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第七章)

这句话是马丁·路德·金从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中，得出的信仰概念。如果他还在世的话，那么美国总统的宝座，非他莫属，到目前为止，美国人中还没有可以超越他的成就并取代他的伟人位置的人。

金博士于1929年1月15日出生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他的父亲老金(Martin Luther King, Sr.)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牧师，母亲艾伯塔(Alberta Williams)是一名善良的家庭妇女。

老金的原名是迈克尔·老金(Michael King, Sr.)，他于1934年去德国旅游时，因敬仰新基督教教徒马丁·路德而更名为马丁·路德·老金。

金博士有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威莉(Willie Christine King)，和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 Daniel King)，阿尔弗雷德是亚特兰大教堂圣歌合唱团的团员。

金博士自小就聪明过人，十五岁时就跳了第九和第十二级而上了莫尔豪斯大学(Morehouse College)，1948年金以社会学学士毕业。

1951年金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Chester, PA)克罗泽神学院(Crozier Theological College)取得神学学士学位，转进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继续攻读神学，于1955年6月5日取得神学博士学位。    1954年金博士以二十五岁的年纪出任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德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的全职牧师。

1953年6月18日金博士与科莱塔·斯科特(Coretta Scott)在他母亲的后花园里成婚。两人共育有四个孩子，大女儿是约兰达(Yolanda Denise King)，长子是金三世(Martin Luther King Ⅲ)，小儿子是德克斯特(Dexter Scott King)，小女儿是伯妮丝(Bernice Albertan King)。

深通斗争策略的金博士，早就景仰美国19世纪哲学家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并且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上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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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是美国19世纪一位不世出的怪杰。他于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Concord, MA)，出生时的名字叫做戴维·亨利·梭罗，后来因为觉得不顺口，就改为亨利·戴维·梭罗，梭罗的一生都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有缘，既生于此，亦死于此。

梭罗的寿命很短，1862年5月6日去世时只活了四十五岁。他的身体本来就是多病且虚弱的，他在病重下剃胡子时割伤了自己，因患破伤风而去世。

梭罗是一位真正的传奇人物，他于1833年至1837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数学和科学，在毕业时，学校按照校规，要他交五元的毕业证书费用，但是梭罗宁愿不要那张文凭，也不愿交那不合理的五元。当学校派人催促他时，他告诉来人说：“就让每一只羊留下自己的皮吧。”

梭罗在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他在家乡的中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专修他心爱的现代文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在当地的一所中学以教书为生，由于讨厌传统式的体罚制度和封建学风，愤而辞职，呆在家里苦思人生的难题。

1845年的美国国庆日，梭罗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瓦尔登湖(Walden Lake)岸边，用砍倒的松树自建木屋隐居，用人类最原始与最简单的方式，独居长达二十六个月之久。

他就这段出世而非凡的经历，用飘逸而流畅的笔锋，写成了《瓦尔登湖(Walden, Life in the Woods)》，这本现代超越论的名著是梭罗的代表作。

梭罗是一位作家、诗人、超越论者、反蓄奴隶者、大自然主义者、拒缴税者和环境发展评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策略家。

梭罗的个性是敢爱敢恨的，而且爱恨鲜明，他热爱自由，也用行动来支持自由，为了言行一致，他可以卖命地帮助一名黑奴出逃而不惜得罪当局。

爱恨分明的性格使梭罗公开反对美国政府的《奴隶叛逃法(Fugitive Slave Law)》，参与民权分子的地下挽救逃亡奴隶的运动。他反对任何不符合公义的事物，他坚定地反对教堂有权征收税款，为了反对这些暴政，他以身作则，拒绝缴付任何教堂税款，他提出的理论很简单：难道学校和大学预科就不应该收同样的税款吗？

1840年梭罗爱上了从外地来访的艾琳·西沃尔(Ellen Sewall)，两人很快订了婚，但是当她的父母发现自己未来的女婿是谁后，勃然大怒，誓死反对。西沃尔不想在家庭与未婚夫之间做出选择，于是解除婚约，自此以后，梭罗在感情上深受打击，发誓终身不娶。

反抗畜奴暴政愤而袭击美国政府军火库的约翰·布朗，在其被捕前公开演讲呼吁，在其被维吉尼亚州法庭吊死后，他爬上市政府大楼顶，猛力撞锺以示哀悼，他平生最痛恨暴力，从不对压迫妥协。

1849年5月梭罗在由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主编的《美学杂志(Aesthetic Paper)》上发表了一篇改变人类历史的文章《非暴力公民抗命政府论(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后来又将之改名为《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Civil Disobedience)》，这成了梭罗名传千古的温和的文明反抗理论。

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哲学中，梭罗首先声明他不是在反对政府，而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他又声明说，一个公民之所以反对其政府，不应该是基于企业利益来反对政府，更不是基于个性异同来反对政府的，而是应该基于人性良知来反对政府。

在梭罗的理念中，最好的政府应该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当一个政府不再按照人民的意愿来行使职权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站起来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哲学去反对它，纠正它。

梭罗举例说，如果一个国家六分之一的公民是自由的逃犯或是奴隶的话，就好像外国的军队在这里用戒严式的军事管理着我们一样，那么一场暴乱或革命的发生将是无可避免的。

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哲学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仁者无敌的美国版，梭罗的战略思想，顾名思义，一目了然：我不和你硬干，但也不听你的指使，汝奈吾何？

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哲学》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多少的回应和关注，直到19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发掘出这种无往不利的思想武器。

随着时代巨轮的前进和抗争成功的案例逐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梭罗的名字和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争哲学，越来越像出土的宝石，不时地産生使人惊歎的功勳。

1839年开始梭罗的名字出现在当地市政府的人头税账册上，他写信要求将他的名字从账册上除名，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要求被煳里煳涂地批准了，但随后又再度将他的名字恢复在税册上。

1840年梭罗开始拒绝缴付他认为不合理的人头税，当地市政府再三声明要将他法办，但他置之不理。1846年7月24日，由于梭罗继续拒绝缴付人头税，马萨诸塞州税务官萨姆·斯戴布(Sam Staple)就判他入狱，他不吵也不闹，轻松愉快地走进监房服刑。

梭罗的姑妈玛丽亚(Maria Thoreau)不愿意也不忍心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去坐牢，大家就凑钱替他缴付税务和罚金，虽然只坐了一天的牢房，但为梭罗提供了数篇散文的灵感和题材。可是他被释放出来后，还是依然故我，还是拒绝付税，而且说不付就不付，谁也拿他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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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理论影响了不少人，一百多年以来，世界级的重要人物包括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印度的甘地、美国的威廉·杜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s)、金博士和约翰·肯尼迪等。

欧美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如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威拉·卡瑟(Willa Cather)、马塞尔·普罗斯特(Marcel Proust)、威廉·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埃尔温·怀特(Elwy Brooks White)、刘易斯·明福德(Lewis Minford)、法兰克·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亚历山大·波西(Alexander Posey)、古斯塔夫·斯蒂克利(Gustav Stickley)、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约翰·缪尔(John Muir)、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埃德温·蒂尔(Edwin Way Teal)、约瑟夫·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伯勒斯·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与劳伦·伊斯利(Loren Easley)等，也无不深受其影响。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世界级大文豪，其现实主义的《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等著作，早已超越国界而成为全人类的智慧与财富，细看其书的内容，就可发现处处皆是梭罗非暴公民抗命哲学的影子和精神。

印度圣雄甘地在1906年读完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后，立即心领神会，从中找到了什么是促使印度走向独立的力量，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运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为武器，牛刀小试，就使大英帝国主义招架不住，从而奠定了甘地终身奉行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的决心。

美国作家韦伯·米勒(Webb Miller)在他1938年出版的《我找不到和平(I Found No Peace)》中，回忆甘地曾经对他说：“梭罗的思想对我影响太大了，我採用了一部分理论并和我的朋友们分享，从而帮助我们印度得到独立，其实我是直接采用了他八十年前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作为我们运动的主导思想。”

甘地运用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不费一兵一卒，不放一枪一弹，不但将大英帝国主义赶出印度而得以国家独立，还赢得了国际间的肯定和尊重。

杜格拉斯在最高法院的地位无与伦比，自1939年4月17日经罗斯福总统提名，接手前任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avid Brandeis)的空缺以来，一口气做了三十六年两百零九天，他是美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常务大法官，至今尚没有人打破他的任期纪录。

约翰·肯尼迪采用了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战略和思想，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有为、最深得民心的总统之一，虽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已经是千古流芳。

金博士出山后的第一招，使用的策略就是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此举立即为他赢得大名，使对手低头认输，令敌人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金博士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于1944年在莫尔豪斯大学读书时，接触到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学说，他写道：

“梭罗宁愿坐牢也坚持拒绝缴付那些用来将奴隶制度散播到墨西哥的税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学说，在着迷和景仰之下，我曾再三反复研究之，这种学说越来越使我坚信，不与魔鬼合作远比与好人合作更为重要，我认为再也没有比梭罗更有说服力的学说理论了，根据这种学说我们发动了几次成功的游行。梭罗的前所未有的非暴力公民抗争哲学学说，成为了我们民权运动的理论基础，无论是餐厅外的静坐，到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乘客，到乔治亚州奥尔巴尼(Albany, GA)的和平示威，再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巴士抵制运动，都可以看到逐渐成长的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学说，已经将魔鬼们折服，得到应有的正义成果。”

凡是要与各种独裁暴政和寡头政权长期斗争者，不可不知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是人类史上所向无敌的最高段数的政治斗争策略，除非不用，用之则无坚不摧，无敌不破，一百馀年来尚未见到失败的案例。1967年美国政府为了肯定这位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特别发行一枚印有梭罗肖像的五分钱邮票来为之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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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由于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和平抗暴的成功，使金博士的政治视野开始超越一州一市，投射在种族歧视极端严重的南方数州上，他成立南方基督徒领袖协会的崭新政治组织，并出任该组织的第一任总裁。

南方基督徒领袖协会是金博士的政治大本营，他紧紧地掌握住这个组织，不允许任何人向他的权威挑战，一直到他1968年去世为止，都从无间断地一直担任南方基督徒领袖协会总裁的职位。

南方基督徒领袖协会主要的任务是联络、团结、发动和组织起南方数州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领袖们，运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策略，来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司法公正与民权平等。

1958年金博士出版他的首部政治书《朝着自由大步前进》，他用了不少的时间搞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推销活动。

这年的9月20日，当金博士在纽约市哈莱姆区的一家书店为自己的新书做签名推销时，他遇到了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行刺，差点儿丢掉性命：一个叫做伊索拉·科利(Izola Ware Curry)的女非洲裔美国人，用开信封的钢刀插进金的胸膛，几乎使他毙命。

当金博士带着钢刀到达哈莱姆医院(Harlem Hospital)时，由于钢刀插在大动脉旁边，很难救治，因为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因大出血而死亡。医生们商量了很久，才将开刀急救的方案决定下来，先将整个胸部打开，再将插在里面的刀刃取出，金大难不死，逃过一劫。

科利是一名危险的女暴力精神病患者，她于1916年在乔治亚州阿德里安(Adrian，GA)出生，科利的一生是麻烦的一生：家庭麻烦、婚姻麻烦、工作麻烦、思想麻烦、交友麻烦、更要命的是她最后得了比她所有的麻烦还要麻烦的精神错乱症。

科利的丈夫詹姆斯(James Curry)是一个游手好闲的酒鬼，两个人在婚后住在乔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 GA)，由于科利觉得萨凡纳地方太小了，太没出息了，浅水养不活大鱼，所以就搬到大都会纽约市去发展她的事业。

可是科利既没有学识，也没有专长，兼之好高骛远，只能当一个她从来就看不上眼的家庭佣人。从1959年开始她连工作都找不到，三餐不继，生活无着落，这使她的精神错乱毛病时好时坏，她的精神错乱毛病使她産生了疑神疑鬼的错觉，幻想着到处都是想害她的敌人。

在科利的脑袋里，有两个主要的敌人：第一个是在纽约为非洲裔美国人权利打拼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这个人权组织成了她的最大假想敌，虽然她叫不出一个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成员的名字，但她坚信自己的失业不是因为自己的懒惰，不是因为自己的精神病，而是因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到处破坏她名誉的结果。

科利更认定了一个事实：在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内部全是一些共産党，而共産党不但是美国的敌人，也是她自己的敌人。

第二个敌人就是金博士，科利认为这个假想敌是她所有的麻烦与不幸的最终原因，她认为金博士是一名共産主义运动在美国的领导人，因而要为民除害，所以她有权将金博士处理掉。

为了这两个假想敌，科利开始到处躲躲藏藏，以免被害。为了自卫，她花了二十六元去买了一把意大利制造的自动手枪，带在身上自卫。

1958年9月20日下午三时，科利外出逛街，在离她家四条街之外的一家书店外，看到一大群人在排队，等着金博士为新书签名，当科利打听清楚原来是她的敌人在闹事时，她的精神错乱症发作了。她排开腥耍�挤到桌子前面，向着正在新书上签名的金博士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搞这些小孩子？要搞就到�Ｈジ懵铮�你为什么讨厌我？你为什么折磨我？��

金博士忙着为读者签名，并没有留意到有人和他说话。科利发现这个敌人居然胆敢公然公开地在大忻媲安焕聿亲约海�不由得冒火了，她敲着桌子怒道：“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马秮·路德·金？”

当金博士抬起头来要看看是谁在咆哮时，一把信封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站在旁边的治安警察立即将科利按倒在地，她的手袋散开，落了一地的杂物，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在杂物中竟然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1958年9月21日，在监狱的审讯室里，纽约检察官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询问科利刺杀金博士的理由时，她理直气壮地说：“不是他，就是我，如果我不杀他，他一定会杀死我的！”

在警察局里，由两名纽约著名的精神病理专家西奥多·韦斯医生(Theodore Weiss)与约翰·卡西蒂医生(John Cassidy)对她联诊，结论是科利的确是一名严重的妄想性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c)患者。

虽然大陪审团决定用意图谋杀罪来起诉科利，可是法医们断定她根本就没有接受审判的能力，法官在1958年10月20日下令将她管进精神病院里去，结案了事。

1958年9月30日金博士躺在哈莱姆医院的病床上，发表了一份书面文件，声明他不但宽恕了科利女士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还要求大家为她祷告，祝她早日康複，这充分说明了金博士慈悲为怀的基督精神，深为世人敬仰。

一名美国历史学家在评论这件意外事故时说：“那个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科利的一刀，几乎改写了整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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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金博士出版专著《对一个人的衡量(The Measure of A Man)》，书中勾画出他对国家、民族、宗教、社会、经济、理想和政治所期待的蓝图，从这一年开始，他领导着美国南方非洲裔美国人牧师们，开始为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平等而努力。

在近代民权运动大将精英中，其中最出名的有六位，世人称之为六巨头(The Big Six)，除了金博士之外，他们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约翰·路易斯(John Robert Lewis,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都市联盟的惠特尼·杨格(Whitney Young, Jr., Urban League)、卧车搬运工兄弟联合会的菲利浦·仑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 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种族平等协会的詹姆斯·法梅尔(James Leonard Farmer, Jr.,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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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是金博士人生巅峰成就的一年。是年8月28日，他带领着数十万名各种族的美国人，群集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和平大游行，并在解放黑奴和挽救联邦的亚伯拉罕·林肯纪念堂外，发表流传千古的《我有一个梦》讲演。

这是美国有历史以来最成功的和平游行，为金博士奠定了无人可比的历史领袖地位，也为他带来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人的冠冕。

《我有一个梦》是一篇人类文明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是一篇集霸气、傲气、正气、磅礴、尊严、仁慈、智慧和理想于一炉的佳作：

“我今天很高兴能与你一起共襄盛举，这将会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自由大游行。一百年前，就是现在我们站在他象征性的影子下，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个重大法令，成为千千万万没有正义、生活在奄奄一息中的黑人奴隶们的希望信标灯，也成为结束他们历经漫长黑夜的囚禁，使他们能欢睹黎明的到来。

但是一百年了，黑人依然没有自由。一百年了，黑人依然悲伤地在种族隔离桎梏和种族歧视枷锁下被伤残。一百年了，在繁荣的物质世界里，黑人依然生活在广阔海洋的贫穷孤岛上。一百年了，黑人依然被自己的大地放逐，憔悴地生活在美国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渲染这些可耻的情况。

我们理智地来到国家首都，要兑现一张支票。当年我们共和国的设计师为《独立宣言》写出富丽堂皇的文字时，签下了一张对我们每一位美国人都有权继承的支票。这张支票许诺着所有的人，是的，黑人和白人一样，各种对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不可剥夺的权利。今天，据我了解，站在有色人种公民的立场来说，美国很明显地没有履行这张支票的责任。美国不但没有履行此一神圣的责任，还给了黑人一张印着资金不足的退票。但是我们拒绝相信正义银行是破産的。我们拒绝相信这个遍地机会的国家会资金不足。所以我们要来兑现这张支票，要求兑现这张全面自由与正义保证的支票。

我们同时来到这神圣现场，提醒美国目前强烈的紧急状况。这里已经没有时间参与奢侈的冷静处理，或者开出一副渐进主义的镇定剂。现在是实现民主许诺的时候了。现在是从荒凉与黑暗的种族隔离深谷升起，走向阳光照射的种族正义大道的时候了。现在是将国家的不正义种族政策流沙，升华至亲如兄弟的坚实石头上的时候了。现在是将神的孩子们的正义付诸事实的时候了。忽略目前强烈的紧急状况，将会是我们国家的致命伤。

黑人们正当的不满情绪，有如酷热的夏天，离开正义和平，爽快的秋天是不会来临的。1963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那些希望黑人在激情过后国家便会恢复正常运作的人，会得到粗鲁的觉醒。在黑人们得到公民权利之前，他们皆不休息，也没安宁。如果正义的光明不实现，不断反抗的旋风就会动摇我们国家的根基。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同胞们，一些关于带领我们进入正义之殿温馨开端的事情：在我们逐渐赢得正义的过程中，我们无须对他们以前的错误行为有所追究。让我们不要为了解决对自由的饥渴就喝下苦涩与仇恨的杯子。我们永远要在尊严和纪律的高原上进行斗争。我们不允许将我们有创造性的抗争堕落为身体的暴力行为。重复再重复，我们必须以精神力量将肉体力量升华至庄严的高处。

那些令人惊异的新战斗性行为正在吞没着黑人社区，但这不可导致我们对白人的不信任，有许多我们的白人兄弟，正如那些今天也出现在这里的一样，已经理解到他们的自由，是与我们的自由拴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我们无法单独前进。我们在前进时，我们必须发誓一定要在前进的前面，我们不能走回头路。

有些人问民权献身者说，什么时候你才满意？只要黑人是警察使用不可告人的恐怖野蛮行为的受害者，我们永远不会满意；只要疲惫不堪的黑人旅客在高速公路客栈或城市的酒店里不能寄宿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机动性只是从一个小的贫民窟搬移到一个大点的贫民窟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被只准白人的牌子剥夺自我与尊严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只要黑人在密西西比州不允许投票，或者在纽约州不知道为何而投票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不，不，我们永远不会满意，不到正义如流水，公义似涌泉，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我不由得自觉地知道，你们当中不乏是为了遗弃尝试和苦难之人。你们当中有的是刚从狭窄的监狱牢房中出来的囚徒。你们当中有的是从其它地区来此探索----探索却被迫害的风暴打得血肉模煳，和被警察的残忍野蛮流风而摇摇晃晃。

你曾是这些人中同为苦难的受害者。继续老的信仰是无法赎回痛苦的。返回密西西比，返回亚拉巴马，返回南卡罗莱纳，返回乔治亚，返回路易斯安那，返回我们北部城市中的贫民区和贫民窟，宣布无论如何也好，这些状况一定会改变的。

我的朋友们，我今天告诉你，让我们不要在绝望之谷里打滚。就算我们今天和明天面对着各种困难，我依然有一个梦。那是一个深深地牢牢扎根于美国的梦。我梦想着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兴盛，生活在真正的信仰里。我们握住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那就是所有的人，皆生而平等。我梦想着有一天，在乔治亚红山坡那里，前奴隶与前奴隶主亲如兄弟一般地坐在一张桌子上。我梦想着有一天，就算是一如密西西比，那个狂热的不公正之州，狂热的压迫之州，会转换成自由与正义的绿洲。我梦想着有一天，我那四个小孩子，有一天能生活在一个判断他们内涵的、依靠的不是肤色而是性格的国家。我今天就有一个梦！我梦想着有一天，在阿拉巴马那里，那些恶毒的种族主义者，与他们嘴唇上滴着干涉和无效言辞的州长。

有一天在阿拉巴马，小黑男孩与小白男孩，小白女孩与小黑女孩，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挽着手。我今天就有一个梦！我梦想着有一天，每一个峡谷都是崇高的。每一个小丘和高山都能降低。崎岖不平的地方能够平坦。弯曲的地方可以成为直线。

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显现主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希望，这也是我要带回南方去的信仰。有了这些信仰，我们可以把绝望的坚石转换成那希望之高山。有了这些信仰，我们可以将不调和的吵闹声转换成美妙的深厚兄弟情谊交响乐。

有了这些信仰，我们可以一起来工作，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奋斗，一起去坐牢，一起去维护自由。大家心照不宣的都明白，我们总归有一天会自由。这就是爲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所有神的孩子们全在歌唱着新的意义：我的国家是你甜美的自由大地，我为你而歌唱，我的父亲死在朝圣者骄傲之大地上。

让每一个山腰上，响起自由之声！如果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话，这必然会成为事实。因此，让自由从新罕布什尔奇异的小山顶上响起来，让自由从纽约的强大高山上响起来，让自由从宾夕法尼亚的艾丽盖尼山脉上响起来，让自由从科罗拉多积雪封顶的洛基山脉上响起来，让自由从加利福尼亚曲线优美的斜坡上响起来。

不光只是这些，让自由从乔治亚的石头山上响起来，让自由从田纳西瞭望远景的大山上响起来，让自由从密西西比的每一个小山丘，和鼹鼠丘上响起来，从每一个山腰上，让自由响起来。当这些发生时，当我们允许自由响起来时，当我们让它从每一村每一乡，从每一州每一市都响起来时，我们是可以加速那天的到来的。

所有神的孩子们，白人和黑人，犹太人和异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都可以互相挽着手高唱老黑人精神的赞歌：最终自由了！最终自由了！谢谢全能的神，我们最终自由了！”

金博士只是站在台前的偶像。真正的张良，真正的孔明，是站在金博士幕后的贝阿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具有剑胆琴心性格的拉斯廷，虽然称不上是位学识丰富的思想家，但却是一位眼光远大的政治策略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群性硕�家��

拉斯廷于1912年3月17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Westchester, PA)，他是第一位提出非洲裔美国人不但要在交通工具上和白人平等，还要在工作、教育、职位、性别和住宅等方面也要平等概念的非洲裔美国人。

拉斯廷是第一位在美国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非洲裔美国人民权领袖，也是第一位鼓吹同性恋民权的非洲裔美国人。他往往发出惊人之论，使人深省，比如说，他几次公开地声称他是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制度(democratic socialism)的立场。

拉斯廷的后半生，一直到1987年8月24日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去世为止，都是奉献在美国男女同性恋的民权运动上，可谓劳苦功高。他的理论很简单，他认为男女同性恋并不是病，是自然人性的流露，而真正的病是美国这个不能容纳和接受男女同性恋事实的社会。

拉斯廷的前卫思想和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时，被世人视之为奇谈怪论，视之为妖言惑校�甚至于视之为洪水猛兽。如今观之，只能惊叹和佩服他的高瞻远瞩和超越时代的智慧��

从1955年到1960年的五年时间里，拉斯廷是金博士主要的政治顾问，在许多金博士的策略和行动中，都可看到他的影子，而整个1963年的华盛顿和平大游行，就是出自拉斯廷的策划与安排，可以说这是他精心策划的代表杰作。

拉斯廷和金博士一样，是研究印度圣雄甘地的学者，也是美国政治策略大师梭罗理论的信服者。由于拉斯廷与美国共産党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后导致金博士因信念不同，除工作之外与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在拉斯廷的精心策划下，1963年的华盛顿和平大游行，共有五大诉求：第一，全国的公立学校，立即全面地彻底地停止种族歧视的种族隔离政策；第二，国会要有实际性和有意义的民权立法，包括在全国各州不得在职业上有任何的种族歧视；第三，保证民权工作者免受警察的残酷对待；第四，全美国的工人，底薪不得少于每小时两元；第五，华盛顿首都特区在国会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彻底的自治。

2013年12月20日 写于 美国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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