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辉

民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按照一些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所言，他们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而他们可以如此随性而行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

彼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份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毫无疑问，能够形成这种相互信任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国政府的诚意。

然而，中共建政后采取的杀伐政策，不仅使留在大陆的民国大师们一个个惨遭迫害，甚至惨死，而且也彻底使知识份子的脊梁弯曲。1949年后中国大陆再无大师出现也是必然，因为出现大师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地破坏。本系列讲述的就是几位民国大师惨遭中共迫害的经历，本篇说的是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刘文典。

现今知道刘文典先生的人并不多，但在民国时期，他可是位响当当的人物，名声不亚于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寅恪等，是被国民政府视为“国宝”的国学大师。他学识渊博，精通老子、庄子，而且恃才傲物。不仅看不起沈从文、闻一多等靠弄文学发家的教授，而且还敢当面辱骂蒋介石。更为特别的是，他嗜好抽大烟，而且最终也因此被西南联大开出。许多有关他的小故事在民国流传一时。

恃才傲物

出生在安徽的刘文典，曾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曾赴日留学，据说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1927年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但行校长之职。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又在清华任教十年，之后在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教授十余载。

刘文典上课时，天南地北都可以聊，而且常常是不拘常规，随意而为。一次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刚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皇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试想一下，当时的授课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啊！

1939年，刘文典出版了《庄子补正》10卷，陈寅恪为此书作序。他曾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恃才傲物的刘文典，还十分看不起沈从文。他曾说：“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一次日机轰炸西南联大，警报声中，沈从文与刘文典擦肩而过，刘文典对他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当面叫板蒋介石

1928年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到安徽大学视察。刘文典拒绝召集学生让蒋介石训话。

后来，刘文典见蒋介石时，刘称其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刘文典则指著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十分生气，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刘文典也不甘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遂将他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陈立夫等人说情，被关了七天的刘文典才被释放。这个故事当时流传甚广。

与陈寅恪的友谊

刘文典是在1929年到清华大学任教的，当时陈是中文、历史两系的教授。同年12月，陈寅恪与刘文典二人在学术期刊《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上共同发表文章而相识。此后二人因在清华大学共同参与了“驱吴运动”，共同指导了多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部的研究生，并同为《清华学报》担任编委而结下了友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文典和陈寅恪先后一起被清华大学派往长沙、蒙自、昆明执教，二人相互扶持，继续保持着友谊。

1941年，日寇攻陷香港，陈寅恪困滞于此，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与关心。他曾在授课中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1943年，刘文典因受人诬蔑被西南联大解聘，听闻此事，在广西桂林的陈寅恪非常担忧。陈寅恪遂致函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文史系主任姜亮夫，推荐刘文典前往执教，半年后，刘文典返昆明。从1944年起，刘文典被云南大学文史系聘为教授。此后，他执教于此，直至1958年去世。

低头认罪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敢于与蒋介石对抗的人物，在中共执掌政权后的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反右”运动中，却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自毁声誉地诋毁自己、批判自己。刘文典不仅向自己先前的旧识、学生、同仁低头，而且向整个社会低头，并承认了那些“与女艺人周旋”及“一肚子黄色东西”等莫须有罪状。

即便这样，他依然没有得到社会和“热血先进青年们”的宽大处理，依然被当作顽固派学术权威一批再批，最终因患肺癌而至突发脑溢血不治而亡。

这位连蒋介石都敢骂的教授，终究没有扛过中共燃起的时代烈火。不知他在弥留之际是否意识到，当年正是因为有了蒋介石的宽容，才成就了自己的恃才傲物；而他所选择的“新社会”，给予他的惟有残忍和毁灭。虽然后来的时代再一次向大师俯首，但以其性情，真的能见容于中共政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