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平静的童年
习近平是陕北红军干部习仲勋之子。没有高干之子的出身，他无缘问鼎党魁交椅。习仲勋由于卷入反党小说《刘志丹》集团案，从 1962 年起即远离权力中心，所以整人记录较少。习仲勋建立广东经济特区有过贡献，还有过“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倡议，实属难能可贵。习近平生于1953年，文革爆发时仅上八一学校初一（有初一班主任回忆文章）。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因为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习近平当时刚上小学，印象也不会太深。习近平识字能看一点小人书的时候（四年级1963、64 年），已经是全国人民学雷锋的时代。他说他读过一点关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那已经是属于幸运的了。那时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都已经停止出版。1965年秋，他读了一年初中。1966年文革爆发。从此不再上课，后来说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也没有像样的教材，教师更被来回折腾。扫四旧并没有冲击到习的家庭。但是反党集团首犯的恶名已经缓缓袭来。习仲勋在 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出任副厂长。这家工厂不是一般的地方单位，而是河南省重要的国营大厂。习仲勋当然不太会干预具体事务，不过是降级挂职，反省审查，拿一份干薪而已。但是名义上仍然是高干（十三级，刚够高干最低一级），他的子女依然属于高干子女。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才遭受冲击，抄家并扫地出门，迁出东城区交道口的四合院。这是给习近平少年时代留下印象的首次冲击。但是这次冲击并不严重，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尚属幸运。这些红卫兵凶手就是毛泽东写信支持的一批青少年恐怖分子。 此时北京的高校也出现了高干子女组成保守派红卫兵，打击领导干部、迫害教授和其他员工。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党内高层走资派”之后，这一群所谓老红卫兵，几乎全部都是高干子女，逐渐感到压力，发现如果父母倒台，自己将失去一切特权和地位，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并开始发出对抗言论，乃至跟造反派红卫兵（多半是平民子女）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冲击公安部等国家机关。习近平的父亲也是从副国级高官跌落下来的副厂长级干部。在遭受抄家冲击之后，他的想法与联动思想一拍即合。于是跟着联动的一伙人起哄。因为联动的言论涉及鄙夷江青和中央文革，甚至涉及反对毛思想（所谓反对毛1960后的思想），而且联动的主要班底西城纠察队等组织私设公堂打人杀人非法关押严刑拷打，堪比纳粹冲锋队，民愤极大，公安部门不得不搜捕拘押这一伙法西斯违法分子。这批刑事嫌疑人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又被毛江周等人释放了。实际上是中共违背法治的又一典型。1967年1月13日已经公布的《公安六条》规定，凡有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就是反革命。联动就是反革命。可是4月27日，这批人又被释放了，而且得到江青周恩来的接见。我们不要忘记，现代作家聂绀弩就是私下议论江青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史学者王学泰也是谈及《推背图》语涉江青而判处徒刑十三年。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多人被处决。各省市县乡不知名的类似反革命罪犯不可胜数。而仅仅因为这些人是高干子女，所以就可以不按公安六条办案，就可以虽有刑事罪案嫌疑却逍遥法外。
首次政治参与：联动暴行
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挂牌批斗，甚至有枪毙一百次都够格的说法（估计是因为骂毛）。根据文革时期的生活经验（文革时代的大中学生今仍健在），仅仅因父亲有反党问题而批斗其年仅十四岁的男孩，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可能只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他作为当时参与活动的初中生，常用汉字还认不太全，不大可能会有思想很成熟的举动，过激言行是可以想见的。毕竟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而且看上去就是未成年人，一般是不会抓捕的。抓捕是在江青、周恩来、陈伯达商议之后，甚至是毛本人首肯之后执行的。而且执行的不是地方上的公安局，而是国务院公安部出动的干警队伍。被捕关押之后，再查出原来是文革前已经揪出的反党集团人物（黑帮）习仲勋的孩子，倒是会作为典型被列举上报，虽然尚未成年，也会挑出来搞一回批斗。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回忆说，人家离京下乡都哭哭啼啼，而他下乡反而觉得感到“解脱”。为什么是解脱？当他下乡插队数月之后，再回北京，又一次被扣留，送进少年犯教养所参加学习班。为什么？说明其刑事劣迹绝不太轻。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有人说，依《公安六条》的反中央文革罪被捕判刑的受害人无论是处死、或服刑，嗣后都已陆续平反昭雪，联动一案是不是也该平反呢？不能一概而论。老联动孔丹为联动的辩护是非常片面的一面之词，陈云将联动罪孽一笔勾销更是对历史的亵渎。联动成员留下的暴力记录，血迹斑斑，说明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恐怖组织，早已作为文革时代暴力侵害人民权利的典型被载入历史。文革中因议论毛（林）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成员而获刑的冤案，一般都是言论触法，属于思想犯，例如聂绀弩、王学泰等案件，没有刑事案底，当然必须平反昭雪。可是联动团伙的主要涉案人中当时都犯有严重的刑事罪责。人身伤害罪、侵入住宅罪、侮辱诽谤罪不计其数，西纠红卫兵暴力打人的行为连毛泽东本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见陈小鲁回忆录），还有非法取缔民主党派（八大民主党派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团），非法冲击公安部，私设公堂、严刑拷打，都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犯罪。刘少奇、邓小平、贺龙、李井泉、刘宁一、孔原等高级干部的子女，贺鹏飞、刘涛、李黎风、刘菊芬、邓楠、孔丹、陈小鲁、谭力夫、宫小吉……当时都已年满十八岁，有的是二十出头的成年人，多半都是中共党员或者入党培养对象。他们是应负刑事责任的当事人。再从国际视野来看，世界上发生对政府不满而出现抗议和批评政府官员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民众对官员提出问责和批评是法治应当允许的合法权利。 党政高官受到人身伤害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造成的，责任在党中央和毛林集团。不能因为高官收到冲击，就允许这些高官的子女无法无天、以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行凶打人、拿平民家庭出气，冲击机关和社团，践踏起码的法治和秩序。当然，法治社会不承认思想言论罪。联动和老红卫兵的言论罪可以平反，但是他们的刑事罪却因中共集团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包庇，从来没有得到追究。这些罪案一定要写入历史，昭告后人，绝不宽待。联动的思想毫无可取之处。他们丝毫没有脱离毛思想的轨道，反而死死抓住的是毛思想中最腐朽最封建的血统论。对于毛泽东反民主反人权的权力意识却毫无批判，从未想到要让人民一起共同分享权力。联动不准革命，歧视平民，跟阿Q，甚至跟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相差无几。文革五十年过后，北京实验女中前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案的主要责任人宋彬彬和前西纠主要领导人陈小鲁先后在北京公开向受害人表示道歉。道歉是一种进步。由于中国共产党目无法治的姑息，北京公检法机关仍然没有依法执行对联动和老红卫兵的刑事侦办。民间史家务必将相关史事翔实记载，以为补证。习近平属于未成年加入暴力团体伙，依法免予追究。但是文革的动荡，尤其是联动经历，作为他人生的首次政治参与，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仍然值得研究。
习近平的文革遭遇
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胡风案牵涉2100人，逮捕92人，多人死于监狱和劳改营，多人疯癫，仅极少数人生还；彭陆罗杨全都关押秦城监狱，九死一生，毛死之后才出狱。习仲勋的小说反党案发生时，文革还没有爆发。完全是党内处分，文革爆发后才有批斗的激烈情况。习仲勋不再去国务院上班，而是到中央党校“学习”，继续享有工资待遇，妻子只下干校，未入监狱。文革前夕，习仲勋调往洛阳，影响也不会太大，党的干部调动在北京的干部群体中比较多见。刘少奇本人关押病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习仲勋在批斗高潮过后，押送卫戍区的“监护”，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习近平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例如体育老师嘲笑他是黑帮的儿子，他因联动言行被批斗，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管教所，强制劳动，敷设下水管道。一度思想相当苦闷。所以他离京下乡的时候不但不哭，反而觉得解脱。他下乡的初期表现也不好，甚至传出他用面包喂狗的说法，反映他在农民和干部中印象不佳。他像多数知青一样，抽上了香烟。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习近平仔细谛听广播，没有父亲重入中央的消息。无比的失落使他苦闷徘徊，决定偷逃回京。可是立刻又被关押，释放后听从姨父和姨母的劝慰，才决定重回延安。少管所的牢饭肯定难吃，还不管饱。所以出狱之后，他前往陕西富平的姑母（习仲勋之妹）家里，姑母一天一碗羊奶调养多日，他才恢复元气。此时此刻，姨父魏震五夫妇的劝说在脑海里回响。姨父姨母也是学生青年出身，到延安下农村成为干部。他俩督促习近平要接近农民，告诉他，“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到农民那里去”……习近平从小只听到过父亲的一些正面训诲，要革命，要团结，并没有任何体验。父亲离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面承庭训。此时姨父姨母的话虽然并没有直接挑明什么秘诀，听起来却也如雷贯耳，很可能唤醒了一个他迷蒙中重要的直觉：历史上党的干部就是这样先下后上的，先在农民中一起吃苦，然后才会当上干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回到生产队，习近平从苦闷中回过神来。这时已是1970年，习近平收到母亲的来信，鼓励他努力争取上大学。上大学？母亲齐心毕竟仍是国家干部之身，她应当有机会看到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北大清华关于招生问题的报告》。文件提出了从农村（非经考试）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方式。她同时也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大有意趣存焉。它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这时开始，习近平连续递交了多次入团（八次）入党（两次）申请书。多次都没有批准。肯定是不会批准的。如果是敌我矛盾家庭的子女，一律不准入党。到底习仲勋属于什么性质，不要说基层党支部搞不清楚，报到县委、省委也没有人敢下断语。每一次递交申请书，都是一次对父亲问题性质的风向探测。一转眼，习近平逐渐跨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毕竟家里有一定的资金接济（他甚至自费去四川考察沼气，说明他比当地农民的经济情况远为宽裕），能吃饱肚子，再下力气干活，年轻小伙子是扛得住摔打锤炼的。1971年九一三发生林彪事件，引发党内重大变故，更给受审查的人们增添了希望。比如林彪夫妇坚决打击的罗瑞卿，其子女就有了会见父亲的机会。习家子女也写信给周恩来，于是也有了1972年会见父亲的机会。会见就是一个信号。既然高干待遇没变，现在又在北京跟家属子女会见，说明是内部矛盾无疑。一切都开始松动了。仅仅过了一年多，1974年一月，上级回覆的精神说，“父亲的问题不影响子女”，那么就批准入党。以后习近平的仕途就顺风顺水了。入党当月就担任党支部书记。然后开发沼气，然后就被推荐上大学。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五名干部还热心地为习近平出具了一张土证明，说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更有甚者，多年以后，清华当时的领导干部刘冰回忆历史情景说，即使没有土证明，也会录取习近平。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到底给了习近平多少“化工有机合成专业”知识其实无关宏旨，他借此踏上了中国党政官场的阶梯。实际上习仲勋的命运多舛，还没有跌入最深的低谷，没进监狱，没有完全毁损健康，反而大难不死，重返仕途。习近平的成长经历恰恰被这一段蜿蜒曲折完成了锻造。如果他跟一同下乡的几位知青一样，没几天就转回父辈老家插队，然后找关系参军，虽然也能入党提干，就远没有习近平的经历这样过硬和好听了。
文革是不是浩劫？
文革对于习近平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说实话，他父亲倒霉当然是党内矛盾的表现，但是并不是文革中的争斗，而是早于文革多年的反高岗1953年斗争 的余波。文革浪潮袭来，将他们一家席卷累及。大约六年（1966 抄家-1972 会见）就基本得到解脱。从青少年成长的角度来分析，在最关键的入学、入党和婚姻方面习近平都没有遇到特别重大的障碍。他回忆青少年岁月，所有的沟沟坎坎仿佛都变成了“苏小妹三难新郎”的三个难题。苦涩和辛酸都已淡化，越嚼越觉得甘之如饴。对于当年农村的一穷二白他是有切身体会的，希望改变农村面貌也比较关心。但是关于法治、人才选拔、乃至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他越来越觉得还是毛泽东那些老八股更好。当年被关押的旧案因为年幼并没有留下案底，所以也没有造成仕途的障碍，也就不了了之。至于当时骂江青骂毛泽东的情绪也已成过眼云烟。因为随着党史的进一步曝光才得知，当年陕北红军正在面临一场极左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干部已被关押，如果中央红军再不赶到叫一声刀下留人，他们早已横遭处决。所以毛泽东虽然错罚了习仲勋，到头来习家人仍不能忘记毛泽东的救命之恩。习近平进入权力中心，很难再想到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弊病。反觉得现成那一套顺风顺水。于是当然不希望前后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他最欣赏的就是红色传统，红色资源和红色基因。长征路，延安情，西柏坡、一大会址……。他反复强调的更是红色基因。他深知，吃再多的苦，十次申请都不行。一旦确认了红色基因，就能入党提干，逐步成为接班人……于是，教科书改了，文革不允许否定了。因为习近平从少年时代开始，到清华工农兵学员毕业（25岁），是他接受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关键期。这一段时期刚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而又动乱最频繁，思想最灭绝人性的时期。他的数理化生科学知识基础不超过初一水平，不懂外语。人性化民国教育的一点尾声，他太年幼，一点都没接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人文教育回归时，他已入官场，还陷入离婚期，也较少受益。步步登高以后，再学习和领悟新知的机会越来越少，登上最高权位时，更成孤家寡人。头脑中的岳飞、陆游、李白、三国、水浒、三言、两拍和毛选加在一起，忠君、爱国、义气，再加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雷锋、王杰、红色血统基因的大杂烩，就形成了他抵制“西方人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人权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基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