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31、陆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除前面提到的黄永胜、邱会作、刘丰、韩先楚、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袁升平、卜占亚、温玉成、南萍、熊应堂、龙书金、蓝亦农、韦统泰、韦祖珍、杨栋梁等人，陆军因“九一三”收审的高级干部还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白斌（原54军副军长、国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员）、杨大易（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昭剑（武汉军区29师政委、武汉警备区副政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董占林（陆军第11军军长）„„

1971年1月24日，郑维山、李雪峰被关押，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77号）点了他们的名，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林彪的“两员大将”。李雪峰被软禁家中，11月他被押送安徽六安独山镇关押8年。1977年2月，李雪峰确诊胃癌，被允许家人探视，他才知道1973年“十大”被开除了党籍。1979年1月中央同意他回北京治病，他不停地申诉。郑维山没有被开除党籍，他在安徽山区的部队农场劳改8年，孙景波（郑维山妻子、262医院院长）带小儿子“陪伴”，她得了精神病。郑维山子女和三个秘书都被处理转业。

周赤萍文革前写过《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刊登在《中国青年》1960年第8期。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共中央认定此书是为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

1971年9月，白斌被关押。杨大易、张昭剑则受到批判。

1973年2月，韦祖珍因1970年庐山会议不指名地向张春桥开炮，离职审查，被监禁4年。

原属四野的军以上干部在“九一三”後极少不被审查。董占林被审查批斗2年，1975年等待分配。

梁军1971年9月28日被隔离审查，1972年7月6日，经中央领导人批准，他被关进“亚疗”。梁军认真学习毛著，记了21本笔记。1974年5月1日，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确实不知道，我坚信历史一定会证实这一点的。„„但遗憾的是心脏病不断折磨着我。”梁军几次因心脏病被送到301医院抢救，1977年10月13日，他死在亚疗监房的门边，抬走时他的军衣上仍有领章。

32、空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空军是“九一三”事件的重灾区，除上面提到的江腾蛟、王飞、胡萍、曾国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姬应伍、郑长华、冯健、马运河、王是桥、方铭、丁钊、吴宗先、李全春、王洪智、宫健等人外，空军陆续被收审的高级干部还有：梁璞、王璞（广空司令员）、龙道权（广空政委）、林虎（广空副司令员）、顾同舟（广空参谋长）、陈伯羽（广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米家农（民航广州管理局政委）、解长林（武空副司令员）、查全伦（福空副政委）、王绍渊（兰空副政委）、刘懋功（南空司令员），胡立信（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南空政治部副主任）、牛润武（南空副参谋长）、季鸿（南空副参谋长）、张永亮（空3军政委）、吴云山（空5军参谋长）、吉士堂、司中峰、解耀宗、沈科（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守恩（空12军副军长）、马进修（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杰三（空军昆指主任）、张进凡（空军昆指政治部主任）等。

他们与“九一三”事件毫无关系，却被关押若干年。虽“不予起诉”，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给了党内处分、降职降级，离休改退休。林虎是个特例，他降职为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後来一路提升，出任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副司令员。但他闭口不谈因“九一三”被免职审查、降职处理的经历。

1973年3月18日，空军党委召开四届五中全会，认定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梁璞上了贼船，陷得很深。梁璞被进一步审查，曹里怀、邝任农有错误，仍任现职，但要写检讨。王以洪（空军干部部调配处干事，後任部长）帮助曹里怀写检讨。王辉球被免职，到江苏淮阴劳动一阵，以後到沈阳军区当顾问。

“九一三”事件後南空学习班好几百人，许世友派一个营站岗，二楼架机枪。牛润武被关押。9月底，季鸿被叫回南京，10月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认为与自己无关，更揭发不出什么。1972年春节前季鸿被抓，被勒令打扫了一个多星期厕所。6月底学习班结束，郝宝章（南空政治部文化部长）、刘世英（南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杨恒贤（南空司令部通信处长）等几十人被押到陆军60军农场劳动。1973年10月，南空司令部通信团学习班还有六七十人，年底大部分回家，季鸿则被勒令到修理厂劳动。胡立信被关在连队，不让回家。办他一个人的学习班，吃剩饭，可整苦了。他说他在学习班说的都是假的。

“九一三”事件对兰空的冲击波不大，毕竟兰州远离北京。副政委王绍渊是1970年3月被吴法宪派到兰空任职的，因此被关押审查。全是大帽子，没有任何具体事实，一年多後他被放出来。毕竟牵涉到“九一三”，没人敢用，他只能赋闲家中。

广空有200多人进了学习班。被中央文件点名的王璞被打成林彪死党，理由是他在解放战争中是东北警卫团团长。王璞先关在亚疗，1976年底移送秦城监狱，1979年3月他被保外就医，住在广州458医院，後转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他被开除党籍（後恢复），级别从兵团降到副军，本该离休，却以退休安置，干休所给了一套副军房。1988年王璞装心脏起搏器需要1万元，而补发的钱远远不够，家属到处找人，最後空後批了1万元。靳淑礼（王璞妻子、广东省委组织部人事科长）因人缘好，被下放到广东省供销社。王汉青（王璞大儿子）、王汉林（王璞小儿子）被勒令复员。

米家农被收审後，吕国贤（米家农妻子、民航广州管理局劳资科长）也被收审。她1963年调民航，在总局任命前负责文艺汇演，1964年赴北京调演获四个大奖，所以1971年文艺会演仍让她负责。宣传队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林立果得知宣传队缺少乐器，给了两台香港进口的录音机，宣传队为此写了感谢信。1971年10月26日吕国贤被隔离审查，1972年12月25日被关进沙河监狱，成为广州地区所谓问题最大、最严重的女人。“四人帮”准备把她定为反江青罪处死。纪登奎批示：“吕国贤的问题不一般，暂不处理。”广州军区把她送到广西鹿寨空军农场监督劳动。王斌（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刘某（广空技术5团政委）也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活动，而吕国贤是死刑犯，由民航三四个女兵监管。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折磨、刁难，无数次想到过死。

每一个被审者的背後，都牵连了亲属、部下、好友，涉案者呈几何级数增长，这让人想起一句话“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