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统治阶层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多数信奉“实业（工业）救国”、实业兴国，也就是要“船坚炮利”、要工业化、要城市化。至于制度和文化，却信奉“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新中学”是“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变体。共产党领导加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加暴力控制民众的顶级版。社会主义道路是平均主义（大同）乌托邦梦想加公有企业为主或控制经济命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的，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东北是长期领先的。网易评论的文章“救1万个国企也救不了东北经济“引用了不少数据：

“日本资本使得东北煤炭产量在1930年达到了1004万吨，大约是1918年的3倍。即使是1937年中国与日本爆发战争，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未曾中断，东北变成了亚洲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其发展程度堪比当时苏联库兹涅兹克和印度的钢铁工业。”

“长期研究中国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数据显示，将1941年的东北与1952年的中国进行比较，人口占中国8%的东北，贡献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值。“

【截至1949年，东北继承了奉系军阀和日伪政府打下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估计，1949年，东北提供了中国34%的工业产出。马迎淇援引《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数据解释道，1949年，“按照原有设备能力计算，东北炼铁能力占全国的71%，炼钢能力占91%，轧钢能力占50%，发电设备容量占30%，各项主要化工酸碱等土业以及机器土业，东北占的比重都很大”。】

【根据董志凯、吴江合著的《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横跨1950-1969年的“156工程”对当代中国经济具有革命性作用，而1950-1952年，苏联就帮助设计了42个项目，30个位于东北，其余位于关内（6个）、新疆（5个）和内蒙（1个）。】

【“156工程”最终实施的项目为150个，1960年中苏交恶前，苏联实际援建了其中的133个。在150个项目中，106个涉及民用企业（东北50个，其余大多位于中西部），……】

“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估算，1907年，东北总人口1677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已经超过10%。随着关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涌入，193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增加到2990万人（增加人口的一半为农业移民），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3.5%，而到了1942年，东北总人口为455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3.8%。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也才刚达到23.7%。“

然而，东北在1990年代开始衰败，200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开始“振兴东北”，投资输血加上表面功夫的国企改造。“振兴东北”持续十年之后，东北衰败加速，经济断崖式下跌。2015年，东北三省GDP增速分别排在了倒数第一、第三和第四。2015年全年，辽宁省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都为负，最后三个月甚至是-13.3%、-11.8%和-12.7%。

目前中央政府即将开始第二轮“振兴东北”，还是老一套，投资输血加上表面功夫的国企改造。关注者却大多认为不会成功。

对于东北衰败的原因，主流意见是主要是计划经济遗毒和低效率的国企占据经济的大头。但是原因恐怕是更深层的。

奉系军阀、日本财阀和苏联援建推动的东北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缺乏自身创新的，在后发追随的占便宜时期之后，缺乏自身创新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如此。

18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就是自身的创新。影响所及的国际工业化和城市化，也都需要自身创新。创新的结果是地区发挥比较优势，企业提高效率以赚钱。技术和产业创新需要制度和文化的催生，需要对催生创新的思想和言论等自由权利的保障和法治制度。这些在西欧和北美早已成功。日本曾经有少数人信奉“洋风和魂”（日本版的“中体西用”），早已不敌主流的“脱亚入欧”和民主改造，确立催生创新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和文化。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韩国和台湾等也都是这条路。中共不让香港走这条路，香港前途危险。新加坡后发追随之后，也将走上这条路。

中国愚昧的官民，一百多年来走不出盲目自大的迷思，有成功的先例不老老实实全盘学习，非要抱残守缺。只有多次衰败才能让他们不走邪路，走上现代文明发展的正路。

网易评论：救1万个国企也救不了东北经济
http://view.163.com/16/0323/18/BIS6A704000159O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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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大同”原义与近代的反义借用

“大同”出自“礼记·礼运”。《礼记》是秦汉的书，其中有些说是孔子说的，但无法知道真假。“礼运篇”的第一段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说得很清楚，“大同”是“大道之行”的时代，在三代（夏、商、周）之前。“小康”是三代的“六君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谨于礼”的时代。由此可以看出，礼运篇的作者是面向过去的复古主义者，希望复古到三代之前。难以做到，就先复古到六君子的时代。

所谓“大道”，可以借《老子》的一句话来了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三才（天、地、人）都有效法对象，而道效法自身那样。三才是经验世界或此岸世界的事物，而道是先验世界或彼岸世界的规则。这种认为抽象物存在于先验世界的观点，西方哲学称为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

所谓“礼”，从礼运篇的头一段可以看出，是指秩序。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大同”，不是礼运篇中原义的三代之前，而是理想中的未来，这是从洪秀全开始的。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里挑出了一小段：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饥，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盖实见夫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不看上下文，确实不会想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和“大同”是指过去的三代之前，而容易误解为理想中的未来。这样违反原义的借用，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因为康有为和孙文学洪秀全，把“大同”作为理想中的未来，加以宣传。

这一小段甚至有了新造的名称：“大同篇”、“礼运大同篇”、“大同章”。

康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1913年分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

康有为做学问，主要是《春秋》公羊学，随意阐发微言大义，不需要什么依据。他说《春秋》公羊三世说法（据乱、升平、太平）的后两个和礼运篇中的"小康"、"大同"说法相通，按照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大同书》的“太平-大同”概括为如下十三点：（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这不光“太平”之名让人想起太平天国，多点内容也像抄袭太平天国的宣传口号和极端专制制度。

孙文还提出过“大同主义”的名称，据冯自由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旧译为社会主义Socialism,总理在乙巳《民报》出版以前初亦常用之。其后总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已所发明之意义,乃别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革命逸史》第3集,209页）

孙文把到达世界大同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实施民生主义,即实行集产社会主义（资本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进一步推行民生主义,即实行共产社会主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第三阶段,是全人类都实现了共产社会主义,即真正达到了“世界大同”。

不过孙文的意识形态空谈没法当真。他的空想病，可以看看他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的回忆录。袁世凯委任他当中国铁路督办，孙大炮在《建国方略》中又放了一大炮：10年内在中国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可是直到1949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只有2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只有8.07万公里（去年6月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王梦恕又在鼓吹向铁路投资，说应该争取在2040年达到孙文的10万英里目标）。端纳问他资金从哪儿来，他说跟外国银行借，好像外国银行是他家的金库。他规划铁路网，就是拿红铅笔在地图上随意划线，说这儿需要一条，那儿也需要一条。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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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洪秀全和康有为版“大同”对孙文和毛泽东的影响

在“‘大同’原义与近代的反义借用”中，我提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大同”的极权主义翻用对康有为《大同书》的重大影响。而太平天国的“大同”翻用通过《大同书》对孙文和毛泽东等人都有重大影响。

康有为是孙文的死对头，但孙文学洪秀全和康有为，喜欢抽出“大同章”作为他的组织的理想，多次书写这一段以及“天下为公”。1924年，他给黄埔军校的训词开头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里可以看出《大同书》的如下说法的影响：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1928年，国民党把这个训词定为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歌）歌词。1930年，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党歌代用为中华民国国歌（中华民国国歌已经有过三个版本了）。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将国民党党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上述旧文中提到，孙文用“大同主义”或“世界大同主义”对译英文的cosmopolitan（世界主义者）。

他提出的到达世界大同的途径，是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到按需分配的中国共产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比较一下他借用的列宁主义：从一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到多国的社会主义，再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最终到全世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孙文的路径，参看：

戚其章：论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

http://wenku.baidu.com/view/e41a17573c1ec5da50e27014.html

康有为对毛泽东有更大的影响。下面这篇杂志报道引用了一些历史资料：

《中国财富》：收入分配的四次浪潮

http://finance.ifeng.com/money/wealth/middleclass/20090907/1204595.shtml

【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一致表明，毛泽东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中国古典平均主义、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赤贫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而成的一种平均主义理想，此中，他青年时期的偶像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和长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的痕迹尤为明显。1970年，毛泽东曾告诉来华访问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小学时代，他就开始接触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借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特别是康有为借孔子之名而倡导的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私人产权、没有土地买卖、没有私人工业、没有私人商业、没有家庭，代之以公共医院、公共护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的“大同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函亦师亦友的黎锦熙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人民公社基本是依照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想建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曾公开说“《大同书》所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而且指示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里面就包含《大同书》的内容。河北省徐水县是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时，随身携带的就是《大同书》。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亲自去徐水县视察，观察问题和提出建议所依据的亦主要是《大同书》的蓝本《礼记》的内容。】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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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毛泽东极权主义乌托邦思想的中外来源

探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来源，一般会首先追溯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动，但实际上毛对马列斯主义所知不多，也读不太懂，所受影响主要是中国的两种思想和活动：法家思想和活动、“大同”幻想和活动。

毛泽东所受法家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他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说起。此诗如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焚坑”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简称。“祖龙”就是秦始皇。“秦政法”在此主要指秦代用来代替分封制的郡县制，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封建论”是唐代柳宗元的文章，赞扬秦始皇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封建制）。子厚是柳宗元的字。“文王”指周文王，代指周代的分封制，但推翻殷商、建立周代、实行分封制的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

“十批”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此书包含10篇文章：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书中说：“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以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书中对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是否定的，但对初期法家是肯定的。书中比较推崇孔子和孟子，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

毛泽东的上面那首诗写于1973年8月5日，而早在1968年10月31日，他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对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0年代前期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十批判书》。1972年12月17日，在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参加的会议上，毛说：“郭沫若的《奴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不赞成，赵纪彬、杨荣国都是批郭的，认为孔是复辟周朝的奴隶制。历史要多读一些。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 1973年7月4日，毛在与张春桥和王洪文的谈话中，又提到《十批判书》尊孔反法，这与国民党和林彪一样了。毛还说，他赞成郭沫若以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做法，但是不同意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批评。1973年8月5日，毛与江青谈话，专门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毛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毛念了“读‘封建论’呈郭老”。

由于毛的这些指示，批林整风运动增加了评法批儒运动，扩展为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所受的法家影响，主要是商鞅、韩非、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等人的思想和活动。朱元璋允许乡绅抓贪官押送京师，启发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群众，打倒部分中共官员和党政机构。洪秀全还有“大同”幻想，影响了康有为、孙文和毛泽东。

毛泽东所受的洪秀全、康有为、孙文等“大同”幻想和活动的影响，我在两篇旧文中谈过，不再赘述，参看附录。

毛泽东所受的马列斯主义和活动的影响，主要是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动，包括斯大林时期的几本教科书，例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次是列宁的思想和活动，然后是马克思的思想和活动。

（2016-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