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城乡劳动力大对流

马昌海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性质：在全球向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的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大迁徙。

随着１９５６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１９５２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８８３万人，到１９７８年减少到仅仅１５万人，〔１〕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也包不起，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这就造成了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不正常现象。

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工业发展阶段。

再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近３０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当然，造成就业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错误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多生了数亿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总额为十亿人，而整个欧美的劳动力总额才７.３亿。这是建国后由于政策失误而留下的最大遗产，恐怕１００年都难以化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制度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和就业压力。

从新中国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的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的迁移来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文革，大批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若是由于文革中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因而造成１９６８至１９６９年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那么，何以解释当年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也全部被赶往军垦农场，何以解释知青下乡后的第二年，大中小城市均开始大量招工？北京１９６７届的中学生，除了少数去了京西门头沟煤矿以外，绝大部分都去了内蒙古、山西、陕西下乡插队。而北京１９６７届的中学生到了山西以后却发现：山西本省的１９６７届中学生大都在工矿安排了工作。这又如何解释？

１９７０年代初，在我国经济生活又一次出现了工矿企业招工失控的现象。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国家计划招收３０６万职工，结果招了７３７万人（一说９３３万）。〔２〕１９７２年继续盲目招工，三年共增加职工１２００万人，造成了“三个突破”（职工总数突破５０００千万人，工资总额突破３００亿元，粮食销量突破８００亿斤），“一个窟窿”（动用粮食库存１００多亿斤）。〔３〕这三年上山下乡的人数逐年减少，大批知青（数目不详）也得以被招工回城。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全国有近５００万知青下乡，１９７０年共有１０６.４知青下乡，仅相当于上年人数的３９.８％；１９７１年减至７４.８万人，１９７２年减至６７.４万人。〔４〕这样算来，截至１９７２年，全国共有７４８.６万知青下乡，而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共增加职工１２００万人，完全可以把当时所有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都召回城市，并在其后的两三年内继续大幅度减少下乡的人数甚至暂时停止下乡动员。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又出现了招工的强劲势头。大约从１９７３年起，国家再度加强了对从农民中招工的限制，逐步扩大了知青在招工中的比例。〔５〕１９７３年，“子女顶替”退休职工的政策恢复以后，也加快了知青们向城市的回流。

据统计，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７００万知青下乡的十年间，有多达１３００万的人从农村返流进入城市的企业和单位就业，其中知青约有４５０万人，农民约有８５０万人（包括原籍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和复转军人）。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６〕另一个数字为：那十年间共有１４００万人从农村进城工作，其中知青６００万，农民８００万人。〔７〕这就是说，１７００万知青中的４００万“老三届”人，只要下乡两三年后，就可以回城。而后至少有１０００万人，甚至可以不下乡。

对当时企业大量招收农民进城做“临时工”的事情，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的各级干部和职工、农村社队干部和农民本人，都乐观其成。但政府部门对此是比较审慎的：尽量不要让下乡知青及其家长知道城市各企业在同时大量招收农民工的事情，以免激怒他们而影响了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

１９６８年以后，由经济困境造成的驱赶知青下乡自食其力的动机虽然继续存在，但下乡并不是唯一可以解决那些经济问题的途径。只有在某种基本由政治思想因素决定的发展逻辑内，才能解释这唯一途径的合理性。

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和知青的主体结构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１９５５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不论是文革前还是和文革中，回乡知青的人数都远远多于城市下乡知青。估计至少是下乡知青人数的一倍，约三千万到四千万。

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未经批准离开原住地的农民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逮捕并劳教。从此，农民只能被束缚在田地里刨食，成为依附于土地的新时代贱民。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种族隔离和阶级压迫。

自１９５８年实行的户籍制度和而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介绍信制度，更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造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化”城乡社会结构，把农村青年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

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却迥然不同。

文革前的回乡知青中有过吕玉兰、邢燕子、董加耕等全国闻名的典型模范。几千万回乡知青被融入广袤的乡村大地后，如今似乎已被人遗忘。多年以前路遥的作品《人生》，对当时回乡知青的际遇有过生动具体地描述。但近年来鲜见有哪部作品对人数更多的回乡知青的坎坷命运有过更具体的描述。

对于农村青年来说，除了极少的招工提干及升学的机会外，参军几乎是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如作家莫言、阎连科及军事专家张召忠教授等等。

城市知青们到农村，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财政拨付的安置经费及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而且挤占了众多农民子弟及回乡知青招工、招兵、上学、提干的名额和机会，对农村青年来讲，这更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当然，也有一些回乡知青和乡村干部的子女借知青返城的机会搭车，同知青们一起进工厂当了工人。然而，同１９６２年以后下乡的城市知青相比，农民及回乡知青在家乡农村劳动的年月是不予计算工龄的。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９日到７月１０日，召开了全国六大行政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１５年的安置规划。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邓小平总书记说：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劳力的地方，给青年们搞个理想，治山治水，改换自然面貌。周恩来总理表示同意：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搞好插队。今后１８年内，要有３５００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８〕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文革前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要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以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９〕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文革，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文革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１３０万城市知青下乡，其中有近百万是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下乡的，不少是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很多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１０万上海知青中，有相当多的人就属于这种情况。直至１９７０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

文革前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曾上演了一部彩色记录片《军垦战歌》。１９６５年，因受苏联小说《勇敢》的影响，武汉高中毕业生易中天放弃高考，自愿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江西共青城也是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关怀下由城市知青为骨干建立的；北京知青在文革前就有去宁夏军垦农建１３师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插队的。在志愿下乡的城市知青中，出身于北京工程师家庭的侯隽是当时的榜样之一。其中还有张木生、陈晓农等高干子女。这就初步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１０〕

【注释】：

１，中国统计年鉴〔Ｍ〕１９８５年，第２１３页

２，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３，《中国劳动经济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８４页

４，《中国劳动经济史》，第１６７页

５，《北京劳动大事记》（１９４８－１９９０）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８５、１８８、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６页

６，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９８页

７，《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第１３８页

８，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２页

９，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６页

１０，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