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 第九章 )

1967年4月4日，在距离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整整一年前，他在纽约市纽约河边教堂(New York Riverside Church)的演讲中挺身而出，指责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战争行为，是“有如美国占领下的殖民地和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代办”。

这篇演讲，是金博士对外界流传说他是共産党同路人的答复，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声明他对越战和共産党立场的演讲，所以特别的重要。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是金博士对真理的向往，倒不如说这是一份他对美国政府的道德起诉书，或者说是对美国越南政策的清算文。

金博士首先声明，他这次用来自燃烧的内心的演讲来打破沉默，是基于他自己良心的召唤，他演讲的对象不是越南共産党，不是越共的国家解放阵线，不是中国，也不是苏联，而是他自己的美国同胞。

金博士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政府错误立场的失望，他抨击美国政府的伪善说：

“我们指的是已经被我们社会伤残了的年轻黑人们，把他们派遣到八千英里外去保证东南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美国乔治亚州的东南区和纽约哈莱姆区东区里却找不到。我们在电视上重复地看到年轻白人与年轻黑人一齐被杀死的残酷而又讽刺的画面，可是他们却不能在自己国家的同一所学校里坐在一起读书，我们看见他们团结而野蛮地焚烧穷乡僻壤里的草屋，可是我们察觉到他们什至不能住在芝加哥的同一条街上。”

金博士又说：

“我们要为那些被我们国家称为敌人，但却成为我们国家受害人的那些弱小者、无声者说话，并为他们伸张正义，没有人为的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兄弟。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与日本人和法国人斗争了数十年，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于1945年宣布独立。

即使他们在自由宣言上引用了我们的《独立宣言》，荼毒国际环境多年的西方人傲慢，使我们的国家认为越南人还是不能独立，所以我们不但拒绝给予他们外交承认，还支持着法国重新征服他们的前殖民地。在这个错误的决定下，我们丢弃的并非是由中国所扶植的政府，而是由包括一些共産党在内的当地土著所寻求的革命自决政府，为了农民，这个新政府进行了农民生活中最需要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5年之后的九年，我们依然承认越南人民有独立的权利，但我们依然用九年的时间去支持法国将越南重新殖民化。在越法战争结束后，我们承担了他们百分之八十的战争费用。法国人在遭到奠边府战败前，就开始对越南改善他们的鲁莽行为。可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做，在法国人表现出对越南战争失去兴趣时，我们却拿出大把的钞票和武器，来鼓励他们维持这场战争，结果是我们几乎承担了这场重新殖民越南的悲剧战争的全部费用。

法国人被打败后，通过《日内瓦公约》看出越南独立与土地改革可能得以实现，但是美国觉得不应该由胡志明来统一这个临时分裂的越南，越南农民又一次目睹了我们选择并支持了最恶毒的、使农民见而畏缩的现代独裁者吴庭豔总统。

越南农民再次目睹着美国支配的吴庭豔，将反对者残忍地连根拔掉，大力支持横抢乱夺的地主，并坚定地拒绝和北方进行和平统一谈判。在吴庭豔的鼓动下，美国增军至越南，替他镇压起义的农民。吴庭豔成功了，但是这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土地与和平的改变，唯一的改变是来自美国，我们为了支持那个不可思议的、没有多数人民支持的贪污无能的政府，而大量的增兵。那些因为看见我们宣传单上的和平、民主与土地改革诺言而相信我们的人，目前正在我们的炸弹下凋萎，他们认为我们和他们的越南同胞一样，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他们悲伤而冷澹地任由我们把他们放逐到连普通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的集中营里，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否则会被我们的炸弹毁灭，那些以老人、女人和孩子为主的老百姓只好这样走下去。他们看着我们在他们的水里下毒，毁坏他们数百万英亩的农耕地。他们为那些被如雷般响的推土机铲平的贵重的树木而哭泣。我们每杀害一名越共，他们就得牺牲二十条生命，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屠杀了一百万姓，大部分是孩子和老人。

那些数以万计衣不遮体无家可归的小孩子，像动物一样到处在乡间游荡，他们见到小孩子向我们讨饭时却被我们的士兵当作有恶习的小东西的场面，他们向我们的士兵出售他们的姐妹，为他们的母亲拉皮条，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两件最珍贵的体系：家庭和乡村。

我们与他们合谋地将全国唯一的由非共産党革命政治力量统一的佛教庙宇打破得支离破碎。我们支持西贡农民的敌人。我们蹂躏了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屠杀了他们的男人。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坚硬的建筑物剩下来了，只有在我们的军事基地里和集中营里加固的碉堡，那是唯一能找到的可以称为坚硬的建筑。

我们必须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提出他们无法提出的疑问：如果我们要在那里兴建些建筑物的话，农民们就一定会又跑掉。我们能怪他们有这种想法吗？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啊！可能最困难的也是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为那些被我们指定为我们的敌人的人说话，那个匿名的国家解放阵线，莫名奇妙地被我们呼之为越共，或者共産主义者！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美国允许残忍的吴庭豔进行压制人民就是美国在南部的反对团体？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们的放纵暴力会促使他们拿起武器？他们只是准备战争而我们就称之为来自北边的侵略？他们又如何会相信我们的正直无私？我们一边在那穷凶极恶的吴庭豔所掌握的政权下对他们使用暴力，一边又将每一个最新式的致命武器倾泻到他们的土地上，还控诉他们在使用暴力？

我们的官员明知共産党的人数不足百分之二十五，而我们却全称之为共産党，他们会如何来评价我们呢？为什么我们明知那个高度组织的政党已经掌控住越南主要的地区，而我们却允许在全国大选时将之排出局外？他们会诘问：为什么当西贡的新闻机关被军事团体把持和控制后，我们却还在说这是一场自由选举？他们不由自主地会诘问：我们计划着帮助建立的新政府里，并没有那个真正与农民紧密联系的政党参与，又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政府呢？他们会诘问：没有他们参与就横加拒绝的和平协议，我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令人恐惧的有关疑问。我们的国家是否计划着在一个新的暴力政权之上来建立政治神话？在越南北面，我们的炸弹像雨一样倾泻到大地上，我们的水雷布满了水面，我们终于得到了可以理解的严重的不信任。由于缺乏信任，他们已经在深深地怀疑我们真正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在河内，那位领导着国家对抗法国与日本而取得独立的人，那位在寻找将越南置于法国联邦的人，又一次被软弱的巴黎和其殖民地的陆军所出卖。

他们相信《日内瓦协议》，放弃了第二次对抗法国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将得来北纬13º到北纬17º平行线土地。1954年，我们为了防止胡志明胜选上台执政，而与吴庭豔勾结起来使选举流産，他们目睹了一切后，知道又被我们出卖了，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参与谈判时，难道我们自己就忘了这些事实吗？

越南战争是美国精神上的重大疾病。这个国家继续年複一年地在军事费用上的花费，远远比花在救济国内贫穷户的费用还多，这是美国精神的死亡，如果我们忽视这种事实，我们就无法向后代交待。除非我们做出重大且彻底的改变，否则这些会在泰国与柬埔寨发生，会在莫桑比克与南非发生，会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发生。

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我们不及时地站在世界革命的那边的话，我们一定会遭受一场超过普遍价值观的激进革命。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国家，可以领导价值观的革命，我们如果不将和平谈判列为优先于战争追求的话，那会是一场死亡噩梦。革命的时代来临了，全世界的人都起来反抗剥削与压迫，没有衣服和赤着脚丫的人已经史无前例地站了起来，在虚弱而病态的古老世界里，新的正义与平等体系已经诞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因而看到了光明。我们西方人必须要支持这种革命。”

金博士总结了他的观点说：

“为了使美国从漫长而困难的梦魇般的国际纠纷里脱离，我愿意向我们的政府提出五点需要立即执行的意见：第一，停止在南北越南的轰炸；第二，为了促成谈判的成功，单边的宣布停火；第三，为了避免在东南亚开辟新战场，缩减对泰国的军备，不要干涉老挝的事务；第四，接受国家解放阵线是南越人民实际上支持政府的事实，因此任何有意义的谈判和未来的越南政府，必须有他们的参与；第五，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定下一个从越南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期限。”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如何来看待这些言论的，但我知道共産党一定对此大赞吾道不孤。金博士反对越南战争的言论，使他离本来就对他毫无好感的美国主流新闻媒体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失去美国白人族群的道德支持。

《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撰文讽刺金博士反对越南战争的言论是：“这种蛊惑人心的煽动言论，听起来好像河内电台的广播稿。”《华盛顿邮报》宣布金博士：“对他的理想，对他的国家，对他的人民来说，他已经是个被贬低的微不足道的人了。”

在大学时曾经修读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金博士被刺杀前，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失望到了极点，他三番五次地公开宣传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需要从根本上来进行改革。在私底下，金博士曾多次对着他的顾问和好友们说，他是支持民主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什至有一次，金博士公开地说：“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一定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创造财富，或许美国需要朝着民主式社会主义制度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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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开始，金博士全面地介入脱穷运动，诉求着非洲裔美国人在经济领域里的公平与正义。可是这个主题并没有引起其他民权领袖的兴趣，什至连他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拉斯廷都以师出无名而对此加以反对。

金博士并没有因为得不到其他民权领袖们的支持而退缩，他独行其是，在全国各处进行串联，准备效法1963年华盛顿的和平大游行。

这次的冲击目标是国会，他想发动铺天盖地的多种族人海战术，来包围国会，逼使他们通过《保护穷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立法，否则绝不罢休。

1968年3月29日，金博士飞到田纳西州孟菲斯，支持从3月12日开始的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因薪水不公平而举行的清洁工人大罢工，这场大罢工的起因，是在孟菲斯的一家清洁公司，在一次因坏天气而提前结束工作时，发给非洲裔美国人员工每人两小时的工资，但却给美国白人全天的工资而引起的。

1968年4月3日，金博士的飞机不敢起飞，因为他们接到了有人会用炸弹攻击那架飞机来刺杀他的情报，停留期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康威梅森教堂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我曾在高山之巅(I’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公开表明对于被用炸弹来对付终身奉守和平与非暴利原则的他来说，是仁者无敌，是勇者不惧的：

“我是要去孟菲斯的，有人开始谣传着那种种的威胁，或那种早已遍传的威胁谣言；我们那些白人兄弟们会将我怎么样呢？是的，我现在的确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了，因为我曾经站在高山之巅上。我已经不在乎了，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想长命百岁，长寿是有原因的，但是我现在并不顾虑这些，我只是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是主允许我登上那座大山的；而我在高山之巅俯览全景，我已经看到那片神圣的淨土。我可能不会与阁下同临斯土，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告诉阁下，作为人民的我们，将会如愿地踏上那片神圣的淨土，所以我今天晚上是特别的高兴，我没有为任何事情而担忧，我也不会惧怕任何人，因为在我的眼里，已经看到了主赐给我的荣耀。”

第二天的时代悲剧证明金博士的哀鸣与悲歎不是没有道理的，1968年4月3日他准时抵达田纳西州孟菲斯，并住进预先定好的洛林汽车旅馆306号房间。

这间以价格公道、干淨舒适为人所知的洛林汽车旅馆，是由华代尔·贝利(Walter Bailey)开办的小旅店。虽然是一间小店，但由于金博士和阿伯内西两位名人经常进住而声名远扬，由于两人经常住在306号房间，因而该房间有金-阿伯内西套间(King-Abernathy Suite)的雅号。

金博士刚抵达孟菲斯就接到美国法庭的遏制令，不允许他参加五天后为孟菲斯清洁工人的不公平待遇而发动的非暴力大游行。金博士当然不会被这一纸禁令吓倒。他一方面安排他的法律顾问安德鲁·杨格牧师(Andrew Jackson Yong)递状到联邦法院挑战这张遏制令，一方面继续与孟菲斯的当地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领袖们策划着大游行的细节，他与同志们商量有关大游行的事务，一直到凌晨四时三十分才返回306号房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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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近代民权发展史上，杨格是一位以道德、勇气、远见和坚持爲诉求的民权领袖，他同时也是金博士的忠实追随者。他于1932年3月12日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出生，母亲黛西·傅勒(Daisy Fuller)是中学老师，父亲老杨格(Andrew Jackson Yong, Sr.)是牙医。

杨格从小就生活在充满了种族歧视的美国南方，备受白人的凌辱和欺负，为了保护自己的两个男孩子，老杨格想到了一个主意，重金聘请了一名武功高深的拳师，教他们两兄弟拳击作为自卫之道。杨格并不喜欢这种自卫的方式，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平凡的真理：暴力解决不了种族歧视的问题。

杨格原本计划着要跟随他父亲的足迹当一名好的牙医为生，可是在他从美国首都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取得牙医的学位后，他的良知使他毅然放弃前途似锦的职业，转向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哈特福德神学院(Hartford Divinity Seminary, Hartford)进修，取得神学硕士学位。

杨格开始在美国各地传教，传教过程中，他有两个特别的收获，第一，在阿拉巴马州传教时，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珍·柴尔兹(Jean Childs)；第二，在他阅读印度圣雄甘地的著作里，悟到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的威力和价值。

1960年杨格参加以金博士为领导核心的南方基督徒领袖协会，逐渐成为这个民权组织的中坚人物，他在美国南方大力鼓吹非洲裔美国人的登记投票权，几次受到三K党的死亡威胁，他领导了几次大型的非暴力和平游行，结果被治安当局数度的拘捕和监禁。

杨格的温和性格和忠厚品德，使他经常成为美国黑白种族冲突的调解人。他的博学和修养，使他轻易地说服了国会通过了使人振奋的《民权法案》，金博士于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被暗杀时，杨格就在他身边，亲眼看着这一代伟人慢慢地被暴力夺去了生命。

杨格除了为美国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和人权外，还数次出任公职，他当选过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长，当选过联邦幸樵保�出任过祦39任总统卡特的驻联合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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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4日的整个上午，金博士并没有外出，而是一边等待着杨格的法庭消息，一边与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金、乔治亚·戴维斯(Georgia Davis)、露西·华德(Lucie Ward)和阿伯内西牧师在房间里讨论着非暴力大游行的事务。

1968年下午五时三十分，金博士与阿伯内西一起返回他们自己共用的洛林汽车旅馆306号房间换衣服，准备与大家一起前往比利·凯尔斯牧师(Billy Kylies)的家中吃晚饭。

1968年4月4日下午六时，金博士与阿伯内西走出306号房间，站在房间门口的露台上，与前来接他的杰西·杰克逊、音乐师班·柏兰兹(Ben Branch)和司机所罗门·琼斯(Solomon Jones)聊天。

凯尔斯开着车子来接他们，金博士问他今晚的菜单是什么，凯尔斯回答说，为了使大家惊喜，暂时保密。其实，阿伯内西在中午与凯尔斯夫人通话时，就已经知道菜单是什么了，而且告诉了大家，金博士明知故问，只是调侃凯尔斯而已。

金博士半开玩笑地叮嘱正好站在他身边的音乐师柏兰兹说：“班，晚上开会时，你务必唱那首《珍贵的吾主，请拉住我的手(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请唱得尽量好一点儿。”

琼斯见天气转凉，而金博士衣服单薄，就提议他带上件外套，以免着凉。金博士没有说话，只是点头称是，然后转身想返回房间取外套。可是金博士永远不再需要外套了，也永远回不了他喜爱的306号房间了，因为他的人生，就在这一刻已经走到了尽头。

1968年4月4日下午六时零一分，从洛林汽车旅馆正对面的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Bessie Brewer’s Rooming House)的一个房间里，飞来了一颗子弹，准确地射进了金博士的右颊骨，将他的下颚骨击打得粉碎后，顺着方向又穿过了他的颈嵴骨，最后停留在了他的肩膀里。

金博士应声倒地，血流满地，昏迷不醒。当他被送到附近的圣约瑟医院(St.Joseph Hospital)进行急救手术时，已经为时已晚，回天乏术。1968年4月4日晚上七时零五分，带着他的祝福和慈爱，带着他的希望和理想，也带着他的荣耀和光环，年仅三十九岁的一代伟人，就此撒手人寰，蒙主宠召，魂归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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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士被刺的真相兴捣诅。�而真相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但天下悠悠之口，从法院到舆论，从野史到正传，都千夫所指，都锌谝淮剩�说是雷伊干的，笔者也认为这是一件雷伊单独干出来的罪恶勾当。

属于典型美国白人的雷伊的背景很复杂，他于1928年3月10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奥尔顿(Alton, IL)，其父亲杰拉尔德(James Gerald Ray)是个不务正业的酒鬼，也是个贫民户。

雷伊在小学时代就有偷窃的不良记录，初中没毕业就在学校待不下去了，十五岁时参加了陆军，被派往德国服役。在德国，雷伊第一次因为醉酒闹事和不守纪律而被陆军军事法庭判刑九十天苦工劳役。返回美国后，被陆军以累犯军纪和无合适行为能力为由而逐出军队。

离开美国陆军后，雷伊曾因到处偷鸡摸狗而被数度关进监狱。1949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因为非法入屋偷窃而被判刑八个月；1952年他又在伊利诺伊州因为暴力抢劫出租汽车司机而被判两年监禁；1955年他更加胆大包天，因偷盗和伪造现金支票而触犯法，被判三年监禁。雷伊在联邦监狱里依然死不悔改，拒绝认错，他的监狱监管主管在他的报告里写下评语说：

“雷伊明显地没有远见，或者说他是对前途感到恐惧，因此他拒绝向前展望，他曾说如果他不考虑将来的话，他的日子会更好过一点儿，他看起来对自己目前的监狱生活方式是满意的。”

雷伊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在监狱里，他情愿待在管制严格的监狱里，也不愿调到比较自由的荣誉农场(Honor Farm)去，因为那里几乎全是非洲裔美国人囚犯。

1958年雷伊直接拿着手枪，用暴力抢劫了克罗格超市(Kroger Grocery Store），可是得手后不到二十分锺就被拘捕了，法官因为他是个严重的死不悔改的重大罪犯，故将他重判到密苏里州的杰弗逊入狱二十年。

1961年雷伊在监狱里为了展示他的智慧，决定要越狱，可是事情败露，他被关进了每天只有一个小时自由的狱中狱(Hole)。密苏里州杰弗逊监狱当局将雷伊定位为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力精神幻想狂兼强迫性神经病患者。

六年后他被调到监狱的厨房去烤面包，雷伊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家监狱的面包部，除了本监狱的需求外，还要供应荣誉农场和附近其他监狱，每天一次，用小货车将烤好的面包运出去。

1967年4月23日，当面包车停在监狱的厨房前，大家将烤好了的面包运送上车时，并没有人想到雷伊已经藏到了一个四英尺长、四英尺宽的面包箱里，就这样夹杂在一大堆其它的面包箱之间，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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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伊从密苏里州监狱得到自由后，立即设法前往加拿大。他认为他自己的将来和出路就是在加拿大。雷伊的越狱，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新闻，联邦调查局只肯悬赏五十元作为通缉他归案的奖金，而就连印在通缉海报上的指纹，都张冠李戴，搞成了别人的。

雷伊躲藏在偏远的乡间，一边打着散工煳口，一边等待偷渡到加拿大的机会。由于他工作认真，待人接物温和有礼，所以凡是雇用过他的人，都对他有所器重并相当的尊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伊的计划是等偷渡到了加拿大后，再想办法弄张加拿大护照，然后找一份海员的工作，等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异国他乡，就跳船一熘了事，从此可以安居乐业，过着一种没有人知道他底细的全新的生活。

基于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战略，雷伊在底特律市花了五百元，用假名艾瑞克·戈尔特(Eric Starvo Galt)买了一部老旧的普里茅斯(Plymouth)旧车，开始研究如何混进加拿大。

1967年7月14日，雷伊扮成一名风度翩翩的游客，坐在租来的计程车里，轻易地就越过了美国的边关，经过了温沙，再转乘火车，直达蒙特利尔。

其实戈尔特什么意思也没有，那是雷伊在底特律开车闲逛时，在401号公路看见路标上有个叫做戈尔特的城市名字，就顺手起了个假名来用。

1967年7月16日，雷伊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小旅店内，翻阅着当地的电话簿，当他发现在戈尔特页内，并没有戈尔特这个名字，于是决定就用戈尔特作为他在加拿大开始新生活的名字，一直到1968年4月4日刺杀金博士为止，雷伊都是在用戈尔特这个名字来进行所有的活动。

居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期间，没有人知道雷伊的经济来源是什么，但他生活得悠然自在，俨如雍容华贵的绅士。

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接近圣劳仑斯航路(Saint Lawrence Seaway)的港口，他每天在这港口附近活动，希望能弄张海员工会会员证，这是要以船员的身份离开加拿大的第一步，而达到这个第一步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要弄到一张加拿大护照。

在苦无良策来解决这个难题时，雷伊自己在监狱里所写的自传说，有一个叫做拉乌尔(Raoul)的西班牙裔传奇人物，与他搭上了鈎。拉乌尔的出现像一阵及时雨，使他的经济和困难都得以解决，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拉乌尔的帮助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与他一起贩运毒品。

拉乌尔的第一条贩运毒品路线是蒙特利尔至慕比尔(Mobil, AL)再至墨西哥，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拉乌尔答应会替雷伊弄一张假的加拿大的身份证，就这样地开始了两人的贩毒事业。

第一站是要将毒品运返阿拉巴马州慕比尔，以自己安全的理由，雷伊故意不同意两人在阿拉巴马州慕比尔见面，他坚持要在伯明翰碰头。

两人的事业很顺利，返回伯明翰后，这时的雷伊共有三千四百元在身上，其中七百五十元是来自拉乌尔，三百元是他自己的积蓄，六百五十元是逃亡路上在一家饭店干洗碗工的薪水，一千七百元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抢劫计程车司机得来的。雷伊到了一家本地银行，以戈尔特的名字，开了一个保险箱，并将假证件和现金藏了起来，以备后用。

雷伊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将自己升格爲全国十大通缉犯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为了羞辱他心目中那些笨蛋警察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用拉乌尔的经费邮购回来的摄影器材，自我拍摄了一些笑容可掬的相片，并寄到了寂寞之心(Lonely Hearts)俱乐部，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来示威和挑衅联邦调查局的警觉度。

1967年秋天，雷伊和拉乌尔两人再度联手，将一批毒品藏在旧汽车的轮胎里，从新奥尔良出发，最后成功地抵达了墨西哥。赚到了这一大笔钱后，雷伊在墨西哥亚加布尔科(Acapulco)和巴亚尔搭(Puerto Vallarta)逍遥快活了好一阵子，然后返回到加州洛杉矶，继续他的美好生活。

洛杉矶的宜人气候和大都市的环境很适合雷伊的要求，他决定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到一家鸡尾酒学校报了名，想成为一名调酒师，与此同时开始爱上了跳舞，他喜欢浪漫，喜欢那种用手搂着美女纤纤细腰翩然起舞时的陶醉感觉，为了跳起舞来更显得像一个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他到舞蹈学校报名参加了舞蹈学习班。

就是因为这两家鸡尾酒学校和舞蹈学校的毕业照，才给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将戈尔特与雷伊两张相片放在一起对比的机会，最后使他们明白了戈尔特就是雷伊，而雷伊也就是戈尔特。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雷伊一心想找份正当职业谋生时，拉乌尔来到了洛杉矶和他商量着偷运一批非法军火到墨西哥的计划。他接受这趟差事的条件有二：一万两千元的现金和一本加拿大护照，否则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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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伊对自己目前这种默默无闻的日子相当不满意，他认为以自己的天赋和才干，应该成为世界级的人物才对，因此，必须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自己有三头六臂的通天本领。从那时开始，雷伊就锁定了刺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金博士作为他扬名立万的最佳对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已经快失去忍耐力了，他不想再等，也没有必要再等，于是他决定要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使自己扬名天下。

1968年2月15日，雷伊在洛杉矶的一家整容院，假称自己是一位演员，以需要一个鹰勾鼻子为理由，为自己做了局部的容貌改变。这通常是一个重罪累积犯要去干一件特大案件的前期准备工作。

雷伊一直紧紧地跟踪着金博士，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从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到伯明翰，到首都华盛顿、再到亚特兰大，他像一只凶猛的狮子紧盯着心目中的猎物一样，从不让金博士的身影离开过他的视线。

1968年3月17日，雷伊到洛杉矶的邮局，填了地址更改表，将他的个人邮件转往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在亚特兰大与拉乌尔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并留在那里一直到3月28日。

1968年3月30日，雷伊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海洋航空枪店(Aero marine Supply)的地方，用假名哈维·洛迈尔(Harvey Lowmeyer)选购了一支雷明顿枪厂(Remington Game master)出産、配有2X至7X远程瞄准仪的760型号强力长枪，并买了七十五发子弹，总共花了两百五十元。

雷伊把枪买回了家，没有多久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760型长枪的力度不够大，而且也不太顺手，于是通过电话与海洋航空枪店洽谈，约定第二天回去调换另外一款更强力的760/30/60型号的长枪。

雷伊对这款760/30/60型号的长枪很满意，操作了一下，也觉得很顺手，因为这种型号的长枪，正是自己在陆军服役时每天练习和使用的武器，由于枪支的价格差价，他又贴补了枪店十六块八毛五元，总共花了两百六十六块八毛五元。

雷伊清楚而准确地掌握了金博士的行程，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他每次到田纳西州孟菲斯时，都会住进洛林汽车旅馆306号房间，那有着著名雅号的金-阿伯内西套间。

1968年4月2日，雷伊离开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带着他熟悉而心爱的760/30/60型号的长枪与远程瞄准器，前往田纳西州孟菲斯，静静地等待着金博士的到来。

1968年4月3日，雷伊穿过了密西西比州来到了田纳西州孟菲斯，他先在城里一家叫律堡(Rebel Motel)的汽车旅馆住下来，随便地睡了一晚，他在律堡小旅店的进住表上填的名字是戈尔特，来自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车子是福特厂的白色野马牌(Ford Mustang)老爷车。

1968年4月4日下午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雷伊到孟菲斯敏恩大街(Main Street)422½号的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之家，用假名约翰·威拉德(John Willard)租下了正好面对着洛林汽车旅馆306号房间的2楼8号的房间。

雷伊进入房间后，发现位置并不理想，于是又返回前台，要求调换到同样是在二楼的5B房间。这个房间，正是进行刺杀的最佳位置，他在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5B房间的窗台上将长枪架好，对准了对面洛林汽车旅馆306号房间的大门口，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等着金博士的出现。

1968年4月4日下午下午六时零一分，金博士出现在雷伊的长枪瞄准器里，他毫不犹疑地扣动了扳机！长枪发出了一声巨响，他满意地从长枪的瞄准器里看到金博士应声倒地，以及金博士的朋友们惊慌混乱的场面，他知道自己大功告成了。

雷伊在刺杀了金博士后，将那支760/30/60型号的长枪，放回到纸皮盒子里，将喝剩的啤酒，随身的衣服，和刚才几个小时前才买来的望远镜，连同收据，一起塞进了一个蓝色的旅行袋子，用一张旧毯子全部捆卷起来，夹着就往外走。

雷伊一出门口，就碰到了另外一名叫做威廉·安舒茨(William Anschutz)的住客，神色紧张地对着他说：“我刚才好像听见了枪声！”他头也不回，边走边答道：“是的！那的确是枪声。”

雷伊快步走出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后，从横巷转向大街，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将毯子包着的蓝色的旅行袋和纸皮盒子随便一丢，然后找到自己预先停在数条街外的白色福特野马老爷车，朝着乔治亚州的方向全速前进。

当孟菲斯的警察局知道被谋杀的是什么人物时，立即慌了手脚，事关重大，他们恐怕自己处理不了，于是在当晚九时，向联邦调查局致电求援。联邦调查局接手案件后，仔细研究了一下地理环境，将初步调查的目标锁定在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的租户上，自然会把调查的重点落在只搬进来几个小时就失踪的威拉德身上。

根据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的前台经理、住客们和左邻右舍的描述，联邦调查局了解到威拉德外表斯文，谈吐高雅，面带微笑，棕色头发，蓝色眼睛，身高约五尺十寸，体重大约一百六十五磅，开着一辆福特厂的白色野马老爷车。

联邦调查局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城里的一个叫律堡的小旅店的旅客登记卡上，查到了除了名字相异之外，几乎完全吻合的资料，现在联邦调查局要知道的是：谁是戈尔特？

联邦调查局又从找到的纸皮盒子和蓝色的旅行袋里，翻出了一张购买望远镜的收据，顺藤摸瓜找到了出售望远镜的商店，从望远镜的销售员的形容来看，几乎与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的威拉德的资料完全一致。

联邦调查局从驾驶执照和邮政局的资料里，找到了戈尔特的资料，特别是在驾驶执照上登记的资料显示，戈尔特就是他们要找的那名谋杀金博士的嫌疑犯！他们确定了戈尔特曾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住过一段时间，而此时的雷伊，是不可能待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等着麻烦找上门来，他早已逃之夭夭了。

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雷伊的家中找到他，但是却从他的邻居那里得到一件有着密切相关的讯息：戈尔特特别喜爱跳舞，经常参加舞蹈培训班。从一张舞蹈培训班的毕业照上，联邦调查局第一次看到了戈尔特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他就是那个从密苏里州监狱越狱潜逃的通缉犯雷伊!

大量的证据和那支760/30/60型号的长枪的指纹，使雷伊如愿以偿地成了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要犯之一，司法当局布下了天罗地网，下令要缉拿雷伊归案。

联邦调查局探员到密苏里州监狱访问雷伊的前狱友时，无意中知道了他可能会去哪的重要讯息：雷伊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前狱友们谈起过，要弄一张加拿大护照是很容易的。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讯息，却使联邦调查局的重点侦查方向移向了邻国加拿大，联邦调查局向加拿大皇家骑警发出了请求协助的请求。

1968年6月1日，在翻查了十七万五千份护照申请表的相片后，加拿大皇家骑警找到了一份看起来像是雷伊的护照：1968年4月24日，以乔治·斯尼德(George Ramon Sneyd)的名字，发出的一份加拿大政府的旅行护照。

加拿大皇家骑警又从航空公司和海关出入境的记录中查出，雷伊购买了一张从加拿大多伦多前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并且已经在1968年5月6日去了英国伦敦，在美洲的追缉雷伊的作业尚未结束，欧洲的狩捕雷伊的计划又已开始。

苏格兰场刑事部主任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亲自佈阵，以“严重触犯移民法规”为理由，通令全英国各地海关与治安机构，一旦发现“乔治·斯尼德”护照出现，立即扣留，但不得盘问，立即通知总部，由他本人亲自处理。

英国苏格兰场接手了追捕雷伊的工作。苏格兰场发现，雷伊在伦敦用返回加拿大的单程机票，换成了一张前往葡萄牙里斯本的双程机票，英国的海关出入境记录显示，雷伊已经于1968年5月7日抵达了里斯本。

雷伊的原本计划，是在里斯本取得前往非洲安哥拉，参加白人军队，从而取得居留权，他选中安哥拉的原因有二，一是安哥拉是英语国家与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因为误期，失去了上船的机会，在现金用尽，收入无望与剩下唯一返回伦敦机票的情况下，他决定先返回伦敦，再从长计议。

雷伊在1968年5月17日回到伦敦，正当雷伊在英国伦敦享受着浪漫的欧洲风情和大雾之都的美好日子时，一张无声无息的天罗地网正从他的四方八面开始收拢。

在伦敦，雷伊本来就有限的现金，很快就用光了。1968年6月4日，口袋里只剩下二十元，为了生活，决定再次运用老本行来弄点钱。他选中了富勒姆区信托储蓄银行(Trustee Saving Bank, Fulham)为下手对象。他静静地走近柜台，也不开口说话，掏出手枪，指着柜台职员，递出一张写着“把所有的现金交出来！”的条子给她，职员不敢反抗，立即合作第把自己柜子里的一百镑现金交出，雷伊得手后，转头逃逸。

苏格兰场探员从纸条上的指纹，确认抢匪就是雷伊，于是派出以曾经拘捕过伦敦火车大劫案劫匪闻名的托马斯·伯特勒探长(Thomas Butler)，负责追捕雷伊。

当雷伊正自命不凡、洋洋得意之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陷重围，成了瓮中之鼈，已经插翅难飞了。1968年6月8日早上，雷伊故技重施，又买了一张从伦敦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机票，准备前往度假。飞机预定在早上十一点五十分起飞，雷伊在十一点十五分抵达伦敦，正要出关时，英国海关移民局官员并没有同意他再去享受一下北欧异地风光的要求。

警官菲利普·伯奇(Philip Birch)面带笑容，出示警证后，对着雷伊轻轻地说：“斯尼德先生，请跟我来！”雷伊一听对方称呼自己为“斯尼德先生”，认为不会有问题。在警卫室里，伯奇指着从他行李箱搜出来的三八口径左轮手枪问道：“这是你的枪吗？”雷伊回答说:“是我的。”伯奇再追问：“你有持枪证吗？”雷伊解释说：“我是要到西非罗德西亚的，你知道那里很乱，我是需要它的-----。”

下午一点五分，伯特勒与汤普森一齐到达机场警务处，也以“斯尼德先生”称之，说因为他触犯了无证持枪的罪名，需要带他回距离国会仅三百码的加农罗警察局(Cannon Row Police Station)处理案情。汤普森立即宣布将他正式拘捕，雷伊没有反抗，也很合地打了指模。

在加农罗警察局监狱的囚室里，雷伊不会喜欢他听到的消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汤普森进入囚室，劈头就问：“你就是詹姆斯·雷伊先生吗？”不知道是由于惊吓过度，还是自知法网难逃，他居然毫不犹疑地回答说：“啊!是的，我就是詹姆斯·雷伊。”再接着就是一句：“我的天啊！我怎么会和你这样说呢！”

在伦敦的“持伪造文件“与”无牌持枪“六个星期监狱期中，雷伊不停地后悔：为什么在机场连反抗都没有，就束手就擒？为什么承认手枪是自己的？为什么同意打指模？和为什么承认自己就是詹姆斯·雷伊？”

美国政府早就准备好了将雷伊引渡回美国受审的法律文件和证据，雷伊在英国伦敦请了一名叫罗杰·弗里斯(Roger Frisby)的出庭律师，来抗拒美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雷伊意识到自己最后是难逃被引渡回美国受审的结局，于是聘请了波士顿名律师李·贝利(Lee Bailey)，代表自己在美国的权利。贝利拒绝接受案件后，雷伊转而聘请了因替三K党辩护而闻名的阿瑟·韩尼斯(Arthur Jackson Hanes, Sr.)作为他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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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韩尼斯是一个臭名远播的反面人物，他能言善辩，精通法律，几次在法庭上使杀人放火的三K党徒无罪释放，因而声名大振，成爲典型的魔鬼辩护士。

《生活杂志》在1964年12月15日，刊出报道说：伯纳德·阿尔金(Bernard Alkin)、艾尔·阿尔金(Akin)、汤米·霍恩(Tommy Horne)、詹姆士·哈里逊(James Harries)与奥里弗·华纳(Oliver Warner, Jr.)五人是三K党。

韩尼斯代表这五个三K党徒，入状联邦法院，控告《生活杂志》，因为他们三K党徒身份曝光，因而生意清淡，损失严重，要求赔偿。被哈里杜鲁门提名的联邦法官西伯恩·林恩(Seybourn Harris Lynne)的精彩裁决，使五个三K党徒与韩尼斯啼笑皆非：“《生活杂志》在1964年12月15日刊出新闻，而原告却在1965年12月16日入状控告，追诉期过了一天，全案依法撤销。”

韩尼斯曾出任联邦调查局探员，由于不满意胡佛局长对美国公产党的软弱政策，愤而辞职。1961年至1963年，他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第二十一任市长，虽然只当了一任，但作恶多端，磬竹难书。

1962年，韩尼斯代表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汤姆·金(Tom King),竞选伯明翰市长职位，汤姆·金主张黑白平等，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但韩尼斯却正好相反，他极力主张种族隔离，藐视黑人，连对新闻记者谈话，都满咀的“黑鬼”言辞。

韩尼斯是靠着打种族牌上台的，除了卖力支持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竞选总统外，还利用种族歧视的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他把一张汤姆·金手搂黑人选民的相片，大量印发，诋毁汤姆·金，结果以四千票之差，登上市长宝座。

在任期间，韩尼斯与伯明翰警长西奥菲勒斯·康诺(Theophilus Eugene Bull Conner)狼狈为奸，极尽打击民权运动之能事，他下令警察放狼狗咬黑人示威者，下令消防员用强力水喉冲击游行游行队伍，凡有示威游行，一律拘捕，控以阴谋之罪。这些倒行逆施，使伯明翰得了个“爆明翰(Bombmingham)”的恶名。

1961年，最高法院下令伯明翰必须在1962年1月15日之前，全面废除非法的种族隔离政策，韩尼斯傲慢地公开藐视最高法院的命令：下令关闭六十七座公园、三十八座游乐场、八间公共游泳池，否决了每年二十九万五千元的维修经费，解散了这些设施的职员。

在社区大会上，韩尼斯坚定地拒绝了六十九位白人居民要求他重新考虑这些乱令的决定，一位白人妇女当面告诫说，种族混合与和平共处，已经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潮流。韩尼斯打断她的话说：“女士，那只是你的看法！”接着强行结束会议说：

“我不相信有在座的人愿意看到这里产生一位黑鬼市长，或者是黑鬼警长，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在这里实行公共花园种族混合的话，那是肯定会发生的！”

韩尼斯不是三K党，但他的言行，比三K党还要三K党，乃伯明翰之耻也。康诺是一个有着严重种族歧视观念的三K党，由于他太露骨地公开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双双被伯明翰人民以需要洗擦伯明翰种族歧视的丑陋形象为由运用选举权将他赶了下台。

韩尼斯想接这个划时代的大案，但又怕律师费没有着落，在这个骨节眼上，美国作家威廉·休伊(William Bradord Huie)的一通电话，改变了所有的局面：休伊愿意出价四万元，购买雷伊的独家故事，而雷伊可以把钱，转付给韩尼斯。

韩尼斯飞到伦敦后，英国法官托马斯·弥尔顿(Thomas Milton)以“案子尚为结论”为理由，不允许韩尼斯与雷伊见面，仅在裁决后，允许他们有两次共一个小时时间的见面。韩尼斯的如意算盘是：他以雷伊律师的身份，风风光光的返回美国。但是英美两国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突然把雷伊押上飞机，飞回美国。韩尼斯知道后，怒不可言，向着新闻媒体放炮说：“你们就等着我在法庭上的炸弹吧！”

由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刺杀金博士，至1968年6月8日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拘捕归案，共六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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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最尊重与保护政治犯的国家之一，但是雷伊不是政治犯，而是杀人刑事犯，因而没有任何强大的说服力。在铁证如山的证据之下，和他还需要返回密苏里州监狱完成的尚有十多年的刑期的材料面前，弥尔顿法官裁决雷伊必须引渡回美国，接受谋杀金博士的指控。

乘着美国空军专机返回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监狱后，为了确保雷伊无法再次的越狱，监狱的安全专家特别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上下左右全是钢柱的大铁笼子，除了有全天候的探射灯照着他外，还有二十四小时的特别全日警卫站岗。

当时乔治亚州著名的深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爱国者法律协助基金会(Patriotic Legal Aid Fund)突然出面，宣布愿意承担雷伊所有的法律费用，由于该组织的做法实在是太露骨，连韩尼斯都为了自己的新形象而对它敬而远之，他警告雷伊说，只要该组织插手此事，他就辞职不干。

韩尼斯和他的儿子小韩尼斯开始办理案件并进行深入案情的背景调查。可是在铁证如山的大前提下，两父子虽然埋头苦干工作了十个星期，却毫无进展和突破，而且觉得毫无翻案的机会。

韩尼斯不得不到监狱里，如实地告诉他的代理人说：“你是绝对没有机会在法庭上赢得此案的，而输了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建议你是主动认罪，这样至少可以保住一命不死。”

雷伊闻之，勃然大怒，立即把他炒了鱿鱼。1968年12月他转而聘德克萨斯州最具有声望的大律师珀西·傅尔曼(Percy Foreman)接手此案，为自己辩护。

傅尔曼是美国最拔尖的超级大牌律师，他有着辉煌的办案历史和丰富的辩论经验，截至1958年，经他办的七百七十八件谋杀嫌疑案中，只有一名罪犯被法庭处死，仅仅有五十二名罪犯被判坐牢，其馀的七百二十五件案子的嫌疑人全部被法庭宣判无罪开释。从1958年到1968年的十年间，傅尔曼又经办了两百件案件，其中只有一名罪犯被法庭判处终生监禁，其馀的全部无罪开释。从这些数字上，就可以看出傅尔曼的办案能力，从客观的立场来看，傅尔曼的确是雷伊最后的希望。

傅尔曼花了三十个小时来聆听雷伊的自我讲述，又不断地与名记者休伊交流意见，即使像傅尔曼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找不出可以为雷伊脱罪的理由，因为他也相信休伊的判断：种种的直接和间接证据，都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金博士之死是雷伊单独干的谋杀勾当，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其他的阴谋存在。

傅尔曼左思右想，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他唯一能做的事，并不是如何能为雷伊脱罪，而是退而求其次，如何避免法官根据陪审团的有罪宣布而判处雷伊死刑。随着开庭审判日子的临近，傅尔曼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了，他必须向雷伊摊牌，说明他已经面临被法庭宣判死刑的危险。

在监狱的会客室里，傅尔曼给雷伊带来了他最不想听到的坏消息。“我相信你已经猜到我是无法为你脱罪的，不是吗？”出人意料的是雷伊冷静地回答道：“是的，我知道你是做不到的。”

傅尔曼直截了当地告诉雷伊，他的案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名精明的犹太人大律师向他分析说：“何苦要冒险去开庭审判呢？像你这种情况，哪怕是有一点儿的机会来脱罪也行，但你在这案件里能够脱罪的机会绝对是零！如果阁下坚持要在法庭上去与检察官争斗，在我看来，无异于是向死神挑衅！”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也摸不准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种种阴谋，孟菲斯政府在金博士被刺杀后，迅速地作出了重大让步，结束了全面罢工和示威带来的安全威胁和民愤民怨。

金博士被刺杀的疑案太过于政治敏感了，在全世界都盯着雷伊的嘴巴的情况下，如果让他在法庭上说出一些具有杀伤力的言论的话，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何况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一名当时最使检察官们头疼难缠的红牌大律师。因此当雷伊的律师提出要认罪谈判时，双方一拍即合，因为双方都不想在法庭上斗得两败俱伤。

1969年3月10日雷伊在法庭上，当着普雷斯顿·柏图尔法官(Preston Battle)的面，宣誓后承认了：“我从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的房间内，朝着正好站在对面洛林汽车旅馆二楼露台上的金博士开了使他致命的一枪。”

柏图尔法官确定了雷伊的认罪是没有被任何人加以强逼的，而是他本人的意愿，即使他知道接受认罪后会有严重后果却也接受了他的认罪要求。

柏图尔法官判决雷伊入狱九十九年。数年后，雷伊在牢里又一次的试图越狱，但却以失败告终，被柏图尔法官追加了一年的刑期，因此总共是一百年。

雷伊在监狱里并没有闭门思过，而是不停地鸣冤，声明他并没有刺杀金博士，数次要求重新开庭而被拒绝。1998年4月23日，在监狱里呆了二十九年后，由于C型肝炎病毒导致肝衰竭而死，活了七十岁。

为了“抗议美国政府对待我的态度”，雷伊的遗愿是不想把自己的尸体葬在美国，他的弟弟杰里(Jerry Ray)将他火化后，扬灰大海，让他的罪恶灵魂飘回爱尔兰老家。

2013年12月19日 写于 美国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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