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12)

谭合成

卷二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里，挤满了从全区赶来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前一天（16日）上午，清塘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表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的“敌情”，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邀功：“郑部长，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风为首的‘农民党’，已发展到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动组织是配合美蒋特务反攻大陆搞暴动的，有行动纲领，有计划，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嘴就来，汇报完后他又向郑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郑有志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谦虚地征求周仁表的意见说：“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一个党员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我马上赶回去做准备工作。”

8月17日一大早，郑有志身着军装，屁股后面挎着把盒子炮，坐着拖拉机，“吐吐吐吐”赶回清塘，主持大会。（有证据表明县委副书记郁山参加了这次杀人动员大会，并在会后高度评价“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主动。”）

周仁表办事得力，仅仅半天功夫就把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那些脚上沾满泥巴的基层干部，有的是从十几里地外赶来的，快开会了，还有人陆陆续续进场。会场门口布了岗哨，郑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大几百人挤在里面十分拥挤。道县农民一般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几口辛辣的土烟叶子。这些年来，区、社两级干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价的齐嘴巴纸烟，但生产队干部大都还停留在长烟筒阶段。空气中迷漫着呛人的烟草味和汗臭气，天气又热，叫人心里好烦燥。农村干部开会纪律性差，一般都是上头开大会，底下开小会，整个会场闹轰轰的。会议一直拖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周仁表指挥与会干部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在手上，面对毛主席像站好。这是当时无论大小会议必走的程序，大家熟门熟路，不用多招呼，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红宝书贴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预备姿式。整个会场突然奇迹般的安静下来。周仁表开始领颂：“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全体与会干部一齐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仁表接着又领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众人又一齐挥动红宝书高呼：“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毕，周仁表请郑部长作动员报告。这些天来，郑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较压抑，接任前线总指挥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联”抢了枪，一天天在壮大，咄咄逼人，8.13攻打二中，又吃了大亏，更叫他气愤填膺，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显得十分亢奋，作报告时，时而站起，时而坐下，说到激动处，拳头擂得桌子嘭嘭响。

现将《郑有志8·17讲话摘要》全文照录于下：（这份历史资料能够保存十九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前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全国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复杂。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日又开枪打死了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反修。我们广大革命干部要提高警惕，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们六区，是防空重点又是防暴乱的重点，8·8抢枪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乱的时机进行破坏和捣乱，蠢蠢欲动！我们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他们还提出要地富当骨干。我们区如此，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有一天晚上，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四类分子每人一张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们站着听，他们偏要坐着听。听着听着，只见郑元赞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两下，四类分子就一齐动手，拿凳子打我们干部，幸亏支书及时叫来民兵，把四类分子拖出去杀了六、七个，才平息了这场暴乱。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敏，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如果让他们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

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有三条：第一、从今天晚上开始，各大队都要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交代党的政策，不老实的要严惩。第二、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三、要赶快把干部、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四类分子牢牢看管起来，白天老老实实参加队里集体生产，晚上关门在家安份守纪。子女也不准到处乱跑，特别是防止他们跑到二中去。

会议要结束时，郑有志按照惯例征求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仁表的意见：“仁表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周仁表一鸣惊人：“我来补充几句，现在公检法瘫痪了，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脱产干部，还是戴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干掉。”接着又讲了“人民党”（假案）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老五（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全场顿时乱成一片，与会者议论纷纷。许多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兴奋激动，有人紧张惶惑。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从。

散会后，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久佳的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久佳公社达一村大队唐玉家。当时，唐玉已经在8月14日的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带讲个小细节，14号批斗唐玉时，蒋公安员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态度”，可是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灯火通明的，有点打不下手，再说让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这家伙咸鱼翻生又抖起来，难保不报复，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乱说乱动，也怕他的后人玩阴的，队上的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吹灯为号，灯一灭就动手。黑灯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锄头敲断了唐玉的一条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儿子和侄儿找来一张门板抬回了家。蒋柏柱把唐玉从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顿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到屋门口坪子边的水塘里。

（道县有一批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自然村，如桥头、沙田、蒋家岭、杨柳塘、小坪、洪家宅、达村等，其中最大的是达村，有1000多户，4000多人。（当时道县县城道江镇也只有4000多人。）走进达村，你彷佛走进一个小城镇，最大的特色就是门楼特别多。这种门楼是道县村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是一姓一个门楼。达村号称“九唐搭一孟，外加张吴两姓。”唐姓有9个门楼，现已迁走一个，剩下8个，孟姓、张姓、吴姓各有1个门楼，共计11个门楼。据考证，唐姓是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从山东青益县迁来的，吴姓是元朝从唐家乡的高枧迁来的，张姓是清朝从万家庄乡的万家庄迁来的。达村位于濂溪河中游，村前有濂溪大洞，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坪铺，土地广阔，水旱无忧，便于繁衍生息，故尔能发展成这样的大型自然村落。文化大革命时期，达村隶属久佳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大队人口太多，故在行政区划上将达村一分为二，分为达一村和达二村。整个达村在文革杀人风中，基本上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对四类分子中“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个把两个”的指示精神办事，共杀2人，其中达一村1人，达二村1人。）

唐玉者，何许人也？为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系小学教师，为人生性梗介，好管闲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公安员在该大队蹲点，“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受害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柏柱告了。害得蒋受了老大一顿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这在当时确实是滔天大罪，但“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笔者经多方调查，获知唐玉“企图篡党夺权”的最大证据是，有人揭发他在“发泄对党的仇恨”时说过：“如果让我当区长的话，肯定不会比他们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恶不至死。

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唐玉呐，好人呀！”既然好人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时候，我没下狠手。”一位参加杀害唐玉的凶手对我们说。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还痛快些。笔者采访的杀人个案中，很多被害者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求你让我死得痛快一些”。

8·17会议结束后，久佳、清塘两公社有五个大队迅速行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在整个杀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杀36人（其中自杀4人），清塘公社杀75人（其中自杀9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队贫农社员曾保保在“社教”中提过大队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意见，文革“杀人风”中，陈智才等人趁机报复，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已经怀孕6个多月，拖着大肚子被拖上杀场。被杀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错了，我改正。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肚子已经有了毛毛，硬是要杀我，让我生下毛毛再杀也不迟。”陈智才说：“你想用缓兵之计，我们不得上你这个当！”一马刀剖开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况，下章专门另述。

笔者认为，在道县杀人事件中无处不见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诞生在清塘区。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周仁表等人。8月17日以前，整个道县，一共只杀了11人，其中13日杀1人（朱敏），14日没杀人，15日杀7人（钟佩英母子等），16日杀3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马桥区杨家公社一带。在对这几起杀人事件的查处中，没有发现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内容。而8月17日清塘会议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形式出现，有公社级的，有大队级的，甚至有些生产队都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周仁表等人，对这个创造发明的专利权始终不肯认领。他们中有人辩解：“道县出现杀人事件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广西那边的影响，是从广西全州那边传过来的。”事实果真这样吗？我们为此查阅了大量文革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7年10月2日至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州县一个大队，两天内竟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杀人的局面。12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通知》说：“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不错，与道县相邻的广西全州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发生了大屠杀，也确实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后两个“委员会”道县没有）。但那是1967年10月以后的事，从时间顺序上看，应当是广西受道县影响，而不是相反才合逻辑。（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这类组织是道县少数基层干部的集体创作，最先提出“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是周仁表，而第一个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名义实施杀人的是寿雁公社平地尾大队党支部书记唐祖旺。）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周仁表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队杀人，点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蒋家、狮子头、大神山、团结等大队杀了17人，并在蒋家大队亲自开枪杀人，给民兵作示范。仁表同志可能记性不好，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他带着两名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下来督促杀人的光辉事绩，清塘乡的农民兄弟至今还津津乐道。在整个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杀人事件责任人中的脱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亲自动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有一个“三个一”的说法，即：地管干部有一个（原冷水滩造纸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欧才清），政法干部有一个（周仁表），公社书记有一个（原四马桥区杨家公社党委副书记邓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