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甫：争议孙中山——爱国不爱国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25日07:58:0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内部参考-微信公众号 2014-08-25 如何理解“爱国”和“爱国主义”？学者杨奎松教授的观点尤为值得深思，“爱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  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官方语境中，孙中山都具有极高的地位，我们历来也被告知孙是“伟大的爱国者”。从推进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角度上看，称其为“伟大爱国者”并无异议。但以今人对“爱国”的理解，孙中山为达到推翻清政府统治而采取的某些手段，又算“不爱国”之举，一些学者认为至少可以看作是“民族意识淡薄”。 革命起义寻求援助 不计代价 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清政府当时在北方接连败退，孙中山即决定利用清廷无暇他顾的机会，在广州策划起义。1895年3月，孙中山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希望日本协助筹借枪炮25000支和短枪1000支。中川恒次郎在给日本方面汇报的信中说，“又因孙名文辈于暗中称，须获本邦支持，举事打倒官吏，故目前当地支那人对我邦怀有敌意”。当时孙文也自称“自澳门近傍运进兵器之计划已成功”，广州已有日军计划进攻广东传言，孙中山在战争时求助日本并不得人心，孙中山在起义失败后也说，“当初次革命之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日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八国联军侵华。孙中山“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联军之进北”，但认为时机再次降临，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7月17日，孙中山在日轮“左渡丸”上与革命党人会商起义计划。9月25日孙中山赴台，会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两人答应在武器和军人方面给予孙中山支持。 不过援助是有条件的，日本当时有侵占厦门的计划。孙中山赴台之时，正是日本在列强干预下作出停止在厦门的军事行动决定后不久。后藤提出“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占领厦门，之后当可援助武器”。据与孙中山同去台湾的日本人平山周回忆，孙中山是答应了的，“孙中山为了再造支那全国，不得不许诺割让厦门一角，两者合作于此成立”。“借口”后藤都替孙中山想好了，让起义军攻打厦门抢劫“台湾银行分行”地下室的两三百万银币，如此日本便能“接管”厦门。孙中山也实际照此计划的，在“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中，将起义地点由广州改为惠州，并且起义后队伍向厦门进军，不过起义失败了。 “出让满蒙”问题 多位日本学者研究表明，孙中山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都曾同意将满蒙出让给日本。 据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在1932年回忆，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他说，革命成功后清政府必将逃奔满洲，以俄国为后援。而新政府将于日本结盟抗击俄国。“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 1906年，孙中山游说日本朝野人士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革命党。” 1907年，奕劻致电伊藤博文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出境，伊藤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1900年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拜访日本妇女界著名人物下田歌子，请她协助筹措军费。下田要求“革命成功之日，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中山也回答“可以”。 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些日本资料中孙中山也有过类似想法。如1913年春访问日本时，日本政治家桂太郎表示将来日本人口增长，除向满洲发展外别无他法，问孙中山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中山对此同意。以上这些材料大多属于当事人回忆，并非出于一人，作者记忆或有讹误，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而更有史料价值的证据，应该是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一份1912年2月3日的电文。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急需一笔巨款以作军费开支，筹划北伐。1912年l月，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县有朋获悉后指示三井财阀的益田孝，让他借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益田孝将此任务交给森恪，2月2日，森恪赴南京与孙中山谈判。在会谈中，森恪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2月3日会谈之后，森恪致电益田孝，电文中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并表示借款之后，孙中山与袁世凯议和即中止，“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 关于孙中山“卖国”，还有一份争议非常大的《中日盟约》。这份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就引起持久讨论。1915年1月，日本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有资料显示，孙中山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共十一条，与“二十一条”内容相近。有人认为这份盟约是日本方面故意伪造来要挟孙中山的。 如何理解孙中山的“不爱国” 这些言行不论是真是假，从孙中山的思想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去分析，也是有根据的。当时孙中山首先考虑的就不是“爱国”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推翻满清。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夺权，但在自身力量不足时想要夺权，必然需要一些外部力量。而日本正是孙中山所看重的外部力量。孙中山对日本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敬佩，但他也并非没有察觉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只是二者权衡之间，推翻满清尤为首要之事。孙中山还长期抱有“大亚洲主义”思想，为了振兴亚洲，甚至有过撤废中日两国国界的念头。 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从中可看出，满族和满洲地区都被革命党人排斥在“中国之外”。孙中山游说日本朝野人士也称，“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当时的《民报》上不少作者也称“满洲人非中国之人民”、满洲国“在建国以后为中国之敌国”。孙中山革命也是要恢复满洲入关之前的明王朝的情形，并不含满蒙地区。 既然满蒙地区在孙中山看来不是“中华”领土，因而将其租让给日本人，自身无损又获外援，何乐不为呢？ 不过，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8月，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也明确说，“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可见，革命成功后的孙中山，也已将满洲视为中国领土。 而“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态度又起了新的变化。孙中山开始公开声讨“二十一条”以及《马关条约》，斥责日本占据胶东半岛，还要求日本应于旅顺、大连25年租期满后（即1923年以后）“退出满洲各地”。 由此，如何理解“爱国”和“爱国主义”？学者杨奎松教授的观点尤为值得深思，“爱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不过，从孙中山至今，我们可能也没有机会判断和定义。 （参考资料：狭间直树，《中川恒次郎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信》；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杨奎松，《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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