兄道弟，拍肩送礼，居然混出了一点土匪的名气，受到地方官府的赏识，被招抚为澧州镇守使。直到他打倒之前，贺龙的客厅里依然挂着他当镇守使时戴着高高的军阀帽子的照片。此后，他投靠了北洋军阀，步步高升，最后捞了一个军长的头衔，这就是他两把菜刀起家的真相。]当时我们听了都还不敢讲话呢。现在却把一切倒霉的事情抓住我们的一点半点都往我的头上栽。唉，人一倒霉了就一切都坏了，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似的。”

我说：“我听说毛泽东当时对贺炳炎等人写贺龙的回忆录《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的 [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这类话，很反感！他说：[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有没有这回事？这是很有身份的几个领导人说的，这也是在毛主席生前贺龙没有彻底平反的一个原因吧？”

吴法宪马上接过话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我敢说，这些老帅们之所以在军队里总是建立不起威信来，与林彪鼓吹的这些话很有关系。还有一个人，就是徐向前元帅，他是张国焘的老战友，在历史上也是有问题的呀。毛主席用他，完全是为了搞平衡。”

我说：“毛主席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党的一把手，他需要各色各样的人，如果不把党内各种力量都团结在中央周围，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吴法宪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依然按照他的记忆力来大发感概：“1931年4月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派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徐向前那时任鄂豫皖四军军长。张国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军队调回苏区，大搞清洗，用各种逼供信的手法，给干部强加罪名，杀害了我军2500多人，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就是其中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清和许继慎是黄埔军校同期毕业生，但他们并无往来，曾扩清为了陷害许继慎，故意给他写了一封劝降信。许继慎当即把送信的特务和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政委跟前。徐向前查清了许继慎和曾扩清并无往来后，把信交给了张国焘。然而在肃反时，许继慎却以 [通敌]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向前明知许继慎没有问题，却充当了张国焘的刽子手。在四军，就有两个师长、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八个团长、五个团政委、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遭到杀害。肃反后的11月7日成立第四方面军时，徐向前担任了总指挥的职务。难道说他对杀害这些红军干部真的没有责任吗？”

我说：“我也看到过这类材料，我和徐向前接触过，事实有一定的出入。”

他说：“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他打仗也不行。1932年3、4月，红军在苏家阜歼敌三万多多，徐向前冲昏了头脑，把军队私自带到了麻城一带，强攻麻城。作战多日，不能获胜，他和张国焘又把军队突然调到武汉，迎击敌军，吃了败仗。他们退到七里坪时被敌人赶上，再次失败。这时，他们借口[分配在这里打仗困难太大]，率领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放弃了从1926年就建立的根据地。他们撤退慌慌忙忙地连省委也不通知，使当地党政机关受到惨重的损失，省委书记沈泽民下落不明。”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吭气。

“退出鄂豫皖苏区后，他们打到西安一带，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一、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到了遵义，确立了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这时，毛主席指示[四方面军用一个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巩固川陕根据地。]但是，徐向前和张国焘对中央的这个决定阳奉阴违，打着迎接中央红军的旗号，全部退出了川陕根据地，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组织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和徐向前私下放风：[遵义会议前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毛泽东的路线也是错误的。四方面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 给中央施加压力。两河口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张过焘等人的错误，他们回到四方面军后，张说：[我亲眼看见中央红军减员很大，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路线还是错误的。毛泽东点名批评我们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实际上是否定我们的领导。] 由于多数人反对他们，红军继续北上。但是，毛儿盖会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由张国焘、朱德带领，右路有毛泽东亲自带领，徐向前也在右路军内。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却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决定，毛主席找徐向前几次谈话，动员他带领四方面军跟中央一起北上，徐向前根本听不进去。毛主席告诉他如果张国焘不来右路军依然北上时，徐向前竟然痛哭流涕，不愿北上。不久，据叶剑英说，张国焘给徐向前来了电报，说一方面军坚持北上，就把他们就地解决。徐向前不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连夜离开了阿坎，免除了张国焘的迫害。但是徐向前却听了张国焘的话，南下了。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在1935年10月和张国焘的军队在卓木调汇合后，张国焘召集徐向前等人开会，提出三条意见：一、中央分裂红军，中央逃跑了。二、敌人向陕甘集中，中央打游击到陕北也只剩下几名中央委员了，因此中央并不存在了。三、现在四方面军队伍很大，中央要由我们来担任，我们要成立新的中央。张国焘提出的新中央名单里，徐向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的话竟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说明徐向前是拥护张国焘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现在的领导人中并不都是一贯正确的，谁都有错误，为什么偏偏抓住我们的一点过错，紧紧不放呢？”

我说：“咱们还是继续讲林彪的问题吧，这个主题还没谈完嘛。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抽时间好好谈，你说可以吗？”吴法宪点点头：“听你的，听你的，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就谈什么事情吧。”

我问道：“林立果究竟是谁让你把他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这个背景情况你能否讲得详细一些。在你的心目中，林立果这个人究竟怎样？”

吴法宪长叹一口气，说：“这个问题不知谈了多少遍了，在你面前我和你说实话吧。林立果这个孩子大概是1945年春夏之交出生的吧，长得很精干，脸色白白净净，单皮眼，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问题却有叶群的影子，人也很聪明。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见面喊叔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见到我就叫吴司令了。他是1964年到北大物理系上学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跑到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很喜欢空军，未来的战争中空军将会起关键性的作用，制空权是未来的立体战争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把它提到战略的高读来认识。] 我一听，觉得有启发，就说：[ 你应该当兵呀，就来空军吧。] 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学。很快，叶群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老虎拜托给你了。101对空军的重视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给你也是对你的支持。你对他要严格管教呀。] 1967年，我指示空军给他办理了入伍手续，林立果来到了空军司令部，见了我就给我敬礼，我急忙拉住他，对他说：[ 你好好干吧，首先熟悉空军的一切，我给你创造条件，把军事上的各个关键部位都掌握了。]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概几个月吧，就担任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这是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呀。”

我问道：“他担任这个职务，是林彪或者叶群的授意吗？”

吴法宪摇摇头：“没有，林彪不会那样笨拙的，这是江腾蛟给我的建议，我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讲，空军政委比我还要积极。现在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来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承担吧。我征求林立果的意见，他说：[ 先党后军，我要熟悉整个空军的一切，然后好给吴司令提点好的意见，我爸爸说过：整个解放军要学习空军，空军必须走到全军的前面去。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我听了当然高兴，政委更高兴。1967年7月1日，由叶群亲自提议，由我做他的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曾经说过：[ 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红苗正，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出问题呀！如果没有林彪后来的一系列反党活动，林立果也不会成了这样的吧？我当时想，只要林立果在空军党委，我们起草什么文件就不会出问题了，起草报告或文件只要是林立果办的，肯定林彪和叶群会支持的。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简单。”吴法宪说到这里，看见我在笑，就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请你继续往下说。我刚才笑是觉得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考虑问题太简单，也太幼稚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党就总是要出现许多现在看来是非常地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经过我和政委的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这些人和林立果在一起，实际上成了空军党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你别以为我就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个小孩子的指挥和操纵，我也是看在林彪的面子上不敢对他如何呀。但是我十分感谢林立果对我的支持，他在空军的日子里是给我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这点也应该肯定。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 [ 空军司令部红尖兵 ] 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就是周宇驰、刘沛丰这些人帮助起草，陈伯达和关锋帮助修改搞出来。到了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我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以下是林彪的签名。我和政委看了这封信，经过党委的其他领导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这就是1969年10月17日我们命令让他担任那两个职务的背景。到了这一步，我就说出了 [ 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指挥 ]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说，他也可以调动，因为他的背景大家都已知道，说不说都阻挡不住他。拍他马屁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就现在红得发紫的那些人当年都是要拍他马屁的人，只是他们没有拍上罢了。”

我最后把话题点到了林彪这几员大将从9.13事件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上了：“老吴呀，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庐山会议以后究竟想没想到要搞政变的事情呀？那时所谓的北兵南调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目的？”

吴法宪竟然哈哈大笑了：“从林彪摔死以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销毁了大批的材料，主要是我们个人和林彪来往的材料，因为谁都不愿意把问题给复杂化了。但是这么一来，也有个问题说不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和林彪的关系搞得更复杂了。就说是我们搞政变吧，那可不是一个简单地说一说的问题，而是要从人力和物力都要考虑的事情，不那么简单呀。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毛主席在全国和全党的威信，绝对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办到的。但是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你要问的 [ 北兵南调 ] 就是这样的一个。1971年7月9日，根据黄永胜和李作鹏的指示，海军制定了《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串犯的作战方案》，海军将调用海军各类舰艇和各型飞机相当一部分，其中南调舰艇100艘、飞机86架。同时，空军参谋长会议也随之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经我和政委王辉球的批准，把10个航空兵师和刚刚组建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的机动作战部队。四个航空兵师和两个部队、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其中一些部队已经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的机场。1971年6月至9月，经总后调往广州的弹药已经达到9710吨。这些兵力和武器完全是从战备出发的。我们不知道林彪有什么用意，这些东西反正都是从当时的需要制定的，干什么还是要毛主席和林彪他们自己去说吧。光我是说不清这个问题的。”

难道真是一个难解之迷吗？我在自己问自己。这一点，我曾经访问了许多的当时担任军队重要职务的领导和指挥员，他们有的说是林彪的阴谋，有的坚决否认，有的人认为所谓的林彪政变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许多的事实证明：林立果千真万确地研究了政变的许多细节。只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吴法宪和其他的几个大将参与了此事。

还是吴法宪提出了他的一点看法：“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地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但是这一切都需要证据。当然轮到你们作家写作品可以凭着一定的想象了。我说的这些对不对呢？仅供你参考。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就是上了林彪的贼船的话，那是我自愿的，而不是别人强迫我的，也不存在上当不上当的问题。当时我检查有当时的情况和条件，现在我可以说我的心里话了。我没有什么过多的后悔。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特殊经历的，这也是一个人的价值吧。”

现在，吴法宪已经变成一个慈祥而无害的老人，可是你能够想象到曾几何时他是多么的得意而又多么的残忍吗？一个人凭着一定的条件可以那样，而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地位后，他们又会变得这样的可怜。人呀人，在社会的大舞台里，真是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活剧都能够出现在人间的生活里。需要的是人民的识别和警惕，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