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文革万幸：50军入川支左

文革开始，外公作为四川乐山地区主管文教卫生体育的副专员受到冲击。那个时代中国的行政划分，分为省地县三级。地就是专区，介于省和县之间的一级政权机关。专区党的机关叫地委，而专署则是政府机关。专署与省政府和县政府的区别在于，专员与副专员都是直接任命，没有一个人民代表选举的过程。

文革初期，所有台上的干部都受到冲击，外公与一大帮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付专员被革命群众造反派揪出来批斗。小舅清楚记得，文革开始时革命群众造反派在专署里，贴出针对外公的大字报里有这样的话：”X X，长征围追堵截红军，解放战争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 大字报上用红墨水洒了不少，就挂在专署进大门正对的位置。

批斗外公时，喊的口号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公对革命群众说，“我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人提醒革命群众，他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革命群众马上改喊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外公又说，”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这是真的。国军，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根本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严密的党对军队的控制。云南主政的头面人物龙云卢汉倒是加入国民党，但并没有要求滇军所属部下都加入国民党，所以外公虽是国军出身，但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这时又有了解外公底细的人提醒了，他是军阀，革命群众马上又改口高喊;”打倒反动军阀！”

就在文革发展越来越乱，外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危险之际，50军从东北开拔西南，入川支左了。50军是外公的老部队。50军的前身是国军60军，1948年长春起义后改编为共军50军，外公是50军149师第一任师长，而50军入川后，派到外公所在乐山地区支左的恰好也是50军149师，真是巧得不可思议。

50军军部就在成都的新玉沙街33号，原西南局办公厅所在地，33号对面的新玉沙街1号院也住满了50军的人员。我家所住的童子街29号院，驻扎有50军警卫连。有一次听院子里人和连里战士聊天，战士说，我们军长（曾泽生）是中将，那老头住北京，从来不管部队的事，偶尔会到部队来看看，与我们打打乒乓球。50军的实权都在共军出身的政委副军长手里，国军出身的不太听话的，政治上不可靠的，早都被踢出了部队，剩下的都是老实听话所谓政治上可靠的，而且都是副职。当时50军里，除曾泽生外，60军旧部中职位最高的是副军长李佐。

李佐，云南大理白族人，1913年出生，小外公5岁。台儿庄之战时，是滇军中有名的福将，他当时为张冲部一连长，守卫禹王山时，所带连队两次全部被打光，就他一人毫发无损。长春起义时，他为国军60军182师副师长。小舅听外公讲过，外公的部队东北战场上从海龙向吉林方向靠拢时，正好碰上来解除被共军围困在梅河口陈开文部的李佐部队，两个部队汇合后一起赶去梅河口。到了梅河口，李佐乘坐装甲车，往里冲，但被共军挡住进不去，要是进去了，不是当战俘就是被打死。梅河口陈开文部被歼后，外公和李佐一起突破共军的重重包围和拦截回到吉林。当时60军军部发报员杨重是地下党，发给外公的每一封电报他同时也给林彪发一份，外公与李佐部队的行军路线，共军完全掌握，所以一路都被围被堵，费了很大劲经过很多艰险才回到吉林。

开入乐山支左的50军149师，师长为共军出身的林长修，而跟随外公起义的旧部还有一大批人在149师里，职务最高的是杨树荣，当到副师长。杨抗战期是滇军一营长，宜昌战役时腿受伤后，外公去看望他，他还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给外公敬礼。文革中有个非常可笑的迎接老毛送芒果的事。毛把不知那个外国友人送他的芒果转送给进驻北大清华的工宣队，而工宣队不敢独享，就复制了很多芒果转送到全国各地，各地都像古代迎接圣物那样，隆重迎接毛送的芒果。杨树荣作为乐山当地驻军的代表，去迎接芒果到乐山，外公就是站在迎接芒果队伍中，看到了久违的老部下杨树荣，他当时手捧芒果，向迎接的群众展示毛送的珍贵礼物。

按理说军队最讲究辈份资历了，来到老师长所在的乐山，应该来看望一下，见见面，这是最基本的军人伦理，也是基本的人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来看望外公。为什么？因为怕沾上国军反动历史关系的边。外公虽然当年带领他们起义，转业离开部队以后也是在共产党的地方政府里工作，但在当年文革中，外公与其他共产党干部都被打倒，他们哪敢来见外公。外公部下有一团长叫赵国章，50军入川时为军炮兵主任。文革后，小舅见到了赵的太太（赵已经过世），她对小舅说：“我们当年从成都去乐山疗养，散步时经过你家附近，我们都知道那栋房子是你家，都会看看那栋房子。” 由此想起了彭德怀警卫员回忆录中谈过这样一件事，彭德怀被贬到四川后，听说当年的志愿军副司令他的副手邓华也来四川工作了，就在某日夜晚，由警卫员陪着，来到邓华家门口站了站，看看邓华住的房子就走了。连彭德怀邓华这样的老革命共军高级干部，尚且都如此惧怕见面会相互牵连，外公的旧部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没有旧部来看望外公，但149师的高层干部都知道外公在乐山。外公家的保姆吴姨文革中到成都来，我听她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中专署以及乐山市区大街贴有不少关于外公的大字报，有一天夜里，149师的军人上街把有关外公的大字报都撕掉了，还对造反派们解释说，他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就不要再贴他的大字报了。149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想想吧，关于外公的大字报批判揭露得最多的应该是外公的国军历史，而批判揭露这段历史，必定牵涉当地执行支左任务149师的前身国军60军21师。比如批判外公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人们自然会问，你149师里那些国军出身的领导干部们，有没有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啊？如果把外公抓来批斗，要外公交代国军时期反动历史，外公一句话就可以把造反派回应过去：问问入川支左的50军的李佐副军长去吧！问问乐山支左的149师的杨树荣副师长去吧。这样的批斗场面和结局149师的领导都会难堪，很不利于支左解放军的威信。

造反派从此也知道了外公与149师的关系，对外公就比较客气了。

小舅还回忆他曾听外公讲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从外地来了几个搞外调（外地调查）的造反派，找外公调查他的一个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老部下龙鹏腾。龙鹏腾长春起义前为外公的警卫连长，该连在从海龙向吉林转移的过程中俘虏了一个共军副团长。这个副团长当时化装为国军想来摸哨，被警卫连抓住，外公与李佐一起审问了副团长，最后发现破绽，他根本不是国军而是共军，就把他交由警卫连关押。但以后这个副团长在随后的一次紧急转移的混战中被杀了。副团长是怎么被杀的？谁杀的？当时就没有搞清楚。来搞外调的造反派，明显想把此事陷害到龙鹏腾身上，在外调面谈时，硬逼着外公证明说是龙鹏腾杀的解放军副团长。外公坚持说不是龙鹏腾杀的，因为当时很混乱不知道是谁杀的，外调造反派暴怒无比，几乎要对外公动手了。好在当时陪同外公参加外调会的149师支左军代表出面，才保护了外公，把那几个外调的造反派劝说走了。如果当时乐山支左的部队不是149师，在当时的情形，军代表是否能够比较认真地保护外公就很难说了。

文革中的批斗非常残酷。50军第一任政委叫徐文烈，云南宣威人，1909年出生，小外公1岁，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时加入红军。1948年国军60军长春起义后改编为共军50军后，派来改造国军的一批共军干部就是以徐为首。徐当时以军政委身份，绝对领导一切，整肃了不少外公的老部下，外公也受过他不少气，对他印象很不好。文革开始时徐为总政副秘书长，以后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中，因历史脱党问题被关押起来，受尽各种刑讯，1971年，被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军籍，被遣送回宣威原籍。回到家乡后，被安置在距宣威县城20公里的歌乐村。当地政府将购销店房子让出一间给他居住。房子低矮潮湿。风湿病已经很重的徐文烈，只能住在板楼上。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张用木板铺的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一把木椅子和简单的几样生活用品。黑暗潮湿的楼下只有一个用土坯砌成的火塘和几个供人坐的草墩。当时每月只发给他60元生活费，除治病外，所剩无几。那时物资匮乏，每月仅供应2两猪油，他只能以粗茶淡饭糊口。林彪913事件后，一直要求平反冤案而不得，于1976年过世。

乐山文革中的批斗与四川其它地方相比，非常残酷，当时的代理地委书记宁道贵就是跳楼自杀的。网上资料这样描述他的自杀：“5月29日，乐山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原地委代理书记宁道贵进行连续的残酷斗争后，宁无法再忍受残酷的身心摧残，于当晚在监禁处含冤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说：“我为什么要死呢？我的腰、手都残废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完了，我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劳动。因此，我才决定死的。”

外公在文革中，没有被抄家，没有被扣工资，没有遭受太多的批斗折磨之苦，这与后来运动主要整共产党内有实权的当权派有关，与外公在普通干部以及普通老百姓中有比较好的人缘有关，当然肯定也与149师作为支左部队进驻乐山后，对他有所保护有关。外公的文革境遇，与50军第一任政委老红军老共党徐文烈的相比，与共产党乐山地区的第一把手宁道贵的相比，真是万幸万幸！

（下篇：外公请李佐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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