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4期，作者韩戍，原题《写作生涯因“革命”而起，因“革命”而终 茅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沈雁冰作为中共第一批党员，在大革命后脱党，实际不难理解。沈雁冰有家有业，向往改变现状却缺乏为革命义无反顾的决绝心态，很难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的本质是一个文学家，有人道和仁慈的一面，也难以适应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党派倾轧。他有顾虑和矛盾。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取笔名“矛盾”，当然也是内心矛盾的反应

1927年7月23日，一个名叫沈雁冰的年轻共产党员，怀揣2000元支票，从汉口登上了前往九江的日本轮船“襄阳丸”号。此次奔赴九江，他肩负着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惊天任务——为中共秘密筹划中的武装起义输送经费。船到九江，与沈雁冰接头的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告诉沈雁冰，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南昌，但现在九江到南昌的铁路已经被切断，让其先去买票，如果确实无法前去，便回上海。沈雁冰到车站后发现，果然已无票可售，遂在他人的建议下先到庐山牯岭，再伺机翻山前往南昌。然而，从牯岭到南昌的路恰好在前一日中断，沈雁冰便滞留在牯岭。第二天，他竟一病不起。卧床七八日之后，忽然听到中共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消息，才知道他手中2000元支票的真实用途。此时的沈雁冰再前往南昌已无意义，痊愈后立即下山直接乘船返回上海。途经镇江时，国民党军警发现沈雁冰没带行李，只有2000元支票，形迹可疑，欲行拘捕。沈雁冰急中生智，将支票塞到军警口袋里，幸被放行。从此，沈雁冰为避免国民党的通缉，自动脱离中共组织，并化名“茅盾”，开始以自由撰稿为生。

双面人：革命先锋与出版社小职员

沈雁冰，本名德鸿，1896年7月4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的富裕家庭。沈雁冰幼年入家庭私塾，少年时代赶上废科举改学堂的潮流，遂成为乌镇第一所新式小学的学生。其后，他入湖州中学、嘉兴中学读书。那时江浙一带的中学与如今不同，可谓是藏龙卧虎之地。单以嘉兴中学而论，教国文的老师便是朱希祖、马裕藻。这两位章太炎的得意门生，后来进入国立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北大文史学科的掌门人。在名师的指点之下，沈雁冰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此时嘉兴中学的校长和这些太炎门生都是革命党人，学生已普遍自行剪辫，师生之间畅谈“平等民主”是为常事。如此耳濡目染，给沈雁冰的内心播撒下革命和反抗的种子。

然而，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所变化的只是巡抚衙门房顶的几块瓦而已。民国建立后，地方保守势力继续当权，清末各级学校的自由之风反而受到压制。作为曾经感受过革命氛围的沈雁冰当然不能容忍，公开反对保守的学监，并酒后到学校闹事，最后被学校开除。离校后沈雁冰转学到杭州的私立中学，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民国初年，一般大学都有预科之设，学制二到四年，结束后可以升入本科。不过，那时的北大，毕竟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保守势力居多。预科毕业后，沈雁冰无意升学，南下上海，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商务印书馆家大业大，有各类员工上千人。沈雁冰作为一位低级职员，工作异常枯燥，工资每月仅24元，据说若要待遇翻倍，需十年以后。沈雁冰最初的工作是给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的学生改英语试卷，其后改为译书，即从西方出版物中选取一些片段进行翻译，炮制成一本带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读物。再往后，他开始担任《学生杂志》《小说月报》的编辑。

当时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沈雁冰不免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成为沪上反对鸳鸯蝴蝶派急先锋。同时，沈雁冰还参与发起了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在当时的新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初的革命家原本是从文学家中分化。经过朋友介绍，沈雁冰认识了与胡适等分道扬镳、到上海出版《新青年》的陈独秀。1920年7月，陈独秀领衔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李达的介绍下，沈雁冰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沈雁冰对现实社会有反抗的意愿，但并不是一个乐于行动的人。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其后全国学联到上海宣传，他曾前去旁听，认为这种群众抗议运动的效果很空洞，颇不以为然。那么，他为什么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其中大概有几方面原因。沈雁冰从小便有反抗精神，不满于北洋政府的倒退统治。苏俄的斗争哲学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以及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方案，令他耳目一新，似乎找到了一条新路。其次，商务印书馆工作枯燥无聊，搞革命活动则可能开启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颇有吸引力。第三，应该是陈独秀方面的拉拢。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负责人，商务印书馆编辑也算是一个体面的身份。借助沈雁冰，早期的中共便于开展秘密活动。不过，他虽然是第一批党员，却不是核心成员。典型事例是，中共一大召开，沈雁冰不是代表。沈雁冰似乎也缺乏领导能力，始终是一个打杂的配角。然而，他却是组织上颇为信任的人。陈独秀在广州期间，以沈雁冰为中央直属联络员，凡是各地组织与上海方面的信件，都以“钟英”的名义寄给商务印书馆，再由沈雁冰来转交。外地地下党员来上海，也以沈雁冰为联络人。

受中共早期致力于发动工运的“左倾”思想影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开始配合中共发展工人组织，成立工会，甚至暗中酝酿大罢工。在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沈雁冰也担任教席。国共合作之下，沈雁冰名列国民党上海执委。于是，此时的沈雁冰有两种身份，公开身份是商务印书馆的小编辑，兢兢业业出版各种图书，俨然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技术人员。然而，另一个身份却是挑战现政权的革命者。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沈雁冰有幸作为五位代表之一，参加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他还充当了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撰写各种文章批评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然而，毛泽东则早已志不在此，前往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沈雁冰被迫回到上海。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商务印书馆赠给他一张股票，将其礼送出馆。从此，沈雁冰成为职业革命者，代管中共上海交通局，仍是负责通信联络工作。在中共的安排下，他又前往武汉，编汉口《民国日报》。不久，武汉分共，便有了送支票到南昌支援起义国民政府的情节。

政治人：文学生涯的崛起与终结

沈雁冰作为中共第一批党员，在大革命后脱党，实际不难理解。沈雁冰有家有业，向往改变现状却缺乏为革命义无反顾的决绝心态，很难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的本质是一个文学家，有人道和仁慈的一面，也难以适应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党派倾轧。他有顾虑和矛盾。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取笔名“矛盾”，当然也是内心矛盾的反应。他自述道：“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之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其后，叶圣陶说这个笔名一眼看去便知是假名，给他加了个草字头，成为“茅盾”。当然，茅盾虽然充满“矛盾”，由于7年的党龄底子，也无法成为象牙塔中的纯文学家。他虽然不能亦无法回到党内，却选择了一种与用暴力革命改变社会的相似方式，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用文字揭露这个时代的黑暗。

这一时期，是茅盾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因为失业恰使他摆脱了编辑的琐碎事务。著名的小说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便是他这一时期的杰作。三部曲展示了知识阶层从向往革命，加入革命再到幻灭动摇，革命失败后抬起头来重新奋斗的过程，其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并非狂热地鼓吹革命，而是更多描写了人性的弱点、狂热和颓废，展现了人的复杂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三部曲陆续发表后，成为文坛争相谈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茅盾这个名字横空出世在中国的文学舞台之上。三部曲获得成功后，茅盾对创作这种史诗性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作品乐此不疲。其后写就的《子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另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真实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面貌，在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之下，成功地塑造了数百名形态各异的人物。从三部曲到《子夜》，茅盾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彻底奠定。

抗战爆发后，茅盾辗转到长沙、广州、香港、桂林等地。此时，他完全成为中共外围的文化人士，行动上基本接受党的安排，主要负责编辑各种左翼文化刊物。期间，左翼人士杜重远邀请茅盾前往新疆活动，因盛世才意欲交好苏联，颇为善待左翼人士。新疆学院遂成为茅盾传播左翼文化文学的舞台，甚至他还传播毛泽东思想，给学生推荐《论持久战》。1940年，盛世才转而迫害左翼人士，杜重远被逮捕入狱，茅盾的处境非常危险。在苏联总领事馆的帮助下，茅盾乘坐飞机逃出虎口。茅盾刚上飞机，盛世才便已后悔，却悔之晚矣。没有来得及逃离新疆的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党员，都被盛世才加害。

离开新疆以后，茅盾决心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茅盾是鲁迅的挚友，也是文坛巨匠。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到延安来的统战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亲口对茅盾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在中共对左翼文化人的排位中，茅盾可以继鲁迅、郭沫若之后，排到第三位。茅盾准备在延安安家落户，并郑重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不过，周恩来认为茅盾这种影响力大的民主人士，留在党外更加合适，回到国统区作用更大。因此，茅盾回到重庆，但是留下了沈霞、沈霜一对儿女。女儿沈霞是忠诚的革命者，意外怀孕后唯恐影响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主动要求人流手术。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差，最后沈霞客死延安。这是茅盾为革命付出的代价。

延安之行后，茅盾更明确了中共“自己人”的身份。1945年，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筹划，中共在国统区发起了茅盾五十大寿的大型祝寿纪念活动，《新华日报》出版了纪念祝寿专刊，延安方面纷纷发来贺电。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十余家出版社特价销售茅盾著作，以茅盾为名发起有奖征文活动。相关祝寿活动声势浩大，延宕数月，茅盾在左翼文人的声望中达到顶峰。

抗战胜利后，茅盾一度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赴苏访问。此时的茅盾已经基本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而是发表大量杂文和文化评论，配合中共的宣传策略。这些题目包括《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他》《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实际上，茅盾搞文学出身，没有受过西方的政治学训练，谈这些问题哪有罗隆基、萧公权、储安平等人讲得透彻？不过，这些文章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质，可以证明所谓人心向背。当然，茅盾也未尝忘情于文学，苏联归来后也写了《惊蛰》《春天》等小说。不过，此时的写作已不比早年，充满条条框框，思维也愈加僵化。作为一个文学家，茅盾的文学生命，这个时候实际已经结束了。

局外人：文化高官与文化部虚职

由于茅盾在1949年前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获得了回报，受命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此种任命并不意外，茅盾文化地位是无可取代的，更重要的是，茅盾可靠。他虽然一度脱党，但始终是一颗红心向着党。国民党在文化上失败，也由于宣传敌不过中共，连张道藩、王平凌这样的三流文化人，都能成为国民党的骨干。可以想像，茅盾这样的文化人，如果投靠国民党，必然可以在文化教育界获得高官厚禄。然而，茅盾甘愿贫穷，颇有操守。因此，毛泽东亲自召见茅盾提出此事，对他说“雁冰兄，你刚才讲的是你的小道理，现在我来讲讲我的大道理。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现在想当文化部长的人不少，但我们偏偏选中了你，因为我们相信你，这是全国人民的需要。”据说茅盾本想到杭州去隐居，搞文学创作，但毛泽东的邀请，让他盛情难却。在这个文化部长任上，茅盾一待就是15年。

不过，文化部长看似位高权重，实际上作为相当有限。首先，相对于来自解放区的文化、宣传系统的同志，如周扬、丁玲、胡乔木、陆定一等人，茅盾来自国统区，并非真正的党员，也没有经过延安整风暴风骤雨般的洗礼，政治资历终究差一层。因此，在文化部，周扬担任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周扬同时是中宣部管理科学文艺的副部长。中宣部管辖指导文化部，这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政治现象，作为副部长的周扬，实际是部长茅盾的上级。如此安排，导致茅盾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抱负和追求去实现文化理想。实际上，茅盾本来应该习惯于此种安排，乐于象征性的荣誉职务。然而，他却偏偏要介入实际事务，导致不断碰壁。在1957年的鸣放中，茅盾颇为牢骚：“在文化部呢，我也只是个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茅盾常常觉得自己在文化部挂名不干事非常尴尬，几次请求辞职却得不到批准，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那么，此时茅盾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开会。茅盾自称，他开会时间占据了生活的2/5。然而，痛苦更在于，开会却没有决定权。另一个是从事象征性的文化外事活动。从1951—1962年，茅盾访问莫斯科达16次之多。至于文学创作活动，可谓完全停止。作为文化部长，茅盾的文学和政治地位已经确立，他需要做的是提携新人，凡是茅公点评过的作家，都能有所发展。当然，由于茅盾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也可免于追责。毛泽东对文化部有过一个经典的评价：“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认为文化系统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不过，这个责任似乎也不用茅盾承担。周恩来曾宽慰他：“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搞好，这责任不在你，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茅盾辞掉文化部部长职务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反右时期，组织上也对茅盾网开一面。虽然茅盾在鸣放中有所不满，实际却得到有关部门的暗中保护，及时收住了不满言论并转而抨击右派，得以幸免于难。

“文革”到来，茅盾靠边站了。1969年，茅盾被剥夺了国庆登天安门的权力，警卫员取消，秘书调走，内部文件不能看，名字也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上消失了。不过，由于他的年龄和地位，不会遭遇太大冲击。1981年3月，茅盾走完最后的历程，临终前最大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遗愿，党中央当然会极力满足，决定恢复茅盾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这个时候的茅盾，也算“求仁得仁”吧。

老衲秘史 2018.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