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扶危助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所在的那个家属院里，绝大多数工人家庭生活虽然有了好转，但也只是实现了温饱而已，仍然是谈不上什么财富的。财富这个东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断地积累，聚沙成塔。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都还没什么积累。其中有一位林师傅，他的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位老人需要养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难。全家过年时连肉都买不起，包顿白菜饺子就算过年了。
　　我的父亲母亲是从极度贫困里走过来的，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更知道人困难时是多么需要帮助。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获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办法帮助林师傅家。为什么想帮林师傅呢？原因是林师傅虽然特穷，但非常有责任心，对孩子尽心尽责。当时工人中很多人不怎么管孩子，自己每天浑浑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随便长。林师傅这个人非常勤劳，从来不打牌浪费时间，节衣缩食供几个孩子上学，孩子成绩也不错。林师傅也是个有自尊的人，穷成那样从不主动开口向人求助，只是自己默默地干活。林师傅也是个实在人，一步一个脚印，比那些张嘴就借三万、五万，梦想着做“大买卖”的人，塌实多了。无奈家里负担太重，老婆又没工作，当时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再勤劳也翻不了身。
　　林师傅家孩子上学时，穷得连作业本、草稿纸都买不起。林师傅经常从单位拿一些过期报纸回家，孩子们就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演算题目。当时我母亲在财务股，知道这个情况后，经常从单位领一些空白的信纸和财务报表回家交给林师傅。林师傅的几个孩子也是很有志气的人，非常节约，演算时先用铅笔写一遍，又用蓝色墨水写一遍，最后再用黑墨水写一遍，一张纸要反复用三遍。母亲就把这些用过的草稿纸拿过来给我看，说，你看人家林师傅的孩子，家里条件这么差成绩都这么好；咱们家条件强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
　　当时，铁Z局有不少家属做裤子卖挣钱，林师傅老婆也想干这行，可是家里没本钱，买不起缝纫机，也租不起门面房。后来林师傅实在没办法了，就狠狠心拉下面子到我们家借五十块钱做本钱。我的母亲一听就说：五十块钱哪里够啊？于是，就主动弄了五百块钱送给林师傅，还帮着她在县城最繁华的市场里租了一处柜台。那个时候，五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个工人工资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我母亲当年在太谷糠醛厂做苦力时，要背五万个五十斤重的麻袋上山，才能挣到五百块钱。后来林师傅老婆做裤子逐渐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几个孩子也都很争气，两个考上了大学，两个考上了中专。
　　林师傅这人有骨气，条件稍微一好就要还钱，可我父母不要，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再还不迟。就这样，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林师傅最后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时才收下林师傅还的钱。还钱那天，林师傅两口子带着几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孩子，拿了两千块钱过来。林师傅是粗人，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但那天的话却让我父母感动得掉眼泪。他说，借这钱时，孩子们都还是小树苗，今天都长成大树了，可咱们都已经老了。不过咱们这一辈子也没白受苦，孩子们个个都挺有出息的。这钱借了十几年，也应该有点利息了，两千都不算多，大哥大嫂不嫌少的话，就收下吧。我父母再三推辞，林师傅执意要给，最后父母还是只收了五百。
　　除了帮林师傅家，我们家还帮助过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亲在线材厂的同事。线材厂出事后，常师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狱后单位把他开除了，家里一贫如洗。常师傅想做小生意谋生，当时借了一圈，没几个人借钱给他，于是向我们家求助。虽然我母亲当时早就不在线材厂了，但还念着当年老工友的情谊，就送了五百块钱过去。后来常师傅又混发达了，家里有了好几十万，但对当年借钱的事却绝口不提。到了一九九三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老人相继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学，家里暂时又困难起来，母亲就跟线材厂一位老工友说起这事。老工友一听，当天就跑到常××家里骂了他一通，说你常××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张大姐挣钱这么不容易，你倒霉时对你简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钱了居然都不还钱，你算什么玩意啊？常师傅这才到我们家里还钱，赌咒发誓说自己实在是忘了，仍旧只还了五百。还钱那天是一九九三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里，等他一走我就大骂：这人真是太没心肝了，五百块钱借给他的时候能买一千斤猪肉，现在只能买一百斤了。我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轻易不要麻烦别人，万一实在困难需要帮助了，就一定要记住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应当以涌泉相报；否则，你就不够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碰到这号没良心的人也在所难免，知道了不来往就行了，也没必要生气。
　　除了这两家子，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又帮助过我们家属院里的一家人。那家户主姓孙，是个老工人，老婆大概是近亲结婚的原因，有遗传性精神病，疯了好几十年；一个女儿也是先天残废；一个儿子还算全活，但有先天性心脏病，接了老孙的班在铁Z局工作，后来单位没活干就在家待着。全家人就靠老孙的退休工资生活，还经常不能照点发放。老孙解放前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工厂里当童工，就说：连日本人也没拖欠过工钱。老孙的残废女儿后来嫁给外省的一个农民，有肺结核病。母亲看他们家可怜，就到线材厂帮着那个上门女婿找了个临时工，不久线材厂垮了，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当时我母亲在糊灯笼挣钱，一看他们家生活如此艰难，就把糊灯笼的手艺全都传给了他们家。糊灯笼要先用铁丝焊灯笼架子，需要购置点焊机，太谷县没卖的，当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还领着老孙的儿子到太原买个点焊机一起抬回来。老孙家生活困难，儿子找不着对象，母亲就帮着给找了一个，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我母亲又领着老孙家儿子到太原，把以前生意上的伙伴都介绍给他们认识，还把我们家房子借给他们放灯笼，算是让他们靠糊灯笼有了个生路。老孙那家子也属于那种不怎么有良心的人，母亲搬来头两年还经常打电话来，都是问生意该咋做，后来上了路，电话也很少打了。二○○三年夏天，我母亲在教会了我舅舅的孩子做灯笼的手艺后送他到太谷做灯笼谋生，让老孙家把占用的我们家房子腾出来，他们家还好大不高兴。母亲到老孙他们家时看到他们家五口人竟然买了三台二十九寸的彩电，顿顿大鱼大肉的吃。回来后母亲说这土包子开了花可真是会作妖。
　　俗话说上行下效，也许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和姐姐二人从小就一直同情、帮助弱者，看到身边可怜的人，不帮一下子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我姐姐在山西财经学院上学时，班上有个稷山县的女孩，家里是山区农民，特别的穷，每顿吃饭都是买两个馒头，就着自己家里带来的咸菜。当时我姐姐有铁路免票，每个星期六都回家，走的时候母亲总是怕她在学校里吃不好，给她做很多好吃的带走。后来才知道，姐姐每次到了学校以后，把母亲做的大鱼大肉多半给了那个女孩子，自己却吃的很少。我在上初中时邻班有个学生，大概比我大两岁，有佝偻病，他们班上同学都欺负他，也没人跟他玩。我总是看到这个学生下了课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主动跟他一起玩，后来成了好朋友。到高中时，班上有一个转学借读的学生，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指头，也是被人冷落，我就经常和他在一起温习功课，每天放学时都用自行车送他回家。
　　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弱者，凭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一项美德。我不喜欢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之类的高调，我觉得，要是大多数国人能够做到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像现在乌烟瘴气。
　　　　　　　　　　　　　　　　　　　六、北方旅社
　　铁Z局三处机关搬走以后，成立了一个太谷办事处，管理以前留下来的房产和家属院。原来处机关所在的那个大院因为靠近火车站，因而改成了一个旅馆，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单位的知青和家属经营，每年要上缴几千块钱管理费，自负盈亏。那些知青和家属吃着大锅饭，一个比一个懒。客房里墙壁自从七十年代处机关进驻时粉刷了一遍以后，从来都没有粉刷过；顶棚早已破旧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于是“大集体”性质，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整个旅社没有一台电视，餐厅里连个冰箱都没有。旅馆就是这样，有时客源少，有时客源多，因此没有冰箱，买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鲜了；如果不提供伙食，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不愿意住。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旅社里买了一些卤猪蹄，时间放得太长了。一位客人吃饭时点了猪蹄，吃着吃着，里面竟然爬出一条蛆来。那客人比较老实，说，怎么生蛆的猪蹄还卖呀？结果，旅社的职工仍然收了人家饭钱。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可罗雀，别说上缴管理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办事处没办法，就把“北方旅社” 发包给职工经营，条件是要上缴管理费、养活知青。那时一般人都不看好这个旅社，没几个人去承包。我的父母回家一商量，觉得旅社靠近火车站，地理位置不错，只是由于经营无方才逐渐失去客源的。因此，只要我们家把它搞干净点，做生意厚道一点，再投资弄点电器，也还是能挣钱的，应当试试。于是，父亲跟办事处签订了合同，并且进行了公证之后，我们家就开始对旅社投资了。
　　我父母拿出几千块钱，买了些涂料和油漆，粉刷了肮脏的墙壁，修理好残破的顶棚，把所有门窗都油漆了一遍，修补好缺损的玻璃窗，新购置了床单、被套，并且仔仔细细地打扫卫生。正好那是暑假，我们全家四口天天都在旅社里干活，每天都弄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家里还把彩电和新买的冰箱搬了过去。半个月以后，一个面貌一新、窗明几净的“北方旅社”终于出现在旅客面前。为了和别的旅馆竞争，我们家还在火车站门口设了一个接待处，每天有火车到站时，就带领职工接站，接到了以后先送上大碗茶让旅客解渴，再派人带领旅客到旅社。如此一个多月，生意终于红火起来，旅社创办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客满的情形，尤其以回头客居多。知青们多少年来第一次领到了奖金，个个积极性很高，变得勤快起来。我的父母也很高兴，以为这又赶上一次勤劳致富的好机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办事处新换了一个主任。这个新主任名叫王××，原来和我父亲一起开吊车，也算是工友了。但是王××这个人不正派，当年我母亲刚调到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的时候，曾经向王××学过一天算盘。当时我父亲在商丘驻勤不在家，王××一看就觉得有机可乘，就天天来我们家，每次来时都在头上抹很多头油，把头梳得跟被狗舔过一样油光锃亮。王××的老婆长的不好看，也没有工作，于是王××就嫌弃她，想撬我们家墙角。当时我外婆还在我们家里，王××每天跑来帮着我外婆干活，挑水、和煤，还不停地说我父亲的坏话，企图挑拨我父母的关系。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渐渐地我母亲和外婆都察觉此人心术不正。我外婆和母亲都是非常正统的人，母亲为了孩子连唯一一次爱情都可以舍弃，哪里看得上这个见异思迁、油头粉面的小人呢？不过，又顾及朋友面子不好当面戳破，还给他找一个台阶下。恰好那时线材厂财务、出纳、统计三个岗位我母亲都要一肩挑，于是母亲和外婆二人订好计策，每天我母亲加班到晚上十点，如果王××还在我们家里，外婆就亮着厨房的灯；如果走了，就关上厨房的灯。那段时间，我母亲每天下班，都要看看家里厨房是否亮灯，如果亮着，我母亲就在外面转悠不回家。王××每天晚上来等，但每天都扑空，只好逗我和姐姐玩，弄得我和姐姐都还觉得这人挺好呢。最后，王××急不可耐，有一天干脆一直等到快夜里十二点了也不走，我母亲一看夜太深了，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来。王××碍着有我外婆，就要我母亲跟他到外面去“谈点事”。我母亲早就防着他这一招，于是没有伤他的面子，很委婉、很客气地反问道，有啥事在家里不能说呢？王××心怀鬼胎，一时语塞了。后来我母亲帮助他老婆在太谷线材厂找了个临时工做，也算对他们家有恩了。但王××给脸不要脸，反而从那时起嫉恨起我母亲来。
　　王××小人得志，当上办事处主任以后，感觉报仇雪耻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找我父亲谈话，说后人不问前面事，这旅社要收回重新承包给另外一个职工老李。我父亲当然不答应，说我们家为了这旅社费了那么大的劲，而且还签了合同，进行了公证，是受法律保护的。然而，王××一心报复，居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县公证处出了证明：“经我处重新审查，发现铁Z局三处太谷办事处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我处于一九八七年×月×日出具的谷证字第×××号《公证书》予以撤消，不具备法律效力。”公证撤消后，王××还把那个职工老李和我父母叫去谈话。谈话时，王××不阴不阳地斜着眼看着我母亲，说：“我与你没有‘特殊关系’，与老李也没有特殊关系，那我怎么能够把旅店只给你们呢？”我母亲一听，就知道这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于是轻蔑地说：“不就是一个旅社吗，有什么了不起，今后我不靠这个旅社，我照样能发财，你信不信？”说完，我母亲拉着父亲回家了。此后几年，我母亲就没做什么生意，一心供我和姐姐上学。
　　就这样，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几个月、刚刚有些起色的旅店转入了他人之手。当时我父亲还不清楚其中的蹊跷，要求王××补偿我们家的投资，也遭到拒绝。王××对我父亲说：“你们家投到旅社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砸，随便搬，但要补偿是不可能的。”那一阵子全家都心情抑郁，我父亲到处上访告状，四处碰壁，真是欲哭无泪。不过，那旅社交到老李手中以后也没有变成“摇钱树”。老李这个人挺贪，奉行“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原则，结果还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王××作为奸邪小人，自然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结果引起了众怒。半年以后的一天晚上，王××在自己家里，被两个蒙面人用麻袋套住脑袋，用木棍痛打了一顿。那二人似乎对他有深仇大恨，简直就是往死里打。王××的老婆当时正在屋里洗澡，听到王××的哀号声急忙赶出来看怎么回事，连衣服都没穿，头上也被打了一拳，当场就昏倒在地上。两个蒙面人直把王××打得昏迷过去，才从容离开。王××两口子被邻居救起后还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几个公安来晃了一圈，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作为铁Z局太谷地区办事处的领导，王××本来就口碑不好，如今又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情，顿时威信扫地。好长时间，王××连家门都不敢出，伤还没好就匆忙调回商丘了。后来到了一九九二年，有去商丘的工友回来说，他们看到王××因为赌博，被公安局抓起来在胸口挂了个牌子游街呢。
　　　　　　　　　　　　　　　　　　　七、第一次上北京
　　虽然北方旅社被人从手里生生夺走，父母心里郁闷，但值得他们欣慰的是，我于一九八七年考上了山西省的省级重点高中太谷中学。据老师们介绍，考上这所高中的人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能考上大学，百分之二十的上大专，百分之十的上中专（当时中专也是很走俏的，不象现在得到处找生源），以至于当时一提自己是太谷中学的学生，人们就以一种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你，仿佛你已经是一只脚迈进大学门槛了。
　　为了鼓励我再接再厉，考上重点大学，临开学前夕我母亲带我去了首都北京旅游。乘火车时，旁边位子上坐满了返校回京的大学生，对面则坐着一个七十来岁、退休的老军人。一路上，我的母亲总是问那些大学生大学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刻苦学习，考上学校的经历，并且给他们很多赞扬。
　　当时我的母亲已经三十六岁，但相貌年轻，衣着得体，谈吐也很有风度，那些大学生先是把母亲当成北京什么大公司的经理，又把我当成她的弟弟。等我母亲跟人家说自己只是个小县城的工人、我是她的儿子时，大学生们一个个都惊讶极了，还有一个学生干脆跑到车厢别处去，把另外几个同学也叫来看，问他们说你看这像不像母子俩？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老军人，虽然话不多，但一直怀着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们母子俩。后来，等我母亲离开一会儿时，那老军人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看得出来你很幸福，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
　　母亲领我游览了故宫、十三陵、长城、香山、颐和园。每天都跟打仗一样步履匆匆，但我过得很是快乐。到北京那天下午，我和母亲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以毛主席纪念堂为背景照相时，突然间狂风大作，下了一场暴风雨，然后又迅速雨过天晴，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纪念堂上空。我顿时感到这似乎是主席显灵，于是虔诚地留了影。这张照片现在还在，一脸的虔诚相。
　　　　　　　　　　　　　　　　　　　八、狗的故事
　　狗是一种非常忠诚而且有灵性的动物，因此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养狗。七十年代末，我的父亲抱回来一只小花狗，给它起名叫“大利”。那时家里还不很宽裕，细粮很少，偏偏这大利有点邪门，竟然只吃细粮，不吃粗粮，于是很快就饿得皮包骨头，每天围着人“唧，唧”直叫唤，却还是不吃粗粮。后来父母一看，说这狗是天生的富贵命，咱们穷人养不起，还是帮它找个好人家吧，免得跟着咱们受罪。有一天，我父亲把大利送给了几个开着拖拉机进城的农民。
　　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我母亲已经调到了太谷县灯具厂。这是一个只有三十来个工人的袖珍大集体企业，离我们家只有大概五六百米路程。这时家里生活已经变好了，于是全家人都想养一条狗。终于有一天，母亲的一个同事小李子送来了一条小伢狗崽，是一只杂色小笨狗（【注】当时太谷县狗的品种不多，一般只有两种：狼狗，如德国狼狗、日本狼狗，以及本地产的笨狗，笨狗的特征是耳朵耷拉，个头较小）。那条小狗长得特别有意思，背是黑色的，毛是灰色的，胸前和爪子则是白色得，如同穿着一件小西服一样。当时正是冬天，那条小狗来我们家之前在炉火前面取暖时，被滚烫的煤渣烧了尾巴，烧掉了一小段，其余的都还烂着。
　　小狗趴在那里，摇着烧得烂糊糊的尾巴，真是既可爱，又可怜。母亲买了些烧伤膏和绷带，给小狗缠上。由于这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第一次养狗，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欢欢”。
　　慢慢的欢欢长大了，越来越活泼，总是在院子里蹦来蹦去。每当我父母下班、我和姐姐放学，欢欢都像见了亲人一样扑上去，伸出舌头来亲吻我们，嘴里还“唧，唧”地叫着。当时，欢欢尾巴上的伤还没有全好，绷带还缠在尾巴上，一高兴就直摇尾巴，结果绷带松了，就如同在尾巴上挂了一面小旗，使劲摇着。
　　欢欢很聪明，在生活中逐渐学会了听“立正”、“磕头”、“握手”等命令，再做相应的动作。每当我拿一块饼干或是一块肉喂欢欢时，就命令它：“磕个头”或者“握个手”。于是欢欢就急匆匆地趴在地上“磕头”，或者把小爪子伸出来“握手”，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太谷街上有一些坏小子，专门套别人家的狗杀着吃，为了欢欢的安全，我们都尽量不让欢欢出门。当时外公住在我们家里，天气好时，外公喜欢坐到大门外晒太阳，欢欢喜欢自由，总是盘算着想出去。外公每次开门出去之前，总要看看欢欢在哪。这时欢欢就老老实实地趴在狗窝里，做出不打算出去的样子。外公年纪大了，动作慢，等外公慢吞吞地开开门时，欢欢就像箭一样“噌”地窜出门外。等外公关好了门出来时，欢欢已经站在门外望着他，然后就欢快地找它的伙伴们去了。碰到这种情况，外公总是说一句：“这小狗……”
　　我们全家都喜欢狗，于是吃饭时欢欢都有一张椅子。每到吃饭时，欢欢就蹲在椅子上望着大家等着人喂它。全家人边看着它笑，边你给一块肉、我给一块馒头。有时喂得不及时，欢欢就急得“呜，呜”叫唤，还流口水。后来有一次，父亲当年在宣传队的同事专门从商丘来看父亲，吃饭时欢欢早早地就落了座等着。那几位工友一看，惊讶地叫道：“哎呀，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等大家都落了座，开了几瓶啤酒，看到欢欢坐在那里等吃饭，就有一个工友说：“看看它会不会喝酒吧！”于是倒了一点啤酒给欢欢的盘子里，谁知欢欢居然“吧嗒吧嗒”地把酒都喝掉了，于是大家更惊讶起来。等那帮工友回到商丘以后，添油加醋地把情况一说，“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会喝酒”的传闻便在商丘的家属院传开来。
　　那次欢欢喝了啤酒以后，先是耍了一阵子酒疯，在院子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困了，老老实实地躺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下午。此后，欢欢喜欢上了喝啤酒。
　　我父亲喜欢抽烟，当时家里也没有装修，也就是普通的水泥地面。父亲抽完烟以后，就把烟头扔在地上等脏了再扫。欢欢一看到烟头，就喜欢用爪子拍未熄灭的烟头玩。久而久之，等烟头全灭了以后，欢欢就把烟草吃掉了。这一情景又被串门的工友们看到，于是“国师傅家的狗会抽烟”的传闻又在商丘家属院里传开来，以至于有的工友还好奇地问，那狗咋叼烟卷啊，吐不吐烟圈啊？在他们的想象中，欢欢肯定像人一样，翘着个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呢。
　　一九八七年初，欢欢一岁的时候，母亲厂里的小李子又送过来一条小母狗。那小狗可能是发育不全，特别弱小，浑身的毛跟毡子一样卷着。刚来我们家时可能是饿了，“呼通呼通”吃了不少饭，结果肚子撑得滚圆，走路时肚子都挨着地了。看着这小狗憨态可鞠的样子，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说，既然是小母狗，那就起个女孩的名字，叫媛媛吧。
　　欢欢性格有点倔，而媛媛则是一条非常听话的狗，特别喜欢和人温存。当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它总是一动不动，尽量贴着人的身体，间或轻轻地舔一舔人的手或者脸，我们都说媛媛真是有一种阴柔之美。媛媛还多才多艺，当时我有一副口琴，每当我吹口琴时，媛媛就在旁边歪着头看着我，发出“啊啊”或者“呜呜”的声音，仿佛是在唱歌。欢欢比媛媛大而强壮，但对媛媛却非常爱护，二者从未打过架，吃饭时欢欢也总是让着媛媛先吃，等媛媛吃饱了以后欢欢才吃，从没有因为抢食而闹过矛盾。
　　一九八七年春节除夕之夜，太谷县城鞭炮齐鸣。欢欢和媛媛胆子小，听到鞭炮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直往沙发下面钻，过一会儿鞭炮声平静了，才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然后又有人放炮，就又往沙发下钻。特别是媛媛，个子小，腿短跑不快，于是就在快到沙发的时候把腿一缩，“哧溜”一声用肚皮滑进去，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一九八七年寒假刚结束，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两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正用砖头砸一条不会动的小母狗。我连忙把那两个小孩赶开一看，那小狗浑身冻疮、一条腿已经瘸了，骨头裸露在外面，充满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看到这个情景我简直难过得掉眼泪，实在不忍心让它在寒冬中冻死饿死，或者被心狠的小孩砸死。于是，我没有去学校，而是把它抱回了家。我父母也很可怜这条小生命，专门上街给它买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喂养和医治，小狗恢复了健康。父亲说，家里已经有两条狗了，再养一条吃得太多了。于是给它饱餐一顿后，父亲把它带到街上放了。谁知两天以后这条小狗居然又自己找了回来，使劲地用爪子挠大门。我开开门，小狗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温存了起来，难舍难分。父母一看是这样，就说这条小狗跟咱们家有缘分，还是养着它吧。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条狗，因为捡回它时它的腿瘸，就叫它瘸瘸。
　　养了一段时间以后，瘸瘸突然变漂亮了，耳朵竖了起来。当时太谷笨狗多，狼狗少，人们一看到耳朵竖着带点狼狗血统的狗都非常待见。后来，瘸瘸被人给偷走了。瘸瘸被偷时我非常难过，特别怕被坏人抓去杀了吃肉。父亲就安慰我说，瘸瘸耳朵是竖着的，一般人们不会吃它，我这才稍稍放了点心，但心里还是总惦记着它。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听到有挠门声，一开门，看见是瘸瘸站在外面，脖子上还拴着半截绳子。
　　就这么着，一九八七年的上半年，我们家养着三条狗。每天放学之后，三条狗一起蹦着来亲我，忙都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带着它们，在街上自由地畅快地奔跑。
　　媛媛和欢欢本来亲密无间，自从瘸瘸来了以后，欢欢就多了一个玩伴。瘸瘸身体恢复后比媛媛健康，因此能够更多地和欢欢一起玩。于是，媛媛就吃起醋来，总是咬瘸瘸，或是冲着瘸瘸“汪汪”叫唤。恰好当时正在放电视剧《红楼梦》，我们就把媛媛比做林黛玉，欢欢比做贾宝玉，而瘸瘸，自然是薛宝钗了。
　　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九八七年五月，大概有一种瘟狗病传播开来。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媛媛不幸染病，而且一天比一天病重。母亲带着媛媛到县兽医站去看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好。后来媛媛不能自己吃饭，也不能自己喝水了，每天我的母亲就把饼干嚼碎喂给它，喝点水含在嘴里再喂给媛媛。媛媛大概也知道自己快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更是每天和人温存，甚至晚上睡觉也要和人搂在一起。媛媛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我母亲看它不行了，就又带它到了兽医站，可没一会儿，媛媛就死去了。得知媛媛的死讯，母亲、姐姐和我都痛哭一场，父亲虽没有掉眼泪，但心里也是非常难受，几天不言不语。
　　狗瘟过后县里组织打狗。当时也不讲什么法制，打狗队挨家挨户搜查，见狗就打，很多人家为了避免麻烦就把自己养的狗扔出去了。我们家没有这么做，母亲把欢欢带到了一个家在农村的太谷线材厂工友家，把瘸瘸送给了山区的一户农民家里。欢欢挺倔，在那个工友家里待了几天一口东西都不吃，快要饿死了，母亲一听，只好把它又领了回来。当时正好家里承包了北方旅社，于是就把欢欢弄到北方旅社的深宅大院里藏了起来，躲过了那次“打狗风”。后来平静以后，我又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地到山里找瘸瘸，却没有见到。
　　欢欢在我们家一直活到一九八九年夏天。一天中午，欢欢又跑出去了，结果再也没有回来。欢欢不见以后，我们全家都出去在全城各个角落里找了几天，仍然没有找到。
　　欢欢丢了以后没多久，我又在路上捡到一条小狗。那小狗喜欢吃大米，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就染了媛媛所得的那种病死去了。父亲就把它埋在我们家院子外面的一块空地上。
　　大概狗之间也会交流，也会传递信息，哪家人对狗好的消息，狗之间可能会互相告知。那一阵子，先后有两条小流浪狗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跟当年瘸瘸一样挠我们家的门，我们都收留了它们。可是，两条小狗都没有活多久，都先后得了同样的病症死去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父亲又抱回来一条小狗，是我们邻居家的狗下的小崽。我们看着它虎头虎脑挺调皮，就给它起名叫“孬孬”。孬孬确实很调皮，特别不听话，但是还是很亲人。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我到县城另一端的一个同学家里去复习功课，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一出来就看到孬孬站在门外等我，身上覆盖着洁白的雪花。一看到我，孬孬就高兴地蹦起来，往家里方向跑去，我则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由于路上雪大，我不敢骑得太快，孬孬跑一阵子就等我一阵子，站在雪地里歪着脑袋看着我。洁白的大地上，洒下它梅花花瓣一般的足迹。
　　孬孬是出车祸死的。一九九一年春天的一天，孬孬跟着父亲上班，父亲上班时它就在父亲单位马路对面的野地里玩。等父亲下班从单位里出来，叫了它一声，孬孬听到了以后就蹦跳着过马路。此时一辆汽车驶来，把孬孬撞在了车轮下，当场就死了。父亲把孬孬抱回来，洗干净它身上的血迹，又用一块布包起来，葬在我们家的后院里。
　　当时离我们家不远住着一个屠夫，姓刘，他养了一只叫“兜兜”的母狗，也是邻居那条生“孬孬”的狗下的崽，算是孬孬的“姐姐”。刘屠夫对狗不好，经常不给兜兜吃饭。兜兜就常跑到我们家来，一是找孬孬玩，二是来吃饭。孬孬出事后，我们就把兜兜当作自己家的狗。后来兜兜怀孕了，在我们家下了十二条小崽。我父亲母亲就买了很多奶粉，每天挨个喂这些小狗。那一阵子，我放学一回家，满院子蹦的都是小狗。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又紧张起来，母亲把这些小狗喂得膘肥体壮之后，除了自己留了一只最漂亮、健康的狗，还有一条别人不要的残废狗之外，其余的都送人了。
　　留下的那条小狗非常漂亮，而且也很健康，父母就给它起名叫“老虎”。还有那条残废狗，长不大，父母也舍不得扔，就起名“垫窝”，意思是一窝里最可怜的一个。当时我已离家上大学，听父母说垫窝在我们家活了几个月，还是没长成就死了，也埋在我们家院子里。而老虎则活了半年，特别招人喜欢，一天跑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兜兜，刘屠夫背着我们家偷偷把它卖给一家肉罐头厂了，得了三十块钱，怕我们骂他，还撒谎说是送人了。
　　我们家养的最后一条狗叫玲玲，一条纯种的德国母狼犬，到我们家时已经是五岁了。玲玲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它原来是武汉一家工厂养的看门狗，当时还不大。一九八八年春节前，父亲的一名晚辈工友吴××在那家工厂附近开车，看见了这条狗非常待见，于是把它偷了回来。他们从武汉走时正好是大年初一，车厢里没有几个人，因此吴××牵着玲玲，大摇大摆地把它带上火车。列车员看见了不但不赶他下车，反而围上来看稀罕。就这么着，玲玲来到太谷。玲玲是纯种狼犬，吴××不许玲玲出去乱配种，后来玲玲一生只生了一条纯种狼狗崽，叫丽丽。当时，我和姐姐先后考上大学，吴××就觉得我们家风水好，加上自己常年在外面开车招呼不好孩子，就把他十来岁的儿子送到我们家吃饭、做作业。他儿子当时长得虎头虎脑，父母都挺喜欢他。那孩子来时，经常带着玲玲和丽丽一起来。我父母都喜欢狗，也就给玲玲和丽丽做饭吃。渐渐地玲玲老了，吴师傅也觉得有两条狗觉得有点喂不起，又见我们家这么喜欢狗，于是就把玲玲给了我们家。
　　玲玲来我们家之前就染了以前媛媛得的那种病，站都站不起来，天天便血。有了那么多狗不幸得病的教训，逐渐地我们也摸出了门道，怀疑这种病是不是一种炎症，于是就让兽医打消炎针试试。狗不是人，难以理解打针是为了治病救命，因此一打针就咬人。我母亲就对玲玲讲：玲玲听话，这是为你治病啊，打了针，你的病就好了。令人惊讶的是，玲玲听了以后竟然乖乖地卧下，任凭兽医打针。那兽医说，自己干了几十年兽医，还从没见过这样通人性的狗。
　　然而在兽医站输了很长时间的液以后，玲玲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后来牙齿松动，连饭也不能吃了。母亲怕玲玲再饿死，就从街上买了一些红枣，蒸熟以后再用嘴嚼碎，吐到自己手上，喂给玲玲。起初玲玲不吃，母亲就对玲玲说：玲玲，快吃点吧，对你这么下工夫，你要是不好，对得起谁呀？玲玲听了这话，看看这些食物，又看看母亲，伸过头来，艰难地把食物咽了下去。玲玲原来的主人到我们家来时看到这个情景，就对母亲说：婶子，你就别下这个功夫了，还是把它给我，我开车到山里把它扔了吧。我母亲一听，坚决不同意。
　　由于重病缠身，玲玲经常便血，有一次晚上在沙发上卧着睡觉的时候把血便拉到了沙发上，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腥臭味道。母亲一边清理沙发，一边对玲玲说：玲玲呀，你的病要是好了，就再也不让你在屋子里睡了。母亲本是随口说说，可当天晚上，后腿已经瘫痪的玲玲，竟然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用两条前腿艰难地往屋外爬。母亲还以为它要干什么去呢，就在后面跟着，只见玲玲爬到了狗窝里睡下了。母亲一看，明白玲玲听懂自己的话了，就让玲玲出来，可玲玲望着母亲，就是不出来。此后每天晚上快睡觉时，玲玲都自己往狗窝里爬。
　　见到玲玲如此通人性，父母更加可怜它了。兽医治不好，母亲就把玲玲带到了办事处的卫生所。当时，卫生所里有个大夫姓于，看了玲玲的病以后，怀疑是不是结肠炎，就让父母给玲玲灌肠。父母回来以后，把灌肠的东西挂在院子里凉衣服的铁丝上，把玲玲抱过来给玲玲洗肠。玲玲非常听话，一点也不挣扎。就这么灌了几回，再加上打针、吃药，玲玲竟然痊愈了，只是两条后腿一直不大利索。
　　玲玲在我们家又活了六年，是这么多年以来活得最长寿的狗，也是最通人性的狗。虽然我和姐姐都在外地上学或者工作，常年不在家，但玲玲能够分辨出谁是亲人，谁是陌生人。每次我和姐姐放假回家，玲玲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兴奋，总是亲切地依偎在我们的身边。玲玲甚至能够分辨出我们说的一些词汇的意思，比如我们说“去商店买点盐”，玲玲就能听懂，本来正在地上卧着，顿时就站起来走向门外。当时玲玲已经十来岁，对狗而言已经是很大的年纪了，因此玲玲已经不很活泼了，家里人也不怕它乱跑，每当我父母出去买东西时，玲玲就跟着到商店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跟着人回来。玲玲仿佛知道是我母亲救活了它一样，特别亲我母亲。后来我母亲病过几次，每次玲玲都守侯在床前，一动不动，连饭都不吃。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决定随我到武汉落户，本来打算把玲玲一起带来。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铁路上暂停了动物托运业务，带不走了。父母就商量着，给玲玲找个好人家送人吧。玲玲正在地上卧着，听到父母的对话，突然站了起来，这时母亲看到，玲玲的眼中竟然噙满了泪水……于是母亲又到车站问了一下动物托运，但依旧不行。那几天，玲玲每天都偎依在父母身边，一动不动的。后来母亲托人在榆次市（【注】地名，现名晋中市，距离太谷县约50公里）找了一个有名的对狗好的人家，把玲玲送给了他。那人来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对我父母说，我也是特别喜欢狗的，把玲玲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吃完饭，他把玲玲领到了他开来的带篷小货车上。玲玲仿佛明白这是要永别了一样，乖乖地上了车，站在车厢里泪眼斑斑地望着我的父母，直到看不见了。
　　如同树叶儿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样，在十几年中，多少狗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生气，也带来了无限的感伤与眷恋。多少年以来，每当我在街上看到狗，总是忍不住去逗逗它们，抚摩它们，同时总是能够想起那一个个逝去的可爱的小生命，想起它们那活泼的模样，想起和它们温存的情景，想起和它们一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阳光下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