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 （美国 白邦瑞）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內容介绍

美国政府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国崛起的秘密战略，以及我们是受到什么诱惑後帮助中国取代美国而称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来，美国在帮助中国不断壮大经济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强其科技与军事实力，相信中国之崛起会带来合作、良好的外交关系和自由贸易，并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国梦”是要像我们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国地位一样对美国进行取而代之，那又会发生什么呢？根据与若干中国变节者的谈话以及之前不曾公开、新近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百年马拉松》一书揭示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秘密战略，此举将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2049年。本书作者白邦瑞自从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时代就开始担任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高级职务，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他利用其数十年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里“鹰派”人物的联系，翻译了这些人的文件、言论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华的治国方略如何为现实行动打下坚实基础。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看待美国及其领导人真实想法的内部资料——美国人不过就是终将自掘坟墓的野蛮人。

此外，白邦瑞讲述了美国政府时而没有意识到、时而不情愿地帮助圆所谓“中国梦”的具体行动；由于中国并未发展为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却变成了真实的威胁，他呼吁对华采取竞争性更强的全新战略。我们正面临着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安全挑战，《百年马拉松》一书就如同美国人民的警世钟。

作者简介

目前白邦瑞为哈德森协会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服务过从理查德•尼克松至巴拉克•奥巴马的历届政府；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兰德公司分析员、哈佛大学研究员，在国防部担任过高级职务，历任四届参议院委员会工作人员；他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及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现居住于华盛顿特区。

第二章　战国时代 ——中国人究竟怎么想？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中国人深明个中寓意：“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换句话说，就是别让敌人知道你是对手，除非时机成熟，届时他已阻挡不了你。在国际上，如果你是新兴大国，必须操纵主导的世界大国的认知，别让他先下手为强摧毁你。由此可见，问起周室之鼎，楚王犯了战略大忌。

战国时期，後起之秀多次推翻许多昔日霸主。每成功的案例中，成功的新兴大国都藉由隐匿“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而诱使旧霸主骄矜自满、荒废政务。新兴国家最忌讳的就是在最佳机遇点来临前，就引起更加强大的对手的戒心。一定要等到争夺霸权的最後阶段，天子已经弱到无力救亡图存，且被其盟友背弃时，作为挑战者才能暴露自己的真正意图。

依据《战国策》的记载，某些更聪明的挑战者甚至还能说服旧霸主不智地帮助自己崛起。在这些案例中，挑战者经常说服旧霸主惩罚那些怀疑自己长远意图的近臣（“鹰派”），而提拔重用那些可以为己所用的大臣（“鸽派”）。

《战国策》认为，世界秩序就和大自然一样层次分明；没有统治者位居上端只是暂时的过渡。今天的世界秩序当然不符合北京的官方期许。中国的领导人宣称希望有个多极世界，并拥护美国领导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问鼎的企图。

然而，事实上，他们认为多极世界只是走向中国独占巅峰高位的全球权力金字塔的一个战略过渡期。中国人称这种新秩序为“大同”，西方学者经常把它误译为“共和”（commonwealth）或“和谐时代”。其实“大同”更适合译为“单极主宰的时代”。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和其他公开论坛多次宣讲这种和谐世界的愿景。

中国的大战略有一重要元素来自西方人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t）贸易行为——一种高关税、取得对天然资源直接控制，以及保护国内制造业的经济制度，其目的是要增加一国的货币储备。中国人认可重商主义的价值。在西方看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成功意味着重商主义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中国领导人并不这样看。由于拥抱重商主义，中国一直努力确保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永远都能获取所需的各类资源。中国领导人有些担忧近乎歇斯底里。他们非常担忧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引发区域或全球资源短缺危机。基于这种担忧，他们决心要在海外获取有价值的天然资源的所有权，如果不行也必须获取其绝对控制权。这和十六、十七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的君王殖民新世界的作法如出一辙。这是他们从《战国策》里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之一。战国时期的另一个经验之谈就是成功需要极大的耐心。美国企业重视每季财报，美国政客看重短暂的选举周期，而成功的股市策略家可能根据需要研究每天的交易情况。

然而战国时期新兴挑战者的故事告诉我们，胜利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周、一年，甚至十年内可以完成的伟业。唯有跨越数百年的长期计划才能确保胜利根基稳固。因此之故，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自动可以蝉联两个五年任期，共十年）都会制定需要几代人去努力，甚至要耗费半个世纪才能实现的战略目标。（奋六世之余烈）

战国历史和其他民间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都重视从对手那里窃取点子和技术的重要性。时至今日，中国的情报机关仍然三不五时地窃取核心技术和竞争信息，直接就转交给中国的企业负责人。许多美国官员认为，近些年中国不再像过去一样如狼似虎地进行经济掠夺，工业间谍偷盗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逐渐降低。其实不然，这仍然是基于战国时期战略思想所启发的国家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情报机关的工作模式与美国有天壤之别。在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情报相关情报信息以促进国家经济成长，被认为不道德，甚至不合法。我在美国政府担任公职逾四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情报机关奉命以这种方式来提升美国的GDP。没有错，美国驻外大使可以、也的确会协助美国企业在外国争取有利可图的合约，但绝不是政府以间谍手段直接提供偷来的技术或者他人所有的资讯给美国企业。

我们不妨再看看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军队应保持什么样的规模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美国许多伟大的军事胜利是靠强大的军事实去赢来的。格兰特将军因为兵源充足，武器精良才得以战胜李将军。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指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成功在诺曼底登陆。即使更近的时代，所谓的“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也主张兵力应远远超过敌军。

相反，战国时期并不讲究运用大型兵力。持续数十年的非暴力竞争才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有一个著名的战略就是诱敌在军事上投入庞大开销，导致它民穷财尽。两千年之後，苏联政权轰然崩溃，中方的解读是美国人故意诱使苏联在军事上过分投入，大搞军备竞赛，以致破产。

2011年，美国把将近百分之五的GDP花费在军事上，中国的军事经费仅占其GDP的2.5%。中国原先的战略是放弃发展可全球投送的军事力量，维持尽可能少的核弹头，总数或许还不到三百个。中国不跟美国搞空军、海军的军备竞赛，而是把钱大量投资在非对称武器系统上，谋取最大投资效益。中国在反卫星技术上一马当先，开发出反制隐形轰炸机的方法，大量投资黑客技术，也制造只花几百万美元的导弹，它们可用来击沉四十亿美元打造的美国航空母舰。这些导弹的造价很低，但杀伤力很高，很可能它们是在窃取来的美国技术基础上研制出来的。

许多西方分析家搞不懂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护其本国安全以及它的海上运输线。答案就藏在战国时期的典故里——中国不希望被人识破其问鼎于天下的野心。中国领导人认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将会刺激美国，产生不必要的祸端。（从1949年至1963年遭到美国全面禁运，中国早已理解惹恼美国，会是多么痛苦。）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兵力水平非常微妙，需要大到足以支持经济成长，但又要小到足以避免太早挑战美国霸权。然而，根据战国时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在长达数十年的竞争的最後阶段，如果中国判断美国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则完全可能会抛开自我设定的军事实力边界，放开手脚一搏。近20多年，中国军事革命相关著作已经在暗示理想的战略突围时间点，那还得等许多年。如果非要找出战国时代的治国方略与传统美国世界观两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华盛顿倾向于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会随着竞争与合作的变化而时好时坏；而北京的预想则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就心怀叵测，而且表里不一。如果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纯粹是因为中国不了解美国而引起的误会，美国就还有可能想办法去削弱或者消除误会。不幸的是，事态并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不信任，主要根源在于深刻的战略文化差异。中国所有的战略决定几乎都会受其影响，因此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