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没死，只是潜伏了下来(zt)

有类把戏史不绝书，那便是文字狱。徐一夔赞美朱元璋“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被朱认为是“光头之下，天生僧人，为世作贼”，徐被杀；周冕赞美朱“寿域千秋”，被认为是骂其“兽欲千秋”，周也被杀；吴宪奏章中有“天下有道”四字，被认为“天下有盗”在讽刺自己以前做过盗贼，吴仍被杀。

1959年，王洛宾创作歌曲《萨拉姆毛主席》，因谐音为“杀了毛主席”，被定为反革命罪，获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萨拉姆”为阿拉伯语，为“安萨拉姆，阿莱空木”的减缩，译成汉语即“愿真主的安宁在您身上”，为维吾尔人见面时的称呼。

此类把戏在後来的“文革”中演绎到了极致，早已超出了文字狱的范畴，操纵者由庙堂，扩散到了民间，受害者由士人，下放到了百姓。

“文革”时，有人将“茅房”写成了“毛房”，因此获罪。在银川有饮食名店“老毛手抓”，若在那个时代，吓死他也不敢悬挂，纵使你也姓毛。与毕星星先生扯起此话题，他给我讲到了段子，说大队召开学毛著会议，一人问另一人，“谁的语录本？”那人脱口道“我儿子的”，因此获罪。

封佩玲《文革记忆：浩劫之後，谁为我“平反”？》载：“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那时，毛作于1961年9月9日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人人能诵，有人在书写时，却将“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的“仍”，写成了“忍”，一字之差，意思大变，于是被查处。粉碎“四人帮”後，此人要将自己树立为抗争江青的英雄，一时传为笑谈。

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技术员巫炳源、王永增因1968年1月1日散发油印小报《向北方》，被指“一心向往北方苏修”“恶毒攻击毛主席”，定罪为“反革命集团主犯”，4月5日宣判死刑。

新疆焉耆县回族文盲妇女马玉芳，家境贫寒。一天来例假，用不起卫生纸，为擦经血，顺手扯了一张旧报纸擦拭，并随手扔到了床底下。後被发现，指控其污染了报纸上的毛像，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

1966年9月晚，19岁的某文工团舞蹈演员孟爽，演出归来摸黑开台灯时不小心碰碎毛泽东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时被人发现。文工团设专案组对其暴力审讯42天，吊打、大头钉扎脚、烟头烫腿肚、挨饿、强奸、灌屎尿致其昏死，熬刑不过，以垫床砖自砸脑袋而亡。

陈独秀的三女儿陈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五毛钱一个，太贵了”，便成了“反革命”。

揪斗人时，被斗者不许申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毛主席万岁来喊冤。某人斗人积极，每当被斗者辩解时，他即愤怒呵斥：“不许放狗屁！”一次，被斗者无奈之下只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位积极分子仍习惯性地怒骂：“不许放狗屁！”革命群众立即对他拳打脚踢，勒令其站在被批斗者的位置上接受批斗。

一位小学老师，写得一手好钢笔字，无事时习惯在废纸上写写练练。一次，在纸上写了口号“打到刘少奇”，另一行则写了“毛主席”三字，後面的“万岁”尚未写，即被叫了出去。写者无意，观者有心，此时处处有警觉者，某来人随便一看，横着打倒刘，竖看即打倒毛，这不是“反标”吗？那可是天塌下来的大事，遂上报，写者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

1987年左右，我所在单位的男厕所里出现了“打倒邓某某”的“反标”，党委书记“文革”时是“支左”干部，此时阶级斗争的弦又绷，但方式方法也与时俱进了，其没有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而是不露声色地将单位里的怀疑对象一一招来，抄写一段文字，试图对照笔迹，秘而不宣自行破案。怀疑对象中自然少不了我，事後知详情，一阵恶心。此事不了了之，党委书记退休不久即癌症死。

党委书记虽癌死，但那时我已意识到“文革”还没完。後来听了陈丹青的表述，深以为然：“所谓‘文革’，就是恶的大规模释放。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施暴（譬如纳粹时期），而是人们在彼此施暴，人人参与。最後，完全分不清你我。‘文革’没有胜败，十年期间，全国上下一塌糊涂。关于‘文革’，迄今没有全景式的、有穿透力的说法，历史不算账，就可能会重演。”处事无难了事难，其原因在于“文革”的土壤还在，种子还在，一旦雨润，便会疯长。山峦多变态，不及世人心，人性.中蛰伏的恶成分，最易在专制的社会环境里打开潘多拉瓶盖。章怡和于2012年3月19日访台举行读者见面会时曾警觉道：“不可低估中国农民的愚昧、官僚的贪婪和知识分子的堕落！”周孝正的“三个不可低估”言论与之似：“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千万不可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谁是这号人，就在你我身边，他或许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或许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一旦风雷动，便会旌旗奋。沈从文1966年7月曾记述道，“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後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

此类故事，今天看似荒唐，当时却堂而皇之地正经。父子反目，夫妻告密，以邻为壑，人人自危，人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文革”结束，不管原因如何，给你平反，你就要感谢；冤假错案，不管何人制造，只要纠正，就是伟大；贫穷潦倒，收入低下，不问何人造成，只要政府关怀，去看望你，去送衣服粮食，就是正确。对此，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道：“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後果。”无论“文革”完否，应记住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这句话：“‘文革’确实是一场灾难。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文化劫难，但中国在破坏历史资料方面尤为严重。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很多人因为他人而死——中国人与中国人斗争、致死。”

“文革”是否还可能重演？土壤在，种子在，若遇适当湿度、合宜温度，即可发芽。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句意味深长的分析：“‘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文革”没有完，只是潜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