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
　　　　　　　　　　　　　　　　　　　一、梦想破灭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汉市Z大学报到。临上火车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千叮万嘱要我一定等着她，我也含泪答应了。等到火车开动，女友向我招手告别时，她的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见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阵酸楚。
　　当时山西太谷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在太原转乘太原开往郑州的二八八次列车，再到郑州转乘京广线南下的列车。我父亲从办事处开出了铁路免票，从太原到郑州要到了卧铺，但到了郑州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只好挤乘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快。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时，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预测：半年之内苏联必然分崩离析。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非常难受，压根儿就没有了上大学报到所应有的那种快乐。
　　那时京广线上的火车客运非常紧张，五次特快又不实行全程对号，故而车厢爆满。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卫生间里，完全动弹不得。当时我身边站着一个扎小辫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千万别爱我”。我看了看，弄不懂他穿这个背心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文化衫现象”。
　　按理说，武汉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特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角色。因此，在我的幻想中，武汉应当是一个很气派的大城市，至少要比太原市强很多。然而火车走着走着，来到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半天也没走完。当时我还挺纳闷，心想这是哪个县城啊，怎么这么大。结果，火车一停父母就招呼我下车，说汉口已经到了。我疑惑地下了火车，看看周围的破烂棚户，别说太原，连榆次市都不如，还有些不信，怕他们下错了地方。当时汉口新火车站尚未启用，所以汉口站还是一百年前租界遗留下来的东西，好象是比利时人建造的。因为缺乏维修，建筑早就破烂不堪，显示出一片衰败景象。当看到站牌上的“汉口”两个字时，顿觉眼前发黑，心想完了，这四年要在这堆破烂里度过了。
　　武汉有个东湖，比杭州的西湖要大好几倍，风景也非常优美，只可惜缺乏人文景观，比西湖名气差远了。东湖边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群，是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下榻之处。毛泽东一生对武汉情有独钟，总是喜欢到武汉来住住，还畅游长江。别墅群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个别墅群一九六二年竣工。后来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出差，导游也说西湖也有毛泽东的故居，还有一条地道通到杭州市区。
　　解放初期，我大伯一家落户到了武汉，到一九九一年时几个子女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的长子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当工人。堂兄的妻子是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插队时认识的，是一个回族阿訇的过继女儿。我的堂嫂故乡原本在宁夏，一九六○年大饥荒时期，全家步行逃荒到新疆。走到沙漠里，堂嫂的亲生父亲又累又饿病倒了，就对家人说，别管我了，你们要是再带着我这个累赘，一个也走不出这沙漠。妻儿老小含泪告别了这个无私的父亲，继续逃荒到了新疆，堂嫂从此再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到了新疆以后，堂嫂的母亲改嫁给当地回族的一位阿訇，定居下来。后来我堂兄、堂嫂都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这么认识并结婚了，到七十年代末二人返回武汉落户。
　　此时，我堂兄就住在离汉口老火车站不远的粤汉码头。我父母领着我到了堂兄家，一是跟久违的亲人见见面，二是把我介绍给堂兄认识一下，以便以后有个照应。堂兄一家三口当时住在一幢属于部队的老式楼房的亭子间里，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房子的高度只有两米，个子高点的人进去都要低着头。我的堂兄见到我们来了，也很高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咱们老国家的人长得可真像，个个都是标准的国字脸。
　　在堂兄家住了一两日，我们一家就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Z大学报到了。一进校门，我就大呼上当：这所大学面积充其量不过二百亩，里面挤满了五十年代兴建的苏式简易楼房。到体育馆前的接待站报到时，看到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接到上级通知，学费由每年一百二十元上调为二百二十元。于是，等我父母交足了学费、给我留够了生活费后，身上已经没钱了。但他们没和我说，把我安顿好以后就走了。我本来要送他们去火车站，但走到学校门口母亲说，别送了，回去收拾一下，认识认识新同学吧。我站在门口目送自己的父母，母亲扭过头来，又挥了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这才扭头回去，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因为没钱住旅店，就在武昌火车站的长凳上坐了一夜，幸亏有铁路免票，第二天才坐上火车。
　　　　　　　　　　　　　　　　　　　二、军训琐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军训”成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们下马威的最好手段。开学典礼过后不久，我们被学校拉到位于武汉关山的一个部队靶场去军训。应当说，一开始我们还是很新奇的，因为很多男孩子都从小梦想着穿上威武的军装、为祖国建功立业。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学生军装，我们立刻就兴高采烈地穿着它上街。走到长江大桥时，守桥的武警战士看着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戴的帽徽、领章都跟他们不一样，跟“老野”（【注】武警部队官兵对野战军的称呼）也不一样，以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军种，还跑来问我们的番号。
　　出发那天，我们被通知要步行走三十三华里到军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那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了誓师大会后准时出发，高举着“Z大学军训团”的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出了校园。我抬头看到高年级的学生们趴在临大街的三十八号楼的宿舍窗户上、楼顶上、阳台上向我们喝彩，他们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燃放鞭炮，有的高声尖叫、吹口哨。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出于热情送别我们，一年以后当我也和他们一样冲着九二级学生高声尖叫时，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发泄，夹杂着自己的苦闷、压抑以及对这些幸运的不幸者的同情的发泄……
　　只走了五、六公里以后，我们队伍的队型逐渐混乱起来，好多人陆陆续续地掉队了。等到走了一半的路程时，我们已经完全成为散兵游勇了。但是我没有放弃，当钢铁军人的梦想支撑着我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凌晨一时到目的地。我两腿发酸，脚踝像折断了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几乎伴随了我整整两年，我猜想脚踝一定受到了损伤。后来才知道，学校早就为本地官员子女和学校教工子弟准备好了大客车，他们只假模假样地走了几步路就纷纷以车代步了。还是应了那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男生营房里没有床，大家都直接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参加军训的一千多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军训团”，以系为营，专业为连，班为排。我记得我所在的班的番号似乎是“三营一连五排十八班”，教官都是驻守南湖机场的武警部队官兵。我们的排长姓陈，湖南农村来的，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新兵，比较淳朴，和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们同连的一排长是个老兵痞，也是湖南人，长着一副鹰钩鼻，上士军衔，成天歪戴个帽子，动不动就打学生，骂脏话。一排长有个绝活：能够一句话骂出三个脏词儿，比如“你他妈给老子站直啊我????”之类的。后来搞阅兵时，全连都归他指挥，我也挨了不少棍子和辱骂。男学生挨打，可女学生吃香，教官们常常“手把手”交女生动作，晚上待在女生寝室不走。当时男女生寝室是面对面的两座大楼，一到这种时候，我们男生就趴在窗户上朝女生那边起哄。
　　当时的年轻人，一般都是成绩好的上大学，成绩差但有门子的去当工人，既上不了学又上不了班的就当兵，以求入党提干，或者在转业时安排个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里流传着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那些当兵的多多少少都对这些大学生们有些嫉妒情绪，经常辱骂和殴打大学生。一般的列兵、上等兵还过得去，越是到了士官，就越坏。前面提到的一排长有一次在晚上到男生宿舍晃悠，那群学生正在专心致志地打扑克没看见他，故而没站起来敬礼。一排长勃然大怒，就让那群学生面对面站成两列，互相扇耳光取乐。开始几个男生还轻轻地扇，一排长一看，冷笑着说：“哼哼，????不会扇耳光是不是？来，老子教教你们这帮孙子。”说罢，挨个把那帮学生狠狠扇了几巴掌，把其中两个都打趴下了。然后，一排长又让那帮学生继续扇，这回那帮学生不敢不用劲，互相把嘴都打肿了。当时我不是一排的，就站在门口看热闹，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说当兵的对学生不好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不好就不能原谅了。老师本应是教书、育人的职业，作为老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就应当是爱护学生。然而，当时军训时随团去的那些政工人员，不但不帮着学生说话，反而在学生受到体罚时不份青红皂白地斥责学生，学生敢顶撞就给处分。有几个政工人员，专业上没有什么建树，平时在学校里没什么地位，此时当上了“政委”，“指导员”头衔，马上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装起大瓣蒜来。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忽然紧急拉练，等大家迷迷糊糊到了操场才知道，原来是“政委”要训话。身材矮胖的“政委”站在检阅台上，背着两手，真的跟什么了不起的大首长似的。我记得他张嘴讲话就是：“我越来越惊诧于你们的行为了，啊，来到这里不是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啊，竟然酗酒，啊。”其中，他把酗酒的“酗”字，念成了“凶”。我听了忍不住想笑，可又不敢，拼命地憋着，直到宣布解散才哈哈地笑出声来。学生们对这些政工人员恨之入骨，经常背后里骂他们，那个念“凶酒”的政工人员，也得了个外号叫“凶酒的”。
　　军训时，经常要以营为单位出黑板报，还搞比赛。我们那个营里，数我的画画得最好，因此就经常和另外一个字写得好的同学一起出板报。我这个人比较敬业，我们营里的黑板报设计是最漂亮的，四次评比中除了第一次以外都是第一名。每次把黑板报一抬出来，就围着一大堆人观看。那位字写的好的同学喜欢朦胧诗，总是往黑板报上写些莫名其妙的诗，我从来都没看懂过，看黑板报的人也总是讨论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的毛笔字确实写的好，我的画配上他的字，整个黑板报就很美观。为了这个视觉效果，写什么内容就不重要了。那时候人也老实，总是晚上别人睡了自己还熬夜画板报，白天还要去训练。其实其他几个出黑板报的人都是晚上睡大觉，白天为了逃避训练，慢悠悠地画黑板报。想想也真冤枉，干吗当时那么积极，晚上睡不好，白天站在太阳底下训练，还挨打。
　　由于大学生中有很多都是离开故乡来武汉上学的，因此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情绪很浓。那时教官们教我们唱了一首部队的歌《车儿你慢些走》，歌词是这样的：“车儿车儿你慢些走，让我再看妈妈一眼。忘不了那一天，妈妈为我来送行，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孩儿何时返回家园……”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非常感人，我经常唱着唱着，就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母亲临走时返身让我回去的情景，顿时就哽咽了。不但是我，其他一些外地同学也都是眼泪滂沱，连年轻的教官唱着唱着眼圈也是红红的。
　　由于思乡心切，我只要一有闲暇就马上给家里、女友和邢老师写信。当时外公病危，我每封信都要询问外公的病情，母亲总是回信说外公已经逐渐康复了，预计今年过年到我家里来；还有一次是父亲回的信，也是这么说的，我也就放了心。后来才知道，外公在我军训期间去世了，父母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父亲回的那封信就是母亲回老家奔丧时，替母亲写的。我的女友当时到了太谷二中补习，也几乎是每天一封地来信，倾诉她对我的思念，嘱咐我到了大城市千万不要变心，等着她明年来。女朋友还告诉我说，我写给邢老师的信被邢老师贴在学校的公告栏上，被作为每个毕业班学生的学习教育材料。
　　在军训期间我们度过了一九九一年国庆。在国庆时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一位剪短头发的秀气女孩唱了一首外语歌《昔日再来》。当时并没有想到，以后又会与这个女孩之间产生一段感情。
　　到军训后期，我们终于摸到了半自动步枪。男孩子自幼都喜欢打打杀杀的，此时见了真枪，当然都很兴奋。我在打靶时练习得十分认真，无奈近视眼镜度数偏小，看靶子总是模模糊糊的，结果五发子弹只打了四十二环，不算最好但也不算坏。有一个学生把子弹全都打飞了，自己还不知道，等到看靶子的教官急匆匆地跑过来问“谁是三号靶”时，他还以为打了满环，兴高采烈地站起来等着表扬，谁知那教官气哼哼地骂道：“笨蛋！一个都没挨着靶！”顿时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转眼一个月的军训结束了，军训团临解散前的几天，一排的那些被一排长欺负的男生打算给那小子放点红，就私下买了几个水果刀，到山上弄了几个树枝做成木棍等凶器，准备把一排长骗出来喝酒，灌醉后给他放点血。结果人家仿佛知道这个阴谋似的，在他们打算动手的前一天夜里悄悄撤走了。一排那几个报仇无门的男生，为此很是郁闷了一些日子。
　　返校后，我们的应用文写作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军训心得，我没有写冠冕堂皇的空话和套话，而是就军训时存在的那些现象，对军训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应用文写作老师看了，觉得写得很细致，很有说服力，手法也不错，故在上大课时当着好几个班同学的面朗读了这篇文章。
　　　　　　　　　　　　　　　　　　　三、小品《登记结婚》
　　从靶场回到学校以后，我们又休整了几天。在这几天里，学校的政工人员每天向我们上政治课，给我们这帮“Freshman”（【注】Freshman是英语，是高年级学生对大一新生的称呼）敲警钟。其中，有系党总支正、副书记，说一口“武汉普通话”，把花花世界说成“花花世盖”，并警告我们这样做也会犯错误，那样做也要给处分，我们回来后就送了他们两个每人一个外号：一个叫“犯错误”，另一个叫“给处分”。
　　在此期间，系里就由学生会出面，组织我们新生联欢，要我出个节目。我想了想，就自己编了一个小品《登记结婚》。那个小品以文革初期两个红卫兵登记结婚为背景，所有对话全部引用毛泽东语录。那个小品的情节是这样的：
　　（背景：婚姻登记处，一个造反派正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背后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
　　造反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我们婚姻登记所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万恶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得了婚姻登记的大权，使得婚姻登记所重新回到了革命人民的怀抱。现在，我们要根据林副统帅的指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使得婚姻登记所变成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反修防变。什么？说重了？婚姻登记所不重要？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生产力的最积极、最革命的要素，只要有了人，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地。婚姻登记所就是管人的再生产地，怎么能说不重要？
　　（此时，两个身穿黄军装的红卫兵手挽手坚定地走上前台，男的手中还拿着一张卷起来的纸，二人来到桌前，对造反派怒目而视。造反派见状，忙放下毛主席语录）
　　造反派：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你们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红卫兵（合）：要斗私批修！我们来登记结婚。
　　造反派：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你们都是什么成分？
　　红卫兵（男）：亲不亲，阶级分，三代工人。
　　红卫兵（女）：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五代贫农。
　　造反派：（抽出一张表格）为人民服务，多大年纪？
　　红卫兵（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明年十八岁。
　　红卫兵（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年十七岁。
　　造反派：（把表格往桌上一放）胡闹！一个十七，一个十五，就想登记结婚？
　　红卫兵（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胜利！
　　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事情我不管。
　　红卫兵（男）：（手模仿京剧动作）现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红卫兵（女）：（同上）各地造反派纷纷夺权，
　　红卫兵（合）：为什么这里还是封资修在掌权？！（二人做怒目而视状，手一齐指向造反派）
　　造反派：（帽子一摔，站起来，叉着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们小小年纪，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夺权，玩什么小资产阶级儿女情长，必须坚决地批倒，批臭。
　　红卫兵（男）：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
　　红卫兵（女）：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红卫兵（合）：我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却碰到你这个反动派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造反派：反对自由主义！
　　红卫兵（合）：蚍蜉撼大树，可笑自不量。
　　红卫兵（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红卫兵（女）：谁要是阻止我们成为革命的夫妻，战斗的堡垒，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二人做坚决斗争状）
　　造反派：（软了下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年纪也太小了一点，再等两年。
　　红卫兵（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造反派：（坐下，拿起表格）好，好，那你们的籍贯？
　　红卫兵（男）：（模仿京剧动作）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红卫兵（女）：（同上）我们来自四面八方。
　　红卫兵（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革命队伍里。
　　造反派：（点头称是，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红卫兵面前，握住男红卫兵的手，深情地）英勇的红卫兵小将！
　　红卫兵（合）：崇高的造反派战友！
　　（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围成一圈转圈子）
　　三人合：革命同志们你们好，革命同志们你们好，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然后，三人放回《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唱《林副统帅语录歌》）
　　三人合：革命地站出来，革命地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蛋字音落，男红卫兵把手中的红纸打开，上写一个“忠”字，定格二十秒，三人各回原位）
　　造反派：（填好登记证书，走上前来交给男红卫兵，语重心长地）你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扬解放军惯于夜战和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
　　红卫兵（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造反派：（把另一份证书交给女红卫兵）你一定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把反帝防修当作重要任务。
　　红卫兵（女）：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三人合：（唱歌曲《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斗私批修，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三人谢幕，全剧终）
　　这个小品写好以后，我找到班上一位河南同学演造反派，一位北京来的女同学当女红卫兵，自己则充当男红卫兵。排演了几次以后，就在系里的新生文艺晚会上演出了。演出非常成功，当时全场爆笑连连，掌声雷动。后来，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学生小品大赛”，当时，系学生会的主席和分团委的书记都觉得我这个小品安排得很妙，肯定能够获得冠军，于是推荐我上。可是，在彩排时系领导来审查把关，党总支书记“犯错误”看完以后，皱了皱眉头，问我道：“你演这个小品，有什么中心思想呢？你想表达什么呢？对大学生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本来我写这小品就是为了逗乐子，一没想到什么“中心思想”，二没想到什么“教育意义”，“犯错误”的三个为什么问得我无言以对。所以，小品《登记结婚》就被枪毙了。
　　　　　　　　　　　　　　　　　　　四、苏维埃人
　　一九九一年的秋冬，伴着梧桐树叶的枯萎凋零，我感觉异常苦闷，焦虑万分地关注着苏联的动向。“八·一九”后，苏联分崩离析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各个共和国都相继宣布独立。我天天都在盼望着奇迹出现，可是我每每失望。在焦虑的驱使下，我终于提起笔来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请求他为保卫苏联做最后一战。那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您好！请原谅我在您百忙之中冒昧给地您写信。我是一名中国青年，从我的父辈开始，我们这个家庭就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邻国、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即使是在中苏两国发生冲突的不幸年代里，当我国充斥对贵国的污蔑之辞的时候，我的父辈也没有动摇过对苏联的这种深厚的信念，我从小得到的对贵国的认识就是：那里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故乡，是世界第一个工农国家。可以说在父辈的影响下，中苏友谊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扎根。长期以来，我一直都把贵国当成自己的第二祖国，当成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因此我非常希望看到贵国能够永远强大，人民能够永远幸福。
　　“一九八五年，您成为这个世界大国、世界大党的领导人，随即开始了以您名字命名的改革。作为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对您的改革寄予厚望。当西方国家发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将会是不可战胜的’惊呼时，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期待着苏联这个巨人，能够在您的领导下兴利除弊，战胜困难，完成使社会主义民主化、公开化的丰功伟业。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非常赞赏您为改善苏中关系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非常欣赏您民主的作风和平民化的风格。我一直是您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我是您的《改革与新思维》的忠实读者，我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您说的那些话，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正如鸟儿没有空气一样’——难道这不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诠释吗？我一度相信，您是继列宁之后苏联最伟大的一位领导人，您将带领苏联人民取得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然而，自从一九九○年以来，您的国家却传来了一个比一个糟糕的消息。先是经济下滑，接着是宣布大面值卢布作废。我通过电视，看到那些辛苦一生的老大娘抹眼泪的情景，我对此感到迷惘。然后就是第比利斯、维尔纽斯事件、纳卡冲突等等。我不知道，面对这样越来越严重的局面，您是怎么想的，不知道您为什么总是那么举棋不定、忽左忽右。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却越来越偏离它的航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黎巴嫩（【注】黎巴嫩是中东小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陷入长期内战状态）。
　　“今年三月十七日，全苏举行了主题为‘您是否同意保留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主权共和国的革新了的联盟继续存在？’的全民公决，结果，参加投票的一点五亿公民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公民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这说明，即使按照最民主的方式，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公民愿意苏联的统一和联盟的不可分割。那么，按照民主的原则，任何人都无权使得人民生活在他们所不愿意的分裂的国家中。
　　“叶利钦一伙无疑是苏联人民的叛徒。他们为了自己能够当上货真价实的‘总统’，不惜一切地疯狂摧毁苏联。如今，在叶利钦一伙猖狂进攻下，各共和国都在宣布独立，联盟已危在旦夕。我知道，作为一名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的政治家，您并不愿意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都将要不存在了，大船将覆，您作为苏联这艘航船的船长，有权力也有义务为挽救航船做出任何行动。因此，我肯求您：采取断然措施，解决掉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拯救这个多民族人民的共同祖国吧！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位仁慈的人，宽宏大量的人，甚至对自己的政敌也真诚相待。但是，您看，鲍利斯·叶利钦正在横蛮地剥夺您这位合法总统的权力，正在剥夺合法产生的联盟中央机关的权力，甚至停止向联盟中央缴纳税收，试图使联盟中央陷于瘫痪。这是一场反动的政变，受害的不仅仅是您的地位，还有整个国家。我无法想象，一个拥有二万七千枚核武器的黎巴嫩会是怎样的一幅灾难的图景。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的仁慈已经被看作软弱可欺，联盟正在一天天地走向毁灭。如果您坐视联盟毁灭而不采取挽救措施的话，那么鲍利斯·叶利钦这种人将会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连希特勒匪徒都无法做到的毁灭性后果。现在的形势，正如五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注】指一九四一年冬天，希特勒法西斯发动苏德战争后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城下），身后就是莫斯科，您已无路可退！我恳求您，振作起来，向人民，向英勇的苏联红军发出号召，像五十年前保卫自己的国家那样，保卫苏联吧！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相信，假如您能够读到这封信，您一定能够警醒。您的改革事业是正确的，伟大的和必须的，但是现在已经是您的国家的生死关头，不保留住国家，您就不可能推进您的改革，也无从实现您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看看鲍利斯·叶利钦那一伙人吧，看看索布恰克（【注】“民主”派，当时任列宁格勒市长，上台将列宁格勒更名为圣彼德堡）和波波夫（【注】“民主”派，当时任莫斯科市长，上台后在莫斯科大批更改地名）吧，他们掌握权力以后最急于做的，不是拯救因他们的胡作非为而陷入饥寒交迫中的人民，而是忙着更改城市、街道名称，忙着鼓噪将列宁的遗体迁走。这些人算什么民主派呀，简直是对民主的嘲弄！如果您不战胜他们，就是他们战胜您，从而断送苏联，断送改革，也断送您的政治前途！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再一次恳求您，立即向红军发出动员令，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中一定会支持您的！不要害怕沙波什尼科夫（【注】苏联空军元帅，当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叶利钦，后任独联体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格拉乔夫（【注】空降兵上将，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叶利钦，后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恐吓，我相信广大红军官兵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祖国走向灭亡，沦为二流或者三流国家！在三个月以前，您已经犯了一次错误，您不该在叶利钦的压迫下解散伟大的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那次代表大会，叶利钦对您是如此的不敬，不要说是苏联的总统，就是一般的公民受到这样的侮辱也应该以牙还牙。如今，叶利钦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您不应当再忍气吞声，您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再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相信我，一个愿意把苏联当作自己精神祖国的人的真诚。我由衷地希望看到您带领您的国家、人民和军队，走出危机，沿着苏共二十七大、二十八大所制订的路线，在改革的道路上凯歌高进。我也相信，您一定会力挽狂澜于将倾，像捍卫自己的生命那样捍卫苏联；我也相信，在您的号召下，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也会像当年保卫莫斯科，保卫斯大林格勒那样，英勇地对国内外敌人打一场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最后，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一位热爱苏联的苏维埃人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这封信我是用复写纸写的，其中一份被当作应用文写作的作业交的，老师给我的评价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对戈氏个人寄予的希望过大，主观幻想意味太浓。”另一份则被我装进信封，写上“寄：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收）”塞进了学校的邮筒里。然而，这信如石沉大海，估计是哪位邮政局的小官员看了以后，觉得寄信的人是个疯子，给扔掉了吧。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寒冷的夜晚，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缀着金星、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如冬天里的最后一片枯叶一样，黯然坠落。我至今记得那个圣诞节的夜晚，我的同学都一起出去狂欢，只有我一个人躲在寝室里听收音机，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我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愤，拿起排笔和广告色，跑到宿舍楼顶，在楼顶小屋的墙上，写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这几个大字，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镰刀和锤子图案。一九九九年我曾经回学校到楼顶看了看，那时字迹依稀还在。
　　现在回想起来，苏联解体这个历史事件，大大强化了我本来就有的苏联情结。人们常说，很多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发觉它的珍贵，对我而言就是如此。苏联的历史在一九九一年嘎然截止，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痛苦。从此，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俄苏文学、苏联历史、苏联社会、苏联政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
　　在大学四年中，我几乎从没有借过专业课的参考书，却读遍了Z大学图书馆八十五万册藏书中所有有关苏联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很多书籍是八十年代中苏关系解冻时出版的。那时知识分子多崇拜美国，这些书图书馆买回来一放就是七、八年，书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根据书后面所附的借阅记录来看，我是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后一个读者。记忆特别深的是读《未列入名册》时，宿舍已经熄了灯，我点着蜡烛，一边读，一边流泪。我渐渐熟悉了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贝科夫、阿赫玛托娃、爱伦堡、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艾特玛托夫、涅克拉索夫、特里丰诺夫、瓦西里耶夫，从他们闪光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从他们的书里，我读到了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理想和现实，越是读，越是热爱她。这种热爱，不是源于相信片面欺骗宣传的热爱，而是源于对这个伟大国家的理解。而且，此后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只要看到有关苏联、俄罗斯的书籍，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我一定都会毫不犹豫地购买、阅读，并且思考。
　　我在大学四年中，自己的床铺边上、自习桌旁从来没有挂过歌星、球星照片，清一色苏联的标志物：床边的墙上贴着我自己绘制的苏联国旗和《苏联》杂志封面人物，自习桌边的墙上则悬挂着苏联地图。我也从来不听任何流行歌曲，只要打开录音机，放的一定就是俄罗斯音乐。后来《校园民谣》和《白桦林》流行时，我倒是很喜欢，但原因仍然是我从里面听出了类似俄罗斯音乐那种忧伤的味道。
　　Z大学对面是湖北省图书馆。图书馆里的人搞多种经营，办起了投影录象厅。省图书馆办的录象厅不同于一般的街头录象厅那样，靠黄色下流片子招徕观众，而是经常放一些世界名片。上大学时，我常和同学们结伴去看投影。当时我看了一部史太龙演的《第三滴血》，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电影里把苏军描写成了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而把美国人演成阿富汗人的救世主。观看这部电影时，我对这样脸谱化的描述很是反感，没看完就怒气冲冲地退场了。
　　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还订有《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两本朝鲜出的中文杂志，我是每期必看的。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正是金日成八十寿辰和朝鲜战争结束四十周年（【注】朝鲜官方称朝鲜战争为“祖国解放战争”），通过这些画报我了解到，朝鲜这个弹丸小国正在到处大兴土木，修纪念碑、纪念塔、铜雕……建筑精美，气势宏大。然而当时我就觉得，一个蕞尔小国这样大兴土木，把有限的物质用于修筑这些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的纪念物，实在并非明智之举。而透过这些画报上那些面色红润却精瘦发傻的群众，我隐隐感觉到朝鲜的老百姓日子肯定过得不怎么样，群众脸上的红晕多半是化装所致。最令我反感的是，纪念朝鲜战争的专号上，居然还在掩耳盗铃地撒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李承晚傀儡集团悍然发动了战争……”
　　我在上大学时期思想上接近斯大林主义，因此最初看《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时，总怀着一种亲切的情感。当时恰逢中韩建交，我还对此事挺不满意。但是渐渐地，我对朝鲜这个政权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其原因就是在读朝鲜的杂志时处处看到伪造的痕迹，处处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我对朝鲜政权的厌恶，并非美国人“洗脑”的功劳，而恰恰是朝鲜出的这两本杂志。在我看来，贫穷和落后都不会动摇我的信念，但我不能容忍谎言、愚弄和疯狂。到了一九九四年，咎由自取的朝鲜小朝廷经济陷于崩溃，这两本杂志也就都消失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几年，大学生群体存在着很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当时，我们寝室八个人里，有六个不同程度地私下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政府官员出身的同学持“左派”立场。不过，我们两人都有一个共性：只把苏联当作纯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讥笑为“土社会主义”。我们两个持左派立场的同学和其余持右派立场的同学们之间，经常通宵达旦地辩论，互相说服不了对方。因此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同学说：“共产党给了你们家什么好处，你这样维护它？”我回答说，我的家族没有从共产党身上得到一丝好处，恰恰因为如此，我才能更加公正地看待共产党。于是他干脆给我一个绰号：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
　　我觉得“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个绰号很不错，索性把“布尔什维科夫”当自己俄文姓，代表了我的信仰。起初我想了一个名字：格列高里·亚历山德洛维奇·布尔什维科夫来作为笔名，原因是这个名字的名和父名的缩写正好是我本名的缩写。但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太烦琐，竟然有十七个字。后来，就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父名：伊万诺维奇。有一天，我在读一本书时偶然发现了斯大林的长子叫“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读了这本关于雅科夫命运的书，我不禁联想到：雅科夫的一生既壮烈，又悲惨；生于斯大林，却又不断违背斯大林主义的清规戒律。雅科夫的一生也充满了矛盾，有时特别英勇，有时又有些软弱；有时大义凛然，有时儿女情长；平时充满了反叛，关键时刻又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想来想去，越来越喜欢“雅科夫”这个名字。终于，一个苏维埃人的名字诞生了：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