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敬迈：1930年出生，江苏南京人。在1965年写出小说《欧阳海之歌》，曾风行一时，发行三千万册，仅次于《毛选》。文革时，他来到江青手下工作了，替江青打杂，后来又因得罪了江青，坐了7年牢，被江青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老迈长我60岁有多，我和他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从我记事起，满头银发、妙语连珠、爱憎分明的他，就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他像是我的睿智的爷爷，又因着满怀天真的赤子之心而成为我的小伙伴。但那时年纪小，对于大人口中他那“丰富而曲折的经历”尚未能够读懂一两分，只知道他在中国最可怕的监狱里坐过不短时间的牢，曾出了一本牛逼到20年前无人不晓的书。

到了我小学的下半截，认的字足够看那本传说中发行了三千万册的《欧阳海之歌》，却因为那个红旗飘飘的复杂年代距今过于遥远而无知无感。后来又看了他新著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里头主要记录的是关于他“文革”时被关于秦城监狱长达2684天的经历。其中的许多细节，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会以极高像素自动成画，在我眼前被一针一线地勾勒出来，毒打审讯、被剥夺掉生而为人的一切自由，残暴且不明所以。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地追问父母，为什么善良又刚正不阿的老迈要承受这种种，他们总是说一大堆让我找不着北的话，其间夹杂着几声叹息。隐约之中我惟一能感觉到的是，似乎这其中所有的不堪，都和那个家喻户晓、名叫江青的女人有关。

为什么？这个大问题始终萦绕于我的心底，在结束了4年北上求学的时光后，我终于可以在对此最有话事权的老迈面前，试着解决掉这个疑惑。

“红得发紫”

时间跳回到半个世纪以前的1965年，36岁的老迈刚发表了他用28天完成的《欧阳海之歌》。在此之前他本想用个两三年，好好考察细细酝酿这个真实的故事，可领导却说：“写个长篇小说要得了多久？三两天还能写不出来？”老迈听了这话，一赌气一咬牙一并腿，大声道：“我保证一个月之内完成。”但说出口的话可不比放出去的屁呀，于是老迈扎起头巾废寝忘食，在差两天一个月的时候，交了稿。

这一下可不得了。

刘少奇说：这本小说要印1500万册。

毛泽东说：这是个大作家。

陶铸说：中南地区凡是有阅读能力的干部都得看你这本书！

老迈一听心想：中南地区有阅读能力的干部有多少呢？有阅读能力不就等于认识字就行？里面难认的字又不多……

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赞誉浪潮”，其中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正是那个仅次于《毛选》的发行量——三千万册，比刘少奇当时所提倡的多了整整一倍。而这个三千万其实也只是个不完全统计，谁也不晓得究竟面世量有多少，因为所有报纸和正规刊物都在竞相转载，既能完成任务又能表明态度，一箭双雕甚至多雕，何乐而不为呢？

66年的气氛很不寻常，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经济困难、文艺上出笼“黑八条”、江青弄了8个样板戏，而《欧》恰好突出了政治、改造、工农兵，从此身为作者的老迈，用如今21世纪的新词语来说，就是彻彻底底地“红了”，犹似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如同睡了一觉起来突然发觉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万马万军万车万人都正手举大旗向他涌来，各单位机关军区争先恐后排队请着作报告、求签名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所到之处无不是鲜花掌声一大片……对此，老迈没有狂喜没有傻乐甚至没有出人头地后的轻松，他的真实感受甚至是“有点瘆得慌”，毕竟看过“反右”、看过“大跃进”，他太明白突如其来、犹如“造神运动”般的上升，绝对是弊大于利，把你抛得高高的，让你还在云里雾里沾沾自喜的时候，“砰”一声，摔你个魂飞魄散、尸骨无存。

可是看得透有什么用呢？当到了被捧至某个地步的时候，上头的指示就如同一场鸿门宴，被摆到了老迈面前。

66年年底，老迈接到江青传达下来的意思，让他去浙江写蔡永祥，三支队三连那个为保护过桥列车安全而壮烈牺牲的战士。老迈岂敢拖延，打着背包就到了南京军区。在看过当地几个创作人员收集的资料、书稿、提纲后，为了加深印象，老迈决定随这位“已逝”的主人公到钱塘江大桥上去站一个月的岗。

资料记载蔡永祥是凌晨一点上的岗，而事故发生于一点一刻，一个突然出现的阶级敌人跑到铁轨上去放了一根棍子，企图借此将火车震翻，正是蔡永祥冲上去拿开了棍子，避免了灾难的发生。他特意量了量，两条铁轨之间的直线距离是1.44米，而上头给的棍子只有1.4米，根本不足以横在铁轨之间。加上这又是根细细的木棍，老迈心里暗自琢磨：那么大的火车，难道还压不断一根细木棍？他跑去问，结果他们给他换了另外一根水泥的……

老迈发现这个故事细究起来居然错漏百出，搞不清楚的事总不能胡编乱造一通吧，他实在写不出来，就向上头打了好几次报告说明情况，大概也反映到了江青那里，说是老迈有事需要请示，于是总政马上传来指示让他赶往北京。终于在10月11日，老迈在京西宾馆见到了江青，同她一起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

一见面老迈还没来得及坐下，江青就劈头盖脸、不分青红地给他来了一顿骂：你这个作家架子太大，别以为自己出本书就了不得，在我江青面前，你得乖乖的听见没有？！听了这话，老迈那被京西宾馆暖气所热出的大汗瞬间缩了回去，他甚至感到背脊发麻，冷冰冰的像进了雪窖。后来他才明白，江青这是想用自己，为了要把他收得服服帖帖所以先来个下马威。

饭吃完后，老迈手头上一下就蹦出了好几个“大活”：“五一”庆祝活动文艺演出的负责人、“5·23讲话”几篇重要文章的负责人、文艺口负责人……以至于接下来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的时候，老迈就顺理成章成了整个文化部的“负责人”，通俗叫法为：文化部部长。

老迈接到通知的时候再次出了趟更大的冷汗，他对戚本禹说：“我实在挑不起这个重担呀，我还是写我的小说，找更有能力的同志来吧！”戚本禹并未多言，只是把一份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的文件递给老迈，老迈一看，里面装着江青关于文化部负责人的报告，上面有有好几位中央领导表示同意的画圈批示。

这下，老迈彻底无路可退了。

老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小到大没当过任何官，班长组长队长小队长，无论高低大小一概不知。如今就因为一本《欧阳海之歌》，转眼间摇身一变成了文化部部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连走都没有走稳就学跑，不仅如此还要飞，是会栽跟头的！

而另外一个老迈在尔后漫长岁月之中都没想明白的是：自己被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江青是“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这到底是负责人领导组长？还是组长领导负责人呢？

“紫得发黑”

老迈来到江青手下工作了。虽然顶着一个听起来威震四方的头衔，但他真正要“负责”的具体事务却为：替江青打杂。还好老迈过去在话剧团就唱过歌、拉过提琴、吹过黑管、弄过灯光、搞过卫生、写过剧本，是个名副其实的“杂家”。

实际上江青会选择老迈是有她自己的道理的，名气很大又是个解放军所以不会引起什么争议、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所以没有胆量“添乱子”，当然她也需要借老迈当时在广大读者中的威望，把“文艺口”的工作给彻底抓起来。总而言之，她觉得老迈“好控制”，她正需要这样一个幌子。

可是对于老迈来说，日子就不太好过了。江青内心深处的恐惧就像一个口虽不大、却不见底的黑洞，又像一只张牙舞爪、嘶吼声切切的兽，不一定在哪个时候就会跳出来，将她控制。毋庸置疑，这种恐惧来自于她的过去。老迈发现江青特别忌讳也特别害怕任何一个人提到她的过去，那个当她还是一名切实的“文艺工作者”的30年代。她的剧照、她的电影、她的风流韵事、她的生活绯闻……她要从蓝苹彻底脱胎换骨变为江青，变为正人君子、革命骨干、洁白少女、一个配得起伟大领袖的出色女人，那么以上这一切来自过去的人证物证，便是她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人证倒还好说，谁会在母老虎的伤口上撒盐呢？大家自然都心照不宣地对“30年代”闭口不提，自欺欺人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是物证，那5部电影和不少曾刊登在杂志上的、流落在民间的“蓝苹剧照”，成了江青的恶魇。

对此老迈想不通的问题是：旧社会一个女演员，她跟别人谈个恋爱有什么奇怪的呢？演员不都乱谈恋爱吗？这连缺点大概都算不上，谁没穿过开裆裤，谁小时候没尿过炕呢？况且那都是参加革命以前的事了，之后她就投奔革命了嘛！不，不能以毛主席夫人的名义出现，而只能被称为一个“生活伴侣”，那是个什么概念？她不委屈吗？她不想报仇吗？这下终于逮到机会扬眉吐气了，她怎么可能不想方设法把所有人都给整一遍？

她需要发泄，于是老迈这个负责人理所应当就成了她的“出气筒”。跟对待她的秘书杨银禄一样，江青对老迈也惯于随心所欲、横加指责，她朝三暮四，做事没一个准主意，想起一出是一出。没事儿了夸几句，来劲了就骂一顿。

除此之外老迈的“打杂”，其实主要还是围绕替江青抓文艺组的工作而展开，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不可开交，却让他丝毫总结不出来这“抓工作”到底抓了个什么名堂，只记得从早到晚都在保某某某、支持某某某、反某某某和打倒某某某，某某某是谁呢？太多了，老迈根本数不过来。而这某某某的罪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靠的是举报和揭发，相互举报、相互揭发，大家以此为业、以此为荣，无数人被卷进了这个怪圈之中，并且乐此不疲。

老迈这一辈子没有跟谁“汇报”过，从未告过他人的状，更不曾说一句张三不好李四不好王二麻子不好，他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情，说这种话、有这种心态的，不配做人！但俗话讲，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所以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飞黄腾达”，老迈从未得意过，每表一次态，他内心深处的担忧便多添一分；每斗一个人，他思想上那如同被绞住了的痛苦，就又被拧紧一寸。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太阳升起之后又会有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被“斗批改”个猪狗不如人鬼不分，但老迈却已经隐隐摸到了那脉搏的跳动，终将逃不过这一场撼世的浩劫。

他整个人犹如一颗在半山腰上的巨石，战战兢兢、摇摇欲坠，下面尽是凌空蹈虚、尸横遍地的荒野之境。

“黑夜已深”

1967年6月，老迈刚当上负责人没多久，一位分管电影口的女同志向他反映了一个情况，意思是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有一批关于30年代的电影资料，早被封存了的，但近来红卫兵开始搜查各协会，把很多过去的旧报纸旧杂志旧文件都给翻了出来，声称要“抓叛徒”。这位女同志恰好原来是影界人士，也非常熟悉影协资料室，她知道里头有些东西是绝对见不得光的，就对老迈说，这些年轻人都不懂，如果硬是翻出这些来影响多不好，要不要问一下是否把相关资料都收上来？

老迈一想，这可不是个小事情，万一东西被散播出去，岂不会引起误解？于是他说，是应该收起来，但我得先请示一下。

这一请示，就犯了大忌。

那天江青叫老迈去钓鱼台看电影，开始前趁人还没到齐他便私下问戚本禹关于“收材料”一事。这时候江青进来了，笑眯眯地问道：大作家，你们说什么呢？老迈偷偷看了眼戚，他却一脸事不关己，无奈老迈就只有硬着头皮如实答道：我跟老戚在商量汇报电影资料馆里头有些30年代的电影文艺小报，里面什么内容都有，我在问他是否收上来，免得年轻人不懂得当时的历史，造成一些误解……

一箭射到了江青的心病上，十环，不偏不倚。她立刻沉下脸来，阴阳怪气地说，有什么好收的，你就让它扩散嘛！说完噌噌噌就走，电影也不看了。

戚本禹见状也跟着发火：这种事还用请示吗？统统收上来，就说是我要查阅！

老迈回去把话一传达，没几天分管电影的舒世俊和分管图书博物口的刘巨成、徐辉琪就分别把几十张发黄的电影剧照以及30年至36年的二三十本电影杂志合订本，给送到了他面前。

老迈考虑把这些资料都交给公安部，但跟谢富治报告后得到的答复是：这件事不该我们公安管，这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职责，你交给汪东兴吧，他能管。老迈听罢，紧赶慢赶地找到了汪东兴，汪却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你还是交给文革办事组吧！

没有人愿意接这包如同炸药一般的资料，老迈只好向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再说一遍事情的原委，他体谅老迈被左右“踢皮球”的艰难，想了想说：我这儿是实在放不下，不如这么着吧，我让人给你送个大保险柜，你把资料全部锁在里面，贴好封条别让任何人看到。

老迈也觉得，眼下这似乎是惟一的办法。

很快，保险柜、资料、封条，一切都准备就绪，老迈把东西一放、柜门一锁死，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心想：这件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其实序曲刚完，大灾难尚未真正开始。

9月下旬的某一天，夜里3点钟老迈被一位秘书给请进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随后刘巨成和徐辉琪先后被叫去进行谈话，两人都是哭着回来的，说谢富治追问叫他们去收集“黑材料”的到底是谁。老迈安慰了他们一番，说别担心不会有问题的，我请示过，我来负责。

随即警卫来将刘徐二人带走，老迈着急，在大厅里等谢富治想把问题解释清楚。

过了一会儿谢富治走了进来，老迈走上前去说：收集资料的事情是我叫他们去办的，我也请示过好几次，如果有什么问题，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责。

谢富治听了这话有些诧异，约摸是未曾见过老迈这么固执又奇怪的人，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敢“负责”？！好大的口气呀，你负得起这个责？

老迈嘀咕：7月初不还向您报告过吗……

谢富治急了：什么报告？你的报告呢？我怎么没见你的报告？

“当时是口头请示的，没有报告……”

“口头报告？没有书面报告那算什么请示？我不记得这个事！你不要血口喷人！不记得不记得喽……”

一只乌鸦飞过，触动了老迈这块半山腰上的巨石，他开始往下滚。

老迈想，还有一根救命稻草：汪东兴。

得到的回答是：我刚陪主席从南方赶回来，实在没有时间处理你这个事情了，抱歉抱歉……稻草断了。

没有一个人承认老迈曾经“请示过报告过”，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自己知道这件事。老迈从这一刻开始真正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他决定拼死一搏，给总理写信。

他也知道这实际上风险更大，因为如此一来就等于在控诉江青、谢富治他们都是不守信用、出尔反尔的小人，可是他别无选择。老迈在信的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只是个小兵，而他们都是大首长，如果他们全都否认，那么我只有以死表示自己的清白了……

老迈昼夜巴望着这封信能够在最后关头救自己一命，但信左转右转，最后竟然被转到了江青的手上。

随后刘、徐二人被无罪释放，老迈却成了背起全部黑锅的罪魁中的罪魁。

老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了整整123天，终于可以结束了。只是他不明白，人本该是同情有苦难的人、同情不幸的人，而我们却为什么专整穷人和不幸的人呢？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受过苦、擦过皮鞋，其中有一个擦皮鞋的小流氓拖着鼻涕、眼睛里都是眼屎，平时老迈要抢了他的生意就会挨顿暴打，有一次过来一个擦皮鞋之中管事的问老迈：狗日的，你为什么总要抢别人生意？！那时老迈爸爸和妹妹都病了，他说实在对不起，但我爸爸妹妹都快死了，我得赶快擦点鞋赚点钱才能去抓药呀！那人听说之后大骂：狗日的你有这么大的难处你不告诉我，你不信任我！紧接着他就指挥别的孩子：你们都先别擦，让老迈先擦！老迈擦完了人家回去要做功课、要抓药，人家是小学毕业生，谁不服气了就来找我……

回过头来继续骂老迈：你不是就想要钱吗？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去抓药，够不够！老迈连忙说够了够了，一半就够抓3副药了……他说：你去抓5副！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老迈要上学、赚了钱要给家里人治病，所以有活了都会让他先擦。

每当老迈想起那一帮擦皮鞋的小流氓，都会感动得眼泪哗哗直流。人性究竟有多恶？为什么一旦被放到了某一种环境下，就连小流氓都不如了？

但无论你有多少的问题想不明白，现实对反革命分子都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老迈被定为广州军区“第一号大案”，先在广州挨了整整两年的批斗，在此期间，一支由十几二十个1米9以上的壮汉们组成的“专案组”，计划以皮肉为突破口，保守按每天一顿来算的话，揍了老迈至少几百顿。老迈被打得遍体鳞伤，牙齿掉了七八颗，从颈椎到尾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左眼球也在拳头之下变了形。

再后来，一项“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的罪名无缘由地被扣到头上，再加上江青一句“他不是我们的人”，将老迈投进了秦城一号监狱。

“白昼将近”？

在秦城监狱里，时间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却又无比具体，因为每秒钟都很难熬过。进来之后江青说只要老迈“彻底揭发、彻底交代、彻底改正”，就可以放了他。但老迈实在揭发不出谁、交代不出啥、也不晓得究竟要改正什么？改正不会说假话的坏习惯？还是从此不再一人做事一人当？他真的不明白。

所以他想既然都已到这个地步，也就只有置之度外了。

老迈的单人牢房里有一扇很高的、小小的窗户，3条横铁板和7根竖铁柱，将他的天隔成了32块很小很小的长方形。北京离赤道太远，日光和月光都照不进来，老迈每天就那么仰着脖子，看着这一片没有太阳没有月亮的天。

老迈的邻居里，有每天无数次一边嘶吼着“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我真该死啊！”、一边狠狠扇自己无数个耳光的“反省者”；有一遍接一遍以每秒吐出7个字的语速、字正腔圆重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一长句的“播音员”；还有一位上了年纪每天不断唱同一首《满江红》，却每每唱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就会卡带，随即一直重复重复，最后不得已唯有选择跳过的“歌唱家”……

他们在这漫漫长日长夜之中，终归胜不过无边的寂寞、压抑以及记忆对灵魂的酷刑，成了精神病、成了疯子。老迈每天听着这四面八方而来的呓语吼叫和吟唱，有时又陷入坟冢般的死寂，不禁担忧：他们将是我的明天吗？

于是为了不成为他们的“昨天”，老迈只有启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洞察力，去找寻一切能够打发时间、不让自己发疯的乐子。

他猜《毛选四卷》上每一页的标点数量、每个偏旁部首的汉字有哪些、数自己知道的脊椎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回忆自己印象中每一个驻外使节的姓名、搞卫生洗澡以及左三下右三下地洗手……狱中时光像是要硬生生地将他活埋，只要一刻不动身不动脑，一铲土就会被迎面泼来。

为此老迈甚至费尽心思、冒着杀头的危险在这蚊子都飞不进来一只的地方，自己用各种奇奇怪怪的小零碎和小破烂，做成了一个墨盒、一只袖珍笔、一条内裤和一根腰带，再加上偷来得一小瓶墨水和想尽办法向上头耍赖哀求而得到的《马克思全集》，他的监狱生活一天天“丰富”起来……

他就这样在秦城一号里呆了2684天，还能走、还能说，没有疯、没有死。

爱因斯坦通过狭义相对论推算出时间的长短其实是相对的，就好比说对于一个正常工作生活、家庭幸福的人而言，7年零4个多月不过是转瞬即逝，但对秦城一号中的老迈来说，7年就不再是7年，而是2684天，而2684天也不仅仅是2684天，而是一天加一天加一天再加一天，直加到两千六百八十四。

终于在“文革”接近尾声的1975年的5月19日，秦城一号接到了经上头画圈通过的释放通知，老迈将被转移到河南许昌的农场进行接下来的“劳动改造”。离开的时候正是深夜，阴历十五的月亮又圆又亮地悬在高高的天上，老迈回头看了一眼夜色中陵墓似的秦城，感叹它果然像一座城啊，不知起名“秦城”是否有点“向嬴政致敬”的意味呢？

他想：两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吧！没料到，过不多久“四人帮”居然倒了，老迈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这次在和老迈聊天的过程中，他话并不多，往往一沉默就是一两分钟，像是一尊被扯进了黑洞的雕塑。七八年不见，他看起来衰老不少，多年前批斗留下的伤病始终困扰，只是精神仍然矍铄。

他说他老了，对于那段刀光剑影却又荒唐至极的往事，他不愿多谈，“人们总叫我回忆相同的东西，我很痛苦，说了太多，累了，不想再说了……”他觉得自己多说无益，并不能改变什么，而且也想图一个清净，“沉默是金，我是到这个年纪才彻底领悟这个词的意思了。”

谈到江青，这个改变了他一生轨迹的女人，老迈内心并没有太多责怪和怨恨。他说江青，旧社会当演员的，本来就没什么地位，跟今天的明星是两个概念。

最后，我问他一个很矫情的问题：老迈你觉得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黑暗之后，天现在亮了吧？

他想了想，说：不管怎样，总之我早都原谅了。

来源： 老衲秘史 2018.06.17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41期，作者陈又礼，原题《江青改变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