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原北京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

陈寿仁 2007 年 4 月

尊敬的王友琴教授：

我叫陈寿仁，是原北京女三中(文革后改为159中)的历史老师(已于1988年退休)。我是当年女三中“文革”的目睹者与亲身经历者。几年前，我在美国上网时偶然点击，看到您在网上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我非常钦佩和感谢您的胆识——敢于触动那些被认为敏感的内容。我很早就想给您写信。但又由于年老(我已80多岁)体弱，更想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何必再多事！就迟迟没有动笔。但是不久前与几位老朋友谈及此事，最近又见到《燕大校友通讯》上刊载的有关回忆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朋友们都希望我也写写当年的情况，我自己也想是有必要留下一些史料。把一些真实的场景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所以我决定给您写信。

为了如实地反映当年的真实情况，我向原来老女三中，目前健在的老师进行调查核实，而且将初稿送给苏令娴和段然登等老师补充修正。从而写成《我对北京原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一文，附后，请收阅。

一、关于沙坪校长被打死

沙坪校长在 1966年8月20日被打死。

1966年8月19日（那是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小将，改师大女附中宋彬彬为宋要武的第二天）晚上，在学校西小院的小房子里，红卫兵声称为了第二天的斗争会，要把沙坪“杀一杀威风”，或许也是想表示女三中红卫兵的霸气，她们用老虎凳、皮鞭、冷水和捆着带钉子鞋底的木棍等，一直拷打沙坪到深夜。

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被拖到原女三中的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批斗会上，当众被殴打至死。斗争会上，红卫兵揪住沙坪的头发，不断令她抬起头来，致使头发被薅下来，散落一地。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一滩血迹，是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砖头落下时，把熊的额头打破，血滴在地面上形成的。

沙坪倒下之后，为了验证她是否“装死”，有一个红卫兵不知从哪里拿来一只刺猬咬沙坪的喉头，证明确已死亡， 便送去人民医院进行解剖。事后她们对“劳改队”成员吼道：“大鲨鱼（他们对沙坪的称呼）肚里没有一粒粮食，全是黄油。你们若不老实，大鲨鱼就是你们的榜样！”

时至今日，我仍不理解，在所谓“执行了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了小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苗”之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这些温柔的“小绵羊”竟然变成毫无人性，如此残暴凶狠的狼。

二，关于“劳改队”

文革中女三中“劳改队”有前期与后期之别。

前期“劳改队”成立于“文革”初期，时间大约是在1966年初工作组撤离后，当时学校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委员”(据说我校是西城区唯一一个没有老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八个学生组成(赵卫平、谢南萍、周稚英、王彬彬、桑慧敏、刘南南、张兰兰和南新志)。并由高一四班的学生王新平担任“劳改队”的大队长，负责看管被关押的“劳改队”。并由王新平亲自率领数十名以初中同学为主的红卫兵看守。她们除拳打脚踢，木枪打，皮鞭抽，罚下跪，大弯腰，让乘“喷气式飞机”，干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还有一种难熬的刑罚——不让睡觉，让这些“劳改队员”跪在西小院的职工小食堂里，抬头看天花板，不许眨眼，谁眨就把清凉油抹进谁的眼里。

前期劳改队又分为“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一队的专政对象被认为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学校领导层成员（沙坪、熊易华、路维敏和董光苔等）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房凤敏）。二队则是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能回忆起来的有教员张希颜、王邦国、方婷芝、苏令娴、周南、陈寿仁； 职员王秉纯、盛荃生和孙历生等）。

后期劳改队成立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是由三结合 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被纳入劳改队的确切人数不详，但其中大多数为1957年划的“右派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人。

前、后期两次组成的“劳改队”，其性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都是把部分教职工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既残酷折磨他们的肉体，又要无情摧残他们的灵魂。前期尤甚，在虐待、残害、折磨的方式与手段上，已达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疯狂的、登峰造极、超法西斯的恐怖程度。

三、董光苔不是“文革”的受害者

董光苔是《毛泽东选集》中所提到“宁都起义”董振堂的侄女。在董振堂牺牲后，被过继到董振堂夫人名下，成为烈士子女。文革初期，她因在女三中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也曾进入过前期的“劳改队”，受到过一些冲击和迫害，但时间不长。传言董振堂的夫人在董光苔进入“劳改队”后，曾写信给党中央要求解放她，不久即获得林彪副统帅的“如无大过，保其过关”的批示(此批示有人亲眼看见过)。在一次 组织全体教职工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中，她为烈士扫墓哭灵，从此她被解放并成为“革命干部”，也是后期“三结合”的主要领导。自“解放军支左部队”进校开始，她一直担任革委会主任工作，忠实执行文革中官方的各项整人指示，也是文革中女三中各项整人措施的倡导者和的执行者。许多女三中的同仁在文革中被逼疯、被迫害至死，和董光苔贯彻执行极左路线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她不能说是文革的受害者。

四、文革中在原女三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名录：

（一）死于“文革”早期：

沙坪，原女三中校长、党支部书记。1966年8月20日全校斗争大会上，死于红卫兵的木枪和皮鞭之下。

张梅岩，原女三中数学教师（女）。张老师一向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教学成绩优秀。在红卫兵“破四旧”时，由学校的体育老师李××带领红卫兵去抄家，张遭到威胁和迫害，在家中服“敌敌畏”自尽。

何世瑾，原女三中体育老师(女),在“文革”初期，死于家中，由于她的家和学校距离较远，情况不明。

死于女三中校内但不是女三中成员的两人。

马宝山的妻子，住在女三中马路对面，是由女三中的红卫兵向居委会了解情况，由居委会提供为“破鞋”而被抓来我校的。她是普通老百姓，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红卫兵把她关在西小院，令其交代问题，在受尽辱骂和毒打折磨之后，她已无法忍耐时说“还不如让我死了好”。打手们狞笑地说：“那你就上吊吧!”于是扔给她一根绳。她自己悬于西小院的树上，在女红卫兵的哈哈大笑中自尽而死。她死后尸体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劳改队”中的老师去摸死尸。

“老地主”，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男），至今详情不明。当时是由红卫兵从社会上抓来，以“老地主”身份遭毒打折磨一夜致死。第二天清晨，红卫兵从“第二劳改队”中叫王秉纯、王邦国等四个男队员到学校厨房后院，将此人抬出学校西门外，抛尸街头。

（二）死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1968-69）时期

方婷芝，女，女三中化学老师，文革初期有人写大字报诬陷她是从“歌乐山”（小说《红岩》中写的“中美合作所”所在地)来的，意思是她是特务（实际上她是从四川洛山师范学院来北京的）。她因此而被打入“第二劳改队”。“清队”时她成为被整的重点人物。一天晚上，董光苔找方婷芝谈话，内容不详,外人只知道第二天下午要开方的批斗会。第二天中午，方在被迫害的情况下，神思恍惚，拿着水杯走出校门，过马路时被13路公共汽车撞死，而董光苔却向群众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杀"，致使其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金相系主任)在方婷芝车祸后数日，自杀身亡。

孙历生，女，女三中职员，孙是女三中1952年毕业留校的政治老师，后来是党支部副书记，195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被划为“右派分子”，回到女三中后做职员工作，一直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文革初期打入“劳改队”，受尽折磨。“清队”时，董光苔说她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一天晚 上，在开完孙历生的批判会时，扬言要重新给她戴上右派帽 子。第二天，人们发现孙历生在操场后面的厕所里上吊自杀。那一天是1968年7月12日。

五、“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女三中抓出的“反革命分子”

“历史反革命”有蔡世芳（化学老师）、王秉纯（教导处职员）、傅德文（厨师）、陈全珍（语文教师、女）。陈全珍是开全校大会当场揪出的“深藏在学校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子”，后经查明陈全珍根本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所有材料都是不实之词。

还有孙瑞英(体育老师、女)。孙瑞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她用针扎毛主席像。事实上是她在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缝衣针别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边的白纸上。

六、“文革”中被迫害致疯的盛荃生

盛荃生，男，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还是名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1953年被分配至女三中担任语文教师，教学成绩优秀，深得学生爱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摘了帽子”，但一直被校领导视为“另类”，处于受歧视和不被重用的地位。文革中被打入劳改队，受尽折磨。“清队”时，董光苔也说他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他和孙历生一样变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在批斗中，盛荃生开始神经错乱。当教务处王燕红向党组织反映盛的行为反常、独自用笔不断在纸上画道道、所答非所问时，董光苔说：“盛荃生是装疯”，并先后组织了大小三十余次批判斗争会，最后，盛荃生终于疯了。从此成了废人，时时发病住进精神病医院。2005年含恨而死。

七、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职工家属

于晓岩的爱人齐××，四十一中校长

孙静的爱人何××，外国语学院老师

邵贞悌的爱人，人民银行干部

张翰的爱人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方婷芝的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何世瑾的爱人，北京安定医院医师

王秉纯的爱人，某小学老师

以上只是我回忆到，并和其他同事核对过的名录。可能不止这些。家属们分别隶属于不同单位，自杀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罗列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对我校 （原女三中〉教职员工本身的摧残(全校约120名教职员工中9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还杀害了他们的家属，致使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甚至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