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的号| 中国民族工业的爱国叙事 |
送交者: 贾舟子 2018年05月27日12:46:2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李鸿章对吃很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尤喜鲈鱼,人称“李鲈”。
电视剧《走向共和》就从李鸿章吃鲈鱼开篇。
仆人来报:丁汝昌的北洋水师上奏,两艘主力战舰都需将老式大炮换成新式大炮,以增加战斗力,抵御列强。请拨款。
李鸿章不为所动。继续吃鱼。
仆人又来报:日本要对中国动手了,打算先占领朝鲜作为跳板,继而占领台湾。
李鸿章说,知道了。继续吃鱼。
不一会,仆人继续来报: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成功生产出铁,以后大清的轮船和铁路都可以用国产钢铁。
李鸿章说,北洋的风头被南洋给盖过去了。继续吃鱼。
这时,另有仆人急匆匆来报:慈禧太后心爱的的鹦鹉已经好一天不吃不喝。
李鸿章大惊失色,鱼不吃了,换上官服,准备入宫。
乍一看,李鸿章真奸臣也!在堂堂大清相国心中,军国大事皆不如太后的一只鸟重要。
继续看,才不得不服李鸿章,他太明白什么是“政治正确”了,只有让太后高兴,才能拿到银子,办成军国大事。
北洋水师是他一手操持出来的,尽管在甲午海战中被打成窟窿,但建立的海防体系及后续采购的战舰,直至抗日战争,还在发挥余热。
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等庞大实业群,共投入资金达白银1700余万两,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肇始之典型。 略去军事,今日重点谈民族工业。
中国民族工业是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诞生,希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而富国强兵。
洋务运动官办为主。民国时代,民办工业崛起,遂有民族资产阶级一说,他们提出“实业救国”,但在马列历史学中,这被批判为目光短浅的软弱之举。
1949年后,伴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消失,全国工业都姓社。
走过一段幽暗的岁月。1980年代后,总设计师力图搞活经济,尤其是1992年,唱响“春天的故事”后,“产业报国”成了企业家口袋里的红喇叭,随时可以掏出来叫几声。
本文按此逻辑展开,主体思想是中国民族工业自出现后,就与爱国的宏大叙事捆绑一起,但底色不同。
一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 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894年。
慈禧太后要过60岁生日啦。按理说,两次鸦片战争后,割地又赔款,圆明园还让洋鬼子给烧了,国将不国,哪还有心情大操大办呀。可,伊偏不。
光绪帝打算给海军拨点银子,买几艘好舰,更新一下装备,慈禧太后就一哭二闹三上吊。没辙,这笔钱就给她去修颐和园了。
张之洞没有李鸿章这么能忍,气得在武汉骂北京的老妇人是头发长见识短。
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 被英国人狠揍两次后,大清发起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是领头人。
曾左去世后,就李张二人主导。李在北,是为北洋派;张在南,是为南洋派。
不过,就是这“书生习气”的张之洞搞出了大名堂。
他大手笔布局工业、商业、交通、文教、军事,奠定了武汉在华中乃至在全国现代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当时武汉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再对比今日之武汉,说来都是泪。
尤其是在近代重工业的创始方面,张之洞功不可没。
汉阳炼铁厂是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厂,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武汉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
开办炼铁厂之初,李鸿章认为“恐难交卷,终要泻底”。
张之洞认为,“力所能为者,必应决计速行”,多方筹款,亲自过问选址、原材料供应、机械设备的订购,殚精竭虑,终有所成。 他建立的湖北枪炮厂,虽然从时间上晚于沪、宁等地的军工企业,但其设备、产品之先进,后来居上。
湖北枪炮厂后改名汉阳兵工厂,出品了赫赫有名的“汉阳造”。
武昌起义程定国所开第一枪就是“汉阳造”。到1944年停工为止,大约生产了一百万支,是抗日战争中自产数量最多的国产枪支,直到朝鲜战争中,还有志愿军在使用。
他还在武昌建成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区,湖北制麻官局、织布官局、纺纱官局和缫丝官局“四局”生产的原色布、斜纹布和棉纱等畅销国内外。
张之洞办近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之洞为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冯天瑜语)
1950年代,洋务运动被定性为“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文革中,张之洞墓地被红卫兵砸烂破坏。
二
张之洞不仅自己倡办实业,还鼓励和带动民办企业。
张謇就是受他感召。
直到1894年,42岁的张骞还是个前途迷茫的中年大叔。他出生在江苏南通,因祖上三代未获功名而列“冷籍”,“冷籍不得入试”,没办法,他就假冒他人身份,考上秀才,可随后10年,5次参加乡试都不中。
更悲催的是,他假冒身份的事被当事人给告了,打官司,赔一大笔钱,日子没法过,他去给吴长庆做幕僚。
太平天国闹事后,八旗军烂泥扶不上墙,清政府允许地方豪绅拉队伍,保家卫国。曾国藩就是这么起家的,吴长庆他爹也是,后来战死,他继承。
吴长庆很器重张謇很器重,当时他还有一个幕僚,叫袁世凯。张謇没事就给袁世凯补习文化。
33岁时,张謇终于通过了乡试,结果后来连续4次参加会试都挂了。科举不行,但他做幕僚很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看上了他。
清代科举三年一次,1894年本不是考试年。为庆祝慈禧太后60寿辰,特加试一场。
在翁同酥的“作弊”下,张謇成了状元。甲午海战后,中国惨败,张謇心灰意冷,后弃官,心思放在实业救国上,他要“以一人救一国”、“以一人敌一国”。
他创办大生纱厂,其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是中国最早通过不同商标区分产品的商业案例。
此后十余年间,他又陆续开办了垦牧公司、冶铁厂、纸厂、火柴厂、盐业公司。
张謇一生信奉两个主义:经济上的“棉铁主义”,政治上的“村落主义”。
后来即使企业困难,他仍兴办教育与慈善机构。他总共开办了370所小学、6所中学和3所高等学校,还设立了新育婴堂、墓园、栖流所、养老院、济贫院、女红传习所、残废院、聋哑学校,累计修了700余里的马路。
辛亥革命后,张謇与孙中山在南京谋面,留下四字评价:“不知崖畔”。大意是,这家伙就是口炮党!
他就去北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为当大总统,敦促清帝退位。需要特别交代一下的是,宣统帝退位的《清帝逊位诏书》,就出自张謇之手。
命运真是作弄人。翁同龢帮张謇弄了一个状元,意为大清朝招徕一个好帮手,哪里想到。这个状元给大清朝写了悼词。
袁世凯称帝后,张謇跟他翻脸,返回南通,一心办实业。但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
4年后,张謇病逝。出殡之日,南通全城民众都来送行。
胡适称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马列史学家说他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
文革中,张謇之墓被红卫兵掘挖。
三
如果说张謇是一出悲剧,起码他生前备享尊荣。而卢作孚则彻头彻尾是一出惨剧。
慈禧太后过60岁生日的头一年,他出生在重庆合川一户农家,家境贫寒,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自学成才。
他早年投身教育,但军阀混战,很难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由此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
1925年,卢作孚弃学从商,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振兴中华。
他这样解释民生公司名字的深意: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
当时长江航运为外资航运公司所把持,卢作孚靠一条浅水铁壳小船起家,通过兼并、化零为整,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拥有一百三十多条船,职工七千余,创造了与荣氏兄弟发展速度媲美的“民生神话”。
1938年秋天,卢作孚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被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可以说,没有战前民生公司的长足发展,“向大后方”的胜利大撤退是难于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业真可以救国!
卢作孚白手起家,在民生企业中占1/2000的股份,但从没在公司分过一次红,一直拿一份工资养家糊口。
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说:“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卢作孚的命运在1949年后发生改变。因不堪受辱,他于1952年年初自杀。 谁该为他的死负责,成为一片迷雾。
四 从这个意义上,很残忍地说,范旭东死于1945年,是一种“幸运”。
范旭东,中国第一家盐厂“久大盐厂”创办人,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两人同龄。
1914年的一个冬日,天津塘沽的海岸边,荒芜的盐碱地上,他望着眼前这块无边无际的白色,叹道:“我死后,还愿葬在这个地方。”
这个青年化学家向渔民租来一间破旧小屋,开始了炼制精盐的实验。
他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久大盐厂很快生产出了价廉物美的精盐,却不断受到外力的挤压与扼杀。
英国人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盐厂的运盐船出港;天津军阀李景林,又以筹军饷为名,绑架了范旭东,勒索20万元。
历经挫折,1925年,久大盐厂终于生产出合格碱。庆功会上,范旭东眼噙热泪:“这么多年的辛勤、艰苦,换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纯碱,也换来了我们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我为诸君祝福。”
1937年抗战爆发,范旭东决定内迁四川,不与日本人妥协。
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他都抢运西移。而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投入长江,以表抵抗之志。
1938年,新的久大盐厂,在四川自贡宣告成立。 范旭东将厂址改名为“新塘沽”,并在墙上挂起塘沽本部的照片,手书“燕云在望,以志不忘”。
尽管身家万贯,他除了爱喝老母鸡汤和牛奶,再无其他奢靡爱好。
蒋介石曾两度邀请他出任实业部长和经济部长,均被回绝。
1949年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久大盐厂被公有化,范旭东被定性为“反动资本家”。
他的名字,以及他一生的心血,就如同塘沽岸边荒芜的盐碱地一样,被人们逐渐遗忘。
五
谁说往事并不如烟?
不知现在中学历史课本是否修正,我读书时,上述实业家都是被当做“不光彩”的案例,马列史学家说他们太天真,居然想尝试走“第三条道路”,以“实业救国”,真是痴人说梦。
下文引自中学课本。
荣毅仁知进退,成为红色资本家的代名词,后官至国家副主席。 更多的民族资本家和他们开创的实业则被扫进历史的尘埃中。
六 跳过那段让人不忍卒读的岁月吧。
1984年是一个很奇妙的年份,联想、海尔都诞生于那年。如果算上1985年的长虹、中兴,1987年的华为、娃哈哈,1980年代造就了柳传志、张瑞敏、倪润峰、侯为贵、任正非、宗庆后等一批工商领袖。
他们“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以“常青树”的姿态,一步三摇地硬撑到了今日。(迟宇宙语)
历史就这么吊轨。“实业救国”成了禁词,这些“常青树”们高举“产业报国”的旗帜,无往不胜,攻城略地。
“振兴民族工业”的命题是1992年在啤酒行业被第一次醒目地提出来的。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的高档酒家饭店被跨国啤酒品牌一统天下,国产啤酒无法立足,杭州的中华啤酒由此提出“振兴国啤”的口号并引发一场大讨论。(吴晓波语)
只是可惜,26年过去了,中华啤酒还在摸爬滚打,他们最新一篇软文的标题是《中华啤酒,一个即将在啤酒行业崛起的新品牌》。
两代人过去了,还即将崛起。但是,who care 呢,口号才最重要。
1997年,中华啤酒所在公司被原中国轻工总会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全国十大啤酒企业集团”。
你看,这就是政治正确的效果。
从此以后,“振兴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便成了企业家口袋里的一个红喇叭,随时可以掏出来叫几声。(吴晓波语)
海尔的官方宣传中说,张瑞敏的理想是“振兴民族工业, 叩开世界级品牌的大门。”
长虹的官方宣传中说,倪润峰上任之后,就提出要“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创世界名牌”。
联想的官方宣传中说,我国IT行业,柳传志第一个发出了“振兴民族工业”的声音,做“百年老店”,产业报国。
相对于张瑞敏和倪润峰,柳传志的口号喊得最响亮,唯一能跟他媲美的是宗庆后。(后文单独讲述)
中兴的对外宣传中,更多的提法是做大做强“中国制造”。
华为对外宣传中,甚少口号式话语,流传最广的任正非本人撰写的《华为的危机》一文中,也无此类字样。
这些企业掌舵人年纪相近,侯为贵(1942年)、柳传志(1944年)、任正非(1944年)、倪润峰(1944年)、张瑞敏(1949年),为何企业文化差异如斯?
七 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本身。
自从中华啤酒喊出“振兴民族工业”的口号后,接下来就热闹了。
1994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联想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行为,这让联想多年力图塑造的“产业报国”的品牌形象,终于为官方所认可。
柳传志欣喜若狂,创业才10年,就被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点赞。
别说是1994年,就是今日,创业公司能上《人民日报》头版,估值至少多一个零。
柳传志的人设已经深入人心,他的创业故事差不多等于传奇,妇孺皆知,我就不赘叙。 他自己反复强调的是,1984年,年过40的他毅然放弃中科院的“铁饭碗”下海,办公司,为生存,还去摆摊,结果被骗,气得住院,出院后,他想通了,公司改名联想。起初,日子很难,他们一家好多口都挤在小屋子里。
查了一下,联想头几年,没提“振兴民族工业”这码事。
1989年,柳传志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基本能站住脚时,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那时更多还是个人事业心,要干出名堂。
为什么到了1994年,联想就高举“振兴民族工业”旗帜,高喊“产业报国”呢?
原来计算机行业最先进入WTO,1992年,中国政府彻底取消批文,大幅度降低关税。到1993年,整个市场几乎都是国外大品牌电脑。联想一年只能卖出2万台,根本完不成任务。
有了国家级媒体的力挺,政府采购电脑当然就要选择国产电脑。
也是那一年,柳传志任命杨元庆为总经理,自有品牌电脑销量跻身中国市场前三位。经此一役,杨在柳的心中地位就稳固了,那怕后来差评缠身,柳还是力挺杨。一起打过恶仗,有感情呢。
1996年,联想连续6次降价,跃居中国市场份额和消费率产品市场份额第一位。
柳传志和联想的成功启发了中国彩电行业。
同样是1996年,倪润峰率领的长虹第二次降价,提出的口号就是:“抗击洋货、振兴民族工业。”
倪润峰可算作中国打价格战第一人。1985年,他接手国营长虹机器厂,完全能想象出来,经过文革的瞎折腾,这个厂子能好到哪里去,1988年改名为长虹电器。
1989年国家推出电视特别消费税,导致需求萎缩,产能过剩,长虹趁机率先发起第一次价格战,市场份额迅速扩大,销量荣登1990年榜首。
好不容易摆平了国内对手,没曾想国外对手又杀进来了。
国外彩电高清显像,很快占领国内市场,倪润峰就熟门熟路地照搬起柳传志的打法,降价迎战,也戴上一顶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帽”。
长虹的价格战大获成功,市场份额上升。价格战就此成为中国家电企业竞争的不二法宝。
同样是国营厂长出身,张瑞敏不可能让倪润峰专美。
1984年,张瑞敏接手了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也是一个快要倒闭的厂子。
与倪润峰向来保持神秘不同,张瑞敏很早就注重个人品牌的塑造。1998年,海尔提出振兴民族工业,创国际名牌的战略。 1999年第7期的《现代企业》杂志,刊发了《振兴民族工业之路——来自海尔集团改革发展的报告》,出自海尔集团企业文化中心。
报告分上下两篇,核心要点有二:海尔集团14年来的变化腾飞正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振兴的写照;被国家确定为冲击世界五百强的六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
登上国家创新试点名单就好办。那年,海尔的美国工厂动工,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及一众官员到场祝贺。
八 效果立竿见影,中国企业家自然就流行讲“产业报国”和“振兴民族工业”。
宗庆后可谓深得“真经”。 下文摘自真柏所著的《商战不倒翁》。
当“偷漏税事件”被视为达能的“阴谋”,这场战争的结局就注定了。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坚强后盾,娃哈哈岂能不赢?
果然,2009年9月,达娃之争终于定论,双方和平“离婚”。据知情人士透露,娃哈哈可能以之前提出的3亿欧元接手达能的股权,而不会转让给第三方。
九
很有意思的是,1940年代之后的企业家就甚少提及“产业报国”和“振兴民族工业”。
房地产大佬们主要出生在1950年代,万科王石(1951年)、万达王健林(1954年)、碧桂园杨国强(1955年)、恒大许家印(1958年)、万通冯仑(1959年)。他们从饥荒年代走来,赚钱、争夺首富才是最要紧的。
互联网大佬们则集中生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阿里巴巴马云(1964年)、搜狐张朝阳(1964年)、百度李彦宏(1968年)、小米雷军(1969年)、腾讯马化腾(1971年)、网易丁磊(1971年)。他们爱谈梦想,梦想征服“地球村”。
至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创业家们,集体迷恋技术,相信技术没有价值观,琢磨的是大数据杀熟,早日上市。
所以,“产业报国”就成了1940年代企业家们的余韵。
承接之前的疑窦。
同样是1940年代出生,同样是40多岁创业,侯为贵领导的中兴及任正非领导的华为,为甚就少喊口号呢?
企业家个人性格肯定是主要因素,有人爱张扬,有人喜内敛。
巧合的是,柳传志、张瑞敏及宗庆后,都喜欢“导师扮演”,是媒体的宠儿,各种论坛的常见嘉宾,企业家圈子的核心人物。
“泰山会”是中国最顶级的企业家俱乐部之一,16名成员都是内地超级富豪,会长正是柳传志。
宗庆后是浙商总会第一届理事会荣誉会长,浙商的影响力无需多言。
张瑞敏被誉为全球50大思想管理家之一,破解他成功之道的图书塞满了机场书店,还有以他为主人公的漫画,以及以他为原型的电影。
相比之下,侯为贵及任正非实在是太低调,尤其后者,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 除了创始人性格,企业所属地也有莫大关系。
华为和中兴都在深圳,广东的企业家是出了名的“闷声发大财”,危急感十足。
马云就说过,粤商更为低调、闷声发财,浙商则很高调、自带网红色彩。
如果说,浙商自带网红色彩,那么长江以北的商人则是自动靠拢官方,更深谙如何讲述红色话语。
位于杭州的中华啤酒最先提出“振兴民族工业”,位于北京的燕京啤酒好多年后才跟风,但后者把前者打的稀里哗啦。
可见,“振兴民族工业”这杆大旗要扛好,还是要有智慧的。
鸿茅药酒的董事长鲍洪升发微博称:“为什么中国难以产生响誉世界的民族品牌,其中很重要是我们有些不良媒体,利欲熏心的记者,不顾民族利益,不求事实真象,胡编乱造,乱章取义,把多少努力拼搏,艰难前行的民族品牌、本土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他还同时表示,“这是民族的悲哀,更是媒体的耻辱。”
这不新鲜。早前,东北曾有一家卖保健品的企业“飞龙”,推出一款药品开泰,自称是“国产伟哥”,试图抢注伟哥这个商标,把其行为与“民族产业安全”相联系,并高呼这是一场“古老中药文化与洋药的世纪决战”。
最后,飞龙倒闭了,开泰不知所踪,美国辉瑞公司伟哥进中国了,也没把古老的中药文化和中药体系摧毁得怎么样。
口号永远是口号,激励人心或许可以,但如果真正地当做战略来实施,那就很可笑了。(吴晓波语)
相比喊口号,背负百年骂名的李鸿章倒是可爱的多。他自承:
惟愿中国的企业家们,遵从先贤,多办实事,少喊口号。 也惟有如此,中国民族工业才不是“纸糊的老虎”,也才不至于有“小风小雨”,就慌不择路,左支右绌。 原创: 猛哥 猛的号 2018.0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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